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兩個時評帖子（國家資本主義和科學發(fā)展觀）都接連被“和諧”了，筆者只好翻翻故紙堆，說說上世紀的“五四”運動。
筆者曾說，中國現在是政經文三方面都出了問題：政治過于形而下，不知天命王道；經濟過于形而上，以物為本；而意識形態(tài)則為真空，亟需填補。何以如此？根源在于現行文化無本無根，完全與民族歷史和傳統(tǒng)道德割裂分離，如不改弦更張，挽狂瀾于既倒，勢必國將不國。
中國文化本體的傾覆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即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虛無主義運動，國人至今揮之不去的“五四”心態(tài)即源于斯。
時有民主自由派胡適主張“自然主義”，稱人是“渺小的兩手動物”，“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并無種類區(qū)別”，“赤裸裸一對狗男女而已”。（胡適《科學與人生觀》）他還公然稱：“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 “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胡適《充分世界化和全盤西化》）
時有GCD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提出“獸性主義”，稱“吾人之心，乃動物的感覺之繼續(xù)。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沖動之繼續(xù)，……人類為他種動物之進化，其能與他動物初無異致。……晰種之人，殖民事業(yè)遍于大地，唯此獸性故；日本稱霸亞洲，唯此獸性故”。（《獨秀文存》）
時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科學人生觀”更為直白：宇宙是由物質元素構成，因質力交推而生變化，變化按照固定模式進行；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人類，不過是“兆兆兆兆的原子，構成這三斤二兩的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的“復雜機關”或“神經系增造機械”，既無靈魂亦無上帝；情感、思想、意志亦不過是質力之相應，所謂愛情全是生理作用，沒有絲毫微妙。（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毋庸諱言，從歷史上看，對國人“五四”心態(tài)的流毒，中國的左右派都有份，都需要反省，不然不會惡化到今天這步田地。所謂“五四”心態(tài)，“即放棄中國文化本位性與文化自我應有特有之發(fā)展方向而以西方文化的特定內容（科學民主）為中國文化之發(fā)展方向的心態(tài)。” “認為科學民主并非西方文化所獨有而是人類共法，因而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與應有方向。因此，中國文化也必然要向這一人類文化共有應有的方向發(fā)展，否則，中國文化就會背離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而被歷史拋棄或淘汰。”（蔣慶《政治儒學》）
對此，本論壇有識者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實現中國西化的運動，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道德的一次徹底否定。“五四”運動除了從西方國家引進“科學和民主”外，還有什么？恐怕還帶來了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給中國人民植入了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這些負面的東西！一個民族要生存，特別是要發(fā)展，就不可能不繼承它的傳統(tǒng)。否則就等于說它失去了文化上的主體性，沒有主體性的民族就成了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沒有根基的民族一方面自身不能得到發(fā)展，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有很強的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除非是冒著將來有可能政息人亡的危險。
說到發(fā)展，其實中國當前追求的僅僅是非常單向度的經濟上的發(fā)展，即GDP總量的增長。發(fā)展應當是全面的，包括經濟上的硬性指標和文化性的軟性指標，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fā)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長，缺乏以文化為基礎的發(fā)展，沒有伴隨以文化的同步崛起；數字經濟高速發(fā)展已經對內政和外交構成了嚴重的挑戰(zhàn)。單向度的經濟發(fā)展已經對社會造成摧毀性的影響，文化進步的缺失使人不能回答經濟增長的道德基礎問題，社會財富的積累并未導致文化的崛起，恰恰是其文化趨向衰落的過程。巨大的財富差異導致最基礎的社會正義感的消失，極端的商業(yè)文化摧毀了社會的基本細胞。對于一個沒有宗教傳統(tǒng)的國家，文化的供給就更加重要。
這一切都在呼吁和吶喊：中國亟需重拾本體，復興儒學，政治立國，福澤民生。但時至今日，由于“五四”心態(tài)作祟，上述吶喊仍然是曠野里的吶喊。
國人當前對民族傳統(tǒng)的這種“五四”文化虛無主義，必然導致對外的文化投降主義。須知文化投降主義不會帶來全盤西化，只會帶來亡國亡種。大敵當前，炎黃子孫應捐棄左右派系成見，反“五四”之道而行之，復興儒學。
需要指出，右派反儒，內有利益集團作俑，外有國際資本背景，因而是文化立場問題，需堅決反對；而左派反儒，純屬“五四”文化斷層所導致的思想認識問題，需教育引導。這應當是本論壇較之其他鼓吹自由化論壇，更加責無旁貸更加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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