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輕視孔子，認為孔子沒有思想的自由創造精神，沒有深度。但是黑格爾有句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必然是現實的”，據說海涅認為“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句話保守庸俗，于是黑格爾又加了一句：“凡是合理的必然是現實的”。
黑格爾看不起孔子，估計這個思想不是受孔子的影響，但是孔子中庸之道的思想，不是和這個思想非常相像嗎？
它們都是對社會既妥協又充滿希望。
這說明任何文化的思想價值要應用于世俗世界，必然要兼顧對立雙方的利益，而這種對立，既表現于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更是表現于每個人自身當中，即鏡子般的西方人性格言：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中庸之道文化，給中國文化帶來了世俗道德價值的生命，同時也把道德的絕對價值舍棄了，進而使先驗的道德混亂了，再進而社會沒有道德的權威價值性了，以致社會無所適從了，以致社會要么服從專制強權，要么陷于無政府狀態。中庸之道造成的中國文化矛盾，在舊的專制強權崩潰后，表現的格外尖銳和醒目。
中庸之道從跟本上塑造中國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精神的特點：謙讓，寬容，忍耐，實際，理智，靈活，溫良，含蓄，和為貴，不拘小節等等，總之應對世俗物質生活矛盾的生存智慧，中國人全部具有，它們也全部根源于中庸之道。
但是，深刻的解剖和檢討中庸之道文化，帶給中華民族精神的負面影響，于今天更為迫切需要。
負面的影響，我們首先引用毛澤東下面一段話：
“一個人無論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樣，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澤東上述思想，和宗教至善的信仰相像，換一個角度，這個思想就是對中庸之道的否定和批評。
毛澤東自己常說，水至清則無魚，但是他又信仰“至清”，矛盾嗎？是矛盾，但是又不矛盾。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人，沒有信仰行嗎？其他民族的信仰需要，由宗教提供，但是中國沒有獨立意義上的宗教，因此，民族信仰的需要，國家必須當仁不讓的履行職責。而任何信仰都是“高調”的，否則就談不上崇高和崇拜。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是世俗中國的領袖，又必須放下“高調”，必須正視“水至清則無魚”。
這種文化矛盾，其實一直存在于中國歷史當中，歷代中國統治者，都是一身二任，他們都在應對民族信仰和實際存在的矛盾。
不少中外人士，于是將中國文化的本質看作是虛偽的，其實這是中國文化無法掙脫的精神與物質的矛盾。
中庸之道的文化，難以解決中國文化的信仰問題。
為什么是如此呢？
因為道德價值是一個主體認識過程，而中庸之道是一種客觀意義的標準，把一種客觀意義的標準交給無數個主體個人去價值設定和執行，必然導致社會難于形成公共的道德價值標準，進而使人難于判斷道德價值，并且因為有機可乘，社會便出現大量的偽道德價值，再進而人們就可能喪失了對道德價值的信心和信仰。于是，社會對出現的大量道德投機分子，也就習以為常。
因此，中庸之道帶來了經世致用，卻也同時帶來了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誤區。
也因此，人們對孔子產生了很多誤解，這種誤解的根源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是孔子的“無可無不可”的處世原則，它容易把人的思想搞混亂，使人迷失方向，而一旦迷失方向，人們就會聽從身邊物質利益的驅使，就會產生物質投機精神，就會成為道德小人。
一句話，中庸之道不能實現道德的純潔，中庸之道遠離毛澤東的“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信仰，它甚至把人引入道德的歧路。
也正是如此，歷代的統治者，可以對中庸之道任意發揮，任意改造，以至于離開孔子偉大的人格精神越來越遠。
其實，中庸之道是一種及其高明的思想，而要發揮中庸之道文化的積極意義，需要很高的個人素質，如若使用不當，或者存心不良，中庸之道很容易變成狡猾、虛偽、沒有是非原則的擋箭牌。
歷史的經驗教訓是，中庸之道文化的積極作用，需要主體精神來配合，在國民主體精神缺失的情況下，中庸之道自強不息的健康意義，受到極大的限制，而且可能引起消極影響，會導致國民精神主體意識的進一步萎縮，進一步空虛麻木，進一步無所適從，從而成為民族精神一盤散沙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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