編按
革命后如何消除舊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或者用反共分子喜歡的方式來說，如何“改造人性”，本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范例。
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檢討會上說：
“在斗爭地主時，大伙兒都說地主壞；可是自己總覺得地主有什么壞？有一點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來說，就不一定做過壞事？”
剝削本身即為罪過，這個淺顯的道理，對于視剝削為理所當然的人來說，卻要經過困難的思想斗爭才能理解。
至于準工農化的干部，內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頓米飯或是烙餅；而且常常在派飯后，來一次匯報：“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壞”的高人一等的念頭。
和上一個類似，相比別人吃了什么，農村土改的斗爭生活還有千百件更重要的事情值得關心，本不該工作組內閑扯的情況，這動機就只好解釋為找安慰或找優越感了。
群眾斗爭在改造思想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
一個知識分子工農化的老干部說：“我第一次參加土改時也是如此。”
知識分子從縮手縮腳，到放心地跟著群眾一起或哭或笑：這就是革命思想與革命群眾的結合過程。
（錄入者 江風 按）
袁方是解放前的主流社會學家陳達的學生。袁方在解放初積極參與過社會改造運動，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80年代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本文最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敏銳觀察了幾種類型的土改干部，他用自己的一套術語，把這些人分為工農干部，準工農干部，知識分子工農化的干部。從現在來看，本質上是：工農出身而融入階級斗爭的一類人；在革命的風口上參與進來了，但思想上對社會革命抱有一定距離的人；受過較多教育而融入階級斗爭的人。有意識的促進這三類人的互相促進、及時分化，在21世紀也是一個現實話題。
在文章中，袁方很是生動地勾畫了一位“知識分子工農化干部”的瞬間：
好比我們的組長，每天晚餐后，習慣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臥室里，高聲的“罵一聲，蔣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蔣匪不回家門，”或者唱著：“地主吃的雞魚肉，窮人吃的菜窩窩頭，”唱畢把二胡一掛，倒在坑上，蒙頭就睡。
一
我們的土改工作組，有十二位同志：五位老干部，七位新干部。
老干部中，三位是工農出身的，內中有一位是女同志，一位是工作組的組長，他們都是從實際的革命斗爭里長大的，參加過多次的土改工作，實際的斗爭經驗，非常豐富。兩位是知識份子工農化的，他們早背叛了原來的地主階級，投降到無產階級的隊伍，在老區參加過革命工作。
七位新干部，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和教員，其中有兩位女同學，三位男同學，都是第一次參加土改的。在老干部領導下，一方面學習經驗；一方面也是自我改造。他們一向過的書本中的生活，和現實的社會，隔膜得很。有人說著笑話：土改的土字，要是下邊一橫寫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為士改了。土改是可以改造知識份子的。這是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最好的場合。因之，七位知識份子，只能說是準工農化的干部。
老干部照顧新干部，是非常熱誠的，表現出高度的階級友愛。在共同的革命戰線上，為人民服務。工作、吃飯、扯談、睡眠、以及開生活檢討會，總之，一切活動，都是不分彼此的互相幫助，共同參預的。大家在工作里結合得非常融洽，我們十二個人，好像一個人，彼此見了面熱誠的從心垓上流露出同志的稱呼，工作組里，只要一聽到同志兩個字，真是再親切不過了。
二
工農的、知識份子工農化的、準工農化的干部，是我們工作組的三種成分，這三種成分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典型。
三位工農干部的生活方式，明顯的自成一個格局，紅潤的臉色，內心和外表的一致，爽直的語言，喜悅的笑聲，“說實話辦實事”的作風，坦白、真誠而又戰斗的性格。個人間，容有不同，全面看完全是和諧的。思想、行為、態度、言語和表情、人生觀，無論出現在哪一種場合，都表現出共同的特征；這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們常說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作風。
在斗爭地富階級的群眾大會上，工農干部看地富階級，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們說：“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喝窮人的血汗為生的。所有的地主都是壞蛋！”因之，他們自始至終，扳起嚴肅的憎恨的臉孔，戰斗的姿態，子彈式的腔調，鎮壓眼前的剝削階級。
準工農化的干部，看到老干部的戰斗的姿態，群眾的憤怒的情緒，喪家之犬的地富們的頹喪，就流露出憐憫的感情。一個知識分子工農化的老干部說：“我第一次參加土改時也是如此。”準工農化的干部，每一個人都多少有這一種感情；而且他們還很快的聯想到自己的階級出身，想到家里人也有這么一天，不由得不心痛起來，懷疑起來。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檢討會上說：“在斗爭地主時，大伙兒都說地主壞；可是自己總覺得地主有什么壞？有一點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來說，就不一定做過壞事？”
新干部，在外表上雖是穿上干部服裝；可是他們的頭腦里，還深深的埋伏著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干部服裝掩飾不了他們原來的階級特征。
在階級敵人的前面，老干部的立場是堅定的，斗爭是徹底的；準工農化的干部是動搖的，斗爭是溫和的。
開會和處理實際問題，同樣可以看出新舊干部存在著不同的特征。以群眾關系來說，老干部和群眾好像魚和水一樣；新干部和群眾，好像油和水顯得不大調和。
在群眾的會議中，老干部一點也不覺得疲勞，集精會神的注意傾聽各種意見，然后歸納綜合成為共同的意見。群眾有什么要求，他們有同樣的要求。他們按照群眾的要求辦事。老干部說：這就是群眾觀點。不但依靠群眾，而且信任群眾，老干部笑，群眾跟著笑；群眾的痛苦也就是老干部的痛苦，他們和群眾痛癢相關，休戚與共。
老干部特別是工農干部，說著農民自己的語言，通過具體情況發現問題，按照具體情況處理問題，很少教條和理論，實事求是，經驗是行動的指南。
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在發現問題，掌握會場的時候，和工農干部的觀點與方法相同，同樣的在群眾場面有忍耐傾聽意見和綜合各種的修養。只是在報告時多少帶一些書本上的名詞，比較的嚴肅比較的有時間觀念，不像工農干部隨便扯談，穿插群眾熟悉的笑話，引起全場哄堂大笑。他們在會議的進行中，有時，看一看表，怕會議拖得太長，工農干部，就很少有這個習慣。
準工農化的干部，在每次的會議里，總感覺得疲勞轟炸，常常看表，顯出焦急的神色，看問題和處理問題，不是按照書本上的理論，就是按照個人的興趣，對于群眾提出的意見，總帶著懷疑的態度，超階級的觀點，非常的濃厚，好比老干部看農會的會員，首先要搞清楚對象是個什么成分，抽象的農民是不存在的；準工農化的干部，看農會會員，同樣的都是農民，正是因為老干部首先要辨別農民的成分，是雇農、貧農、中農？敵我友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因之他們掌握會場時，不是抽象的開會；而是在會議中發現各種不同成分的意見，了解不同的情況，會議里就存在著客觀的規律，不忍耐，當然不能掌握。準工農化的干部，抽象的看問題，抽象的看農民，加上主觀和懷疑的態度，因之客觀的情況，常常和自己的興趣對立起來。在漫長的會議里，他們是孤立的，浮在群眾上面的，沒有和群眾息息相關，會議當然成了他們的負擔。
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似乎又成為一種典型，在斗地富階級時，與工農干部一樣的堅定和徹底，只是生活習慣上多少有些兩樣，介乎工農的和準工農化的干部中間，好比我們的組長，每天晚餐后，習慣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臥室里，高聲的“罵一聲，蔣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蔣匪不回家門，”或者唱著：“地主吃的雞魚肉，窮人吃的菜窩窩頭，”唱畢把二胡一掛，倒在坑上，蒙頭就睡。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的臉色，就沒有工農的開朗，顯得嚴肅。工作余暇，往往倒在坑上沉思。準工農化的干部，總是小圈子主義，幾個人在一塊兒，搬弄一些名詞術語，開開玩笑或是想入非非；有的拉長臉孔，顯然是在鬧情緒了。
工農干部和老鄉們的感情是結合在一起的，老鄉們來到工作組，老干部總是愉快的熱誠的招待他們，家里人一樣的，沒有絲毫客套；可是新干部和老鄉們總有距離，有時覺得他們來了，內心上有些不習慣，情緒上有些不調和。
工農干部看到窩窩頭，有喜悅的顏色，盡管一碗油少鹽多的白菜，還是大嚼得津津有味，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同樣過得慣這種生活，只是用膳的習慣稍有不同，正如工農干部說的“是那么慢吞吞的”，“沒有咱們嚼得痛快，”至于準工農化的干部，看到窩窩頭，愁眉苦臉，半個要吃上半天。
我們工作組，請了一個炊事長同志，替我們做飯，我們吃了一個多月的窩窩頭和白菜。工農干部沒有一點怨言，一提到說就想到人民的血汗，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有時還面有難色，準工農化的干部，那就認為是在吃苦了，后來我們停伙了，在農民家里“派飯”，貧苦農民吃什么，工農干部就吃什么，壓根兒沒有比一般老鄉們吃得要高人一等的意思，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有時還開一開玩笑的說：“你要我上你家吃飯，是不是今天做一頓包餃呢！”雖然他們不一定要吃一頓包餃，不過他們的意思里，多少還希望有一頓好的。至于準工農化的干部，內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頓米飯或是烙餅；而且常常在派飯后，來一次匯報：“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壞”的高人一等的念頭。
三
從生活細節中，觀察和比較我們工作組的同志，存在上述不同的三種生活方式。工農干部和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種類上的不同；老干部和準工農化的干部，有很多地方是種類上的不同了。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在在都是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具體表現，新干部還深帶著原有的階級特性，例如對地主的憐憫，以及抽象的看問題，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著種類上的分別。
盡管工農干部，表面看起來有些如他們自己所說的“土包子”氣，知識份子可別看不起他們的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是可以提高的。他們在掌握具體情況，盡管他們沒有進過大學，沒有念過大本頭的書，可是能夠解決實際的問題。他們和群眾的關系，好像水與魚，這是知識份子很難做到的。知識份子口頭上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說得也許比工農干部漂亮得多；可是一遇到具體情況，就手足無措了。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有的知識份子在行動上簡直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南轅北轍；可是老干部，特別是工農干部，他們的一舉一動，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最好的說明。
知識份子的文化，如果不能結合具體情況解決實際問題，在人民的血汗上那是一種裝飾，一種剝削的象征。工農看知識份子是“文明人”，“文明人”就是不切合實際。我們從工農干部的身上，看到了新型知識份子的遠景。從準工農化的干部，知識份子工農化的干部，到工農干部，看出了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改造的道路，知識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只有堅決的背叛原有的階級，堅決的投降到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徹底的改造。
四
我們的工作組是一個大的熔鐵爐，一切非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作風，在這里逐漸的開始熔化、淘汰，一個多月的土改工作，新干部清楚的認識了自己改造的道路，而且有形和無形的在蛻變。準工農化的干部中有一位女同志剪掉了辮子，她說剪辮子就是表示否定過去女性的虛榮。其他的同志都多少發現了自己原有的階級特征，和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發現錯誤，就是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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