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17，蘇東坡與韓非子

　　蘇東坡與韓非子

　　從《韓非子集》中的《亡徵》篇，可見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所較為突出的是，他十分正直，十分愛國，他對于如何救國、如何強國，如何在每天激烈交戰的戰國形勢下圖生存、謀發展，形成了并且向他的君主呈上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這一整套看法，不是靈機一動，不是東鱗西爪，而是有他的哲學基礎，有他的嚴密邏輯，有他的事實依據，有他的分析綜合，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紙上談兵，不是聳人聽聞，不是別有所圖的誤導，是光明正大，是慷慨陳詞，是坦誠相見，是一片赤子之心。我們簡直不能明白，何以人們一提到韓非子，就好像面對著一個偏執的、蠻橫的、特別兇惡的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一種思想家，不如說他是一種不可理喻的狂人，是古代法西斯，他永遠危害世界，他是世界人類大敵之淵源，對他應當世世討伐、永遠摒棄、時刻警惕?

　　蘇東坡王船山“批韓”言詞之激烈，他們對韓非子的惡感，那樣不能實事求是，實在是令人驚訝。看來，從古到今有一個綿綿不絕的堅強的意識，并且附有一個決不退讓的憤恨的情感，其選定而必欲討伐之的對立面，就是“申、商、韓”這一派的思想學說。從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勸說商鞅的趙良，到與王安石對立的司馬光，到蘇東坡的《韓非論》，王船山的《非韓篇》，到說商鞅是“早期法西斯學說”，并把王安石歸為商鞅一路譏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林語堂，自古以來確實有這樣一路很堅強的意識。

　　蘇東坡是最得崇仰的宋代大文豪，而王船山是人們久敬其名的明清之際大學者，他們何以對韓非子抱著那樣切齒而不齒的態度呢?我們似不能不聯想他們個人的經歷，心想他們在他們的時代國家社會一定深受了所謂“法度”之苦。

　　殊不知韓非子之后的兩千多年歷朝歷代的某種酷吏酷法的層出不窮，并不就等于韓非子和他的學說，也并不就等于一定“法度”對一定時代國家社會就不必要。只要是一個國家，總離不開“法度”二字，只不過會有著邪與正、當與不當的區別，是好是歹都會涉及到無數的官員與百姓，禍福也就在其中。

　　在歷來儒家經典中，歌頌了一萬次的最仁義最完美的上古時代，不是也有“五刑、贖刑”之類嗎?不是也有“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流兇族”之類嗎?煌煌《史記》開篇之《五帝本紀》，就向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幅絕不純仁粹義的圖畫，是很折騰、很厲害的。

　　儒家大經典《禮記》，是記載“禮”的事例與制度的，其《檀弓》篇有兩個故事就與“法”有點關系。

　　一個故事是：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另一個故事是：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前一個故事很有名，是反映“苛政”的，與法有關，是把有關法度弄成了酷法，成了“苛政”，于是“苛政猛于虎”成了經典名言。

　　后一故事，說的是天子對于“虞人”所行何種法度。后來儒者對這一條“禮記”的理解感到困惑，說：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槨周焉。亦奚以多木為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獨于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刎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后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看來，虞人這條原句頗有費解之處，后世儒家也感困惑，這且不論。總之，由以上兩條記載(苛政，虞人)，可以想見儒者無限敬仰的上古“國有常刑”的嚴酷。

　　《禮記》的《王制》篇說：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論。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禮記》雖是孔門弟子編輯而成，材料卻據從前流傳下來的“古禮經”，所含是“前圣繼天立極之道”。可見，古來律條“法度”森嚴，不但不是韓非子所發明，而且是由來已久，至少是三代以來國家社會奉行的古典。而在切齒般的痛罵中，好像那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韓非子是最可恨的，在他之前的商鞅之類，當然也不是什么善類，而韓非子引老子“無為”哲學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老莊也就成了痛恨攢射的箭靶。這樣的一片罵聲，至少總是一筆很大的糊涂賬。

　　趙良勸說商鞅從變法圖強之路上退下來時，說過這樣勸告的話：“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這些話分明有著老子的氣息。認為蘇東坡這人是“以儒學為準繩，而骨子里則是一個純然的道家”，林語堂也對道家帶著這樣欣賞的意味。可是蘇東坡在“批韓”時，卻把老莊說成是造成韓非子的禍根。可見，這些事情真有點鬧不清它了。

　　但總之，韓非子是公認的“法家學說集大成者”，因此把身受朝廷“法度、刑法”之害的不幸與痛苦，都拿去怪韓非子，一面高高舉起儒的“仁義”的旗幟，這當然是很妥貼很正義很光彩很安全的，可是對古人韓非子，未免也就有欠公允。

　　蘇東坡為何會對韓非子切齒痛罵，人們多少是能了解到一些的，就是他深深卷入在朝廷的派別對立與傾軋之中，他有他的政治見解和主張，并且他是一個真誠直率的人，決不隱瞞自己的政見，他動不動就把自己的看法寫給朝廷。他在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對立中，站在司馬光一邊，也就遭受了主張王安石變法的朝廷的罷黜排斥。后來當王安石一派下臺，他也曾運用到手的政治權力，力糾王安石變法。他認為他是為朝廷、為天下蒼生。他是一個正派的人，天下蒼生的確很苦，王安石變法的好心好意也不見得全部收獲好的結果，他決不贊同王安石變法，政見完全不同。但他又與自己追隨的司馬光發生歧見，他認為有些變法可以適當保留，這又使他遭到排斥，真乃是左右不討好。隨著宮廷勢力的變化，王安石一派又曾得勢，但王安石并未回到朝廷。如果說王安石是個君子，那么安石之后來者據說是小人居多，只知實施打擊報復，這也有點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機械作用，以至于蘇東坡竟然被捉進監獄近五個月，小人們上奏章要求殺他的頭，總算神宗皇帝對蘇東坡有點好感，結果是被遠貶黃州。蘇東坡后來在繼續的打擊下被遠放海南島，這就相當于上古時代的“流兇族”。所幸蘇東坡天性樂觀，隨遇而安，在海南島仍然過得不錯。當他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或許又要回到朝廷執掌大權時，他不幸病逝。蘇東坡處在北宋末年，他去世后二十五年北宋滅亡，北宋末年的政治社會情況，后來被民間講說，到元末又被從皇上到漁夫總體性地寫在《水滸傳》中。假如蘇東坡讀到《水滸傳》，也只能一聲長嘆，覺得不知道北宋的覆亡應該怪誰。而林語堂認為，總之要怪王安石變法。

　　大約，范仲淹、王安石好比醫生，面對的大宋朝好比一個病人，他們要把這病人治好，范仲淹試了一陣(慶歷新政)，下去了，幾年后，王安石又來，他用的藥更厲害，一下子投了十帖大藥(均輸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似乎也用得太多太猛了些，但他說不這樣治不好。結果呢，病人吃不消，服藥之后渾身抽搐，體內相反的力量跟這十帖大藥相對抗，內部病毒總動員，外部寒熱大侵襲，于是這個病人死了。現在，林語堂為代表的看法是怪罪王安石。確實，如果不是后來這個兇猛的醫生，病人可能會拖著多活一些時候亦未可知。但也許呢，如果沒有這個醫生來，病人早就死了，或者是不治而亡，只是死得不一樣，顯得是“自然死亡”，人們心安理得，歸于“天數”，一切也就“亦已焉哉”，只等著到下一個朝代去繼續為紳士、做官僚。

　　如果《水滸傳》竟寫到王安石這樣的人，那倒要看看作者是個什么說法。不過，在《水滸傳》開篇中是提到了范仲淹的，只是沒有提及他的“慶歷新政”。《水滸傳》中寫到的大小官員，都符合北宋的職官情況，可見作者對北宋研究很細，然則不會不知道圍繞“變法”發生的朝廷斗爭，只是本書的敘事未取這些內容。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歷史學家翦伯贊是這樣認識北宋朝廷的“變法”的：

　　“宋仁宗慶歷年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北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內，感覺到，若不采取措施，緩和這些矛盾，北宋的統治便岌岌可危。”

　　于是任用范仲淹等人實行“慶歷新政”。

　　“但是，這些法令觸犯了當時貴族官僚的利益，在陸續施行的過程中，隨時都遭遇到他們的阻撓。反對者的謗議愈來愈甚，最后，甚至說范仲淹與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也就在此后明令廢罷了。”

　　后來王安石又提出變法，“并且說，不這樣做，漢末張角和唐末黃巢‘橫行天下’，‘變置社稷’的事說不定又要發生了。”

　　看來，王安石這個“并且說”，說得有點對，一部《水滸傳》作為典型描寫就是證明。

　　但是，蘇東坡似乎把身所受害，只是歸結為朝廷里的酷吏酷法，并且似乎認為如果從來沒有什么韓非子，天下只是“獨尊儒術”以“行仁義”，根本不知“刑、法”為何物，哪里會有他這樣不幸的遭際呢?蘇東坡的“批韓”雄文，雖然沒有具體聯系自己本人，但他一生的不幸遭際，讓我們對他此文不能不這樣聯系起來加以理解。可以說，我們可以萬分理解他，但是他錯評了韓非子。我們還可以相信，如果蘇東坡(還有王船山)有了取予生殺之權，對待不同政見者，是會仁慈一些的，決不會做下極端的事情，因為他們主張“行仁義”或“仁義”與“法度”的結合。

　　韓非子是偏執狂，還是正常的“士”?如果蘇東坡靜下心來閱讀韓非子的《亡徵》篇，他會改變自己對韓非子的惡感，并且或許還會引以為天下第一知己。

　　所謂“亡徵”，就是一個國家“亡國”的徵象、徵兆。

　　韓非子列出了四十七種“可亡也”的“亡徵”。《史記》說，韓非子與李斯同為荀子學生，研習內容是“帝王之術”，從他列數的這些“亡徵”來看，確實完全是為“帝王”、同時也就是為國家著想的，這些，難道會是蘇東坡不同意的嗎?應當說基本上都會同意的。蘇東坡做過幾任太守，有過兵部尚書之類的頭銜，也以文官而領過軍，并且還挺認真，他整天考慮怎樣為大宋王朝盡忠出力，以至不惜一生卷入朝廷內不同政見的較量與爭斗，為此受盡苦難而萬死不辭，他的耿耿忠心與韓非子并無二致。

　　所以我們說，韓非子不是偏執狂，而是正常的“士”，是跟蘇東坡一樣正常的“士”，只是他處的時代社會情況，有比蘇東坡有還要嚴峻與困難之處，他死后三年，他的祖國韓國在東方六國之中第一個亡于秦，而蘇東坡死后二十五年，北宋亡于金。嗚呼，蘇東坡與韓非子，本是同根生，原是一家子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