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歌、信仰與精神（一）
――獻給新時代
紅歌潮涌動，驚濤拍岸。一時間，似有“隨流漂蕩，聽風澎湃”的氣勢――那是康有為為“大同”世界的到來而發出的呼喊。在他的呼喊聲中，舊的世界分崩離析，到來的是生氣勃勃的新時代，康有為知道，這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這個過程注定是在風雨澎湃中進行的。
康有為比他的弟子梁啟超，以及從歐美歸來的嚴復都要沉穩得多，他的“大同”是虛君政治，即有孔子的精神，也有孔子的政治，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有民主憲政――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康有為主張最本質的特點是：
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政體以承載變革的演進；需要大眾的信仰與精神，作為變革社會的凝聚力和方向。
在康有為看來，無政府主義者不可能實現改革，卻只能帶來混亂和民族的災難；而所謂的民主和革命，與無政府主義并沒有多少距離；進而，沒有相對穩定的政體尤可恕，如果沒有凝聚人心的精神，所謂憲政只能是畫餅充饑。
在康有為看來，一個具有凝聚力的精神，除了它自身的至善的屬性，更在于社會大眾的認同。這種精神很大程度上如同康有為的“大同”意識，是歷史傳統的長出，不是外來文化的移植，更不是妄想者的冥思。
無論十二泰坦神、獨眼巨人和巨神們多么熱忱，他們始終只能回到大地母親該亞的的懷抱，去汲取奮斗的力量和勇氣。梁啟超是在參觀了歐美社會之后，嚴復是重新認識中國之后，他們都完成了認識的一個循環，重新回歸中華文化的傳統，如同康有為一樣站在同樣的一片土地上――他們認同了虛君政治，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認同了一個精神，即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孔子的“仁”。
歷史的質問是：為什么注重孝道的中國人有了俄狄浦斯的弒父情結？
康有為面對的是皇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傳統文化的崩潰，于是，他看到了“萬舟如覆葉，浮尸如泛蟻”預言的出現。中國人的“康有為面對”其實并不是第一次，明嘉靖之后，朱明皇權在仕權的沖擊下畏縮退讓，主導大明朝的理學在仕階層的爭權奪利中迅速庸俗化，君主沒有了，精神也沒有了，大明朝從此一敗涂地。中國人的“康有為面對”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新中國長足進步的時期，指導這一個時代的毛澤東思想受到強烈的質疑，于是在大繁榮的時代社會道德卻在墮落，老百姓被迫著走向以生死捍衛自己生存權的抗爭。
郭沫若和康有為是一致的，一致之處不僅僅是他們分別論證了作為孔子理想的“大同”，而且論證了中華民族需要一個精神。這個精神，康有為認為是孔子思想，而后來的郭沫若認證為毛澤東思想。應該說康有為和郭沫若所主張的民族精神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大而言之，孔子思想和毛澤東思想都只是中華文化在不同歷史背景之下的顯現。
歷史又掀開新的一頁，薄熙來與郭沫若之間又有了新的連續，自重慶開端的紅歌潮以新的形式宣揚一種精神――毛澤東思想。我們贊嘆的是，涌動的紅歌潮，巻舒著時代的風云：
它不是錢塘潮，因為澎湃而騰踴；也不是東海上的季風，因為狂熱而飆揚。它是人心，沉寂了34年的中國文化必然有一個激昂的突破，正是因為萬馬齊喑，才有了天公抖擻。呵呵，韓愈說：“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果然如是，我聽到的是中國人心的悸動，這是出現于34年輝煌業績之上的亢奮，這是民族復興理想正在成為現實之后的自信――原來只有康有為式的微息，現在成就了人民性的滂沱。
紅歌昭示著寬厚兼容、昂揚奮發，它巻舒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振興中華需要這種精神。而今我觀這風濤，從思想的角度，從文化的角度。
壺公評論2011－07寫于麒麟山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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