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族精神說的不好聽，是虛無的、麻木的、妥協的、自我物化的、缺乏良知和信仰的，說的委婉和動聽，是溫和的、寬容的、靈活的、忍耐的、務實經世致用的、忍辱負重的，等等。
中國文化缺乏強大的、堅定的，灌注于全民族每一個人身上的精神信仰力量，在這種意義上，中國沒有民族精神。
在很大的意義上，毛澤東的“文革”在嘗試用強權革命的激進方式，塑造中國的民族精神，因此“文革”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個人意志，它適應了中國文化空虛的靈魂對一種強烈精神的需求。
這個精神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絕對至善的道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道德思想要比孔子的道德思想走得更遠，更加理想，更加“知其不可而為之”。
因為毛澤東更加激進，孔子的中庸之道的道德價值，就相對保守了，落后了，就變成障礙了，因此需要批判孔子。
其實孔子的思想也不乏激進的道德價值觀，毛澤東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思想，和孔子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堯舜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孔子是務實的，世界本身是矛盾的，因此孔子用“無可無不可”的思想，去適應世界，以中庸之道的道德價值觀，去認識世界矛盾和解決矛盾。
在孔子的言論中，雖然他時時刻刻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但是孔子處理人們思想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用中庸的方式，用說服和教育的方式。
比如孔子多次嚴厲地批評學生宰予，甚至指責宰予到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的份上，但是孔子還是提名宰予是自己的高足弟子，孔子在《論語》中說：“從我于陳蔡者，……，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宰予（即宰我）成為“孔門十哲”之一，竟然排名在大名鼎鼎的子貢前面。
孔子溫和的、循循善誘的進行道德品行的教育，雖然老百姓口頭上廣泛的贊許，但是在主觀精神上很難自覺的遵守，這種溫和的善良文化，也根本不能幫助中國人建立剛強的民族精神，中國兩千年的文化已經充分的證明了這兩點。
毛澤東對孔子的這種溫和教育方式進行了激進的革命。毛澤東不僅發現矛盾，強調矛盾，更突出的是用無情斗爭的方式去解決矛盾,甚至試圖消滅矛盾。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以上的詩句，曾經響徹中華云霄，這是典型的毛澤東思維風格，它如同孔子格言，言簡意賅，但也同樣表明了他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方式和價值觀，是涇渭分明，天壤有別。
孔子的文化是一種主體文化，這種主體文化的邏輯是：個人的主體性只有在尊重他人主體性的前提下，得到反推，才能夠實現自身的主體性。
但是孔子文化的這種主體性，又太抽象，或者說空洞和不切實際。孔子的主體性文化，專制政治可以采用，民主政治也可以采用，但是這兩種政治體制下，這種主體文化的思想效果是天壤之別的。因此孔子超越了，或者說回避了社會實際中的主體與主體之間實力懸殊的不平等關系，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普世價值，已經被聯合國有關世界文化機構高度評價。這種稱贊，說明在各個國家主權獨立的條件下，孔子的思想可能更加適合代表世界主義的文化。
但是孔子的思想，卻不能夠幫助一個國家形成犀利鋒芒的、鮮明生動的、切實平等的民族文化精神。
孔子的“無可無不可”思想，跟現實的妥協性很強，容易為現實接納，而任何現實都是統治者掌握話語權，因此這種妥協性，也就意味著承認了統治者的既得利益，而這種認可，同時也就意味著，認可了社會底層的利益被剝奪。這就是孔子又為什么常常不被民眾喜歡的原因。
民族精神文化形成的一個最基本因素，是要具有一種每個國民能夠得到的切實平等的精神和利益，這種利益有的偏重于政治精神利益（如宗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人權），有的偏重于經濟利益（如“文革”中的平均主義），但是這兩種利益又是可以相互轉換。
只有全民族的國民利益存在一種均等或者息息相關的文化機制，才能形成利益的捆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才不會對民族公共利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如此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如此才能強大民族精神。
而我們發現在毛澤東思想中，有這種每個人切實平等的精神和物質利益的存在，這也是中國民眾為什么崇拜毛澤東的根本原因，這將會是一種長期的、甚至是永遠的文化影響。（中國的民族精神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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