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舉例斯密關于農民思辨能力的論述，分析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道”的哲學思想產生的一種原因。
中國古代萬物歸一“道”的哲學精神和意志，和中國古代政治中央集權又是相呼應的。
對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產生的歷史原因，西方學者主要是用經驗實證的方法進行分析求證。試舉例馬克思的觀點：
馬克思用唯物史觀分析亞洲國家專制政治的歷史成因。馬克思認為在遠古時候，東方專制國家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軍事部門和公共工程部門。公共工程部門負責農業灌溉工程，是產生專制政治的經濟基礎，因為水利灌溉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命脈，東方大國因其幅員廣闊和文明程度太低，于是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對治水進行干預，但是專制制度一旦產生，專制政府的影響就不再局限于水利工程，而且會管理農業、商業等一切社會重大公共項目和工程。
古代中國一開始就產生了強大的中央集權，相應的中國古代哲學一開始就高攀天道而將萬物置之于旗下。創造出駕馭萬物的高度抽象統一的“道”的概念，顯現了中國古代哲學精神的胸襟是無比博大和高瞻遠矚，中國古代哲學精神的早熟始終是個謎。
中國哲學精神立足于天道，因此無論是老子還是孔子，他們的思想具有普世價值或者普遍的認識意義，放之四海而皆準。
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的哲學宇宙觀，透過萬物的千差萬別去把握萬物的聯系和統一，最后歸根成萬物的等一，這種等一性的“道”無處不在，為了強調它的絕對普遍性，莊子特別說明“道”廣泛的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蟲、小草、瓦當甚至糞便之中。
如果說老莊的哲學思想是中國自然哲學精神的主要代表，那么孔子的思想則是代表中國社會倫理文化的哲學精神。
由于社會文化和人們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在哲學高度去統一認識把握中國社會文化，就必須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這種客觀的根本需要，就是孔子中庸之道哲學產生的本質依據。
孔子的思想是談論道德文化。人類最復雜的文化就是處理人與人相互關系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充滿矛盾性，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道德文化又必須具有絕對性、信仰性，否則就無法實現它的哲學實踐價值。
有人抱怨《論語》東拉西扯，其實這種“東拉西扯”是表達道德文化實踐的豐富性和價值的絕對統一性，必然的文章形式，否則道德哲學內容就會空空蕩蕩，大而無當，無的放矢，正是因為《論語》中有大量豐富的、各自分散和相對獨立的具體事例，后人才得以從中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將孔子的道德哲學精神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才會有“半部論語治天下”、“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政治奇效。
《論語》的東拉西扯，似乎不能表現哲學的嚴謹邏輯和思想統一，但這就是中國哲學思辨的特點：通過精神的直覺性和直觀性，去辯證的認識絕對精神對象。
中國哲學的思維形式，主要的是從抽象的精神概念到具體經驗，而不是從具體經驗去歸納邏輯論證抽象的精神概念。這種哲學思維是深刻普遍的，又是保守和堅守傳統的。
孔子最大的貢獻，是對傳統保守的道德文化，創造性的進行了概括整理，抽象上升為統一的哲學精神。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孔子將古代的優秀道德文化連貫統一了起來，將它們在各自人類社會關系領域的內容相互打通，使之成為一個博大精深的邏輯體系，孔子自我思想評價“吾道一以貫之”，獲得了后來中國文化的絕對認同。
中國文化“道”的哲學，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哲學絕對精神，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民族文化絕對統一的精神意志，也是一種無條件的國家絕對權威的精神意志。
中國文化的哲學精神，和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一般不是表現在普通民眾身上，而是表現在中國文化國家主義的意志上，個人的意志無條件的服從于國家的意志。
國家的意志即哲學精神，是由君主代表和實踐，所謂朕即國家，每一個臣民都必須心甘情愿的視同自己是國家微不足道的一個部分，也即事實上 從屬于 君王的意志，君王雖然有自由意志，但在理論上是不自由的，是被中國“道”的國家哲學文化規定好的。
中國文化的哲學精神體現為國家意志，這是中國文明延綿發展壯大的根本條件。
中國文化哲學精神的這一特點，也決定了中國的哲學精神主要在政治文化領域發展，而不像西方個人主義哲學精神向科學文化方向發展。
中國文化哲學精神體現為國家意志，還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哲學精神，隨著專制文化走向極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日益喪失和被窒息，導致國家哲學精神日漸衰落和發生異化，日益淪為沒有絕對價值意義的世俗權利的崇拜，最終導致國家滅亡，中國歷史上已經多幕上演了這種政治哲學的輪回興亡。
哲學無非是自然觀和社會觀，但是對于一種文化有決定意義的是哲學的社會觀。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基督教，以及后來許多西方人文哲學思想（比如馬克思），影響和決定著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
而中國文化，孔子的人文道德哲學思想，要比老莊的自然哲學思想更為重要，丟掉了孔子，中國的文化就沒有了重心，沒有了精神哲學的靈魂，中國文化就徒有其表，中國文化毫無疑問就會被西方文化同化。
毛澤東時代表面是否定孔子，但是毛澤東精神中主要價值的部分，恰恰是和孔子的精神是一致的，“不患貧而患不均”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蔣介石表面上尊孔，但是實質上他忽視了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的中國文化的主要哲學精神，這是他政治失敗的致命原因。
老莊的自然哲學，介入社會的利害關系不深，它虛無自由放任的世界觀，注定在中國文化生死存亡的歷史中，只是充當一個沒有感情的看客。
中國文化是一種政教合一，但是它根本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目前具有或者在歷史中曾經具有的政教合一。
中國文化崇拜世俗的帝王，和宗教崇拜抽象的神（上帝）有顯著的區別，但是它們又有很大的相同，都表現為對崇拜對象的絕對敬畏。
中國文化哲學精神的深刻矛盾是：它信仰一種絕對“道”的精神，但是這個“道”無法被設計成一個超越世俗權力，可供人們絕對信仰的抽象和永恒的精神偶像，原因是中國世俗的權力遠遠強于崇拜絕對“道”的精神的力量，因此世俗的權力就強行的越俎代庖，霸取了精神信仰對象的神圣位置，世俗權力并且以神圣的“道”的絕對精神的代表自居。
由此中國文化的哲學絕對精神經常性的陷入信仰危機，它成為世俗王國的權力婢女，一旦文化哲學精神價值喪失了獨立性，也就失去了絕對性，民眾的信仰精神就會被連根拔掉。
因此，中國人不僅對本土文化的哲學精神無法真正的主張信仰，而且對外來文化的宗教信仰也將是力不從心，因為在中國，一切信仰如若 和世俗 君王至高無上的權力發生沖突，都會在后者的鎮壓下，不堪一擊。
可見，中國文化“道”的精神，毋庸置疑，是一種絕對的哲學精神，但是中國文化又將這種“道”的精神，事實上讓君主代表的官僚集團的意志來體現，中國文化價值的信仰就成為一種強權的結果，就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流氓政治文化邏輯混雜在一起，致使老百姓良莠難辨，一旦政治強權土崩瓦解，老百姓在強權條件下被動形成的絕對道德文化價值的信仰，也就被釜底抽薪。
于是中國文化進入無信仰、無是非價值、一盤散沙的危機局面，為了恢復中國的社會文化秩序，于是歷史又會再次選擇政治強權粉墨登場。中國的哲學精神就是如此在自覺和不自覺當中，在興奮的又是痛苦的矛盾運動。
（中華民族的哲學精神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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