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梁紇不可能要瑪利亞做小三——中西方文化與民族心理比較

    孔子和耶穌兩個非凡人物，稱得上分別是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之濫觴，對他倆的出生作些比較分析，會非常有助我們了解中西方文化、民族心理的差別、優劣、發展前景。　　

    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也就是今曲阜東南的鄒城,其祖上是孔防叔,宋襄公八世孫,畏宋大夫華督之逼而奔波至魯.防叔生伯夏,佰夏生叔梁紇。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在《史記正義》解釋為：紇娶顏氏女徵在時，年逾六十四，不合禮法（周禮），故曰野合。　　

    耶穌《圣經》記載了耶穌誕生的故事。　　

    拿撒勒城里有位童貞姑娘瑪利亞，和青年木匠約瑟訂了婚。　　

    一天，天使加百列來到瑪利亞家，對她說：“瑪利亞，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了，你將懷孕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成為無與倫比的人物，被稱為上帝的兒子，繼承大衛的王位，他的王權也是沒有窮盡的。”　　

    瑪利亞說：“我是上帝的婢女，原聽從上帝的安排。”　　

    約瑟得知未婚妻懷孕的消息，想悄悄地和她分手，上帝的天使出現在他的夢中說：“把瑪利亞娶回家。她懷的孩子來自圣靈。她將生下個男孩子，你們給孩子起名叫耶穌，因為他將從罪惡中拯救人們。”約瑟醒來之后，明白了這是上帝的旨意，于是帶上已懷身孕的瑪利亞從拿撒勒去伯利恒。到達伯利恒時，天色已晚，所有的客棧都住滿了，他們只得在一個馬棚里棲身，這天夜里，瑪利亞臨產了，生下了耶穌。　　

    通過“孔子”和“耶穌”的出生故事，我認為：　　

    一、中西文化是兩種格格不入的文化　　

    “孔子”和“耶穌”雖然都是野合的產物，但是，這僅僅是在喻示文化、思想，于人而言，無非是些尿，不拉不舒服，拉出來，大家也差不多，無非是個別人的尿含糖量高些上有同義而已。　　

    但是，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的“孔子”，雖然存在“紇娶顏氏女徵在時，年逾六十四，不合禮法”的現實距離感，卻依然是由真實的“紇”與“顏氏女”交合而出——文化、思想，本就是對現實作出的，一定距離的觀察、總結。　　

而“耶穌”，則僅僅是借助了一個無知女孩的肚子，無中生有，幾乎與現實不存在任何交合、掛鉤。　　

    “孔子”對西方式的，脫離現實而臆想的做法是非常反感，主張“敬鬼神而遠之”。　　

    “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與“孔子”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反唯心的，主張以現實關系圖解人類社會。因此，中國（華）文化其實只是被從“上下順序”的“孔子”，顛倒成“下上順序”的“毛澤東”而已，卻從沒有被中斷過、破壞過——文化傳承，絕對不是那些不學無術者所稱的，誰燒了幾本書砸爛幾座廟就是破壞了中國（華）文化。　　

    中西方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導致東西方的民族心理也完全相反。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往往被西方，或者他們當中一些靈魂已經被西方魔鬼收走的異端，攻擊為庸俗、缺乏想象力、浪漫等等。　　

    二、中方文化是鏡子文化，形成民族自協心理　　

    與西方對耶穌的誕生，精心撇開耶穌各種人際關系，方便以無任何現實人際關系束縛的“耶穌”作為闡述西方“以個人為中心”的文化提供全部車天車地基礎不同的是，中國文化的孔子，是具有真實的，可稽的種種現實人際關系。因此，“孔子”必須對各種現實的關系作出闡述、處理。即是說，中國文化，先天就是一種鏡子文化，天、地、人、國家、家庭、夫妻、父子、朋友、鄰里、長幼等等，均可成鏡，種種物象關系，對影而述理。鏡子文化，導致中國人天生善于隨遇而安，依時而動，因人而異協調關系。　　

    三、西方文化是唯心文化，形成民族奴性、盲隨心理　　

    瑪利亞懷孕，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瑪利亞與人私通后，撒謊騙約瑟；一種可能懷孕耶穌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但是，“約瑟”所能夠選擇的，只有一個，就是無條件相信。換言之，西方文化、民族心理，其實比一再被攻擊為奴性的中國人更奴性，他們對權威、甚至任何人為確定的、臆造的東西，都可以盲目相信、絕對認可，欠缺自省力和積極性（注：西奴們往往以之為據，攻擊中國人缺乏紀律性、約束習慣之類）。西方民族這種奴性、唯心性，在希特勒發起的世界大戰，美國政府以謊言對伊拉克薩達姆開戰，……均有充分體現。大家最熟悉不過的，可能就是西式體育比賽對裁判錯判，西方司法制度法官對案件終局裁決，均絕對認同，不作任何異議——在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文化和民族心理中，西方文化、西方人的這種主張、做法是難以想象的。中國人遇到他們認為不當的事，或者以天地良心為名一再訴求，或者設法半途攔住皇帝之馬告御狀。　　

    四、西方文化是種人格分裂文化　　

    作為唯心文化，因為其主張或理念是主觀的、理想的、隨心的，完全不受現實拘束的，沒有中國文化因受現實束縛而帶的乏味，極具誘惑力，容易招人喜歡。例如人權、公正、自由、民主之類。但是，由于它們是人為假設是如此后，再作為現實應該如此的措施，往往導致言行脫節，不得不依賴于更加強制、專橫的方式作為補救。例如，人權、公正，往往通過法官專橫的作法加以終止。又例如，西方國家往往喜歡用戰爭、制裁，顛覆等極端手段，推行其所稱的“人權”、“人道”、“民主”主張。　　

    五、西方文化與民族心理前途　　

    長期以來，我們已經一直習慣以西方文化、民族心理批評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但是，正如以上分析的，如果西方文化、西方民族心理再不能進行自我反省、批判，或者人類不能對西方文化、西方民族心理致命缺陷作出有效遏止、剔除，聽由西方借助其強大暴力胡作非為的話，人類必然會被他們的嚴重人格分裂行為毀滅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