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有不平等文化嗎？當然有，但是中國自古以來血緣關系的宗法文化是講臉面，這種不平等的反面文化，輕易不登大雅之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有平等文化，就有不平等文化。
就像老子哲學，他看到社會都在爭奪物質、權力，這是爭奪存在的“有”，于是他的思想宣傳不存在的“無”，奉勸社會放棄和讓渡權力及物質。
老子論證了“有”就是“無”（有無相生）的哲學，這也可以辯解說不平等和平等是一回事。
老子哲學是“偷換”時間概念的，把未來的“有”提前透支到現在，于是無中生有，把現在的“有”又是提前消滅掉，于是變成什么存在都是浮云。
老子思想取消了對象認識的特定性，想把事情說成白，就是白，說成黑，就是黑，而中國專制政治恰恰是不平等的對待老百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允許百姓有自己獨立的立場，這就是老子思想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原因。
老子哲學好在哪里？中國專制孔子時代就是苛政猛于虎，草菅人命，中國人的心靈創傷難以言表，而老子思想對于苦難絕望的中國人是雪中送炭。
老子思想如同一種宗教安慰，是中國人的心靈雞湯。
因為老子哲學，無所謂絕對的真善美，任何事物既是，又什么都不是，人們何必去苦苦的追求，跟自己過不去？悟道了老子哲學，還有什么值得斤斤計較？有什么不滿足？有什么能使你激動？有什么不能忍耐？有什么值得斗爭和反抗？
統治者聽到老子思想，一定很順耳，被壓迫者聽到老子思想，也認命了，變得心安理得。
我在想，日本接受了中國的儒家思想，日本具有精神信仰性質的自殺文化傳統，如若日本人也喜歡老子思想，肯定就會與自殺文化價值相矛盾，因為老子的理論推論下來，好死不如賴活，自殺不是很愚蠢嗎？
魯迅阿Q的形象，是揭露老子文化對中國民眾的影響。
為什么在此大講老子文化？
因為中國的平等與不平等文化，在歷史思想中是真假難辨的，這其中有老子是非不辯的認識方法原因。
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沒有原則性的是非不清哲學呢？我想，大概是中國的專制權力壓迫的太利害，于是大家不敢講真話，不敢保持自己的獨立立場，但又不能表現出太無恥，太卑躬屈膝，需要給自己找一個下得了臺的理論依據，于是出現了老子順其自然的思想。
所謂“道法自然”，是把自己任何行為責任都推給自然，而自然的內容是空空的，空空的東西，就具有任意變通的空間，沒有給你行為任何強制性的規定，沒有讓您承擔任何精神恥辱，因此你沒有任何絕對約束，可以不堅持任何精神原則，而隨心所欲的趨利避害。
這種文化大行其道，正是說明，中國文化的原則性柔弱到了極低水平，而人類任何文化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平等精神，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平等精神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
所以同樣是儒家文化背景，為什么日本一百年前就學習西方文化的平等精神，而中國卻遲遲不能抓住這個關鍵，甚至胡適這樣的人，還建議蔣介石學習老子文化。
胡適認為老子代表中國的民主精神文化，這一點上胡適極度膚淺。
老子主張倒退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社會，這一點胡適怎么不去思考？都不往來了，哪里還需要民主？老子又怎么會胡思亂想起民主來？而互不往來，倒是契合老子無是非原則的人生哲學，因為沒有往來，是非原則也就無從談起。
連大名鼎鼎的胡適都把平等文化庸俗到虛無主義的老子身上來，而且今天還被很多精英當做寶貝一樣的重新挖掘，可見中國一些精英文化對平等價值的認識是多么皮毛！很多精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又是多么荒謬！
事實上把老子文化搬出來，當做中國的民主文化，不僅是張冠李戴，胡攪蠻纏，而且更加危害的是它客觀上成為一種煙幕彈，妨礙了中國人對傳統不平等文化的深入分析和批判，他們造成一種錯覺，好像中國不需要文化改革，只要回歸一種文化傳統就輕松了事了，所以這種糊涂認識，是在嚴重的耽誤中國文化所迫切需要的平等價值的改革。
我們再思考一個問題，如若日本民眾同時也接受了中國老子消極無為的思想，他們會擺脫麻木不仁，而勵精圖治、大刀闊斧的進行文化改革嗎？
以后，我會介紹日本文化改革的核心就是糾正不平等的文化。
人類天性喜歡平等，前面說了中國是愛面子的血緣宗法文化，為了討好民心，表現出克守盡職的做好父母官，中國統治者怕不平等的文化會激起民怨，因此總是小心翼翼加以掩飾，不敢公開宣傳，而是依靠實力低調悶聲的我行我素。
僅僅如此還不行，因為任何政治統治，必須建立合法的精神思想依據，這種依據不僅不能公開的主張自私壓迫的不平等思想，并且相反，只能用“天下為公”、“為民請命”、“父母官”，這樣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的正氣理論來贏得民心。
統治者表面上冠冕堂皇，實踐中苛政猛于虎，說一套，做一套，上行下效，幾千年下來，言行不一，大言不慚，慢慢的老百姓習以為常，還變成民間風氣。
指鹿為馬的故事，聽的令人毛骨悚然，其實它不過是把中國沒有原則的務實性推向了極端而已。
無精神原則的務實性，和言行不一是一回事，即權力行使是萬能的，而理論是姓“鹿”還是姓“馬”無關宏旨，理論如同一件衣服，是權力的外套，權力需要什么衣服，我就認誰。
因此，指鹿為馬并非駭人聽聞，這種自欺欺人一樣的胡說八道，從古到今一直是無孔不入，比比皆是。
這就是中國理論和實際脫離的文化傳統。
這種傳統文化的根子在哪里？在物質權力的崇拜。
物質權力是第一的，但它最好低調；精神信仰是次要的，但它必須高調。于是把高調的東西大寫在書本上，高高掛起，招搖過市，而低調的東西縱容它橫行霸道，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人們憎恨這種虛偽文化的言行不一。
這種文化口是心非的荒謬性昭然若揭，因此永遠受到譴責，但是這種面子性的虛偽文化，如同人必須穿衣服遮羞一樣，是等級秩序的潤滑劑，實實在在的硬是必須存在。
存在就有存在的原因，原因就又變成合理，如果不承認這種現實性，即所謂潛規則，人們就說你拎不清，不懂得人情世故，嘲笑你書呆子，并且每個人都會露一手，教會你裝糊涂。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這種文化，連孔子都與這種糊涂文化妥協。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曾經無奈的贊嘆一個糊涂高手，名叫寧武子，孔子自我調侃說：“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可想而之， 孔子恥與“巧言令色”虛偽文化為伍，但是該糊涂的時候，孔子又很矛盾的自嘆不如。
中國文化的原則不堅定性、妥協性、復雜性，由此可見一斑。
（《福澤諭吉和毛澤東》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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