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國兩千年，為什么始終沒有突破王朝反復？

儒家治國兩千年，為什么始終沒有突破王朝反復？王朝末期為什么總是會出現那么可憎的腐敗？在明清之際，甚至出現相當數量的儒生不顧儒家經義，極其令人可鄙的投靠滿清，反過來殘酷毒害自己人，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不認可就此就對儒家進行批判，也不認可就道德說道德。而且我選擇破題的關鍵也是儒家的觀點。這位就是儒家歷史上在財稅制度上有著相當深度認識的黃宗羲，從“黃宗羲定律”的角度，輔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合理部分，解讀為什么出現以上問題？

　　
　　先說“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揭示中國王朝崩潰的終極原因是統治階層的貪得無厭，利用稅收肆意壓榨最底層的人民，最終導致最底層的民眾失去土地，進而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得不造反。“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為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
　　
　　
　　什么又是“黃宗羲定律”呢？就是王朝到了一定時期就會出現財稅枯竭。不得不進行財稅改革。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從來沒有哪一個朝代逃脫過這個魔咒。財稅改革往往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正賦（國家法定的正稅）不夠，把以前攤給民眾的雜派（正稅以外的各種攤派）算進正賦里邊，把雜派洗白成為正賦。于是稅收就從過去的“正賦+雜派”變成含有“正賦+雜派”的“正賦”。為了后邊好講述，最初的正賦我用“正賦1”表示，含有“正賦+雜派”的財稅改革后的正賦，我用“正賦2”表示。　　
　　
　　好。這樣就容易解釋了。國家財稅從“正賦1”改進到“正賦2”，往往會產生積極效果。比如張居正改革，利用財稅改革打擊富戶，清出大量隱瞞田地，國家稅收大增。但問題是，財稅改革往往只會解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財政問題。往往會很快，國家就會再次財稅枯竭。于是，新一輪的財稅改革就開始了。　　
　　
　　新一輪的財稅改革會怎么做呢？此時的“正賦2”本來已經是“正賦1+雜派”，現在又在“正賦2”之外再加雜派。于是，賦稅實際變成了什么樣子呢？正賦2+雜派，但我們說了，前邊的正賦2=正賦1+雜派，所以相對于王朝最初的正賦，兩次賦稅改革后，底層民眾的賦稅實際已經變成=正賦1+雜派+雜派。如此再來個兩三次，你說底層民眾還有什么活路？　　
　　
　　為什么會周期出現這樣的問題呢？因為歷朝歷代的王朝賦稅都是“量出為入”，以財政支出確定財政收入。那你肯定要問了，既然以財政支出確定財政收入，那我們減少財政支出不就可以解決這個魔咒了呢？但黃宗羲把中國古典所有政治和財稅制度考察了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　　
　　
　　只有王朝不斷增加賦稅，而沒有真正意義上減少賦稅的。而且往往越到王朝末期，苛捐雜稅越是嚴重。黃宗羲雖然沒有明言說出要害癥結。但通過他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以學校“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于眾”糾正地方政府過失，以“朝廷之上，閭閻之細……莫不受詩書寬大之氣”，“公其非是于學校”，說明他其實非常明白出現這個原因的癥結是什么？國家權力不受限制。　　
　　
　　國家權力不受限制，必然會在皇帝和官僚集團不可遏制的欲望推動下，利用手中權力侵吞一切可以利用權力得到的利益（是不是很有既視感？），勢必導致王朝因為皇權和官僚集團的膨脹最終走上財稅枯竭，不得不財稅改革。因為不進行改革，只有讓皇權和官僚集團自己割肥，顯然這不可能。權力不受限制，皇權和官僚集團憑什么自我割肥？他們都是圣人？　　
　　
　　所以結局只有一個：財稅改革。“黃宗羲定律”上演。皇權和官僚集團在不受限制的權力護持下，一次次的上演“黃宗羲定律”，肆意壓制剝削底層民眾。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財政枯竭了，搞財稅改革就是。所以，不死到臨頭絕不會改正。這也是明朝滅亡，經過明史專家顧誠先生考證，在抗清問題上，士紳階層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分化。上層士紳，俗語的大地主大官僚，多賣國，少有堅決抗清的仁人志士。但中下層士子，卻熱血激昂，矢志抗清。　　
　　
　　說到底，就是因為權力的不同帶來了經濟利益的不同，經濟利益的不同推動不同經濟階層做出不同的抉擇。中下層士子沒有多少權力，降清，也不會得到多大經濟利益，抗清，也不會損失多大經濟利益。唯有一身報國。故而，多熱血堅貞。但上層士紳，在滿清保障上層士紳利益的承諾下。降清，巨額經濟利益保全，抗清，失去巨額經濟利益。故而，像堵胤錫、張煌言這類完全可以出任滿清高官的士人能夠堅定抗清，是極其令人可敬可佩的。當然我不是貶低中下層士子，我只是客觀的強調這些上層士紳背后犧牲的經濟利益更大，他們能夠做出如此抉擇，難度顯然更大。不是什么人都能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不低頭的。　　
　　
　　正是看到了國家權力不受限制的巨大危害，黃宗羲基于宋明兩代的制度成就，綜合兩代得失，結合明朝后期的社會生產力條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限權！不限制國家權力不受限制的局面，絕不能解決“黃宗羲定律”，王朝必然還會走上王朝反復的魔咒。　　
　　
　　因此，黃宗羲主張：　　
　　
　　宰相限制皇權。因為排除蒙元、滿清異族統治中國的局面，中國歷史上相權最大的朝代是宋代，故而黃宗羲鑒于宋代的制度成就，用相權制衡皇權。但是，了解南宋的歷史都知道，既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能任免臺諫的宰相，權力同樣也是無限的。南宋亡國也在于此。所以，黃宗羲又設計了退休宰相和博學鴻儒的大祭酒限制宰相，把國家“非是”的決定權交給學校。“政有得失，直言不諱”、“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限制了皇權，繼續限制宰相權力。　　
　　
　　地方政府，學校“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于眾”。限權！限地方政府的權力。一旦超越儒家禮法應可的權力界線，以下克上、以多治少的學校就要用制度力量，對其進行“糾繩”，甚至“伐鼓號于眾”。　　
　　
　　這與西方的分權制衡不同。這是一個打補丁式的治國理念。國家的制度力量哪里出現問題，就從哪個地方打補丁。這其實是中國政治的傳統。中國歷史以前就有“封駁”的傳統，執掌“封駁”的國家機關糾正朝政得失。但“封駁”機構的人事權以及最后決定權還在皇帝手中，所以“封駁”始終不能真正解決國家權力的不受限制。黃宗羲把“封駁”的權力交給人事權不在皇帝手中，也擁有最后決定權的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而且用多數人治少數人，也震懾住了個別人篡奪權力危害國家的可能。據此，一舉解決儒家治國一千多年制度領域無法突破的魔咒。　　
　　
　　僅此一點，我個人認為，黃宗羲是中國古典政治制度的終結者，也是中國近現代制度的開啟者。讓我非常欽佩的是，陳寶良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類似的看法：黃宗羲作為“儒家式的新法家”，可以“看到近代和古代的分野”。因而，我對黃宗羲儒學的定性是近代的政治儒學，以往“君為臣綱”的政治儒學為古典政治儒學。　　
　　
　　想要在古代解決王朝反復的問題，想要最大程度遏制所謂儒生賣國的可鄙局面，必須得走黃宗羲的制度改革之路。以下克上，以多治少，讓權力得到限制，指望道德說教，根本不能解決王朝專制最后覆亡的末路，也不能解決儒生無視國家、民族的可鄙局面出現。

　　
　　這里肯定有人要問，為什么儒家之前沒有人提出來這個理論？為什么直到黃宗羲才提出來這個理論？　　
　　
　　那我們把黃宗羲的制度理論攤開，自可找到其中原因。黃宗羲的政治儒學相對于古典政治儒學，重大進步其實只有一項：學校。名為學校，但實際是安置預備官僚（博士弟子）的地方。不能與今日學校混為一談。學校的組成由博士弟子構成，博士子弟由各地方獨立的學官考選出來，交予禮部。而獨立的學官又由各地方士子推選出來。　　
　　
　　因此，我們這里就要問兩個問題了？西方近代是因為有新教公會的實踐在前，所以憲政共和之路可以從中得到靈感。黃宗羲又是從什么地方得到靈感的呢？考察歷史，毫無疑問會指向明朝后期清議的巨大力量。東林、復社等政治力量的出現，可以在朝堂之外干預朝政，讓黃宗羲得到了設計學校制度的靈感。黃宗羲就是把未能制度化，沒有制度保障的清議更進一步，設計成為學校制度。　　
　　
　　而中國之所以能在明朝后期出現巨大的清議力量，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有脫不開的關系。中華文明在趙宋天水一朝達到一次鼎盛，后受蒙元大屠殺重創，迅速衰敗。此后明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歷經百余年，終于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再次積累出相當高度的政治、經濟、文化成就，于歷史上弘治、正德、嘉靖初這段期間開啟明中期變革。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思想解放開始，出現了教科書上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文人結社也于嘉靖中后期開始出現，最后演變出東林黨、復社這類政治結社，讓中國有了現代政黨的雛形。正是有了如此社會背景，黃宗羲據此才能設計出“學校”制度。　　
　　
　　同時期，明朝后期的社會生產力，也即教科書上邊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讓明朝可以養育出足夠數量的士子。也讓黃宗羲設計制度有了最基本的人才基礎。假以沒有足夠的士子數量，黃宗羲的“學校”制度迅速會成為野心家利用的工具。只有讓更多如同歷史上以由母親在地上教授識文斷字的歐陽修為代表的底層士子，都有權力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糾正朝政的得失，才會在無法全民普選的十七世紀推行中國的“民主制”，既利用制度力量遏制“黃宗羲定律”的出現，又不致于危害整個體制的穩定。　　
　　
　　說到此，古典政治儒學未能解決王朝反復的原因就很明了了。生產力制約生產關系，古典政治儒學再怎么調整生產關系，也不可能在那么大的帝國建立黃宗羲的制度。既沒有東林、復社為代表的政治結社出現，又沒有足夠的士子數量，古典政治儒學又如何超越時代，設計出完全不符合所處時代的政治制度呢？古典政治儒學始終未能解決王朝反復的魔咒，制度力量往往出現儒生說的與做的差別天上地下，非古典政治儒學不想，而是社會生產力這一客觀條件限制。而一旦社會生產力這一客觀條件具備了，儒學立刻就駁正出現了黃宗羲這一近代政治儒學的治學者。　　
　　
　　相反，橫向對比中古時期，西方處于神權和貴族特權統治下的中世紀，古典政治儒學治國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成果，無疑不在表明，古典政治儒學在中古時期的社會生產力下，古典政治儒學的治國成就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從歷史傳承的角度來說，古典政治儒學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在東亞東部這么嚴酷的戰爭環境下，與游牧民族持續爭斗兩千年，保存中華文明始終沒有斷絕，與之相比，西方眾多帝國和民族都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這份功績不容后世抹殺。中國近代落后，不是儒學的罪，而是因為黃宗羲的近代政治儒學遭受到野蠻游牧民族的黑暗統治扼殺，兩百年內沒有進步發展一點點。任何一種思想，兩百年內沒有進步發展一點點，任誰都會被淘汰。認為儒學為中國近代落后負責，并于此大罵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至少黃宗羲總結出“黃宗羲定律”，并于此建構出近代政治儒學的歷史客觀史實證明，以上觀點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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