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論述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主要是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精神的正反意義是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的首要區別在于學習的精神和態度。
需要注意，中國的歷史文化主要是道德文章，而道德文章的實踐積累和宣傳，都要靠學習和努力修養，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為什么道德習慣人與人之間有很大差別，不是本性決定的，而是后天不同的學習態度決定的。
“性相近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種可貴的平等本質，即在道德本性方面每個人生而平等。
舉一反三，這種思想告訴大家，在依據道德精神劃分社會等級的社會，每個人的社會文化命運是由自己決定的，之所以“習相遠也”，是因為各人的道德學習和修養的努力程度不一樣。
因此，沒有天生的君子和小人；因此，每個人的精神世界 都是 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的統一，它們相互對立斗爭，此消彼長。
由 于 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在每個人身上永遠都是對立統一，相互依存，因此每個人道德修養必須是終身的事業和追求，在前一篇談話中，講了君子的“有恒”精神，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一個人最終道德精神評價，必須是他去世以后蓋棺論定。
中國的蓋棺論定政治評價文化，在中國的道德文化體系中有一種核心意義和地位。
因為任何一種精神價值觀，都必須賦予永恒的意義，否則就會引起懷疑，就不會有追求的持續動力。
在宗教中這種永恒的道德意義，是寄托于無限的未來世界，而中國道德文化，沒有鬼神世界，那么這種道德的永恒價值，責無旁貸的必須由社會的最高權威，即國家去肯定和弘揚。
這種永恒價值信仰的政治保障，是中國道德文化薪火相傳的重要環節。
在《論語》中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民間諺語，“雁過留聲，人死留名”；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這些都代表了中國古代追求道德不朽價值的精神信仰，也是反映了每個中國人要求的一種生活精神支柱。
但是，要維護和弘揚這種信仰文化，必須有相應的制度保證，而確保道德價值權威性和永恒性信仰的一個主要國家行為，就是中國的謚號文化。
中國從有文字記載的德政開始，就與時產生了謚號文化。
文字最早記載，周公和姜子牙有功于西周而獲謚號。謚法的褒貶意義，表明了中國文化形成了核心價值觀，是非觀，社會文化有了愛憎分明的具體內容，百姓有了行為規范和依據，謚法也是以禮治國，即以德治國的一個最高核心。
謚號文化，后來發展為一個博大的社會道德價值評價體系，它對每個皇帝、皇親國戚、大臣、杰出官員等死后，給予一個終身的道德意義上的褒貶評價。
這種評價意義，超出了它自身范圍，實際上它為全社會建立了一個人生意義的價值坐標：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輕于鴻毛。它最終極性的具體明確了人的生命意義。
《白虎通》說，“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其它歷史記載：謚號是“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讓他人、讓社會，客觀的評論每個人一生價值得失，就如同基督教中，每個人要接受上帝的最后審判。
這種道德價值的審判，也相似宗教，不因社會政治等級決定價值判斷。對 于暴虐的 君主或者大人物，可以不忌諱的甚至懲罰性的給予恥辱性的惡謚。
既然中國社會等級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文化理論，中國文化有蓋棺論定的價值終極裁定，那么這種文化，勢必在根本上是將君主也視為“性相近也”的平常人，而絕不是神。
既然君主是平常人，那么也不排除君主有成為小人的可能。司馬遷敢于在《史記》中批評漢武帝，唐太宗著名的“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的故事，都是說明在中國文化中，君子和小人的文化價值觀，是統一在一起衡量每一個人的。
上層統治者 包括 君主都要時常自我反省，以君子和小人作為正反兩面鏡子，經常照照自己，檢查得失。
君子和小人統一于每個人人性的中國文化，實際上包含著人人平等 和輕 君的思想，它是一種很深刻的思想文化，只有深入推敲，才能發現它最光輝的道德思想。比如，陳勝農民起義“伐無道”的政治口號，比如《水滸》中“替天行道”的思想，在《史記》中，以及中國社會文化中博得了廣泛的贊同。
中國歷史不斷改朝換代，但是中國的文化卻是沒有中斷，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文化在理論上解決了如下問題：君主在道德人格意義上和每個人是平等的，君主只是“道”的載體，舊君主王朝被推翻，不代表“道”文化的中斷，而只是說明“道”從一個載體轉移到另一個新君王朝的載體。中國道德文化的存在發展，仍然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
“性相近也”，每個人都可以 成為 君子；但是為什么“習相遠也”？為什么有的人 成為 君子，有的人變成小人？這是因為各人不同選擇的結果。
君子價值和小人價值（即相當于善惡）潛伏在每個人思想中，此消彼長，自我克制了，君子價值就占了上風，反之反是。
因此，成為一個君子，是一個不斷堅持努力的過程，即所謂是個有恒者，是死而后已，最后才蓋棺論定。
這個有恒心的過程，就如孔子評價顏淵：“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而反面的事例，《論語》中記載：“冉求曰: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俗話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求道需要克己而不能放縱自我，這就如同逆水行舟，因此顏淵絲毫不敢松懈。而學生 冉求對 老師說，我不是不喜歡你的學說，而是因為我的能力不夠，孔子回答，如果你放棄努力，就會半途而廢，前功盡棄，現在你不是能力不夠，而是自己放棄，不想進步。這一正一反，深刻的說明，君子之道，是有志者，事竟成！
現在很多人，錯誤的理解孔子有 關 君子與小人的言論，給孔子扣上政治帽子，說孔子污蔑勞動人民是小人，這純粹是無中生有，是極端錯誤和片面的認識。
孔子是以道德標準判斷是非價值的。他的很多具體言論，實質性的去理解，是就事不就人。對同一人，在某事上，孔子批評他是小人，在另一事上，孔子又會稱贊他是君子。這種事例在《論語》中屢見不鮮。
簡單的說，孔子矛頭指向的小人，主要是不道德、不求上進的代名詞，而君子則是道德的和積極進取的形象代表。
《論語》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教科書，最關注的是提高統治者的道德水準，因此在批評不道德的小人時，主要舉例和分析對象也是統治者上層。
比如在《論語》中，孔子批評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孔子批評季氏：“八佾舞全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這樣的例子，《論語》中很多。
因此君子和小人的稱謂，不是等同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是就每個人的道德精神層次，區分的上下境界。
孔子是主張國家由道德優秀的人來統治管理，但這絕不表示上層人物就是君子，而下層人物等于小人，它們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內容，千萬不能將它們混淆。這好比毛澤東說過，共產黨員不能將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但這絕不是共產黨員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
國家由道德優秀的人來統治管理是合理的，但不代表它就是現實，更不能等同現實。孔子的奮斗目標是要將這種合理性不斷的變成現實性。我們發現，毛澤東的干部路線和孔子的做官理論有一脈相承之處，都是離不開中國文化以德治國的這條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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