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權》篇的深入
《揚權》篇開頭一句是：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清代王先慎注解說，“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可見，天之大命，四時也;人之大命，國家也。
人類像《伊索寓言》故事里《需要國王的青蛙》們一樣，從一盤散沙，到有了國王。國家有大臣，國王與大臣之間產生著復雜微妙的關系，無窮無盡地演出著其中的故事。
《揚權》篇的文氣與肌理，是從《有度》、《二柄》一路而來，繼續探討。
承上說了一句“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之后，來了最精彩的一句：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
這是對闡述多次的化道為權之說的一次升華，呈現出一個去除了哲學原味而務實的并且詩韻化的句子，以簡潔而具體表達“帝王之術”。
認為，依此四言執政，就會出現很好的情況：
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
天下歸于恬淡無為，上無為，下亦無為。也有點《禮記》所述從古代流傳來的“大同”之說的意味，回歸《擊壤歌》的勝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該算是實現了道家的社會理想，無有上下左右的人際矛盾，大家一心忙生產過日子，有如桃花源中人。與儒家的社會理想相比，意味不大一樣。一個是返樸歸真，達到老子式的寂寞、莊子式的自由，一個是終于實現“克己復禮”，進入整齊的“禮治”世界。
韓非子仍是講“用一之道”，講“執一以靜”，講“使名自名，令事自定”，講“圣人之道，去智去巧”，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實際上也就是“因法數”，這“法數”就是“一”，就是“道”，雖是“法治之道”，是具體的執政，卻有似老子式的混沌惚恍無為自化。要說韓非子這理論是推銷“專制”，確實也是，它包括著如何駕馭群臣、如何讓國家“爭于氣力”。同樣，儒家的“禮治”也是推銷一種“專制”，說明著如何讓國家人民處在“克己復禮”的思想境界中。如果“外儒內法”，讓儒法皆為我所用，那么這“專制”可就更厲害了。
韓非子說：
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黨與之具”即“黨羽之聚”，如果任憑“黨與之具”，就等于將可以殺人的斧頭給仇人，讓他來加害于你，所以，必須持相反態度，一定要破除這種“黨與之具”。這不免讓人想到能“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敢于放手發動群眾”而不怕群眾的“聚”，或者說，認為能依靠群眾之“聚”，去破韓非子說的那種“黨羽之聚”，而不依靠最高的獨裁的權力，不能不算是另辟一境的全然不同的思維。
韓非子說到了“黨羽”的問題，這就說到了君臣之間宮廷內外最微妙而緊張的關系上，所以說到了：
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春秋戰國以來諸國內部的情況就是這樣緊張。韓非還說到了：
腓大于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后。
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激)。
這些，都反映著韓非子看到的君臣關系的空前緊張，正所謂：
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
英明的君主不得不有正確的應對：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揚權》篇這些陰森森的文字向我們進一步展示著春秋戰國以來政治的某種殘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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