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為：21世紀中國的文化使命

　　民族復興，歸根結底，體現為文化的復興。所謂文化復興，就是要成為文化強國，形成氣象汪洋的文化軟實力。而今，這樣的歷史機遇已經到來！清醒把握歷史走向，主動承擔文化復興的使命，爭取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就是我們應有的文化自覺。

一

　　什么是文化軟實力？簡單地說，就是某種文化通過人們的行為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力。但是，一定行為的形成，除了文化的支配作用之外，還必須依托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比如魯智深的扶弱抑強，既要有強烈的正義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文化軟實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現，也是綜合國力的一種對外實現形式。

　　最早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的是美國全球戰略謀士約瑟夫·奈（也譯作約瑟夫·納伊）。他說：“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的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正當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其實，這個美國人所說的軟實力并不軟，因為它和美國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一樣，都是直接服務于維護美國霸權的目的，而且其本身就有強制擴張的味道，所以人們稱之為文化霸權主義。我們所說的文化軟實力，則完全是靠中國文化的智慧與活力，對內推動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對外促進世界的和諧進步，并且憑借它在這種實踐中取得的積極成果，自然而然地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從而成為其他國家可以分享、愿意分享的精神財富。這也就是說，文化軟實力是遠離霸權的真正軟實力，它表現為一種引人傾慕的魅力，一種讓人景仰的威望，一種令人推崇的榜樣。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創造過人類歷史上的輝煌。如在唐代貞觀、開元年間，中國就是文化軟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文化的發達、社會活力的迸發以及善氣迎人、海納百川的大國風度，使得中國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成為許多國家和民族心儀的對象。應對方請求，文成公主、鑒真和尚分別越過高山、大海，傳播中華文明。新羅全面學習唐朝的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日本頻頻派出大批的遣唐使。至于各國的使節、商賈、訪問學者，更是絡繹入朝、不絕于市。在各國人民學習中國榜樣的時候，我們的祖先也虛心學習各個國家、民族的長處，以至創造了玄奘西行取經的奇跡。“天下朋友皆膠漆”，詩人杜甫曾用這樣的詩句形容眾望歸唐的盛況。至今，世界上不少國家仍習慣于稱中國人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軟實力的遺響余韻。

　　然而，自清代乾隆后期起，中國便開始積貧積弱，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則被逐步推到亡國滅種的邊緣。隨著主權喪失、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也成為西方列強輕蔑的對象。1858年，英國《笨拙》雜志發表的一首詩寫道：“天生的流氓，那約翰·中國佬。/他把真理和法律拋到九霄，/簡直是混蛋，那約翰·中國佬，/這個累贅幾乎把全世界拖倒。”1876年，美國國會在調查中國移民的報告中說：中國人“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到了20世紀初，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則徑直將中國人判定為一個“不道德的、墮落的、不可取的種族”。于是，在瀕危中求新生，在落后中圖富強，在屈辱中爭尊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便成為一代代中華兒女夢寐以求、舍身奮斗的理想。梁啟超憧憬過“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國”，方志敏曾用“歡歌”、“富裕”、“康健”、“智慧”、“友愛”、“明媚”等詞語描畫過祖國母親的新顏。如今，前賢、先烈的遺愿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中國的現實，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進程中也收獲累累碩果。但是，所有這些畢竟屬于中國發展進步的階段性成就。只有到了我國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人和社會全面發展中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時候，我國在化解國際社會各種矛盾、保障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方面靠榜樣力量發揮引導作用的時候，我國因為對人類作出巨大貢獻而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擁護的時候，我國文化特別是核心價值觀為世界人民所普遍傾心的時候，我們才能說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復興。國際、國內提供的歷史條件都在預示：只要我們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完全可以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初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在本世紀末葉將民族偉大復興推向燦爛輝煌的峰巔。

二

　　自上世紀冷戰結束以后，隨著美國一家獨霸地位的確立，其軟實力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什么“千年王國”，什么文化“日不落帝國”，什么“歷史已經終結”，諸如此類的自詡或恭維如亂花飛絮一般在地球的上空飄蕩。一時間，似乎美國的制度和文化已止于至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人類的最終選擇。

　　然而，新千年、新世紀似乎并沒有給這個自負的帝國以特別的眷顧。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軟實力更是像高山滾石一樣滑落。經過多年積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再一次發展到對抗程度，國際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自由主義金融政策的縱容下，資本的貪婪似脫韁野馬，帶動虛擬泡沫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以至進入天馬行空的地步。截至2010年，美歐的金融衍生品已達680多萬億美元，幾近201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50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20倍。在這種天文數字的投機游戲中，得利的是華爾街的金融寡頭，第三世界人民和發達國家人民用血汗創造的實際財富則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遭到他們吞噬。其結果是導致美國和全世界兩極分化的愈益加劇。在全世界，占人口2%的富人占有全球的一半財富，饑餓人口達10億之多；在美國國內，占人口20%的富人控制了全國84%的財富，400個巨富家庭的資產凈值竟然是占全國家庭一半的低收入家庭的總和，46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700萬人完全失業，中產階級的生活也面臨嚴重威脅。2011年9月17日，在金融危機中被進一步剝奪的貧困群體忍無可忍，終于在華爾街上演了“美國版的憤怒日”。據統計，僅養老金一項，金融危機給美國大眾造成的損失就達數萬億美元之多，但是美國財政部、聯邦政府機構和美聯儲所出巨額資金（總計約8.5萬億美元）的絕大多數，并非用于補償大眾損失的血汗錢和扶助實體經濟，而是用以收購美國國債和銀行有毒資產。金融寡頭享受盛宴，大眾在遭受剝奪以后還要替剝奪者買單，這就是美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2011年8月，美聯儲原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NBC電臺采訪時直言不諱：“美國能夠支付一切債務，因為它可以一直印刷鈔票”?？梢钥隙?，隨著危機的加重，美聯儲的印鈔機還會更加頻繁地運轉，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引發嚴重通貨膨脹，使全世界人民的實際財富進一步遭到剝奪。美元下跌必然要威脅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于是金融寡頭頻頻在全球制造政治動蕩，如擴大化的反恐戰爭，埃及、突尼斯的顏色革命、利比亞戰爭等等。這是一石三鳥的策略：一是局勢的不穩定迫使消費者收斂消費和投資，維持美元的市場購買力；二是削弱國內外輿論對于金融危機的注意力，消解金融危機引發的恐慌心理；三是擴大軍火銷售，為壟斷資本創造營利空間。然而，壟斷資本在搬起石頭的時候，總是難免要砸到自己的腳：除了喪失人心之外，就是損兵耗財。據美國布朗大學瓦特森國際研究所發布的分析報告，美國10年反恐戰爭的總開銷在3.67萬億—4.44萬億美元之間。2011年5月，美國政府公債總額突破14萬億美元大關。2011年8月6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

　　華爾街金融寡頭與華盛頓政客合伙剝奪國內外民眾的種種表演，撕開了美國“自由、民主、平等”的虛偽面紗。在目睹美國經濟的亂象以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比照當年林肯總統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明確指出：在今日之美國，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從而道出了美國經濟、政治體制為壟斷資本操縱的本質。當年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網絡泡沫破滅前夕，美國占優勢。美國的民主被廣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終受到喜愛；美國的技術風行世界；稍加調整后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被視為未來的潮流。但美國的道德資本在很短時間內消耗殆盡：伊拉克戰爭，以及軍事侵略與民主推廣之間的密切聯系給民主抹了黑，而華爾街金融危機則打破了市場自我調節的理念。”他的結論是：“美國民主沒有什么可教給中國的”。至于民間的反映，則更為激烈。2010年2月，美國民間測驗機構蓋洛普公司公布：在民眾心目中，國會議員是道德水平和誠信度最低的人群。 2011年8月，《華盛頓郵報》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應對眼下經濟危機負責的是華盛頓的兩黨政客。近3/4的受訪者不相信華盛頓有能力修復經濟。2011年9月，美國?？怂闺娨暸_公布的民意調查震驚世界：74%的民眾認為美國的政治體系已經崩潰。

　　金融危機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即個人主義的危害。個人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源遠流長。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太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古希臘羅馬哲學》第13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是個人主義的最初表述方式。到了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思想家，如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等，則干脆將自私自利、侵犯別人、統治別人認定為恒久不變的人性。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個人主義以抽象主體原則看待人的本質。它只強調人在自然和社會中的主體地位，而看不到人同時又是自然和社會的產物。因此，在處理主體與社會和自然的關系時，總是立足于個人欲望的滿足，立足于對他者的占有和征服。隨著資本主義金錢盤剝關系的確立，個人主義也演變成了為資本擴張服務的核心價值觀。在資本擴張的前期，由于社會財富還不算十分充足，將市場定位在滿足人們正當需要的水平上（少數上流社會成員除外），就能達到資本增殖的目的。這時的個人主義主要表現為聚斂財富的勃勃野心和一定的節儉精神（也可稱之為新教倫理精神）。當資本擴張進入后期特別是晚期以后，單靠滿足人們的正當需要已經不足以填充資本追逐利潤的胃口。因此，它必須刺激人們的本能欲求，制造龐大的過度消費群體，然后要求他們對資本的殷勤服務付費。這時的個人主義則應資本召喚，主要表現為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正是資本的無限擴張和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的泛濫，使追逐金錢→過度消費→滿足無邊欲求成為美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而超前消費，恰恰是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重要誘因。正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所說：“美國過著寅吃卯糧的生活，將自己的部分問題轉嫁給全球經濟”，“像寄生蟲一樣，依靠全球經濟和美元壟斷地位生活”。

　　觀今溯古，我們不能不感嘆歷史的無情。如果從13世紀末的文藝復興算起，資本主義文化已經有了600多年的歷史；如果從1689年英國頻布《權利法案》算起，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了300多年的歷史。不錯，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它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時代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資本在對人和自然的貪婪攫取中，也逐漸耗盡了它的制度、文化的能量。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危機中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正是以自由為外衣的壟斷資本私有制、以民主為面紗的壟斷資本專制和以人權為幌子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制造了人自身的分裂、人與人的分裂、美國內部的分裂、美國與世界的分裂、人與自然的分裂。長此以往，勢必將全人類引向毀滅的地獄。人類的事情要大家商量著辦，人類的財富要比較均衡地使用，人類要學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所有這些，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的迫切要求。

三

　　2008年春，約瑟夫·奈在題為《中國軟實力的上升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一文中說：“近年來，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來，美國軟實力大大下降。根據許多觀察家的估計，在美國吸引力或軟實力下降的同時，中國的軟實力卻在提升。BBC（英國廣播公司）最近對22個國家的調查顯示，近一半的調查者把中國的影響視為是‘積極的’，而只有38%的人認為美國是‘積極的’。”應當說，這個估計是符合實際的，但是約瑟夫·奈對中國軟實力上升之因的分析，卻遠未觸及問題的本質。

　　那么，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為什么能夠不斷上升呢？一句話，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特別是核心價值觀及其指導下的社會實踐，順應了世界歷史進步的潮流。

　　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就是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有人或許要問，近代以來，西學幾度東漸，但作為體系都在中國熱鬧一陣以后黯然離去，為什么唯獨科學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深深扎根，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之后仍然大放光芒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從文化上說，則是由于它在中國有著比在西方更為深厚的土壤或者更為深刻的認同機制。

　　與西方個人主義相反，中華傳統文化一直以辯證主體原則來把握人世間的各種關系。最具概括性的表述當推宋代張載的“民胞物與”。意思是說，但凡人類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間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分類來看，在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中華傳統文化一方面強調人“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承認人對自然的開發、利用權，一方面又強調要順應自然、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用《易經》的話說，就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上經》）；“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系辭·上傳》）。在把握人與人的關系時，中華傳統文化主張推己及人，將關愛他人視為內在于人的主動要求。例如，儒家講“仁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墨家講“兼愛”，“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在把握全社會的關系時，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在把握國與國的關系時，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協和萬邦”（《尚書·堯典》），“視人之國若視其國”（《墨子·兼愛中》），“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墨子·天志上》）。

　　在抽象的意義上，上述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統一性。因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進程中，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元素便像血液一樣滲入我們的制度、精神和行為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科學社會主義才得以在中國大地上枝繁葉茂；正是因為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才得以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地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總體上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統一、全社會對于經濟的共同控制，因而能夠做到全國上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得新中國在短短60年間就由積貧積弱而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片飛鳥各投林式的慌亂景象，而中國經濟卻在總體上依然保持穩定發展的態勢。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總體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了人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這里，我們可以把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的救災與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的救災作一個比較。在美國那邊，由于政府和社會對于貧困群體的冷漠，導致新奧爾良市20%的家庭無力于颶風到來之前撤離；災害發生以后，政府的官僚作風、政府機構的相互扯皮及社會上的觀望狀態，使得臨時避難所缺水無食、秩序崩潰，整個城市成為斗毆、搶劫、強奸、縱火等等犯罪的淵藪。在中國這邊，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眾上下齊動員，形成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強大合力，從而使得受災群眾的生命、財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救護。2008年5月16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在對中美兩國救災的表現進行對比之后指出：“如果中國政府能比美國政府更好地處理自然災害，那么中國體制的優越性，也許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長的經濟, 還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使剝削與壓迫在總體上成為過去，因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使得互愛互助、助人為樂蔚然成風，甚至涌現了從歐陽海到周波等一大批舍己救人的模范人物。他們的崇高行為，譜寫了人性的至美篇章，為人類贏得了驕傲與尊嚴。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消除了殖民時代人與自然對抗的狀態，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成為基本國策。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既從根本上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又為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就提出并倡導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政府又提出推動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所有這些，正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中國“協和萬邦”的思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互融合而綻放出來的燦爛花朵。60年來，中國沒有對任何一個國家發動過侵略戰爭或策動“顏色革命”那樣的政變；60年來，中國一向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霸權主義，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正義斗爭；60年來，中國在對外援助中從未附加過任何撈取好處的條件。更讓世界人民稱贊的，是中國的那種以德報怨的博大胸懷。 例如，根據遠東軍事法庭計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結束，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直接、間接經濟缺失至少在4000億美元之上。然而，在1972年，中國政府卻正式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款的要求”。 這與近代以來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對待中國的態度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如果再回頭看一看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對外擴張政策，就可以更加鮮明地感覺到中國化社會主義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元素。

　　到底是資本主義厚道還是社會主義厚道，到底是美國是人類和地球的朋友還是中國是人類和地球的朋友，難道不是像涇渭一般分明的么？

四

　　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與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已經交匯在一起。維護世界和諧、保障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需要中國作出榜樣。中國在推動世界和諧、保障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中作出了榜樣，就是實現了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不能放棄世界歷史賦予的偉大使命，中國人民不能辜負世界人民的期望！

　　我們這一代及以后幾代中華兒女的責任，就是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讓自己的榜樣化為光芒四射的火炬，引領人類走向光明的未來。

　　建設文化強國，當然需要相應規模的文化產業為支撐，但更重要的是要確保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它的社會功能的充分實現。

　　為此，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建文化自信。毋庸諱言，自冷戰結束以后，中國在文化自信上出現了較大的失落。這種失落，集中表現為對于西化的向往。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近代以來，西化我們不是沒有搞過，可是國際資本主義根本不讓你搞。正如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國際資本主義所要的，從來都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而是實惠。只要你能夠依附于它，充當它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實行什么制度無所謂，對袁世凱復辟帝制那樣的事情也照樣支持得很。失掉文化自信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綜合國力的西強我弱。在西方軟實力強光的刺激下，一些人便目迷五色、六神無主，由艷羨人家而自慚形穢，于是萌生皈依西方的念頭也就勢所必然。如今，西方軟實力的光芒日見暗淡，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如日初升。這正是重拾文化自信的大好時機。比如，在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持續3年多的今天，時髦的經濟學家們再唱“新自由主義好”的高調，恐怕是沒有多少人相信的。我們應當抓住機遇，幫助丟掉自信的人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反復比較，增強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本領，而后回歸理性，回歸氣定神閑。所謂文化自信，就是基于理性把握而對自己的文化抱定的信念，就是不管潮漲潮落、云起云飛，始終堅信中國化社會主義是個無可替代的好東西。盡管它還不算成熟，但是它擁有未來；盡管它有過失誤，但是它具有強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其實，對于封建主義文化或資本主義文化的盲目依附或簡單拒斥，都是文化不自信的產物，都是一種文化上的小家子氣。只有確立了文化自信，我們才能表現出高山一樣的定力和大海一樣的襟懷，才能在總結人民群眾創造的基礎上，對孔夫子和華盛頓采取揚棄的態度，揀來精華的東西，拋棄糟粕的東西，從而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文明完善好、建設好。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向孟子學習。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表現出這種充滿自信的大家風度。

　　為此，必須堅持精神文化建設的群眾立場。勞動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是人類物質財富和部分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并且以其創造性的歷史活動為一切精神文化創造提供基礎和源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觀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價值取向。勞動群眾的主體地位，勞動群眾創造歷史的實踐，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及其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歷史的和現實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聯系和發展，都應當成為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藝術等等的主要研究對象或表現對象。這就要求我們的學者和藝術家們起碼做到尊重他們的地位、了解他們的生活、體察他們的感情、服從他們的意志。前些日子，《中國藝術報》發表一篇短文，大意是講：一位著名導演和一位劇作家在同為“草根”的時候曾經聯手創作過不錯的作品。這位導演闊起來以后，又請那位仍為“草根”的劇作家“到北京討論一下劇本，派一輛奔馳來接，他嚇了一跳，知道從此兩個天地。面對不能打動的故事，他婉言謝絕。從此，再無珠聯璧合之作。”從這個故事，我們似乎可以看出這位導演日漸虛浮的藝術危機所在，也似乎可以看出中國精神文化建設上的某種危機所在。遠離生活、遠離勞動大眾的結果，必然導致藝術活力的枯竭和藝術魂魄的委瑣。再看一看象牙塔上對于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教，大眾傳播中逢迎富貴、嘲笑勞動、奚落貧窮的炒作，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可能會更加清楚一些。如果我們的文化被金錢和少數所謂“社會精英”主宰，人類的絕大多數會怎樣看待中國？還哪里有什么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魅力？糾正這種不良傾向，已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刻不容緩的要求！

　　為此，必須把行為文化建設落到實處。我國在行為文化方面擁有十分雄厚的資源。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我們的黨和人民繼承前人行為文化的優秀傳統，不斷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在倫理關系的各個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價值體系、行為規范和評價尺度。問題的關鍵是踐行，尤其是普及性的踐行。必須承認，目前，我國行為文化建設的問題不少，特別是一些人的極端消極行為，如大小“高衙內”現象，已經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有的學者甚至感嘆：已經羞于再提中國是“禮儀之邦”的老話。進行行為文化建設，首先要健全引導機制。其中，領導干部是關鍵。很明顯，裸官宣講社會主義，沒有多少人信服；貪官要求下屬克己奉公，往往取得反效果。求實地說，在近些年來涌現的先進人物中，領導干部也不算少，但是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對于真正的人民公仆的仿效熱情往往被偷盜、損害主人的“公仆”所澆滅。必須狠下決心，從嚴治黨，高標準治黨，從總體上把領導干部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恢復到接近革命時期的水平。其次是要建立鼓勵先進行為的長效機制。對于那些無私奉獻、扶危濟困的先進人物，在給予崇高社會榮譽的同時，還要給予正當利益方面的鼓勵。發一些獎金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他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在勞動還沒有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歷史階段，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靠精神鼓勵不能完全保證先進行為的持久性。即使先進人物能夠將先進行為持久保持下去，也不大可能在全社會產生持久的榜樣力量。2009年，長沙一中學生馬天之參加美國高考（ACT），被賓州州立大學等9所美國大學同時錄取。為什么？考分為次，主要是因為汶川大地震后，他只身前去救災，是湖南省年齡最小的志愿者。美國高校說，我們看重的是他的社會責任感。要說向美國學習，這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而不管美方是否還有其他的派生考慮。再次是要健全不良行為的懲戒機制。比如對挑釁誠信、造假販假者，不能從輕發落，不僅要讓他名譽掃地，而且要讓他付出比造假所得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代價。如此堅持下去，行為文化建設必有成效。

　　為此，必須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社會主義的實踐效果上下工夫。堅持以人為本的首要問題是保障人民群眾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權。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調整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又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并且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這是為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作出的重大政策調整。兩極分化懸殊，基尼系數增大，還能叫社會主義嗎？2007年，一個企業的老板，年薪竟達6600萬元，大約相當于同年北京一個保潔工年薪的7000倍。也就是說，1個保潔工要干7000年，才能與這位老板1年的收入持平！為了給分配不公辯護，有人提出“蛋糕”論，說什么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使低收入者多得蛋糕，所以分蛋糕不是重點。這種論點是沒有根據的。不分好蛋糕，面包房的老板拿那么多，根本吃不掉，那蛋糕就要發霉、爛掉，而面包工們則吃不飽，吃不飽就必然不高興，又怎能做大蛋糕？凡此種種干法和說法，都是對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的干擾，都是在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抹黑。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必須像重慶那樣，堅定不移地加大推進社會公平的力度。在保障可持續發展方面，除了繼續推進節能減排、加強環境保護之外，還應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節儉的國度”。節儉不是忍饑挨餓、不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而是把人的物質消費定位在保障健康的水平上。有一種想法肯定是錯誤的，就是我們要在未來達到美國的生活水平。美國有3億多人口，消耗全球能源比例約為26%。中國有13億多人口，如果都達到美國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須請求上帝至少再給我們造出一個地球。事實證明，過度消費對人的身心健康有百害而無一利。未來人類生活的理性選擇應當是縮小剪刀差，將過度消費的那一部分降下來，把正當消費不足的那一部分補上來。如此一來，這個地球也就成了國與國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崇尚節儉、反對驕奢淫逸。3千多年前，周武王之所以伐紂，是因為商紂王有兩大罪行：一條是坑害百姓，另一條就是暴殄天物。在資源緊缺的今天，無論是什么人，都沒有揮霍浪費的權利。我們當然要加快發展經濟，但是要把錢用在固本強基上，用在那些需要改善的群體的民生上。世人皆知，美國是一個“消費的國度”。如果我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節儉的國度”，那將是對全人類多么偉大的貢獻！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面對人類的生存危機，英國歷史學家阿·湯因比在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進行比較以后指出：中國人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最適于人類未來的發展。“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展望21世紀》第289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我們感謝湯因比先生的錯愛，但是“統一世界”的帽子太高,中國戴不起!“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正是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因為中華民族具有“融合與協調的智慧”,所以中國永遠不稱霸,當然更不會統一世界。中國只希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把中國與各兄弟國家的關系協和好,通過自己的榜樣力量，促使人類社會和諧起來、美好起來。即使在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中國也絕不居功，更不要求回報。正如毛澤東所說:“待到山花爛熳時，她在叢中笑。”

　　（作者：劉潤為，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