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設想的“大同社會”即將變成現實

襄陽居士

自從奴隸社會（私有制）出現以后，人類就處在殘酷的階級壓迫和經濟剝削之下。勞動人民對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充滿了痛恨，對人人平等、沒有差別的“大同社會”充滿了向往。且不必說《詩經·魏風·碩鼠》里奴隸們對奴隸主的反抗與逃亡，渴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土”﹑“樂國”的美好理想；也不必說東晉大詩人陶源明在《桃花源記》里所描繪的沒有剝削、沒有欺詐﹑人人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即使只看１９世紀早期出現的空想社會主義——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圣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他們不僅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還對未來的理想社會提出許多美妙的天才設想——他們企圖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就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大同社會”——真正的“樂土”。最后，“空想社會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手里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又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手里由“理論”變成了現實。今天的古巴與朝鮮，瑞典與挪威，就是“大同社會”比較成功的典范。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但事實是不容否定和抹殺的。

最近，古巴經過30年的穩健改革總結出“四個絕不，一個始終”作為指導：即絕不搞市場經濟；絕不允許財富集中，不讓哪怕是一個人無衣無食，流落街頭；絕不改變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免費醫療，不關閉哪怕是一所學校或一所醫院；絕不照搬中國、越南的改革經驗；始終堅持“人民決定一切”，每一項改革措施出臺都要經過全民討論，沒有大多數人同意絕不出臺，每一項改革措施的廢止也要經過全民討論，沒有大多數人同意絕不廢止，例如對個體經濟的幾次政策轉變都經過了全民討論。

這就是“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人民利益至上”的治國理念。今天的古巴與朝鮮人民享有：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分配住房，統一分配工作，實行養老退休制度，等等。這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博愛”，是完全符合“天道”與“人道”的——“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太陽無私照”——“大公無私”，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無一人被拋棄；“絕不允許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杜絕兩極分化。

即使最富有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大國，歐、美、日、澳，哪個做到了？還好意思高喊什么“平等”與“博愛”？古巴與朝鮮的發展模式，代表著人類未來發展的趨勢與方向。因為他們的領導人所作所為完全符合“天道”與“人道”。

《說文解字》釋“天”：“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可知，“天”的本義是頭頂，而頭頂上就是至高無上的“天”。

《說文解字》釋“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可見：“天”﹦“大”﹦“人”﹦“王”。

“王”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就是天子，就是“大人”。在今天來說，就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職責就是愛民利民，養育萬民。

《易經》上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就是說，“大人”要順應天地自然，遵循自然規律。

非常遺憾的是，現在的許多國家領導人根本就不懂得這個道理。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治理國家。

為了搞清楚“大同社會”的內涵，我們有必要進行一番詞源學的考察。

“大同”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在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異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聲之于響。……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

在這里，“大同”謂與天地萬物融合為一，是指“養心”應當達到“忘物”、“忘我”的境界。而第一次對“大同社會”做出完整解釋的是漢代的《禮記·禮運》。其中說：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從字面來解釋，所謂“大同”就是——完全相同，無所不同，一切皆同——沒有尊卑等級，沒有貧富懸殊，沒有種族差異，沒有國界紛爭。“大同社會”，就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全體人民所共有，財富為“天下”人民所共享，任何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懷，任何人都主動關心社會。沒有親疏之別，沒有奸詐謀略，社會和諧，人民安康。

可以說“大同社會”就是真正的“和諧社會”，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它既是中國古人所向往的最美好、最理想的社會，也是西方的思想家與世俗人們所孜孜以求的“極樂世界”——人間樂土。

或許有人會說，這“大同社會”是漢朝人偽托孔子而提出來的，孔子本人并沒有“大同社會”的思想。這個說法大體上是正確的。因為孔子是維護“周禮”和“君臣父子”的等級制度的，孔子所向往的其實是私有制的“小康社會”。儒家講究“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固曰不同。”

事實上，人類“大同社會”的思想來自墨子，墨子是受老子影響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大同社會”與“和諧社會”的思想家，盡管他沒有明確提出“大同社會”、“和諧社會”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大同社會”的偉大構想卻影響了人類幾千年，鼓舞著人們前赴后繼，其功績不可磨滅，永放光芒。

墨子政治理論的核心是“尚同”。《墨子》書中有《尚同》篇。“尚同”即“上同”，墨子主張：治國之道在于，人們的意見應當統一于上級——百姓上同于里長；里長上同于鄉長；鄉長上同于國君；國君上同于天子，天子最終上同于“天”。這是墨子針對當時國家混亂而提出的政治綱領。墨子認為，天下混亂是由于沒有符合天意的好的首領，因此主張選擇“仁人”、“賢者”擔任各級領導，他們愛國利民，造福于百姓。百官愛民，百姓安康，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天下既然得到治理，天子就使得天下之人思想統一，并與天道保持一致。只有取信于民、依靠眾人共同治理國家，才會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

總之，墨子認為，“尚同”是治國執政的根本與關鍵，只有做到了“尚同”,才能實現“天下大治”。

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則來源于《孫子兵法·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孫子的原文如下：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在這段話中，孫子主要談戰略的相關要素，提出了“五事七計”。“道”就是“五事”之一。

譯文：

所以，要以如下五個根本方面的因素為基礎，去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和評估，從而探索戰爭勝負的情勢。這五個根本方面即：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 四是“將”，五是“法”。所謂“道”，就是要使民眾與君主同心同德，可與君主同生共死而不會懼怕危險。所謂“天”，就是指晝夜、寒暑與四季的更替。所謂“地”，就是指道路的遠近、地勢的平坦艱險、開闊狹窄與高低向背等地理條件對部隊安危的影響。所謂“將”，就是要求將帥要具備足智多謀、賞罰有信、愛撫士卒、勇敢果斷和嚴格要求等五種品格。所謂“法”，就是指軍隊的組織層次結構，責權劃分，資金物資調配。凡屬上述五個方面的事，身為將帥，都必須十分清楚。清楚這些情況，就能打勝仗；不清楚這些情況，就不能打勝仗。

所以要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探索戰爭勝負的情勢：哪方的領導與部下心志相通？哪一方的將帥賢能？哪一方占有天時、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夠執行？哪一方的武器裝備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訓練有素？哪一方的賞罰公正嚴明？我們根據上述情況，就可預知誰勝誰負了。

這個“道”就是后來孟子所說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所謂“道”，就是要使民眾與上級（軍官、君主）同心同德，可與上級（軍官、君主）同生共死而不會懼怕危險。這就是“上同”。

在孫子這里，“上同”還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上”是上級（軍官、君主），“同”是同心同德。后來就變成一個詞了。

事實上，在軍隊里，如果下級士兵各行其是，不聽從上級的統一命令和指揮，那是肯定要吃敗仗的。可見，對軍隊來說，“上同”是何等重要。

春秋時，周天子大權旁落，“政多出門”，諸侯列國間競爭日趨激烈。墨子面對兼并日益激烈的戰國形勢，堅決反對侵略戰爭，同情飽受戰爭之苦的勞動人民，同情被侵略的弱小國家，渴望出現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于是他就把《孫子》中的這個“上同”加以引申發揮和改造，成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權政府的理論體系——“尚同”思想。

墨子為實現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體，訂下一條指令性的原則：“上同而不下比”。“上同”就是與上級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不下比”就是，下邊的百姓不準比周勾結，對當地的政治情況有所隱匿。換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賞善懲惡，順利推行政體的運作。

《尚同·中》說：“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栗。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

可見墨子主張：天下之人，都可以隨時向天子反映情況，好與壞均可，這樣天子就能夠聰明圣智，無所不知，懲惡揚善。人們就不敢為惡了。如此，則可以實現天下大治。

而這，正是天下萬民“上同”于天子的最好說明。

這個“上同”的主張，在墨子的時代，是很難實行的，但是在今天的網絡時代，卻是非常容易變成實現的。

《尚同》理論的出發點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會里（奴隸社會早期），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見，“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欲使政治及社會上軌道，惟有人民自鄉里而上，層層都服從各級的“政長”，最后所有各級的人民和政長都絕對服從于天子。而天子則“上同”于天。這種政體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為天子是上天為人民福利而選擇出來的。

這顯然是孫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的理論范疇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并且更加系統化。

《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現“一同天下之義”的語句。下篇更進而推論：“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

可見，在墨子看來，“尚同”作為治國的理念，最終的結果就是使“天下一家”、“萬眾一心”，這樣就可以“天下大治”。

“尚同”的最終結果就是實現“天下大治”，即“天下大同”（一切人都“上同”于天子）。為達此目的，就需要人們做到如下兩個方面：“兼愛”與“非攻”。

墨子主張仁愛之君治理國家，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什么是天下之害？用墨子的話說，就是：

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愛下》 ）

墨子認為，“天下之害”是由“別”即“惡人、賊人者”產生的；“天下之利”由“兼”即“愛人而利人者”產生的。因此，他提倡“兼以易別”，并比較了“別士”與“兼士”的不同：

誰（設）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于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后可以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愛下》 ）

可以看出：“別士”不把朋友當作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親人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他看著朋友饑、寒、病、死而無動于衷，一概不管。“別士”自私冷酷，沒有愛心，心里只有他自己。

“兼士”則不同：他把朋友當作自己看待，把朋友的親人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他對待朋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完全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兼士”大公無私，博愛眾人，愛人如愛自己。心里裝著天下人。

墨子把天下的國君也分成兩種，“別君”和“兼君”，并比較了他們的不同：

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后為其身，然后可以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愛下》 ）

可見，“別君”不把萬民之身視為己身，對待萬民的饑、寒、病、死而無動于衷，一概不管。他是只管自己享樂，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昏君。

“兼君”則不然：他先考慮萬民，然后才考慮自己。對待老百姓“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他是心里裝著老百姓、愛民利民的明君。

墨子認為“兼”就是“仁”，就是“義”。“兼愛”就是真正的“仁義”。他提出 “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認為是完全可以實行的。墨子認為“先圣六王” 都親自實行過這個主張。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禹求焉。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武取法焉。（《墨子·兼愛下》 ）

墨子認為，大禹、周文王、周武王都實行過“兼愛”的學說，為萬民“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如日月普照大地，無所偏私。他不過是向他們學習罷了。

墨子引用《詩經·大雅》：“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墨子·兼愛下》 ）

又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

愛人與愛己是對等互報的，“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墨子的“兼愛”、“互利”思想，實際上就是后人所推崇的“博愛”、“平等”、“互利雙贏”的思想。

“尚同”（“上同”）的含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思想高度統一，政令高度統一。如此，則無往而不勝。只要能夠上下同心同德、統一思想，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而且能夠“無敵于天下”。   

正如毛澤東所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歷史上的秦國（歷經秦獻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五君，使得秦國由弱變強，最終消滅六國，統一天下)是這樣；今天的朝鮮和古巴也是這樣。毛澤東時代更是依靠全體人民的“大同”思想與行動取得輝煌業績而令世人嘆為觀止的。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統一文字和度量衡，“焚書坑儒”等，都是為了統一天下人的思想與行動，以便于鞏固高度集權的專制帝國的統治。表面上看，秦始皇使用的好像是法家的思想——嚴刑峻法。其實，骨子里面使用的卻是墨子的“大同”的思想與學說的精髓——“尚同”即“上同”——“三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秦始皇廢除了周朝的分封制，采用了郡縣制，各地的行政長官由中央和皇帝統一任命，并聽命于中央政府的指揮，這樣可以保障中央政府和皇帝政令的暢達無阻。

可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和私有制的緣故，秦始皇不可能實行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因為歷史的發展，已經走到了“家天下”的階段，他注定是不能超越歷史階段的。

中國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是鴉片戰爭之后，清朝國內階級矛盾空前激化，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的情況下，洪秀全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運動。起義成功之后，洪秀全稱號“天王”，并且封了許多“王”。“太平天國”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其實“太平天國”是反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因此得不到國內知識分子的普遍支持。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國領導層日益腐化，他們貪圖享樂，大興土木建造宮室，并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愈來愈脫離民眾。最后導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太平天國的一些領導人，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探索中國獨立、富強的途徑，勇敢地擔負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務。但由于階級和歷史條件的限制，所謂“太平天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是不可能建設成功的。

中國近代戊戌變法運動領袖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中，幻想建立一個所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并企圖以“不忍人之心”為思想基礎，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去實現這個社會。其最早的思想根源是墨子的“尚同”，近的思想根源其實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反映。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他的“男女平等”、“天下為公”也不可能真正實現。

后來，“天下為公”成為孫中山、廖仲愷領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意思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只有實現“天下為公”，徹底鏟除“私天下”（“家天下”）帶來的社會弊端，才能使社會人人平等，充滿光明，百姓得到幸福。這是固然一種美好社會的政治理想。可以說，“天下為公”（“大同社會）四個字是孫中山畢生為之奮斗與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樣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孫中山自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個歷史的重擔落到了以毛澤東為主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

在毛澤東時代，歷史上人們所追求的“大同社會”已經基本實現了——徹底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地主與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所公有和共享。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生活有保障。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等級制度，沒有私心私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人都助人為樂，無私奉獻。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同”），幾千年中國圣賢所推崇的理想社會風尚——“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的景象，已然在新中國出現了。

但自從鄧小平上臺，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實行“市場經濟”，其實質就是“私有制”，人們的私心與私欲再次被釋放出來。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就是“以金錢中心”，以致最終全民盛行“拜金主義”，舉國上下為發財而瘋狂。“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唯一目標，也成為了衡量人們成功的唯一標準。國人在發財中失去了應有的誠信與道德，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準則與尊嚴。“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為人們的人生信條。實用主義的“貓論”摧毀了中國人殘存的道德底線，道德淪喪與貪污受賄在各行各業普遍存在，包括警、醫、師等。甚至連各種形式的封建糟粕如官買賣官現象，在當今社會也再度死灰復燃，且有發揚光大之勢。人所共知的腐敗現象也已經嚴重侵蝕了包括學術機構以及執法者在內的幾乎所有的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嚴重影響到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危及到執政黨的安危。如此下去，再不改弦更張，將要“國將不國”了。

中國的這場“市場經濟”改革，使得人們的私心與私欲極度膨脹，致使社會風氣的敗壞超過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代——殺人放火，偷盜搶劫，坑蒙拐騙——極端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為。“私有制”把人類的丑惡本性暴露無遺，并使人民深受其害，人民對此深惡痛絕。

凡事“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歷史的轉機已經出現。人們對現實越來越無法忍受，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這就為“公有制”的回歸創造了歷史條件。

歷史上，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理想，固然是比較可取的；但因為儒家極力維護等級制度，是不可能“治好國”，更不可能“平天下”（使天下平等）的。

現實是：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家庭內部尚且不能團結一心，紛爭不斷，如何奢談“治國”、“平天下”？

當今的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國都有私心和私利。只有“滅私興公”，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拋棄狹隘的國家觀念和私心與私利，人類才能真正走向“大同社會”。

在全球化時代，聯合國要真正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有權威的統一王國。選擇一個德才兼備、大公無私而又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做聯合國的“國王”，相當于周朝的“天子”，取代“聯合國秘書長”，行使職權，治理地球，管理天下。

為此，我們有必要認真研究墨子的“大同學說”及其思想。更要研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這應該作為人類一切行動的指南和準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蕭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

有物混然而成，先于天地而生，寂寞無聲空虛無形啊，獨立存在而永不改變，可以看作是天地的母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將其稱之為道，又勉強為其取名曰大。但道之大卻不同于普通物之大，道之大無邊無際從而也就象逝去一樣而無從追尋，而無從追尋也就等于說異常遙遠而無影無蹤，無影無蹤也就是說恰與有物之大相反而復歸于無物。　　

道是大，作為道之子的天、地因而也是大，而帝王作為天子當然也是大。一個國家中有四大，帝王則是四大之一。　　

人居于地，處事當然只能效法于地，地則效法于天，天效法于道，而道則一切順其自然。　

在這里，老子論述了道作為世界本體的特性，給出了大道之名的定義，指出了道雖然虛空無形，大而化之，但確實是客觀存在和可以認識的。道的本質就是自然，因而人效法道，就是要效法自然，就是一切都要按自然規律辦事。　　　　

老子說：“故大道廢，案有仁義；智慧出，案有大偽；六親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亂，案有貞臣。”（《道德經》第十八章）　　　　　

 “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道德經》第十九章）　　

——所以，大道廢弛，才會提倡那些仁義禮教；奸詐巧偽之智技產生了，才會存在嚴重的偽詐現象；父子等六親不和，才會需要孝慈；國亂君昏，才會需要、產生和存在貞臣。　　

因此，棄絕圣賢之譽、奸詐巧偽之智，百倍有利于民眾；棄絕尊卑分明之仁、善惡立判之義，百姓就會恢復孝慈；杜絕智巧之謀、可欲物之利，則盜賊自然就會絕跡。這三句話，僅以其為文還不足以完全說明問題，因而還需要再進一步闡釋如下：不飾雕琢，保持本色；不謀私利，清心寡欲；棄絕那些自以為是的有為之學，就可以萬事無憂了。

在這里，老子指出了出現各種社會問題和弊病的根本是"大道廢"等；解決"大道廢"之具體應對措施就是三點：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或進一步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而應對"大道廢"的這三點措施，其實也就是老子對他在第三章中提出的治世大綱的進一步具體闡述，也為六十章進一步提出"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的觀點埋下了伏筆。　　

應該說，圣智仁義巧利這些事物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圣智仁義巧利這些方面取代了古代的純樸自然，這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私有制的必然產物，從而只能由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而消滅。所以，古代的純樸自然必然要恢復，但那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級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歷史循環與進步。

    老子在他那個以農耕為主的科學技術水平時代，就能提出這種否定現行私有社會制度和復歸原始公有社會制度的觀點，類似于近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觀點，這確實是非同凡響，高瞻遠矚，確實在人類思想史中領先了幾千年！

老子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道德經》第十六章）　　

——明白常理就能夠明辨是非、正確處事待物從而無所不容；而明辨是非基礎上的無所不容，其實就是公正無私；能夠公正無私、一視同仁，那當然就可以做統治天下的帝王了；帝王作為天子，自然也就是天本身的代表了；天據道變，是道之具體化身和體現；大道能夠推行，當然就會鴻運長久，終身不殆了。

可見：在老子看來，帝王應該是胸懷寬廣、無所不容的，能夠公正無私、一視同仁，代表上天施愛于萬民。

“弱肉強食”、“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叢林法則在冷兵器、熱兵器時代也許還可行，但是在核生化兵器時代的今天，將沒有勝利者，并且還會以地球的毀滅、人類的滅亡為代價！廣島長崎的遍地尸體、科威特的油田大火、9·11世貿中心的廢墟、世界各地頻頻突破歷史記錄的天象和自然災害，難道不是一聲聲振聾發聵的警世鐘嗎？！

歷史和事實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已經沒落且墮落，繼續下去將會導致整個地球的毀滅和人類的整體滅亡。

現在已經到了人類重新確定“利他主義價值觀”的危急時刻。流行了幾千年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自私自利的人生觀、價值觀必須徹底擯棄。

墨子的“大同思想”是人類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良方。

關鍵是人類能不能真正做到完全徹底地消滅私有制度？能不能真正做到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徹底決裂？真正做到同傳統的思想（私有)觀念徹底決裂？能不能真正作到先解放全人類最后解放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在全球化一體化（其實質是全球共產主義化）過程中始終不搞任何特權，不謀任何私利？

把老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人類才能找到一條通向未來的光明的康莊大道。

事實上，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與老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質都是提倡“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的，都是向往“大同社會”的。

由于墨子的學說在秦朝以后，中斷了近兩千年，在清朝初年才被再次發現。所以墨子其人與其思想均不被世人所熟知。因此，有必要對墨子及其學說進行詳細的介紹和普及推廣，最后由政治家們把墨子的“大同思想”付諸實施。

一、墨子其人

墨子（前480年～前390），名翟（dí）。《墨子》一書中多稱“子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際小邾國（今山東省滕州市）（先后曾為宋、魯、齊等國的附庸）人。墨子有五個頭銜：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也是先秦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學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并有《墨子》一書傳世。

這位集五個“家”，一個“創始人”于一身的墨子是目夷氏（目夷即墨夷，后省為墨姓）的后裔，孤竹君之后，與宋國國君同宗，但是到了墨子一代，其身份已由貴族降為了平民。墨子當過制造器具的工匠。他自稱是“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諸宮舊事》和今天罵人的“賤人”意思不同）。

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廣收弟子，一般的親信弟子達到數百人之多，積極宣傳自己的學說，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二是不遺余力的反對兼并戰爭。

墨子擅長工巧和制作，在軍事技術方面高于其他諸子，堪稱博學多才。據說他能在頃刻之間將三寸之木削為可載千斤重的軸承。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一日而敗”。他利用杠桿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他還制造了轆轤、滑車和云梯等，用于生產和軍事。他還擅長守城技術（即所謂的“墨守”），其弟子將他的經驗總結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魯，北到鄭、衛，南到楚、越。魯陽文君要攻打鄭國，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說之以理，說服魯陽文君停止攻鄭。他“南游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御。又多次訪問楚國，獻書楚惠王。但后來他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越王邀請墨子作官，并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吾言，用我道”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

墨子死后，墨家分為三大派別，分別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鄧陵氏之墨（見《韓非子·顯學》）。分別以談辯，從事，說書為主要思想，其中談辯即辯論，從事即研究科學，說書即教書和研究各種典籍。他們各自以為是正宗，不相上下，誰也不服誰，甚至互相傾軋窩里斗，致使墨家元氣大傷。到了戰國后期，墨家三派又匯合成二支：一支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另一支則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后學”，亦稱“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時間，也就是從秦統一六國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兩千年里，墨學進入最低潮的時期。墨學基本上是處于停滯階段，治墨者屈指可數，能找到的有：晉時的魯勝，唐時的樂臺，宋代的何蕪及元代的陸友等。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謂是“鳳毛麟角”。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為教、焚百家之書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機和活力，以適應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的內因。大抵說來，還是墨家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難以實行，加上墨家獨特的巨子組織，已經是一種變相的神秘組織，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靈，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應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沒落了（私有制的條件下，“大同思想”不可能被重視）。

但是墨家精神并沒有失傳，而是在中國民間的社會底層流傳著。漢代以后的俠士是墨家“兼愛”精神的繼承者。中國歌頌俠義精神的詩歌和俠士小說，其精神源頭莫不與墨家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墨子，亦魯人，名翟。蓋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約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愛尚同，非古之禮樂，亦非儒。有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實，墨家尚質，故《論語》、《墨子》，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寥寥數語概括墨學主旨，但對墨學的傾心或許并非由于其思想，而在于實踐其學說的方法及所表現的興天下之利而“摩頂放踵”“赴湯蹈火”的墨者的行為方式和精神風貌，這些內容在《故事新編》中為魯迅創造性地轉化墨家思想價值，在融會古今中外價值的基礎上探討現代人及現代倫理精神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魯迅小說《理水》里的大禹，作為墨家的代言形象，“八年于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忙于治水，體現的是苦行濟世的精神。大禹是墨家學派推崇的“大圣”，大禹的人格精神是墨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理水》的題材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作品一方面敘寫了考察大員的腐敗和文人學者的無恥，一方面描述了大禹忘我地為民除害興利的感人事跡，運用對比手法塑造出一個公而忘私、拼命硬干的古代英雄形象。大禹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比如不尚空談，注重考察實情，敢于改變祖宗成法等。但最突出的是他那“孽孽”不息為天下的崇高品質。他看到洪水滔天，“下民都浸在水里”，心急如焚。為了平息洪水，他“討過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啟，也不當他兒子看；風里雨里，四處奔波；得了‘鶴膝風’，也不肯休息。”小說描寫的是大禹的事情，從魯迅對《理水》的創作可以看出是對墨家思想精神的肯定和贊揚。雖然墨家思想具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從總體上看，墨家學說是先秦時期最具人民性的一種學說，同時墨家的兼愛學說與西方的博愛有很大的相似之處，而墨子所提倡并且身體力行的那種忘我實干的人格精神又是災難深重的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所以，這就是魯迅創作《理水》以肯定和贊揚墨家學說和墨家人格精神的原因。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里亦談道:“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欺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中國的脊梁”的論點是魯迅與墨家思想的真正聯結點。在墨家人物那里，魯迅終于找到了個人的道德完整性和社會責任感、個人的內在自由和社會使命承擔之間的統一點；這種“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較之儒家的割裂道德與事功，道家的割裂思想與行動，顯然，更能為魯迅的文化選擇提供支持和啟示。所以從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看，《理水》、“中國的脊梁”所體現的無疑就是墨家所提倡的“有力者疾以助人”的精神。

魯迅不光在思想上與墨家的苦行濟世思想一致，并且是身體力行的表達著墨家的行為方式。魯迅為民代言，為民做主，魯迅說自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許廣平在魯迅靈前的獻辭這樣回憶魯迅，“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和血。”這是魯迅身體力行對濟世思想的生動寫照。他寫出了不少深刻反映民眾艱難困苦、受欺受害的現實主義杰作，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火一般的熱情關愛他們、親近他們，堅持說真話、道實情，敢于真實反映民聲、民意、民情。三十年代初華崗在山東被捕入獄，夫人葛琴為了援救而向魯迅借款，魯迅慨然相陳。當時在場的內山完造擔心魯迅受騙，魯迅說:“在這時候，如果你有錢，就不能拒絕。不論怎么樣也應該幫助，這是中國人的傳統。”魯迅為受傷的車夫送藥治療，為素不相識的青年無私幫助，這正是墨家身體力行的偉大思想的再現。

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他自稱是“鄙人”，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過宋國大夫，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經從師于儒者，跟周官史角的傳人學習周禮，“修先圣之術，通六藝之倫”。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來逐漸對儒家的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背周道而用夏政”，最終舍掉了儒學，“法夏宗禹”，創立了自己的墨家學派。

關于墨子的事跡，最著名，也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戰國初年，楚惠王意圖攻宋，墨子求見楚惠王，陳述厲害關系，還當著楚惠王的面和公輸般用皮帶當作城墻，用小木板當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術，來了一場精彩的攻防“論戰”，最終阻止了楚國對宋國的侵略戰爭。其間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辯之學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達到完善，成為與古希臘邏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邏輯系統），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讓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戰國初年的楚國是一個國力強盛的大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軍事計劃竟然被墨家這個學派的力量所改變，可見墨家在當時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和影響力。 

墨子說：“天下無人，墨子之言猶在”。就說，如果有那么一天，天下沒有人再去宣傳墨子的“兼愛非攻”的主張了，那么我的兼愛非攻的主張依然在這里，百移而不動。我的主張，不但是今天可行，未來也可行，墨子對自己的道術和主張有充分的信心。 

二、《墨子》其書

《墨子》一書是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墨子講學時與弟子們討論的結果，在西漢時劉向整理成71篇，統稱為《墨子》。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漸流失，現代所傳的《墨子》只剩下53篇。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及《大取》、《小取》六篇，專說名辯和時間、空間、物質結構、力學、光學、聲學、代數、幾何等內容，前人稱其為《墨經》。《墨經》代表著戰國時期中華科學發展的一個最高峰。在力學方面《墨經》中提出了關于機械運動的定義為：“動，域徙也。”意思是說，機械運動的本質是物體位置的移動，這與現代機械運動的定義完全一致。同時墨家學派掌握杠桿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2個世紀。在光學方面，在我國浩如煙海的經史著作中，《墨經》是唯一一本對我國古代幾何光學發展進行系統性論述的典籍。《墨經》中記載了墨子及其學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并對實驗結果作出了精辟的見解，這是對光沿直線傳播的第一次科學解釋。在數學方面，《墨經》提出了一些幾何學的定義，例如中學數學教材中所舉的《墨經》中對圓的定義：“圓，一中同長也。” 這與近代數學中圓的定義“對中心一點等距離的點的軌跡”是完全一致的。  

《墨子》文字質樸無華，缺乏文學性，但邏輯性強，善于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文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后代議論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墨家學派

墨家學派（墨家、墨學）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春秋戰國時期影響很大。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一個學派，并稱“顯學”。《韓非子·顯學》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瞿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二者都高度評價了墨學的顯赫地位。孟子處于剝削階級的狹隘立場，根本無法理解墨子的“博愛”與“大同思想”，所以才罵墨子“無父”。

墨家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和法律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墨翟。

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最高領袖被稱“矩子”（“巨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有崇高地位的巨子是絕對領導。當然，這個絕對領導不是隨便發號令，重大事件必須跟團隊成員密切協商，得到同意后再付諸執行。只要統一意見，統一思想，然后必定要統一行動，任何人不得例外。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史料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旋轉腳跟后退。

墨家學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后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后轉腳跟后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于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并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并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 ，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后學”（亦稱“后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面成就頗豐。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范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以后，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后基本消失。

四、墨子學說的主要思想

（一）墨子的哲學思想

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學出于清廟之守（掌守宗廟），即巫祝，有濃厚的宗教傾向。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項。

1.兼愛

 “兼愛”是墨家“大同思想”體系的必要條件，是墨學的重要行動綱領。墨子認為，當時社會動亂的原因就在于人們不能兼愛。“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

墨子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因為人們有“私心”，個個“虧人而自利”，“自私”、“損人利己”是天下大亂的根源所在。

墨子指出了天下的盜賊為什么會偷盜，也是因為“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

在這里，墨子不僅指出了盜賊“愛其室，不愛異室，愛其身，不愛人”，所以才為盜賊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大夫與諸侯各愛自己的“家”與“國”，不愛別人的“家”與“國”，因為自私自利才會發生戰亂。這是擴大了的“損人利己”。

他尖銳地指出“不相愛”的后果：“……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因為“不相愛”，導致國與國相攻擊，家與家相篡奪，人與人相殘害——以強凌弱，以富侮貧，以貴敖賤，以詐欺愚——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人吃人的社會現實。這是人類社會一切動亂的根源。這是何等深刻的洞察力，多么精辟的見解！

因此，他明確指出，要“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就是用“博愛”和“平等互利”的原則來代替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何為“兼相愛、交相利”？“兼愛”的基本要求是，人不分老幼貴賤，天下之人皆相愛，追求全天下的人都平等，以求達到建立一個國泰民安的理想社會。墨子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墨子·兼愛中》

墨家主張 “兼愛”就是要人們愛人就像自己，愛別人的家就像愛自己的家，愛別人的國就像愛自己的國。而且特別強調愛人就是利人，應該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勤以教人。”各盡所能，盡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把國家、人民、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而使人們做到強不欺弱，富不侮貧，貴不傲賤。只有“兼相愛、交相利”才能結束紛爭和動亂，做到人人平等，個個互利。這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

墨子反對儒家所強調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的觀點。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就是提倡無差別之愛，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不分血緣關系的親疏和身份等級的貴賤、家族地域的限制，普遍地、平等地相愛相助，也就是對待別人要如同對待自己，愛護別人如同愛護自己。“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都在愛的范圍之內。這其實是完全平等的真正的“博愛”。而且是西方“博愛”思想的源頭。

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把兼愛與實現人們物質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聯系，表現出對功利的重視。墨子尚賢、節用、節葬、非攻等主張均以“兼愛”為出發點，他希望通過提倡“兼愛”解決社會矛盾，使得社會和諧相處。

 “兼相愛”并不否定自愛，而是把自愛與相愛結合起來。“交相利”也不是鄙視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與互利兩不偏廢。“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在這種愛意融融的相互義務性關系中，天下才能實現和諧、富足。是故，兼愛互利是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相愛、交相利”的結果是“雙贏”——當今世界人們所共同追求的目標。

墨子是平民階級的代表人物，對待受業者的態度自然與儒家不同，墨家對愿意修德進業者均予以教誨，而不分等級貴賤，故墨家弟子中多是“農與工肆之人。”這就沖破了儒家的“愛有差等”的教育思想，同時也打破了當時血緣宗法制的束縛，是對舊宗法制度的否定。孫中山先生對此高度稱贊，他說：“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這種進步的思想激勵著墨家弟子去實踐、奮斗。如墨家弟子陽勝死守陽城，“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以身行義。基于此，墨家學說日益為人們所接受，組織不斷擴大，“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他們高舉“兼愛”、“非攻”的義旗，捍衛真理，興利除害，除暴安良，匡扶正義，以崇高的人格和勇于實踐的救世精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千百年來，他們俠肝義膽，救世濟民的行為及“強不執弱、富不侮貧、貴不傲賤”的主張轉化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高貴美德代代延續。

假如我們真正做到“兼愛”：愛別人的國家如同愛自己的國家；愛別人的家庭如同愛自己的家庭；愛別人如同愛自己……還會發生侵略戰爭嗎？還會發生偷盜搶劫嗎？還會有殺人傷人的事情發生嗎？

2.非攻

反對侵略戰爭。即否定非正義戰爭（“攻”），肯定正義戰爭（“誅”）。

周朝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土地荒蕪，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彌兵息戰，休養生息。墨子體察到下層的民情，代表小生產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就這一點講，是有積極意義的。自古及今，不論什么形式的戰爭，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眾。為什么“非攻”，確立什么樣的準則及采取什么樣的對策才能達到目的，在《墨子》一書中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1）戰爭的殘酷性

墨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掠土略地、戰亂頻仍。他親眼目睹了殺人盈野、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戰爭。其結果是極大地消耗了來之不易的人力、物力，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誠所謂“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

墨子具體描述說：動員十數萬人，戰端一開“久者數歲，速者數月”。（《墨子·非攻下》）由于征途遙遠，糧食接濟不上，“廝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墨子·非攻下》）“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殺人多必數于萬，寡必數于千”。（《墨子·非攻中》）戰爭中，被侵略者固然是損失巨大，侵略者消耗的人力物力也是可觀的。

 墨子的論斷是：“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兼愛下》）在《墨子·非攻下》又特別指出：“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

戰爭是殺人的機器，戰爭之中，婦幼老弱一概難于幸免。在《非攻中》篇里，墨子連用八個“不可勝數”，揭露了戰爭直接殺人和間接殺人的殘酷性。他指出，戰爭除“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之外，老百姓因戰爭貽誤農時，“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凍餒、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勝數”，百姓在連年不斷的兼并戰爭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這是多么殘酷的現實。然而，當時的王公大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顧人民死活，屢屢攻伐無罪之國。《非攻下》描繪了一幅慘景：“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斗……”面對嚴酷的現實，墨子大聲疾呼。罪惡的戰爭，兼國覆軍，賊虐萬民，剝振神位，傾覆社稷，百姓離散，廢滅先王，這難道有利于上天嗎？有利于鬼神嗎？有利于百姓嗎？

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造成幾十萬貧民百姓傷亡，罪莫大焉。

（2）戰爭的掠奪性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是為了權力，就是為了財物，它的掠奪性是顯而易見的。發動戰爭的統治者，首先進攻的是他本國的人民，因為要備戰，必須榨取更多的錢財，用以招兵買馬，置備武器。墨子揭露統治者要發動戰爭，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而“奪民之用、廢民之利”，是墨子堅決反對的。因為墨子最擔心的是百姓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侵略性的戰爭是沒有國界的。古人云：“春秋無義戰”。據墨子言，天子開頭分封諸侯，萬國有余；現在因為兼并的緣故，萬多國家都已覆滅，只有楚、越、齊、晉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國了。根據《春秋》所載，２４２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這是確實可信的。到戰國中期，諸侯國又從春秋時期的１４７個銳減到萬乘之國七個，千乘之國五個。戰爭攻戰之激烈的程度可見一斑。而兼并戰爭的掠奪性，在《公輸》篇里被赤裸裸地揭露出來。“荊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余，不可謂智”。而楚王正是那種舍其粱肉，竊取糠糟；舍其錦繡，竊取短褐；舍其文軒，竊取敝輿的“竊疾”之人。墨子批判說：“此其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悸哉！”（《墨子·非攻下》）

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美軍死亡4000多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年輕力壯的男子。造成了許多家庭的悲劇。高官富翁的兒子們，不會去當炮灰的！

（3）戰爭的欺騙性

攻伐無罪之國的人，往往冠以美名，竭力掩蓋其侵奪的真相，發動戰爭、剝奪百姓的財產，犧牲百姓的生命，那么為什么還干這種事情呢？王公大人回答說：“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墨子·非攻中》）墨子對這種論調，立即給予駁斥。計算一下攻伐者所獲得的利益，是沒有什么用處的，而他在戰爭中得到的東西，反而不如他喪失的東西多。為了爭奪多余的土地，而讓士民去白白送死，這不使全國上下都感到悲哀嗎？毀掉（浪費）大量的錢財，去爭奪一座虛城，這難道是治國的需要嗎？貪圖伐勝之名，只不過是一個騙人的幌子而已。

也有喜好攻伐的君主說，我不是為了金玉、美女、土地，我是想在天下以“義”立名，以“德”求得霸主地位。對這種論調，墨子以事實予以徹底揭穿。他說，天下處在攻伐的時代已經很久了，而攻伐之人也沒有得到什么“義”和“德”，相反，如果把戰爭的費用，用于治國，功效必定加倍，軍隊將成為無敵的軍隊，民心也自然會歸順，這才合于天下之利。

對于欺騙士卒，拼死攻伐，一時取得勝利的，那勝利也不會長久。墨子用晉國的智伯最終失敗的事實，駁斥了收用民眾士卒可以取得攻戰勝利的論調。墨子撕去了王公大人欺騙的面紗，說道，今天下所公認的“義”，是圣王的法則。當今諸侯大多都是強力攻戰，這是以“義”為虛名，沒有去體察其中的真實。這正如瞎子不能分辯出黑白顏色一樣。

墨子行事的原則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樂上》）——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作為取舍的標準。這實際上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源頭。應當成為各國政府和軍隊的行為準則。

綜上所述，戰爭對人民是沒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所以堅決非之。但難能可貴的是，墨子并不反對一切戰爭，他反對“攻伐無罪之國”，主張“誅滅無道之君”。“誅無道”，同樣符合“利于人”的原則。

美國以“反恐”為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以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其真實目的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他們發動的戰爭理由都是虛假的欺騙世人的。

（4）戰爭的根源

墨子斷言，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動亂的根源是不相愛。“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眾必劫寡，富必侮貧，貴必做賤，詐必欺愚。幾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兼愛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偉大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獨樹一幟！

“兼愛”和“非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攻戰”是“不相愛”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強烈的表現。為了避免戰爭，維護和平，墨子以“兼愛”為根據，提出了一個“七不”準則，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老奪者也”。（《天志下》）這“七不”準則可視為歷史上最早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準則，這個準則，表明了墨子伸張人間正義，保障人類權益，主持社會公道，推進世界和平的偉大理想。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其中的思想內容都來自墨子的主張。

可惜，美國總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沒有真正貫徹落實。可以說：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就是戰爭的根源。

（5）和平的道路

墨子描繪的和平之路，一是理論上的，一是實踐上的。理論上的和平之路，即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出發，“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只有這樣，“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順”。天下之人皆相愛，就可以達到“七不”的理想境地，從而制止攻伐的戰爭，實現社會的和諧。實踐上的和平之路，是墨子設壇講學，讓他的弟子們周游諸國，用“兼愛”、“非攻”的理論，去說服諸侯們放棄侵略戰爭。有時候，為了制止一場攻戰，墨子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親自說服攻戰的諸侯。“止楚攻宋”就是生動的例子。墨子還利用科學技術，發展了一整套的防御戰系，這也是有效制止攻伐戰爭的措施。

墨子和他的弟子們，從愛利百姓的高度出發，極力反對攻伐之戰，維護人間的和平生活。特別是為了實現“七不”的目標，他們死不旋踵，赴湯蹈刃，充分顯示出墨家弟子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反對侵略戰爭的堅強決心和行動。

3.尚賢

不分貴賤唯才是舉。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尚賢”就是選用人才尚賢，不論血緣與背景一律提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并且給予相應的報酬,小至企業大至國家這都是一個發展的重要因素。墨子甚至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主選舉,以天下百姓選出圣人當國君,選出賢人擔任三公輔助圣人治理國家。現今社會重人際關系,導致很多想辦事的人沒權力,有權力的人不辦事，他這樣明確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參與政治管理的權利，在我國歷史上還屬首次。這無疑顛覆了貴族血統論，來反對世襲的貴族政治，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機制。“尚賢者，政之本”。

4.尚同

尚同的意思是，上天“選擇天下贊閱賢良圣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立以為三公、萬國諸侯，以至左右將軍、大夫和鄉里之長，社會成員自下而上尚同于天子之“義”；并且“上有過，規諫之”。社會成員的意愿層層上達，庶幾天子及其以下的各級官吏按共同的“義”行事，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從而實現“天下治”。

并且，天子的行為是否合于天下之義，必須據其是否尚同于天。這就阻斷了最高統治者自行又自斷其政的可能性。“夫既尚同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夫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皆見《尚同》）

墨子法哲學思想的獨到之處在于：稱天說鬼，主張法天而遵天法；提出“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和秩序觀；倡導“兼相愛，交相利”，追求普天之下的人類大同，廢除等級差別。

尚同是與尚賢相輔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則，墨子認為,政令不一,只能導致社會紛亂。尚同與尚賢一樣,是"為政之本"。墨子的尚同思想是高度的集權主義,實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有效管理.它要求一切統一于上級,從組織系統的領導關系到思想意識,都要絕對地統一于上級,服從于上級,絕對不許反其道而行之。墨子認為，上下級關系要貫徹最高層意志的組織系統與組織原則,用這樣的組織關系,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絕對領導與有效的逐級管理。

人的行為受思想意識支配,沒有思想的統一,便不能有行動的一致。墨子主張"一同天下之義",把天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墨子認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只要為政者對人民"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導其前,明罰以率其后",舉措適宜,就一定能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實現民富國治。這就為“大一統”的帝國的出現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

5.天志

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歡義，憎惡不義；天是愛利天下百姓的。也希望為政者順應天意，愛利天下之百姓。也希望人們相互幫助、相互教導，反對人們相互攻擊、相互敵視。可見，所謂天志實即是子墨子之志。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天子代天行政，天子愛利百姓，就是順從天意，也就是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6.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經驗。墨子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

7.非命

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個明確反對儒家的“命定論”，認為 “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主張人應該通過努力奮斗掌握自己的命運。

8.非樂

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鐘制造和演奏。即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和頹廢淫蕩的靡靡之音。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于國家并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

9.節用

節用，是指天子節約民力以擴大生產，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享樂生活。物件只求實用不求華麗,吃飯只求吃飽和達到營養目的就夠,不必吃得高檔。街上許多辛勤的拾荒者要吃頓好飯都多么不容易,而一些人卻能一餐吃上萬塊,還是用公款,飯茶非要吃剩一大半才叫有面子,才叫派頭,買衣服一定要買最時尚的最流行的最名牌的。要是他們節省下來的錢能順應天的意志去幫助有困難的人那多有意義啊。據說世界上最貴的數碼產品,最名牌的服裝,在我國的銷量是最高的,許多追示時尚的人一年就換兩三次手機。手機其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打電話和發短信,信號收得好就已經很足夠了,這功能那功能其實又有多少是常用的？在我國現在急速的發展,同時消耗能源非常大,也造成很大的浪費,又沒做好環境保護,形勢很不樂觀。而且據綠色和平調查,按現在世界上這種開采的速度,地球的石油也只能開采多40年就完了。節用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要學習的。

10.節葬

墨子是春秋時代的平民思想家，主張節葬薄葬。即節約財物，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錢財，守喪則需三年，三年過后人虛弱不堪，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響國家生產力，乃浪費之事。

他認為，厚葬有弊無利，害莫大焉。一方面指斥當時為人君者厚葬久喪不利于天下國家，一方面說明厚葬久喪并非先王的體制。墨子認為凡是仁義、孝子之人都應該盡心盡力使天下人貧窮的富有，寡少的眾多，危險的安定，混亂的治理，因此四者是天下國家的大利。“厚養薄葬”，才是真正的孝道。于是墨子就其提出的厚葬久喪之害與喪葬之法。

（二）墨子的俠義思想

墨家與俠的生長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墨家對武俠現象進行了觀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俠”觀念和理論主張。《墨子·經上》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注曰：“謂任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俠”觀念，指出任俠出身于“士”階層，武俠是“士”的一部分，這是指俠的社會性質。墨子還精粹地概括了“任俠”精神的實質和內核——“損己而益所為”，也就是損己利人。接著，墨子進一步闡述了任俠精神的實踐方式：“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這句話翻譯出來是：干己身所厭惡的事來解放他人的急難。也就是要不顧一切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難，正是俠的行為準則。墨子對剛出現的武俠現象十分關注，并及時地對俠義精神與俠義行為作了系統的闡述，論證它們是合理的，這無疑給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鮮血去探索行動宗旨的武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見，墨者對于武俠的出現是充滿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在性質上是一個非官方的學派組織，它并不附屬哪個諸侯國，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家的本色。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墨家始終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同情弱者，體現出一種俠義精神的境界。

墨家團體還收留了一些跡近武俠的人。例如被稱為“東方之鉅狡”的索盧參，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為及門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將子“帶劍危冠”去見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將子闡述了勇武的真正含義。屈將子為之心折，“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學”。這些記載的字里行間，保存了墨家對受迫害的俠士加以保護的記錄。而部分俠的棄武就學，也給墨家輸入了新鮮血液。

墨家文化如日中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部殘缺不全的《墨子》和種種神秘的傳說，但墨家的精神永遠不會消亡，因為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它將永遠流傳。

墨子認為“萬事莫貴于義”，在遭受到不公正的欺凌時，則有必要進行合理的反抗。這使得墨家普遍講求勇武自強，如陸賈《新語》所謂“墨子之門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訓》里也說:“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墨家門派重俠義、輕死生的品格。對于此等態度，魯迅顯然也是頗為心儀的。魯迅的叛逆性格有民族文化傳統的功底，那就是先秦墨家質直嚴峻的殉道氣概，其思想淵源當是墨家俠義思想。就魯迅作品 《摩羅詩派》 中的人物形象而論，他們大多剛烈勇猛，俠肝義膽，雄強悲壯，命運多舛，為達理想，將生死置之度外。譬如，拜倫作品中的人物，“皆稟種種思，具種種行，或以不平而厭世，遠離人群，寧與天地為儕偶，如哈洛爾特；或厭世至極，乃希滅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壞，以復仇讎，如康拉德與盧希飛勒；或棄斥德義，蹇視淫游，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則尊俠尚義，扶弱者而平不平，顛仆有力之蠢愚，雖獲罪于全群無懼”。

魯迅明確提出了“墨子之徒為俠”的命題并勾勒出了“俠”的變遷史，第一次將孔子與墨子的思想作了鮮明細致的區分：“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為終極的目的”。魯迅的俠義思想和古代墨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俠義精神的傳統內涵，是見義勇為，除暴安良，俠義精神的最高境界是為國為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魯迅歷史小說《鑄劍》及作于1929年底的雜文《流氓的變遷》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鑄劍》的主要情節之一是俠客宴之敖者為眉間尺報仇。他替人報仇、勇于獻身的動機，不是為了博取“仗義”或“同情弱者”的美名，而是為了兼愛天下、解人困厄。如《鑄劍》中的一段：“那么，你同情于我們孤兒寡婦？……”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他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干凈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里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

《鑄劍》之復仇哲學的內涵決非單純的“反抗強暴”的形態，魯迅在融會古今中外價值的基礎上，綜合尼采、摩羅詩人拜倫和墨家“兼者”的思想氣質，創造了自己的“俠義觀”，經他傳承的俠義精神，拓展了其的內涵，提升了俠義精神的思想境界，已非早期俠義精神的見義勇為，除暴安良，而發展為為國為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他的歷史小說《非攻》就是一個明證。《非攻》描寫了戰國時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非攻》中的墨子，是一個以民為本位的思想家的形象，作品寫他衣衫檻褸，臍手服足，然而卻又勇敢、機智，充滿忘我的精神。《非攻》肯定了墨家學說并贊揚墨子的人格精神，從生活細節、事功經驗、外交智慧、精神品質各方面作傳神的“速寫”，塑造一個“為萬民興利除害”、為制止不義的侵略戰爭、“勇于振世救弊”的仁、智、勇、信的俠義形象。

魯迅思想中有很多來自中國傳統墨家思想的內容。魯迅思想中的堅韌與不妥協、正義與公平、民主與科學等內容與墨家的兼愛、平等、為民謀利的思想有許多一致性，同時魯迅的墨學觀創造性地轉化墨家的兼愛、非攻、貴義等思想價值，與墨家學說保持了最為深厚的思想聯系。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魯迅本人就是出現在20世紀中國的一位具有濃厚現代意識的墨家學派之真正傳人。

（三）墨家的科技思想

先秦諸子中，墨家學派最重視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其科技思想在當時獨領風騷。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這樣評價墨家的科學技術成就：“完全信賴人類理性的墨家，明確奠定了在亞洲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的基本概念的東西”。

1.墨家科技思想的來源

先秦諸子百家中，各家學派對于科學技術多持排斥的態度，而墨家則不然，墨家學派重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對應用技術的探討，形成了豐富的科技思想。墨家科技思想是時代的產物，社會生產實踐為墨家科技思想的沉淀提供了豐富的科學材料和直接的思想刺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歷史大變革的時代，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的進步刺激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冶金、農業和各種手工業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階段。文化方面出現了由“學在官府”到“學在四夷”的文化大轉移。一些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王宮百工相繼分散到各個諸侯國。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形成的由學者和工匠組成的墨家學派，具有學者和工匠兩種知識傳統，使得他們有條件對當時的手工業所積累的經驗知識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和總結，形成自己的科技思想。

墨家的科技思想，與墨子及其弟子豐富的科學實踐活動分不開，體現了科學理論與科學實踐的有機結合。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一身兼具經驗家、技術家、工匠和科學理論家的素質和品格。他在力學、光學、數學、邏輯學等方面都進行過一定的研究，已經有意識地開展了一些科學觀察和實驗活動。墨子是手工機械制造的能手，會造車，善造守城器械，熟悉生產技術工藝，有豐富的科學技術知識。《韓非子·外儲說》記載墨子砍削做出的飛鷹飛上高空，幾日不落。《墨子·公輸篇》記載，公輸班是當時制造器械的高手，但是在與墨子的比賽中卻甘拜下風。墨家成員多為來自社會下層的手工業者，墨子和他的弟子經常參加各種勞動。墨子從世代相傳的手工技藝中提煉出數學、力學、光學、機械學等方面的許多科學知識，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2.墨家科技思想的主要內容

墨家的科技思想主要體現在《墨經》中。《墨經》由《墨子》一書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組成，保存了墨家學派對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許多研究成果，反映了墨家的科技活動和實踐，是研究墨家科技思想的重要依據。

墨家的科技思想，以生產實踐為基礎，以概念和理論分析為手段，既有濃厚的實踐性、實用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論性。墨家科技思想的核心是“為天下興利除害”，主張從有利于人民生產、生活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出發，研究利用自然法則。《墨經》總結了轆轤、滑車、車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提出利用杠桿、斜面移動重物，提高生產效率，減輕體力勞動。墨子說：“故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墨家認為衡量手工技藝、發明創造的價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即所謂“功，利民也”（《經上》35條）。這突出地表現了墨家功利主義（利民）的科學價值觀。在墨子看來，科學技術的一切發明創造，都是為了造福于民。與今天的轉基因科學家的殘害人民、毒害人民有天壤之別。

墨家的科學思想是建立在實驗科學和科技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中，不乏重大的科技發明，但是卻缺少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探索和歸納的思維。墨家既能從實踐中獲得豐富的科學技術資料，又能對科學技術資料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并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引入實驗的環節，如光學投影和成像實驗、小孔成像實驗，雖然比較粗糙，但表明墨家已建立了初具結構的科學活動過程。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就曾說：“墨家論知識，注重經驗，注重推論。看《墨辯》中論光學和力學的諸條，可見墨家學者真能做許多實地實驗。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是墨學的貢獻。”

墨家的科技思想與其巧傳則求其故的命題聯系在一起，對科技知識采取一種與近代以來西方科學相似的態度。《經上》第96條說：“巧傳則求其故。”巧傳是世代相傳的手工業技巧，求即求取，探究。求其故，是對世代相傳的手工業技巧，詢問為什么，揭示原因、本質和規律，從而將手工業技術上升到科學理論。這句話道出了墨家建構科學、形成理論的過程、方法和機制，說明墨家具有高度自覺的科技理論意識和科技思想。

面對變化的自然界和各種生產實踐中的科學問題，墨子認為正確地描述其然，反映萬物之然和探究其所以然是科學活動的基本目的、指向。墨家對自然現象的描述是基于對自然現象的反復觀察而作出的客觀記錄。《墨經》中的每一條科學知識都有其立論依據，都用“說在……”的形式，闡明其所以然。這種對事物所以然的追索，必然能夠促進研究的深入和科學的進步。墨家認為，人之所以能知，在于人具有認識能力，發揮這種能力，才能獲知；強調只有感官與事物接觸，再加上心的活動，對事物進行分析、比較，才能得到明確而深刻的認識。墨家堅持可知論，堅信人的認識能夠把握物質的本質，通過熟悉事物的特性加以推導，便可以對未來作出科學的預測，達到以往知來，以知見隱。可見，摹物是墨家研究認識世界的一般形式和規律的學問，可以稱為他們的科技認識論，由于規定了科學技術認識的目的和正確指向，使墨家的科學認識活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3. 墨子的發明創造

史書記載中的墨子發明的云梯、滑車、連弩、可以旋轉的連弩炮臺轉射機、藉車等機械可能是利用杠桿、軸、齒輪、繩索的彈性實現的機械工具，加上弓箭、火箭、燃燒的炭火、石塊等作為武器。…… 

根據《墨子》中關于機關術的記載，當時墨家發明出來的機關器械有：

（1）連弩車 見于《墨子·備高臨》。連弩車是一種置于城墻上可同時放出的大弩箭六十支，小弩箭無數的大型機械裝置，需十個人駕駛，最為巧妙的是長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繩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轆轤迅速卷起收回。   

（2）轉射機 見于《墨子·備城門》。轉射機也是一種置于城墻上的大型發射機，機長六尺，由兩人操縱，與連弩車不同的是轉射機更為靈活，能夠在一人射箭的同時由另一人將機座旋轉。 

（3）藉車 見于《墨子·備城門》。藉車外部包鐵，一部分埋在地下，是能夠投射炭火的機器，由多人操縱用來防備敵方的攻城隊。 

實際中的機關術顯然不如游戲中那樣神奇且令人驚嘆，但以兩千多年前的生產力，能夠設計并制造出如此復雜的機械，也是相當的不容易。   

此外還有邏輯學等；墨子還是一個杰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家在科學上的成就為眾多學者所稱贊，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歷史學家楊向奎稱“中國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過整個古代希臘。

4.墨家科技思想的價值

墨家學派的科技思想，盡管現在看起來有些簡單和粗糙，甚至還有缺陷，但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科技的認識還處在萌芽狀態，作為先秦最為重視自然科學技術的學派，墨家的科學實踐和科技思想有著重要的價值，堪稱中國古代科技思想的典范，對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墨經》蘊涵著豐富的自然科學思想和知識，梁啟超評價說：“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墨經》而已矣。”（梁啟超《墨子校釋》自序）

墨家豐富的科技思想，本應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可惜的是，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墨家的科技思想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揚，甚至屢遭排斥，導致興盛一時的墨家科技思想逐漸湮沒。墨家科技思想之所以沒有能夠在古代中國繼承和發揚，原因是多方面的。墨家的科技思想是依附于墨家而存在的，其學派中絕，科技思想自然也會受到冷落。另外，中國社會在漢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儒家貴道賤器（“君子不器”），鄙視生產和科學技術。墨家科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的背離，也決定了其必將衰微的命運。從墨家科技思想本身來看，這些思想超越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缺乏社會基礎，也導致其容易衰落。

（四）墨子的素質教育思想

素質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質為根本目的，以尊重人的主體性和主動精神，注重開發人的智慧潛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個性為根本特征的教育。素質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要達到讓人正確面臨和處理自身所處社會環境的一切事物和現象的目的。

墨子是個大教育家，是一位最早倡導素質教育的教育踐行者。

墨家實施的素質教育，首先是對學生進行道德、理想教育，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教育思想，就蘊涵了實施素質教育的基本理念、準則與方法。他的“量力而行”、“因材施教”、“學思結合”和“學以致用”等原則，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大力推行素質教育的今天，值得我們借鑒和反思。

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俠的武士團體，而主要是一個學術團體。他們所從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業：完成學業，然后四處游說，用自己的觀點和辯才去影響諸侯各國，并爭取出仕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建功立業。如墨子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衛，游公孫尚過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勝綽事齊國項子牛。很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味道。

其實，用后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形容墨家子弟并不為過。墨子的五個“家”里面就有一個“教育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設有文、理、軍、工等科的綜合性平民學校，就是墨子約在其三十歲之前創辦的。這個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史稱“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1.墨子的品德教育觀（“義”、“利”觀）——“以德為先”，“身體力行”

墨子經過長時間艱苦的探索與實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人生觀，即“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愛中》)，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同上)，國泰民安的理想社會。要實現這一崇高理想，教育就肩負著了重大的使命。墨子認為，教育是一種“為義”的活動。《墨子·尚賢下》篇說：“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然而，相比之下，“有道者勸以教人”比其它兩種顯得更重要。教育可以培育出有德之人，使人認識義的重要性。當人們意識行義不但能使自我受益，也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公義，那么人們也就會樂于從事行義的活動了。

 “義”、“利”觀教育，是墨家學派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墨子·魯問》記載，吳慮謂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助人，有財以分人乎？……而教天下以義乎，功亦多，何故弗言也？”這表示實行兼愛，即有力以助人，有財以分人，就是義舉，就是仁愛。“義”與“利”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屬于不同的范疇：“義”屬于感情范疇，而“利”屬于經濟范疇，將二者劃上等號看起來是不可思議，但墨子看來“義”與“利”二者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墨子言“義”，有明確的界定，曰：“義，利也。”義，就是利于他人，是做“好事”之意。何為“利”呢？曰：“利，所得而喜也。”意思是：“利”是得道好處而“喜悅”，“得利”者人人皆歡喜。在墨家看來，為百姓、國家做好事，就是“義”，百姓、國家得到了好處，就是“利”。

墨家勸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義”，其弟子在處世行為中，把行義看的重于一切，“萬事莫貴于義”，墨家創始人墨子面對楚王的優封厚祿，不肯沽名釣譽，尸位素餐，不為五百里之封而動心，此“義”舉被傳為美談。對墨家弟子更是要求用“義”來處理人們的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要求其在生死、貧富、親疏面前，必須以“義”為原則做出選擇，即謂：“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據《墨子·耕柱》記載：墨子使管黔敖推薦高石子去衛做官，衛國國君給高石子的俸祿很優厚，但由于衛君不用墨道，高石子謹記墨子“天下無道，仁義之士不應該處在厚祿位置”之訓而返回，被墨子譽為“拒俸祿而追求義”的弟子。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故世人倍加珍惜，但墨家弟子為“義”卻可舍去一切。《墨子·大取》曰：“斷指與斷腕，利于天下，相若無擇也，生死利若，一無擇也。”意思是砍斷指頭和砍斷手腕，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就無所選擇了。生和死，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也就無所選擇了。墨家這種貴義精神，既有平治天下的懷抱，也有大俠的義行，更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見義勇為、舍己為人的勇于犧牲精神。這種精神多年來一直為世人所稱頌，即使其反對者也不得不佩服。如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才士也夫！”這種“道不行，不受其封，義不聽，不處其朝”、刻苦力行、無私奉獻、為國家和百姓之利勇于獻身的精神，逐步融于墨家集團的深層結構之中，并在這個團體中薪火相傳，代興不輟，對國人品格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2.墨家的集體觀、紀律觀教育——“大公無私”，嚴以律己

墨家授課內容除文學、自然科學、軍工科學等課程外，集體觀念教育和組織紀律觀念教育也是一項重要內容。墨家學派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民間組織。它有明確的綱領，有嚴密的組織機構，有鐵一般的組織紀律。在這樣一個大家庭里，加強集體主義觀念、組織紀律觀念至關重要。因此，墨家教育弟子要正確認識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個人要絕對服從墨家團體，要忠誠地為團體服務，自覺形成集體主義觀念和情感，樹立“大公無私”的理想，防止個人主義及自私自利思想的產生和影響，處處關心集體、熱愛集體，樹立集體榮譽感和責任感。

《墨子·耕柱》記載，墨子推薦耕柱子到楚國做官，有幾個弟子去探訪他，耕柱子請吃飯每餐僅三升米，僅夠吃飽，招待不優厚，這幾個學生回來告訴墨子，說耕柱子在楚沒有什么益處，可召他回來，墨子不相信。時過不久，耕柱子讓人送回十鎰黃金，并轉告墨子：弟子不敢貪圖財利，節省下的十鎰黃金，請你安排使用。耕柱子的事跡表明墨家弟子大公無私，集體觀很強。正是這種觀念，增強了團體凝聚力，使墨家學派成為一個團結戰斗、勤勞能干、克己奉公、紀律嚴明的團體，為先秦各派及各種勢力所折服。

墨家嚴明的組織紀律觀更是令世人稱道。墨家團體改變“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內部成員上自巨子，下至一般弟子都要遵守墨家法規。《呂氏春秋·去私篇》載，墨家巨子腹黃享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念腹黃享年邁且僅其一子而恕之。而腹黃享卻秉行墨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之法規，不聽惠王勸說而誅之。可見墨者嚴格執法，遵守組織紀律，將公平、道義置于親屬私情之上，這就是“以繩墨自矯”大義滅親的典范。這種秉公執法、嚴于律己、任俠尚義的執法氣概在當時確是鮮見。為此，呂不韋曾贊曰：“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墨家門徒在巨子的言傳身教下，都自覺養成良好的服從集體、自覺守紀的風尚，他們無論是在團體內部服務或在外邊從事，無論是“農與工肆”之輩或是軍政要員，都能牢記、堅守墨家法規，與團體保持著密切聯系，定期向巨子匯報工作，自覺接受組織的考查。如弟子中侍楚的耕柱子，按照墨家不存私產的紀律，自覺將剩余的錢財送給墨子，作為團體的財產。上述事例表明，如果沒有執行組織紀律的高度自覺性，就不能有這樣的自覺行動。 

墨子主張教育要培養“賢士”，由于“賢士”的主要品德是“兼愛”，故亦稱“兼士”。對于賢士，《墨子·尚賢上》曾提出過三條具體標準：“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即道德的要求、思維論辯的要求和知識技能的要求。知識技能的要求是為了使兼士們有興利除害的實際能力，思維論辯的要求是為了“上說下教”，去向社會推行其“兼愛”主張。

在墨子看來，教育目的是為國家培養大量的“兼士”。墨子希望培養眾多的兼士，以利于國家的統治與穩定。《尚賢上》篇記載：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

意思是說，若國家擁有眾多賢良人士，那么國家的治理就厚實、穩固；若國家擁有的賢良人士少，那么國家的治理就薄弱、動蕩。因此國家的執權者的首要任務，是使賢良的人增多。如何使“賢良之士”亦即“兼士”增多呢?那只有通過良好的教育來培養了 。

墨子對其弟子施以嚴格的組織紀律教育，培養高尚的情操和優秀的道德品質，授予各種專門的知識和各種生產勞動的技能技巧，使他們在分工合作的原則下，各從事其所能，把他們培養成真正履行墨家道義，實現“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而行義的“兼士”。

3.墨子的因材施教觀——“量力而行”，“因材施教”

墨子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因人、因時、因事、因地的不同，而施于不同的教育。他要求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墨子·耕柱》）墨子根據教育對象素質的不同，挖掘弟子潛力，發揮弟子特長，分別給予教育。墨子不固守培育全才、通才的教育目的，而是貫徹執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考察被教育者的具體情形，區別對待，使他們學有專長。墨子反對弟子不考慮自身的條件，隨心所欲，盲目學習。有弟子欲學射擊，墨子斷然拒絕。

墨子在教學上根據學生接受能力的不同，分級教育。有的弟子感到不平，質疑墨子：“先生每次教我的都非常簡單，而教給別人的卻非常詳細，這樣做不是太偏心了。”墨子聽了，語重心長的說：“假如你一天完成十個項目，而別人能完成一百項，這就說明你的接受能力比別人差一些，所以你必須由淺及深，循序漸進，最終能精通此門技術。假如和別人一樣，教給你的太多，你就承受不了，日久天長你就會感到乏味，最終就會放棄，一技無成。你看我說的對嗎？”這個弟子聽了，頓時如撥云見日，想不到老師有這樣周密的安排，令人佩服。

墨子因材施教的方法表現在根據教育對象的特長、愛好、性格的差異，施于不同的教育內容；根據教育對象的天賦資質或才能高低，予于不同的要求標準。墨子能夠認識到弟子們的材資有不同并實施相應之教，這是他長期從事教育活動的結果。

4.墨子的平等教育觀——“上說下教”，“農與工肆之人”

墨子認識到社會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王公大人”的領導作風和個人的好惡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要說服教育他們“尊天、事鬼、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命、非樂、節用、節葬。”對“農與工肆之人”，進行教育，喚醒他們共同創造一個“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社會。墨子要喚起廣大人民的覺悟，提高全社會人的素質，實現其崇高的社會理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突破了當時森嚴的等級教育制度界限，他期望挖掘出蘊藏在民眾深處的力量來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墨子對待受教育者的態度自然與儒家不同。不看其出身門第，不查其所居職業，不分等級貴賤。故墨家弟子中多是“農與工肆之人”，這就沖破了儒家的“愛有差等”的教育思想，同時也打破了當時血緣宗法制的束縛，是對舊宗法制度的否定。墨子把教育范圍、教育對象擴大化，有助于全方位地推動教育事業，也有助于消除長久存在的教育歧視、教育差別、剝削意識等許多不良的社會現象。

5.墨子的環境育人觀——“染蒼染黃”，“知善為善”

墨子非常注意環境的作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墨子·所染》）墨子看人染絲，感嘆染料顏色變化，絲的顏色也隨之改變。反反復復可以改變多次，他的寓意是不僅僅染絲如此，做人治國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和‘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有異曲同工之妙。成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之相同。也就是說，人的后天發展與他所處的環境和所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關系。“孟母三遷”的故事證明了這個觀點是很正確的。同時，墨子認為只有加強好的教育，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培養合格的學生。

6.墨子理論聯系實踐的技能教育觀——“知行合一”，“志功統一”

墨子出生在勞動人民家庭，在家人的言傳身教下他從小乃至一生都熱愛勞動，懂得勞動對培養人格的重大作用和偉大意義。因此，勞動技能教育在墨家教程中占有較大比重，要求“士雖有學，而行為本”，強調學以致用，述作并重，突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這種教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言信行果的處世原則，反對妄說空話。春秋戰國之際，學術上百家爭鳴，但也有個別學派及個別人以怪論投機，以空話欺人，對于這種不正之風，墨子非常厭惡，稱他們是只講空話的“蛤螟蛙蠅”。說：“蛤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教育弟子要適時而言，言之有用，切忌妄言，“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認為人有言論就應付諸行動，不能付諸行動的言論叫說空話。

墨家重言教，更重身教。墨子為行義寧拒五百里的書社之封，也不失信于眾，做到言行一致，墨家弟子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墨家臣子孟勝在守陽城形勢萬分危急之時，其弟子勸其棄城撤走，孟勝卻說：“受人之國，與人有符。今不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最后英勇戰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這種千金一諾、已諾必誠的思想形成，中國民間強烈的守諾信用觀念，這種觀念不但成為正直之士的處世準則，也成為所有豪杰莽夫共同恪守的信條。

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寓知識于勞動創造之中。墨子推行“上說下教”，教導弟子必須 “強力從事”，重視技能，利民生財的教化。墨子以身作則，以言教人，身教重于言教，主張實踐力行。勞動技能教育在墨家教程中占有很大比重，要求“士雖有學，而行為本”，強調學以致用，述作并重，突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寓知識于勞動創造之中。

《墨經》篇洋洋灑灑，精煉地傳授了諸多科學知識、技能技巧，堪稱為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書。同時，也是墨子對弟子施行技能培養的例證。墨子強調任俠精神，并且墨家有勇有謀，各種各樣的“專業人才”都有，為實現政治訴求而身體力行。墨子說：“志不強者智不達。”“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這些教學理論對于開發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強調理論與實踐統一，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墨子強調“強力從事”，就是強調“行動力”，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執行力”。 他說：“士雖存學，而行為本焉。”但不輕視勞動，且身體力行，親自動手制作。他能用三寸之木，瞬間削成能負千斤重的車轄；他創造的連弩之車、拋石機等更是當時軍事上最先進的防御武器。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他：“墨子是勞動者，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他親自動手做桌椅……。”這些實踐制作使他既是一位知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是一著名的能工巧匠。他將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的制作經驗，毫不保留地傳給弟子，其弟子不僅能講善辯，而且理論聯系實際，會干善干。如墨子訓練弟子制造生產、軍事兩用的桔槔、轆轤、滑輪、車梯等機械工具或武器，同弟子一起進行本影、半影、球面鏡成像、小孔成像等一系列光學實驗，與弟子共同進行力學、聲學等科學試驗，通過這些實驗與實踐，既鍛煉了弟子的實際操作技能，又為科學技術的研究發明做出了貢獻。

墨家團體“強力從事”業績巨大，這種業績的取得，是與其素質教育分不開的，面對社會制度的大變革，墨家對教育進行了改革，首開了素質教育的先河，走在先秦諸家之前。杜國癢說：“先秦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正是因為實施了這種素質教育，墨家學派異軍突起，成為當時獨與儒學相抗衡的兩大顯學之一。正是實施了這種教育，提高了墨家弟子全面的素質，“能談辯的談辯，能說書的說書，能從事的從事”，人才薈萃，在救宋之時，三百余名德、才、智俱佳且善守城之技的墨家弟子召之即來。

隨著歷史的發展，墨學雖幾起幾落，但墨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素質教育思想已形成中華民族整體教育思想的體系。凡遇有制度變革，鼎新政治、改善經濟之時，各種主張學說如汗牛充棟，但其間無不閃爍著墨子思想的光輝。梁啟超曾這樣評價：“墨子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墜。”時至今日，它仍然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乃至中華民族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7.墨子的全面教育觀——“社會所需”，“各盡所能”

墨子在教育上根據社會分工的不同，分為農學、紡織學、手工學、機械學、建筑學、商業學、軍學，涉及面非常廣泛。只要社會需要的有用人才，他都去教育培養。

墨子非常重視教育，培養出來一批又一批的墨者，為傳播墨學，興利除害而“摩頂放踵”、“上說下教”。墨子教育的內容比較全面。除學習古代文獻，如《詩》、《書》、《春秋》以及《墨經》。再“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根據學生的能力、愛好、特長分別教育，或學文，或學理，或學軍工。所教學大體包括哲學、宗教、倫理、教育、天文、數學、物理、應用科學、軍工科學、經濟、外交等。

墨子的理想非常崇高——追求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作為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這在中國和人類幾千年的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雖然實現起來確實不易，但卻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人類社會果真能夠按照墨子的設想，真正做到“兼愛”、“非攻”——“愛他人之國”如同愛自己的國家，“愛他人之家”如同愛自己的家，“愛他人”如同愛自己；那么，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戰爭與利益的紛爭了。

聯合國應該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建立一個有權威的統一的地球王國。成立“聯合國大學”，專門研究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為廢除國界和國家做好準備。地球村已經形成，人類應該成為一個團結互愛的群體，而不允許任何的敵視和殘殺行動，否則，以反人類罪行論處。

希望當今世界各國領導人，尤其是中國領導人能夠認真學習并充分領會墨子的思想，并在聯合國的統一領導下付諸行動。

歷史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人類肯拋棄個人私利，拋棄黨派紛爭，拋棄國家的糾紛，把地球看作自己共同的“唯一的家園”，愛護地球就像愛護自己的“小家”，就像愛自己的“政黨”，就像愛自己的“國家”，那么，真正的“大同社會”與“和諧社會”就會由“設想”變成現實，“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指日可待。

為什么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不可能實現呢？因為資本主義奉行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既違反天道，又違反人道的。它把少數人壓迫、削多數人推向了極致，嚴重違反了人類追求“平等、博愛、自由”的理想目標。它遭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的抵制與反抗。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是注定要滅亡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希望全世界各國的各個大學都來研究墨子的學說與思想，并廣泛傳播。當人類把墨子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真正用來指導自己行動的時候，就可以避免地球的毀滅與人類的滅亡，人類可以就真正做到和諧相處，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光明未來——“大同社會”。 

                              襄陽居士

                                  2010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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