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讀者在《博客中國》就《基督教善惡的絕對性》一文給我留言，說“本文硬傷在于：把真理說成了理論，把真理的本體臆想成‘托詞’，不過對無神論者來說，也算是有思想的了。”這個留言者是以基督教徒信仰的思想立場，對我批評。
為什么要引述這段留言，因為在我的文章中，經常出現“絕對性”的概念，有些讀者問我“絕對性”作何理解？現在正好以上述讀者評論的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
上述評論，是批評我把基督教“真理”說成是基督教“理論”，把善的上帝“本體”說成是善的上帝“托詞”。站在基督教神學的立場，這種批評一針見血。
這個批評實際上指出，我的文章是自相矛盾，既然認為基督教善惡價值觀是絕對的認識，那么絕對的認識應該是“真理”，而不是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理論”；既然善是絕對的，那么善的載體上帝是真實的本體，而絕不是托詞。站在基督教立場，這種批評十分正確。
這種批評，就是“絕對性”思維的生動事例。
“絕對性”就是如同不言自明的公理，是確定無疑。絕對性是相對于相對性而言，所謂相對性，也就是不確定性。
那么什么存在是絕對性的，什么存在又是相對性的？
相對性的存在，就是物質的存在，就是人們的日常物質生活。比如，人們日常思維充滿著不確定，因為日常生活是功利物質性的，物質的特點就是變化無常，就是老子的思想有無相生和無為無不為，因此，關于物質生活的理論都是相對的不確定的。老子的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典型認識。
絕對性的存在，是一種精神的存在，精神和有限的物質不一樣，它在時間空間上是無限的，比如在時間上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這種無限性，就賦予精神永恒性、絕對性。
但是，不是任何精神都具有這種無限性，比如個人依附于物質的精神，隨著物質的毀滅，隨著人的物質生命的結束，依附其上的精神也不復存在，這種精神可以歸為物質性精神，物質性精神不具有絕對性。
脫離物質性的精神，即純粹的精神才具有絕對性，比如善的精神，如若是功利性的，善就不完美，善就會有排他性，善就不是純粹的善，善就等同于物質占有，善脫離了功利目的，善才能成為無條件的善，完美的善，絕對的善，基督教愛你的仇敵的善，就是善的絕對性。
絕對性、完美性、普遍性、永恒性，四位一體，彼此不分。
有了精神的絕對性，人類生命意義就尋找到了平衡。
人類生命的物質相對性精神是與生俱來，不教自會，但是絕對精神（純粹精神）是要靠自我認識。
西方自古有一句最重要的格言：“人，認識你自己！”其意義可以理解為：人的終極意義是去認識一種絕對精神。
因為，人既然具有超脫物質性存在自我意識，那么絕對的自我意識必然會去尋求它的同類，即絕對的永恒的存在，追求到這種永恒存在，將精神靈魂托付給永恒的存在，人的生命便因為自我意識而具有了絕對的永恒的意義。
人的精神物質性，使人不能脫離動物的本能；人的精神脫離物質的絕對性，則使人脫離動物的水平，使人具有上帝的屬性，使人成為高貴的萬物之靈，使人能夠無愧于人的稱號。
因此說，人只有具有絕對精神，即具有信仰精神，人才是精神平衡的，健全的，人類社會才是兩條腿平衡的走路。
如若社會沒有絕對精神的信仰，就如同人只能依靠一條腿走路，社會因此經常是左右搖擺和走極端，中國文化就是這種狀況，因此為什么中國古代在發展停滯的情況下，社會還經常性的大幅度震蕩，周而復始。
中國這種政治文化情況，也是孔子中庸之道產生的根本原因。
因為中國文化和任何人類文化一樣，也需要精神平衡，中國文化沒有絕對精神信仰和物質性精神對抗和平衡，孔子就創造了世俗文化性質的中庸之道思想，來幫助中國文化的兩種精神的平衡，因此中庸之道文化的產生是實屬必然，沒有孔子高舉，也會有其他圣人高舉這種文化思想。
但是中庸之道思想，畢竟只能立足于中國世俗權力的基礎上，而用世俗的思想價值來對抗世俗政治的文化矛盾，必然是甘拜下風，是十分的力不從心和無濟于事，這就是孔子中庸之道思想，在中國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尷尬的成為徒有虛名的根本原因。
孔子、朱熹等認為，中國文化的至德、中國文化的最高明之處，就是中庸之道文化，但是中國文化事實上永遠做不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永遠是停留在口頭上，中國文化的實際內容，是反中庸之道的等級壓迫極端文化一再大行其道，勢不可擋。
最后再解釋一點：絕對性精神文化，在中國很容易被誤解，很多人認為，絕對性就是一種片面性，這種錯誤認識，就如同錯把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理解為自私自利之心，其實，它們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同概念內涵，但是由于中國歷史文化中沒有絕對神圣精神的普遍性信仰，沒有個人人權的價值觀，因此發生這種淺度文化誤會也很自然，這需要從文化的根本上提高認識，才能區別，本文就不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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