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是馬克思的歷史名言。解釋世界是遠遠不夠的，哲學家還應該改造世界，馬克思批評了以往的哲學家，馬克思的偉大抱負，就是做個改造世界的哲學家。如若以這個標準，誰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呢？
回顧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影響和創造了歷史的發展，我們都應該把在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這個人類精神桂冠獻給他。
比如，中國的孔子，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不少書本上的哲學家，認為孔子不是哲學家，因為他不談論“氣”、“心”等世界本體論哲學命題，說穿了，就是孔子沒有和他們一樣玩無聊的“舶來品”概念游戲，他們以為孔子只是政治學家，道德學問家，教育學家。
這種思想幼稚淺陋，大錯特錯。哲學是什么？哲學是最宏觀的、最普遍的、最抽象的考慮社會問題，他們即使抽象的提出哲學的自然命題，那也完全是為哲學的社會命題服務的， 否則哲學的自然命題對人類社會便毫無價值。它不能夠幫助人類認識社會，更談不上改造社會。
而孔子呢？孔子提出了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即中國文化應該遵循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也叫周禮，這個周禮在孔子生前七百年就已存在了，但是到了孔子時代，它的根基被破壞了，孔子要想恢復它，于是對它傳道，弘揚。孔子認識到了中國社會當時發展中的一個主要矛盾，他把解決這個主要矛盾視作自己的終身使命，也視作神圣的天命。
孔子絕不是頑固的守舊派，而恰恰是社會的改革派，是社會的改造者。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句話微言大義，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最最優秀代表，他當仁不讓于師的去弘道（這個師，老子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為孔子弘揚的是“道”，所以中國才記住了孔子這個名字，是中國文化“道”的精神，讓孔子名垂千古，而絕不是孔子讓“道”的浩然精神，綿延至今。我們崇拜孔子，不是崇拜他本人，孔子如若離開了“道”的精神，他就毫無價值，崇拜孔子，就是崇拜中國文化“道”的精神。孔子的思想，是中國文化“道”的精神載體，它主導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千多年，它成功的解讀了中國社會，它塑造了中國社會的文明，如此天大的貢獻，孔子還稱不上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嗎？
秦始皇也是哲學家。如果秦始皇不是哲學家，他就不會具有統一中國的偉大政治遠見和氣魄，中國的兵荒馬亂，戰國時代各個國家以鄰為壑，各國文字、語言、度量衡，日甚一日的南轅北轍，等等，中國文化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越遠，中國文化要求重新走回統一的愿望就越強，秦始皇就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文化統一的精神，那個時代孔子的“王道”文化，敵不過“霸道”文化，但是請注意，孔子和秦始皇有文化一致的地方，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統一精神，這是一種最高層次的精神。
秦始皇的政治文化哲學，和孔子的“王道”不一樣，是一種“霸道”政治哲學，就是采用韓非子、李斯的法家思想，“以吏為師”，建設專制強權的軍事國家。秦始皇抓住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他用戰爭結束了戰爭。秦朝建立后，他又廢除了傳統的分封制，而創建了中國政治的郡縣制，我們看到，秦始皇的這一政治創舉，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在這個意義上，秦始皇改變了中國，如若沒有郡縣制，今天中國的政治格局將會怎么樣，真是難以想象！
但是秦始皇的“霸道”政治文化，也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這種局限性當它走向過猶不及時，就導致了秦朝政治壽命的極為短促。
秦始皇用他的政治思想改變了中國社會，難道秦始皇不也是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嗎？我們要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哲學如果是浮士德終身在書齋里苦思冥想的空中樓閣，那么我們人類需要它干什么呢？我們總是把哲學捧得很高，說它是最宏觀的、最普遍的、最根本的，那么我們也要讓它解決我們最宏觀的、最普遍的、最根本的問題，而當偉大人物去改變世界，去解決了最宏觀根本的問題，我們卻不承認他是哲學家，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因此，筆者認為凡是改變歷史的人，他們都是源于一種改變歷史的精神，這個精神又都是最大的精神，這個最大的精神只能用一種哲學意義來揭示它，因此凡是改變歷史的人，都是偉大的哲學家，都代表一種時代哲學精神。
毛澤東也是偉大的哲學家。一個哲學家必須認識歷史的潮流，但是這種認識潮流有時候卻又是在反潮流的思想基礎之上清醒和建立起來的，比如孔子屬于這一類，而毛澤東的后半生也屬于這一類。
毛澤東建立新中國與進行文化大革命相比較，前者要容易，因為前者是社會普遍共識，是人心所向，是歷史潮流，順者則昌。而后者，一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人仍然不能夠理解，他們沒有毛澤東的思想深度，絕大多數人不能夠脫離“近憂”，脫離經驗生活，脫離欲望生活，他們是螳螂捕蟬，而不知道黃雀在后。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反潮流，這個潮流恰恰是人類堅信不移的物質功利觀，是千古不移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絕對信條，絕對人性。毛澤東像堂吉訶德，像基督教，像佛教，要對這個世俗的永恒真理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意義就在于此。
在宗教世界，人類對自私的本性開展全面的徹底斗爭，但是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么大規模的，利用世俗的權利去對世俗的普遍的絕對的價值觀念進行全面的戰爭（斗爭）。毛澤東深深的知道，他用伊甸園般的哲學思想改造社會，會遭致失敗，因為他會死去，因為他進行的社會思想改造，是前無古人，也將是后無來者，中國不會再有和他一樣的思想深度和威望的繼任者。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要比孔子的“克己復禮”的革命難得多，孔子是一種中庸之道的道德文化革命，人們難于做到它，但社會又不能沒有它，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徹底的道德革命，是徹底的大公無私，徹底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自己說，水至清則無魚，但毛澤東為什么又自相矛盾，在中國進行“水至清則無魚”的宗教般的道德實驗呢？
孔子說“過猶不及”，毛澤東“過”了，這種“過”和“不及”即道德墮落，產生同樣的負面作用，因此文革以后，中國社會一切“向錢看”，不僅是對毛澤東道德文化思想的反動，也是毛澤東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遺產。如老子所說，相反相成。
孔子是多么具有政治智慧，孔子也是多么洞察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文革”以后中國道德文化“過猶不及”的后續表現，正是孔子早在兩千年前就預見到的文化邏輯和文化結果。
當貝多芬見到了拿破侖，貝多芬在日記中激動的寫道，他見到了世界精神，這種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信仰，這是貝多芬所理解和崇拜的偉大人物。他們改變了歷史，是用一種精神在改變歷史，這個精神是普遍的世界精神。當這個歷史人物離開了世界精神，這個歷史人物也就等于死去了，因此，當貝多芬得知拿破侖拋棄共和，當了皇帝，貝多芬將已在扉頁上寫下了“獻給拿破侖·波拿巴”的交響曲，改名為《英雄交響曲》，以歌頌法國大革命代表的世界人類精神，以紀念他曾經崇拜過的一位歷史偉人。這也就是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類普遍的文化意義。
哲學，是智慧的學問，最大的智慧，莫過于認識世界精神。偉大人物所以偉大，是因為有偉大的智慧，是一種大智，而越是大智，就越是遠離愚蠢，而遠離愚蠢，就越會激怒愚蠢的人群，將大智視作大愚，這是中國古代成語“大智若愚”的另一種含義。
這種含義今天不也比比皆是？今天不是很多人認為孔子是守舊復辟，是倒行逆施，毛澤東是專制獨裁、晚節不保嗎？
狂妄的人，目中無人，他們不“畏大人之言”，不患己之不知，而患圣人之能。他們是廣義的阿Q。
中國缺乏思想英雄產生的政治土壤，是不是廣泛的無知文化、膚淺庸俗的文化，剝奪了價值文化的生命營養呢？中國缺乏思想英雄的崇拜，其結果是中國文化水準坐標的趨而低下，是文化的麻木不仁，是精神的一盤散沙。
如果說，歷史上的政治專制扼殺了中國的思想英雄，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一百多年了，中國的思想英雄跟中國的人口比例實在是羞于啟齒，如果說中國大陸還沒有這樣的政治土壤，那么中國華人在海外的歷史有數百年了，但我們何曾聽說有令中華兒女驕傲的思想巨人呢？又有多少思想英雄呢？
——獨立思考 閱讀經典—— 蘇州雨果書店 0512-6518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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