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紀念胡適先生，談文化從自覺到自信

紀念胡適先生，談文化從自覺到自信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

到了胡適先生誕辰120周年的日子，拿什么紀念他呢？我以為，談一談中國文化從自覺到自信，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因為胡先生生前所執著的，恰恰是中國文化自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整個近現代思想都處于一個文化自覺過程，至今還沒有完結。胡適先生正是文化自覺的先驅之一。他的名字與“全盤西化”在一起，盡管這個自覺版本受到廣泛批評，卻也使他與中華文化現代命運緊緊聯系，以致今天，其沖擊力與影響力，仍然為人們深切地感受著。本人于紀念胡適先生這種場合想說的是，胡適先生那年代的文化自覺，畢竟是開始起步階段，更濃重地表現于心理感覺層次，而欠理性成熟的認知層次。如果仍停留在那種認知狀態，中華民族迄今的現代路則等于白走了。中國文化進入自覺成熟階段的標志應在于中國人對西方認知的新深度，在于與其相比較的視野下產生出對中華文化認知的新深度，在于中國人由文化自覺的初級臺階走上更高的自信臺階；達到的自覺與自信的表現則是找到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體”，從中國文化“體”之中找到了讓自己可自信、可自豪的東西，找到可自強的大智慧與動力；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找到與西方文化的恰當關系；而這樣找到的，決不是曾讓中國人感到過的那種無奈、那種被逼迫的“全盤西化”關系乃至奴性感的自慚形愧。如果我們達到這一步了，胡適先生在天之靈除欣慰之外，不會有其他感覺。因為胡先生在骨子里畢竟是一個與中國文化精神血肉相連的人。

在胡適先生與現代思想文化不可分的意義上紀念他

人們不會平白無故紀念某人；紀念與否、如何紀念全然取決于與他之間構成的關系。胡適先生1891年出生，比本人早生50多年，本為隔代之人，無任何謀面機會，或有些什么特殊“因緣”，使得自己具備“紀念”他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作為后輩中國學人，是不能忘掉他。讓我可以將自己拉到“紀念”字眼上的，正是不知多少人都會對他發生的那樣的一點點感覺，也即那種不管出于什么印象，作為一名學人會對他不忘的感覺。胡先生是個歷史的思想的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必然有著普遍性；同時胡適先生也是中國整個近現代心態的一個縮影。

不過，本人還是有一點特殊感覺的。胡適先生自1910年8月19歲時從上海赴美國讀書開始，就與西方結下不解之緣。斷斷續續出于各種原因，在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是在美國度過。由于本人在美國也學習生活過將近20年，長期的西方經歷使本人在感覺上似乎與他有幾分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威夷進行中西比較哲學研究，偶爾讀到他的文章，特別有一篇是本人研究儒學與科技思維的課題時，讀到他1959年7月出席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大會發表的《中國哲學的科學精神與方法》。那是胡適先生反駁美國學者諾斯羅普“中國沒有推演法”的論文，他列舉朱熹、王充、顧炎武、錢大晰等許多古代學者的考證和格物致知，指出那些都與西方科學假設、取證的類似程序和推演相符。這篇文章讓本人眼睛一亮，實在是第一次看到，像他這樣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寫出過如此為中國文化辯護的文章。現在已經了解，胡先生晚年思想與倡導“全盤西化”年間已多有改變。這恐怕是我所獲得有關胡先生思想材料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憑這點，這篇紀念文章其實不如稱是“感念”更為妥當。

評價胡適先生是復雜的，復雜性在于胡先生他自己復雜。比如他毫不含糊稱自己是主張全盤的西化，但又解釋說這與“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個意思。是什么邏輯把這兩個完全不同口號聯結為同一個意思的？這閃爍其詞是他明顯的把自己的復雜化，令人費解。同樣，他的一面集中火力攻擊以孔儒為代表的傳統，另一面在“整理國故”口號下以《說儒》等作品又對孔子贊頌有加、肯定儒家歷史價值，都加重很多人在理解他思路方面的困難。更有，即使他生命約七分之三時間身居西方，卻將“不知足是神圣的”、“自由、民主、男女平權、勞工神圣、社會主義運動”等匯為一談，也將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與英美“級進得所得稅和遺產稅”誤為一談，認為兩者可以達到“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權了”；這種種情況，給人們對胡先生思想作出邏輯性評論增加復雜度。

所以紀念胡適先生，本人選擇超越他個人的范疇，在他與現代思想文化的不可分意義上紀念他；這樣對他本人、對近現代思想史，對今天的人，對明天中國思想文化的去向，才是更有益處的。這是由于不管怎么說，胡適先生都是近現代中西文化碰撞過程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歷史合理、自然的一個表態。所以，對他的紀念具有文化意義、歷史意義、普遍意義。我們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國仍然很大程度上處在與胡適名字相連的“全盤西化”歷史公案漩渦之中。大抵因為，倘若將“全盤西化”作為胡適先生自己“充分世界化”、作為“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解釋，聽起來實在是與三十年的“實行全方位開放”、“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有必然性的關聯。胡先生的見解似乎本來就沒有什么不對，甚至可視為先知先覺，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證明，中國的開放道路符合它提出的主張。

已不乏有人這樣地將胡適先生做出超越個人范疇的看待，將他如此與現代思想、今天和明天、中國文化的前途取向聯系起來；當然也是將胡適先生與中華文化的自覺、自信和自強聯系起來了。是這樣，我們用這個紀念胡適先生的機會，談一談如何才叫文化從自覺走向自信、自強，才成了是紀念胡適先生最好不過的意義。紀念他，需要溫習“全盤西化”論的話語和歷史，真正從這一歷史公案中總結教訓，叫它在這里結束，而不是讓它沒完沒了地公案下去。這個公案的結束應在實質上是進步的開端。

當然，今天紀念他，情緒化是多余的。百年思想史的浪跡至今，一旦情緒化，往往與淺薄連在一起。今天是該可以做到理性、客觀的時候。本人著實相信，文化自覺，不該停留在胡先生這里，而是要百尺竿頭。少則已七十年之久，多則也為一百多年，人如果往死里只守著“全盤西化”的說法不變，實是反常；除僵化不開，別無他哉！如果比胡適先生更進步了，這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主張“全盤西化”，進入的是文化自覺的誤區

什么是誤區？就是不該進入的地區、有危險的地區，被誤認為是無問題和安全地區，在無意之中闖進來。稱“全盤西化”是個文化自覺誤區，比喻的是將西方的一切籠而統之地對待，誤將不管什么西方做法都認為可做中國效仿的對象，西化就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辦法。于此而有這樣結論：如果還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西化。這是胡適先生的問題，也是中國近現代思想的問題。直至1988年放映的一部政論文獻片還在喋喋不休：中國文明衰敗了！中國將被開除球籍！中國的封建死而不僵！刷新中國文化的顏色！

然而這樣激進結論的得出，不由理性邏輯的深刻追索，而由沖動情緒的一時感覺，以致由此種心理狀態對西方文化發生的迷信。人的迷信往往出自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感覺。中華民族的近現代的命運是悲慘的，與世界列強的相遇發生的軍事、政治失敗，也伴隨精神的落魄。西方思想的涌入與沖擊讓中國的一部分精英對自己的文化變得看不懂了，驚魂忐忑使自己以為中國文化全盤地不行了。除了少數個人精英，近代歷史性疾風暴雨突變讓中國在整體上來不及細細思考，一時尚研究不出西方為什么強大、中國為什么失敗的邏輯。哪些面對西方變成驚弓之鳥的部分精英，則在惶恐萬狀之中不假思索地使用了非理性、最不平靜心理感覺的簡單邏輯。這段歷史向我們表示，部分精英進入與胡適先生名字相連的那個“全盤西化”版本的文化自覺誤區，是由下面的幾點導致而來的：

1）如胡先生說，凡是夠得上文化這名詞，必須先有物質的進步基礎。其實也就是物質與精神為獨立二元基礎之上的物質決定論；因此推理必然是：西方在物質上如此強大，其文化是必然進步的；只有先進物質才會有先進文化。也是說，按照西方“文化”的定義，中國是個毫無文化可提的人群；即使說有文化，也是落后、可憐的文化。

2）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胡適先生以為“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疅o論如何圣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而文化衍進在“大趨勢，大運動上都是理智倡導的結果”。這是說，達爾文主義進化決定論做出的判斷是，在西方優勝文化面前，中國文化正面臨淘汰失敗命運，唯一救命之舉，是接受失敗，張開雙臂迎接優勝文化的征服。

3）接受西方單線單向進步發展的歷史觀，相信面臨失敗淘汰的文化，是物質不進步的結果，必然是屬于落后的文化。所以中國的生路在于把將自己拖入失敗與淘汰的文化拋棄。

4）主張“全盤西化”，但在胡適先生與一些人內心里都不相信最終的結果是“全盤西化”。大膽地去這樣提倡，其實是個“矯枉過正”策略。就是說，是因為不會實現，才故意這樣提。況且，從文化理論證明“全盤西化”論，不是簡單可以做的。反而只是提倡“全盤西化”，實際做起來卻總能達到怎么做也不會過分。這是說，除“全盤西化”這個極度點，不再有適度性可言。

5）除了絕對性的物質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單線單向的歷史觀和“矯枉過正”的策略，提倡“全盤西化”論還出自對一系列例如“現代化”、“文藝復興”、“啟蒙”、“先進與落后”、“民主與獨裁”許許多多概念的誤解，亟待作為后胡適時代的后人去深刻認知，從以往的誤解中解脫出來。

可以作這樣的總結，之所以說提倡“全盤西化”是進入文化自覺的誤區，緣由是胡適先生時代和今天時代的部分精英都沒有覺察到，在近代西方顯示的物質強大、物質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單線單向的歷史觀以及一系列諸如“現代化”、“文藝復興”、“啟蒙”、“先進與落后”、“民主與獨裁”概念的背后深層處，隱藏著一個絕對論（非白即黑）與二元論（萬物之間毫無聯系）的體（或結構）。而中國文化具有的是個內涵上非絕對論（黑白相對而言）、非二元論（萬物渾然一體）的體（或結構）。之所以它成了一個誤區，是人們沒有覺察到，尤其是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絕對論與二元論的體，在邏輯上決定著它不僅不能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藥方，反而是讓大家被忽悠去作文化自殘、文化自殺傻事的催命符。承認采用“矯枉過正”的策略激進地提倡“全盤西化”，恰恰也是承認自己由于對中西這兩個不同體差別的無所察覺而做出的非理性選擇。從西方文化絕對論、二元論的體上生成的那些概念，一直到今天在中國社會里仍尚未得到消化，一直哽咽在它喉嚨，吐不出來也走不下去，堵塞著生命的通道；越是西化得多，越是讓中國無法活得舒暢。

文化自覺的成熟：走出誤區，達到對西方認知新高度

其實，沒有誤區就無從談自覺，先有不自覺而后才有自覺；誤區就是不自覺，認識誤區就是走向自覺。究竟什么是自覺呢？“自覺”的英文詞匯是“Self-conscious”。但如果“中國文化自覺”須用其漢語涵義，我們則發現，英文“Self-conscious”不具有今天中國文化自覺所需要的涵義。"Self-conscious"是指一個人自感笨拙蹩腳（awkward）、局促不安（ill at ease）、尷尬不適（embarrassed and uncomfortable）、無安全感（insecure）、無自信心（unsure of yourself）。有意思的是，“自覺”的英文定義，倒是滿可以用在說明中國近現代與胡適先生名字相聯系提倡“全盤西化”那部分精英的心態及其整個歷史現象。但是于漢語而言的“自覺”，它只配歸于“不自覺”。但如果我們將它放到中國近現代“文化自覺”的過程之中，它也當屬于這個過程，盡管只是個初始階段。當然它決不是今天中國人在整體上所應達到“文化自覺”涵義的狀態。

本來中華文化的自覺觀念，是在“一日三省吾身”、“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意義上承續下來的。文化自覺含有自我審視、檢討、達到對自己的清醒認識。清醒認識的狀態是按照一定好壞、利弊、正面和反面標準等位嚴肅判別基礎，對自我得出的比較適當的估計。它與單憑感覺或情緒進行簡單比較而實行肯定或否定是相對照的。人的一般傾向，是不對自己做輕率否定的，所以自知之明不是一般的品質。自知之明十分難等可貴。文化自覺現象應該說是中華文化的特質，是它的深度所在。其他文化傳統也有學者對自己文化做出批評的現象，但多呈現涓涓細流，很少像中國能形成一種主流意識，成為一種改變整個社會的歷史潮流。從這個中國文化涵義去看近現代的提倡“全盤西化”歷史現象，它應當算作是中國文化那種難能可貴的追求自知之明的特質。但是它的致命缺陷在于不是出于理性的恰當估計，而是單憑感覺或情緒進行的簡單比較而實行的對西方文化的極端肯定與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

也是說，“全盤西化”思路的發生，之所以陷入誤區，將西方文化一下子誤解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只看的是在與中國的較量中西方是強者、勝利者，而對于西方強大表象背后的“體”沒有理性覺察。對于“體”的失察，失察本身是過，而不是中國文化因為自己那個不同于西方的體本身有過；失察本身是過，而不是西方強大及其一些列思想文化概念背后那個與中國不同的體本身值得頌揚，值得無條件移植到中國。所以胡適先生提倡的“全盤西化”的偏頗性、激進性與對西方的體不覺察而對整個西方文化理解不到位是分不開的。如果情況是這樣的，那么近現代發生的事情則是，不是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不適用于今天，而是近現代的國際強權把不符合儒家為主體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東西，強加給了今天的人類與社會。與胡適先生具有同樣反傳統力度的陳獨秀所言，也許是這種情況最好注腳；他說：“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將為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彼?，溝通中國傳統與相現代性的努力不是“全盤西化”可以了得的。

如果不失察，在近代西方行為和文化思想，特別是自由主義背后隱藏著的那個“體”究竟是什么？從比較哲學闡釋學術領域的說，那個“體”是結構，是西方特有的一種宇宙認識論、特有思維方式、特有價值觀念和特有語言的形而上學結構。說的通俗點，就是由于古希臘、基督教、啟蒙運動思想傳統而形成的、在對自然世界認知上、思考方式上、崇尚的價值上、乃至使用的語言，都反映一種下意識的絕對性（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相對性）和二元性（萬物之間沒有內在聯系可言），世界的靜止、不變性是絕對的。在認知西方所有行為和思想文化概念，只有把這個“體”看在眼里、考慮到對西方一切的理解過程中去，才能算是達到了對西方認知的深處和走向了新高度，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覺。

對西方任何行為和思想文化都要必不可少地從那個“體”去理解它

胡適先生為什么把“全盤西化”與“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作為同一意思？他的文章《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是反映他對西方之“體”失察的絕好典型。出乎本人預料的是，胡先生竟贊同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百分之百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在參加當時的“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之爭中，采取了“全盤西化”即是“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的策略，這樣會使很多人通過贊同他的“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說法而贊成“全盤西化”。因為“全盤”是百分之百，而“充分”和“一心一意”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那百分之一微不足道，對“全盤”所損無幾。這樣：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二、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只要贊成嚴肅向西方學習都得著他的同情；三、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總之，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可以不成問題了。

從胡先生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認識看，他對西方哲學和神學上的“體”沒有什么覺察，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了?！叭P西化”與“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其實存在的是在“體”上的差別?！叭P西化”不是數量問題，而是“體”的問題，是必然以“體”的西化為內容，就是要把中國文化改成西方那個“體”，否則不可能會達到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否則根本談不上“全盤西化”。胡先生認為是名詞問題是對的，也就是策略的用詞。但是這個用詞策略在表達意義上是存在弊病的。這個弊病就是概念意義的游動，利用模糊性掩蓋在“體”上的差別與確切性。一方面是胡先生自己沒有“體”的察覺，一方面他也不想讓讀者從“體”的意義上去弄懂他的意思，等于是在構建語病，利用語病，達到主觀已設的目的。“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比較“全盤西化”意義顯然是模糊的。它可理解為在“體”不變的基礎上可充分吸收西方可用的東西，甚至可用來表達“中體西用”的主張。然而“中體西用”是胡先生明明反對的。

另外，“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聽上去比“全盤西化”完全消失了激進的語調，變得十分溫和，可使人們放棄對綿里藏著的針的警惕。但是了解后現代主義手法的人都明白，這不過是“斯內克多可”(synechdoche）,讓人們把對“西方”感覺轉換成對“世界”的感覺，這種將“西方”這一概念所給予人的時間與空間感覺擴大到對“世界”的時間和空間，但目的同樣的，是激起對西方的時間空間感覺的同樣心理沖動。這種做法是作者在誤區之中，也為讀者設下誤區。

其實，胡適先生是杜威的弟子，而他把老師的實驗主義更多地介紹為自由主義，也反映了它對西方思想傳統那個“體”的失察。美國當代中西比較哲學家和新實用主義學者曾評論：很多人認為胡適是誤讀，他并不了解杜威，而胡適的實驗主義也不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我想這是有原因的，連杜威自己的美國學生也不了解他，我們只有等到以后再繼續了解杜威。杜威不是鼓吹個人主義自由的學者。杜威的實驗主義有兩點屬于針對西方思想傳統的“體”所作的根本性理論轉折。第一點，挑戰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二元論和超越絕對論。第二點，由于杜威實驗主義構成對二元論和超越絕對論的挑戰，等于它提供了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的“體”之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同時，針對占統治地位的自由民主話語結構，杜威也提供了一種嶄新意義的民主概想。這兩個重要特點，使得杜威思想與中國儒家思想的溝通對話，具備了基本條件和機會。杜威思想具備的與二元論和絕對論不同的體，也是胡適先生轉述杜威之中消失了的。胡適提倡“全盤西化”明顯走的是一條與杜威相反的道路。

從西方思想文化背后隱藏的那個“體”去理解歷史觀，民主、自由、人權、啟蒙、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才會使我們對西方的認知精準起來，才能探索到文化自覺的新深度、新高度。胡適先生理解的文化衍進是在“大趨勢，大運動上都是理智倡導的結果”；這是基于那個“體”的說法，而歷史不是理性的，歷史是物質與精神的不分體，是它們的相互作用。從中西比較哲學看，以“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中文字獲得的意義都不是它們所應表達的英文“利伯梯”（liberty）、“蒂莫克拉西”（democracy）、“胡門萊特”（human rights）的原有意思。這三個概念的定義，無一可以離開西方“上帝”的設想，無一不是從“上帝”、“絕對論”和“二元論”的“體”派生出來的。可以說，此“自由”、“民主”、“人權”非彼liberty、democracy和human rights。啟蒙在中國是一個誤解與誤用地概念。對于有些言必稱啟蒙的人，把“五四”運動成為“啟蒙”的人，期盼中國發生更多啟蒙的人，恰恰想象不到，也搞不懂啟蒙（Enlightenment）發生在西方，反映西方思想文化的“體”，是多么復雜的一個思想文化概念。一句話，啟蒙是追求代替上帝角色的絕對真理的。一旦搞清楚了西方的體，中國應該理解的是，沒有西方形式的啟蒙恰恰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優勢表現，或者說，中國根本就不存在西方需要啟蒙所解決的那種問題。中國人真的應該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與人之間是弱肉強食關系嗎？真的接受弱肉強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嗎？弱肉強食反映的就是二元論的體，社會進步反映的就是超然絕對論的體。不接受這個體，就不可能西化。是這個體造成這些西化概念都不僅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而且傷害中華文化精神和危及中國的生存。因其本質邏輯決定不是為人間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動亂?？上н@些在體上發生的西方行為、西方思想文化所必應理解的涵義，都是胡適先生以及一批中國精英提倡的“全盤西化”或始料不及或忽略不計了。

不過胡適先生在提倡“全盤西化”是對西方那個“體”始料未及，不是他的過錯。因為中西比較哲學發展到在結構上進行闡釋學研究，最近才方興未艾。只有最近比較哲學闡釋學才越來越深刻意識到，不講體，不知道體，講什么中西方文化觀，說什么中西方文化關系，談什么文化自覺，只是白講。自覺什么？就是自覺這個體，體就是結構，自覺是知道中西方思想傳統各有一個很不同的結構。不講體，只講全盤西化，只講充分世界化，無從化起。亨廷頓為什么說文明要沖突？就是因為這個體，誰也改變不了這個體。兩個體之間，要么沖突，要么互相承認、共存相處，此外，不會有什么大同的世界文化。必須承認和接受文化的多樣性，否則就是沖突，就是血腥。

胡適先生一生在西方時間相當長。但只講它身體在哪兒（西方）是不夠的，要講他的思想是哪兒的（中國的）。他的對西方“體”未覺，說明他雖然身體在西方，用的卻是中國底蘊的文化去解讀西方行為、思想文化的浮面概念。他所形成的“全盤西化”觀點，無非是這樣一種結果。胡適先生是中國人當中根是中國文化且接觸西方最多的極少數人之一；即使他的這種情況，也仍然還是用著一個中國人的腦袋想事；其實這些年的情況顯然是，越是跟西方接觸并不多的人，越容易萌發對西方單相思式的夢想。胡適先生是應當獲得理解的，他的提倡“全盤西化”，有其自然性、必然性。在胡先生那個時代，還沒有產生使得他能夠對西方思想傳統發生透徹理解的歷史條件；沒有全球化，沒有今天的使得地球大大縮小的傳播和交通個手段，對西方是一種中國人飽受自己文化浸泡文化心理的一種理解西方角度，這種情況幾乎發生在大多數思考中西文化觀的知識分子身上，所出的對西方思想文化之“體”的未覺，不應過分苛責。

由文化自覺的初級臺階走上更高的自信臺階

理解西方行為、西方思想文化的“體”，走出文化自覺的誤區，是文化自覺的真正開始。文化自覺的第二步，則是找到中華文化自己那個“體”。這是關鍵的一步。這是說，自覺歸根結底是知道自己文化是什么，知道中國文化的魂是什么，內涵是什么，榮辱觀的核心是什么。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一頭霧水，還是談不上文化的自覺，更談不到走向文化自覺的更高臺階：文化的自信。在自己的文化之中找不到讓自己感到自信和自豪的東西來，與西方文化應當有什么樣的健康、恰當的關系，也無從談起；就會不是賣國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在中西文化恰當關系問題上，今天已經不是只滿足于講“中西文化融合”籠統話語的時候了，而是要認識、說清楚為什么融合，在什么意義上融合、融合的方法是什么。

對自己文化的自覺從哪里來？離開比較哲學闡釋論是做不到的。這是說，找到中華文化自己的“體”靠的是對西方文化“體”的確切理解。理解它的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語言的結構，認知那個以“上帝”為出發的超然絕對論（萬物的靜止不變論）和二元論（一切為孤立個體、不相聯系論），相比之下，找到了中華文化非絕對論（萬物變化、無不相對）和非二元論（萬物因內在相連而渾然而一）之“體”。在中西碰撞一百多年的今天，特別是全球化的條件，對自己文化自覺不放到全球大視野中去，特別是不放到中西比較哲學視野中去，是不會對自己文化有自覺的。“道”字所表達一切事物的變化與不絕對，一切事物都是以內在方式相聯系，與此緊密聯系的中國內心境界就是中國文化的靈魂，榮辱觀的核心是維護事物相對與聯系的自然恰當的度。發現事物的恰當性、維護它的自然性，掌握萬般變化的度，則是中國人無窮盡的智慧，它就是像藝術大師般地顧及事物的整體性、全局性、延續性、權衡性。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思想傳統像中國這樣研究駕馭變化，在變化之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本人一直認為，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產生信心有三個最基本的理由：一、中華文化有一個互系性的思考方式。它讓我們總是尋找事物的兩方面、求合諧、求平衡。這是祖先傳下的法寶。它讓中華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敗之地。二、中華文化是一個道德體系，人道體系。它告訴這個民族，命運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別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們就存在。三、中華文化是個開放體系，最能與時俱進，最能包容、自重。它的內涵象大海一樣深廣。這都是與西方文明形成顯明對照的特質，是中華文化自信的基本點。這也是可以與西方文化交流，互補的基礎。對西方文化，中國有很多需要學習，然而有了這個基本點，就可以更自覺的學習，更明確學什么。從文化角度，中國不比任何文化低下和卑賤，沒有理由自慚形愧。

對中國來說，沒有自信的文化自覺不是正常的自覺。自信不僅與自覺不沖突，而且缺一不可。自知之明的自覺是建筑在自信基礎上的。沒有自信，就沒有自知之明的自覺可言?；蛘呖梢哉f，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以自知之明（或自覺）為前提的。自知是有好壞、利弊、正面與反面等明確標準的，不含糊的。從這種內心狀態出發的自信，是很不容易的。自覺和自信不能單獨存在的。二者如果分離，都會失去各自本身的意義，要么是自慚形愧、自己否定自己，要么盲目自大、自我感覺良好、不可一世。這兩種傾向與自覺自信的概念是不相干的。自覺與自信恰當統一是文化自覺是高臺階，是最好的狀態，是中華民族復興希望的真實所在。

今天全球化呈現給中國的西方，構成中國人實現文化自覺的大好條件。今天已經不是在文化上只滿足不出廬山的，類似躲進小樓成一統感覺的時代。中華民族跟一個人一樣，也是需要長大成熟起來的。要在今天比起胡適先生那個年代實現文化自覺的空前優越條件下，完成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過程。如果胡先生曾說，如果我們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西化。我們今天則是要豪邁地說，如果我們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站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不要西化。要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決不用絕對性、二元性、單一性、單向性的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當成中國“西化”、“世界化”標準。我們要用這樣的話語與行動，結束胡適先生“全盤西化”歷史公案，對于我們所作的工作，胡適先生一定會含笑九泉。

（2011年12月17日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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