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尊嚴、平等和正義這類概念比較抽象，它們的實際意義取決于不同時代人們所做的解釋。這些概念的核心主體是人，對人的詮釋是一個具有實質性的問題。對于“人”這一概念的解釋，中國傳統有其非常重要的優勢，同時，這些優勢在西方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印證。
第一個優勢涉及自然和文化的關系。中國的思想傳統特別強調人的社會性。這也是西方的社群主義非常強調的一點。講到人和人的尊嚴、平等與正義，人是作為活生生的個體而存在的；但是，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社會性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向度。中國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比如，在近代的西方傳統中，人性（human nature）和自然（nature）是用自然法（natural law）的概念來覆蓋的。但是中國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文化（culture）和自然（nature）之間的區別，特別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
這個可以用來解釋福山先生報告中的一個例子。他提到，西方是從基督教關于上帝造人神學信條而引出人的尊嚴的結論。因而，在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國家中，墮胎是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人與非人的自然界限非常重要，而且其來源是神創造人。福山先生指出，在亞洲，這種爭論就相對少一些。
關于這種現象，我曾經問過劉述先先生，他給我的回答很有趣。我問道，一般談到墮胎問題，傳統的世界觀往往非常反對。在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國家，特別是天主教國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儒家傳統中這會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他稍微想了想給了我一個回答。他認為，儒家傳統不會那么強烈地反對墮胎。這點與福山先生所說的是一致的，但是他的解釋是，儒家強調人在本質上是社會的產物，胎兒和新生嬰兒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還沒有進入社會化的過程，因此胎兒的犧牲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的犧牲。對人的社會性的強調可以更方便地幫我們理解現代的一些問題。這是中國傳統的第一個優勢。
中國傳統的第二個優勢涉及“權利”和“責任”的關系。現代新儒家常常說，西方人重“權利”，中國人重“義務”，這有點簡單化，但并非完全沒有根據。最近幾十年中，關于“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的倡導者基本上都把重點放在了“義務”這一方面。“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觀念的重點是在“權利”上，而“全球倫理”觀念雖然沒有“全球正義”那樣有深厚的學術基礎，但也不容忽視。舉個例子，在消費者社會，消費者的權利當然很重要，但是西方一些國家如挪威的消費者教育規劃中，不僅有消費者權利的內容，消費者的義務也有相當的篇幅。消費者的責任和義務在消費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對于人的重視可能有其獨特意義。
中國傳統的第三個優勢涉及理性和意志的關系。西方的傳統從基督教一直到康德，都非常強調人的選擇能力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從理論上來講，至少是從康德開始，不再是籠而統之地強調選擇的重要性，而是強調選擇應該是理性的。中國儒家的“天理”、“天道”等對人的教化的觀點特別強調人的行動的自覺原則。自覺原則和自愿原則對人的自由實際上是缺一不可的。
從當代處境來講，適當強調自覺原則有相當緊迫的必要性。我主張現代民主的核心概念不僅僅是“自主性”（autonomy），而是“有責任的自主性”（responsible autonomy）。“有責任的”這個限制語在當今社會越來越重要。當今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兩個以S打頭的詞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一個是sustainability，一個是security，即可持續性和安全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可以改變我們對原來的一些做法的理解。例如目前乘客在飛機場所經受的那種安檢，在二三十年以前，甚至在十年前，都會被認為是羞辱性的，是被檢查者完全不可接受的。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人對于尊嚴、自由的理解實際上是有彈性的。一旦涉及到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問題時，原來很珍視的一些東西恐怕也需要做出一些妥協。
福山先生提到了中國的“壞皇帝”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目前也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強調主要領導監督，領導班子建設和執政黨建設，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但西方民主制度下也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問題。比方說，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持續性，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這樣生活的話，地球是不堪承受的。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要避免這樣的局面幾乎是很困難的。如果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堅持要按照美國這樣一種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繼續生活的話，那將對整個地球和人類構成極大的威脅。“壞皇帝”是一個麻煩，“壞公民”怎么辦？羅素1921年在《中國問題》一書中說，中國有很多缺點，但是中國的缺點也有一個優點：它們只害中國人自己，而不像西方的缺點那樣會害別人，害全世界。對于這一點，對我們思考中國價值和西方價值的時候有一些啟發。
第二，在對尊嚴、平等和正義理念的論證中，福山先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即強調西方現代性是有偶然性的，而且西方內部現代化道路是有多樣性的。這兩個觀點似乎與他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觀點不太一樣。但這本身并不是問題。重要的是，他在對這些理念的論證中放棄了規范性的論證，而比較傾向于功利性的論證。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這些觀念的正當性，特別是普世的正當性，恐怕更多地取決于其所帶來的物質繁榮與進步。從哲學的角度來講，這樣的論證不是一種規范的論證，而是功利主義的論證，或者說是一種經驗的論證。從我剛才所舉的幾個例子可以看出，這種論證有其麻煩之處，因為從歷史上來講，可以舉出很多現象，如殖民主義、種族清洗、世界大戰、生態危機等很多問題，恐怕都與尊嚴、平等和正義等抽象理念有著很大的關系。
第三，觀念（idea）和制度（institution）之間的關系。福山先生在最后的論證中指出，觀念為制度進行辯護，而制度要壓制觀念。這種分析有些過度簡單化，事實上，觀念不僅僅用來為制度辯護，實際上也有對制度的批判，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制度也會對觀念提出問題和壓力。其實觀念不是那么簡單的。抽象而言，自由、平等、團結和尊嚴這些概念，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事情，用中國人近年來喜歡說的話，即都是“好東西”。但“好東西”里面都是有文章的，是有張力和矛盾的，如果解決不好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說，自由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分，平等有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分，團結有普遍的團結和特殊的團結之分，尊嚴有抽象尊嚴與具體尊嚴之分。如果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的話，就不再是簡單的主張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的問題了。
第四，中西價值的異同。福山先生提到，中西之間的實際差別并沒有粗看之下那么大，這一點我非常贊成，在這里我補充幾點理由。
第一點，中國傳統是講人的尊嚴的，對人的尊嚴是有其獨特的論證方式的。《荀子•非相篇》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這正是對人的尊嚴的一個很好的論證，它與福山先生所說的基督教的論證完全不同。我們甚至還可以說，荀子的論證倒是在世俗化的條件下更容易堅守的一個論證。但不管怎么樣，在肯定人的尊嚴這一點上，中西的價值差異并不是那么的大。
第二點是我受余英時先生的啟發想到的。余英時先生認為，其實中國和西方都有最高的普遍原則，這些最高的普遍原則都是適用于每個人的。在西方，這種普遍原則的代表是“正義”，而在中國，這種普遍原則的代表是“仁愛”或“理”。這些原則或價值都有普遍性，但問題是每一個文化不僅僅是由單個價值所構成的，而是由一系列價值所構成的，而這些價值之間的排序方式很可能是不一樣的。不僅橫向地比較，排序方式是不一樣的。即便就同一個民族來說，在它的不同的時期，價值排序方式也可能有不同。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的價值排序，就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價值排序，也不那么一樣。考慮到這樣一種因素，中西的價值排序差異是很正常的。
第三點是當代世界不同民族共同的生活條件，即全球化、市場經濟、現代法律制度、產權制度等等，是使得我們分享一些重要價值的重要背景。這些生活條件實際上都是由一些共同的理念作為基礎的。要引進現代法制和市場經濟等等，必然在理念上也會受到西方的影響。
第四點，西方其實也在受中國的影響。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有一個中國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叫張彭春，是《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的副主席（主席是羅斯福總統的夫人）。概括起來，他有三個最主要的貢獻：第一，《世界人權宣言》的草案中有一條表述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張彭春提出，不應如此表述，其意見被最終采納。第二，他建議將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放到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譯為“conscience”。現在，我們在宣言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話：“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富有理性和良心。”“良心”這個詞正是張彭春建議加進去的。第三，張彭春在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宣言起草代表之間的溝通作用非常為人稱道。羅斯福總統夫人在回憶錄中說，他“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因為他具有幽默感，從哲學的角度考慮問題，幾乎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引述機智的中國諺語來應對”。有學者說，“中國代表張彭春當年把儒家的一些理念和觀點引入《世界人權宣言》的審議過程，這種努力導致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并通過，在智慧的高度上，張彭春對宣言形成所盡的責任比誰都要大。他將更有普遍性而非純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權宣言之中。”我想強調的是，說這句話的是一位西方學者。
（本文是童世駿教授在福山演講現場點評總結整理，并經其本人認可）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