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兩宋風云》觀后

《百家講壇·兩宋風云》觀后

岳志鳳

最近央視10頻道播送了首師大附中歷史老師袁騰飛開講的《兩宋風云》。開播前《中央電視報》于2009年7月9日第27期《視點特刊》版刊載了“本期導讀”和央視記者韓平的署名文章《學歷史也可以很有趣》，與未署名文章《激蕩的兩宋傳奇》。三篇文章都可以稱之為導讀吧！

講題叫《兩宋風云》，但實際時間跨度是自1127年“靖康之變”開始暨其后繼的30多年。講座通過宋徽宗、宋高宗、“中興四將”、秦檜、金兀術、完顏亮等人物，按時間、地點講述了中國歷史上宋金兩個對峙的政權，中華民族歷史上兩個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講了各自政權內部人物之間的聯合與斗爭；在一定程度上表彰了岳飛的精忠，鞭撻了秦檜的大奸。有些問題講的很好，似乎做到了無懈可擊。然而，這30年的風云主題應該是一場一個被侵略的民族政權反對另一個侵略者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也就是一場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戰爭。但講座體現的不明顯，特別是發生在被侵略方或正義方內忠奸之辯背后的愛國與賣國兩條主線，講座采取了回避手法。

其次《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與《學歷史也可以很有趣》兩文，可能是限于專業原因，沒有理解與吃透主講者的原意，出現了走調或曲解，或者在某些原則問題上同講座人一氣發出了與史實不符，與時代不協調的音符。

一“兩宋可愛，這一段時期君臣關系融洽，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外交流發達，經濟文化發展”。

《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第二自然段中的這段話，其主體“這一段時期君臣關系融洽，皇帝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外交流發達，經濟文化發展”。源自2008年版王國平主編的《南宋史研究叢書》的代序，就兩宋或南宋整體而言，上述說法成立，但是袁騰飛所主講的《兩宋風云》時間限定在自靖康之變暨其以后的30多年，至于這段時間里君臣關系是否融洽？對外交流是否發達？經濟文化是否發展？則又當別論，因為這段時間的前10年，金人入侵，北宋滅亡，南宋初建，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如火如荼，生靈涂炭，全國動蕩不安，是一段血與火的歷史；后20年，自紹興8年（1138）秦檜獨相算起，則處于奸相秦檜“挾虜勢以要君”，“將皇帝趙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恐怖時代。這20年以秦檜為首的南宋朝廷都作了些什么呢？從王國平主編的《南宋史研究叢書》韓西山著《秦檜研究》的字里行間，可以窺出其梗概：自紹興七年（1137）奸相秦檜執政期間，先是忙著清除和議道上的障礙，謀奪諸將兵權，誣殺岳飛；接著便是排除異已，迫害原來幾位宰相：趙鼎、李綱、張浚……。對主戰派通過文禍、詩禍、語禍，文網羅織，動輒謗訕。另一方面則是網羅仆從，為編織一張鞏固相位的網自顧不暇，社會也籠罩在一片恐怖陰暗氣氛中。在這種環境下，怎么談得上君臣融洽，士大夫共治天下，與開展外交，發展經濟與文化呢！

所以綜觀這30年，只能說在頭十一二年里皇帝趙構迫于舉國上下抗戰救國輿論的壓力，以及自身營造一塊地盤的需要，加上幾位主戰宰相如朱勝非、張浚、趙鼎等對幾位抗金武將的支持等幾種力量的結合，使反侵略戰爭取得了節節勝利，從而使金人不敢再過長江，為保住南宋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礎。如是而已，袁騰飛借王國平等對南宋史的研究成果，把整個南宋在153年中所取得成就光環，用以掩遮趙構王朝的局部，這樣勢必造成人們對評價趙構、秦檜這兩個中國歷史上不尋常人物的誤導。

為了表示不茍同袁騰飛把整個153年南宋的君臣關系和在外交、經濟、文化領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的光環罩在趙構王朝頭上，現引用翟冬青先生提供的，反映北宋滅亡時的那段“風云”的《靖康恥中遭金軍蹂躪的宋室公主》一文和筆者2003年寫就的《讀江夔*揚州慢》的聯想—駁《南宋與金議和有功論》附此，以反映趙構統治期的冰山一角。

（一）《靖康中遭金軍蹂躪的宋室公主》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圍了汴京城，為了茍延殘喘，宋徽宗、宋欽宗竟以上萬名宮廷、宗室和京城婦女為抵押品，明碼標價地抵押給了金軍。在金軍的營寨中，她們遭到強暴和蹂躪。北宋政權滅亡后，金兵北撤，這些女性在金軍的押解下隨同北遷，在途中歷經磨難、大批死亡。到達金國都城上京以后，她們被遣送到供金國君臣享樂的洗衣院、金國皇帝的各大御寨，賞賜給金軍將領，甚至流落民間，被迫為奴、娼。

從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圍京城到靖康二年(1127)四月張邦昌偽政權建立前，宋徽宗、宋欽宗及北宋官員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價、通過斡旋方式保留政權。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雙方達成協議，該協議規定：（金國）準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為質，應宋宮廷器物充貢；準免割河（黃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兩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宮女二千五百人，女樂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藝三千人，每歲增銀絹五百萬匹兩貢大金；原定親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屬，全速遣送，準俟交割后放還；原定犒軍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須于十日內輸解無缺。附加條件是： “如不敷數，以帝姬、王妃一人準金一千錠，宗姬一人準金五百錠，族姬一人準金二百錠，宗婦一人準銀五百錠，族婦一人準銀二百錠，貴戚女一人準銀一百錠，任聽帥府選擇。”[2](p136)從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開始履行以上協議，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軍營寨輸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貫、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離不）寨。史載，福金帝姬見到斡離不后，“戰栗無人色”[2](p139)，斡離不下令奴婢李氏將福金帝姬灌醉，乘機對其實施強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難”中第一個被金軍統帥蹂躪的宋朝公主。

盡管開封府官員刮地三尺，卻無法滿足金人的索求。為茍延殘喘，宋徽宗、宋欽宗開始拿婦女抵債。開封府官員除對照玉牒將宮廷、宗室婦女全部押往金營外，還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經嫁人的宮女充數。這些被強行抓來的女性“皆蓬頭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開封府尹徐秉哲為了邀功，竟“自置釵衫、冠插、鮮衣”[3]（卷七七，p584），將上自嬪御、下及樂戶的5000名婦女盛裝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軍。以勝利者自居的金軍從選送的5000名女性中“選收處女三千，余汰入城”[2](p139)，當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應屬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體虛弱等原因不便帶走而已。由于無法滿足金軍索要的金銀數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員也沒能逃脫這場噩運：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軍元帥粘罕、斡離不和上萬名騎兵的嚴密監視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婦女奴婢從皇城絡繹而出，經內侍指認點驗后，“太上后妃、諸王、帝姬皆乘車轎前進；后宮以下，騎卒背負疾馳”[2](p141)。在交接過程中，金兵對其行李也進行了嚴格檢查，凡金銀玉帛“不許帶往南熏門交割”[4]（卷十五，p948）。隨后一些躲藏在民間的宮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陸續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別注明外，任何與皇室有直接血緣關系哪怕是年僅一歲的兒童都在被擄之列。據《靖康稗史》之三《開封府狀》所保存的少量與皇室關系密切的女性資料統計，這些女性的平均年齡在20歲左右。最終金人選定嬪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錢加倍，共折合金13萬4千錠；嬪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萬5千5百錠；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萬8千200錠；宮女479人、樂女604人、宗婦2091人，共折合白銀 158萬7千錠；族婦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銀66萬4千2百錠；貴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銀33萬1千9百錠。以上婦女共折合金60 萬7千7百錠、白銀258萬3千1百錠。[6](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經繳納的金銀數目，北宋政府還欠金人“金三十四萬二千七百八十錠、銀八十七萬一千三百錠”[6](p121)。這11635名被出賣的女性分別被關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開封城南）、劉家寺（今開封城外東北）兩個金軍大營。 “靖康之難”中，北宋后宮嬪妃、宗室婦女全部被擄往北方為奴為娼的歷史，既是南宋人難以啟齒的恥辱，也是激勵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動力。

（二）讀姜蘷《揚州慢》的聯想

—駁“南宋與金議和有功論”

揚州，緊臨長江北岸，大運河漕運的樞紐，自古繁華。晚唐詩人杜牧833年至835年任揚州節度使推官、掌書記期間，留下的不朽贊美揚州的詩句，更使揚州為之增色。其中“二十四橋明月夜，何處玉人教吹蕭”，“裊裊婷婷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廉總不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等名句，曾引得身歷其境者若癡若醉，而未能實地一睹者心神向往。然而勝地不常，當歷史車輪運轉到三百余年后的南宋，又一個詩人姜夔駐馬揚州時，由于揚州遭受金人兩度入侵的破壞，他所看到的則是一座冷清的空城。哀憤之余，他也寫下了名篇《揚州慢》與杜牧的詩句相互映襯，給后人留下了不盡地懸念與思考。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稍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蕎麥青青。

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郞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

二十四橋猶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為誰生。

詞的大意是：揚州是淮南東路的名都，竹西亭是都城里的著名景點。初次來到揚州，解鞍歇馬，稍事停留。再過杜牧所說的“卷上珠廉總不如”的春風怡人的十里揚州路，可是見到的只是一片片青色的野麥。自從金兵進犯長江并撤離后，連被毀壞的城池和孤存的喬木，也討厭說起戰爭的事。夜幕漸漸落下，凄清報警的號角吹送著寒意，傳遍了整個空城。

杜牧贊美揚州的詩句，表現了出色的鑒賞水平。假如今天他能重游揚州的話，看到眼下的荒涼景象，也會感到驚愕的。即使贊美“豆蔻芳華”的詞再精妙，描述青樓夢境的詩再美好，也難于抒發撫今追昔的深沉。二十四橋還在，冷清的月光下，除了波心在來回的蕩動外，再也聽不到玉人吹簫的聲音了。最可憐的是橋邊那些多年生的紅芍藥，年年仍在花開花落，然而有誰去欣賞呢！

詩人姜夔（1155-約1221），生活在南宋高宗趙構屈辱偏安的歲月里。在他問世的前26年，1129年2月19日金人第一次占領并“焚揚州”；他六歲時即1161年10月至11月，金人再度占領揚州，同一次那樣，又經過一場燒殺擄掠后北撤。“自胡馬窺江去后”就是寫的這兩回事。杜牧筆下繁華的揚州，經過這兩次冼劫，變成一片廢墟，甚至當距第二次洗劫的15年之后，仍然是一座空城，并為“解鞍稍駐初程”的姜夔《揚州慢》的創作提供了素材。

一般地說，《揚州慢》只是一篇憫時傷感之作，然而，它的巧妙地對比與反襯，不僅在文學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流傳千古，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于它真實地記錄了歷史——記錄了宋金媾和35年后，一個滿目瘡痍、戰爭傷痕依舊的揚州。其實何止揚州！由于趙家王朝的南遷，西起秦嶺、東沿淮水的千里宋金邊界線的南側，包括京西南路的北部和淮南的真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郵軍、盱眙軍等地都是“居民四向逃散，農業幾致全廢”的荒涼地帶，單淮南上列各地1171年統計，就有“官荒田”和“在戶未耕荒田”35124萬頃，農業生產受到的摧殘可想而知，更不用說廣大淪陷區的人民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血和淚了。

詩人姜蘷，為人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也為人們留下了有力的歷史證據。

讀者們在讀完上面兩篇材料后，你覺得有袁騰飛“兩宋可愛”的那種感覺嗎？

二、“假設岳飛抗金成功，金國心有不甘，伺機再戰，那么戰爭什么時候是個頭兒呢？在戰與和之間，任何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都會選擇和平”

《傳奇》上面這段話，對戰與和問題上無原則地擇“和”的態度，禁不住使讀者驚愕不已。戰爭是什么？人們對某場戰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為了弄清些問題，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關于戰爭的論述。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歷史上戰爭，只有正義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

在《論持久戰》一文引用了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在對日戰爭“戰”與“和”問題上，回答斬釘截鐵。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這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發生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日本帝國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的態度與應對方法。現在我們把鏡頭回放到800多年前的宋金戰爭—這場中國歷史上兩個對峙的政權，中華民族歷史上兩個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戰爭。毫不例外，這場戰爭也有正義、非正義之分，進步與反動之分。

宋宣和7年，即公元1125年，首都遠在今黑龍江省阿城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突然分兩組南下，侵占了宋王朝的大片領土，擄走了徽宗、欽宗兩個皇帝及所有王室成員。戰爭殘酷、野蠻、血腥、持久，戰爭的正義性在被侵略的宋王朝及其廣大人民一邊，而非正義方則是金王朝。

北京大學張希清教授在《岳飛：中華民族的英雄（論綱）》一文曾列舉大量事實闡明這場戰爭宋方的正義性質。

建炎元年(1127)十月，趙子崧上疏曰：“虜騎所至，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擄婦人，焚毀舍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于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三朝北盟會編》卷一0六《趙子崧家傳》）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今山東鄄城）。“金人圍濮州，知州楊粹中固守之。金人力擊者三十二日，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城遂陷。金人以不歸附，城中無少長、良賤，大肆殺戮，仍火焚其廬舍俱盡。”（《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九）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金人陷開德府（今河南濮陽）。金人入城，怒其拒戰，殺戮無遺。紹興九年(1139年)，復得河南地，惟開德府城中無一戶舊居土人。”（《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九）

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辛未……“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官。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云中，于耳上刺‘官’以志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余者驅之韃靼、夏國以易馬，亦有賣于蒙古室韋（古族名）、高麗之域者。

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茜河為界，宗維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井縊者甚眾。

先是，中原士大夫為宗維所掠聚至云中，至者無以自活,往往乞食于路。宗維見之畏其眾也，驅三千余人，坑之城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

“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虜者，帝王子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共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糇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人。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容齋三筆》卷三《北狄俘虜之苦》）

如此等等，還有很多記載。由此可見，女真貴族發動的侵宋戰爭，對宋朝的經濟和文化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給宋朝廣大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宋朝的抗金戰爭是一場正義戰爭。

既然正義在宋王朝一邊，那么宋王朝及其廣大人民，為了不當亡國奴，為了不被金人任意宰割，在“戰”與“和”的選擇上只有一條—“戰”，抗戰到底，直到取得最后勝利。戰，是愛國，是救國；相反，和，是賣國，是亡國。那么作為國家的一個公民，應該如何認識與對待愛國或賣國呢？

一個人如何認識與對待愛國或賣國？還需要從精神角度考察。人們常說：“人是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種精神多有所指，比如勤儉持家精神、吃苦耐勞精神、為人民服務精神……。具體到對于國家所提倡的奉行的則是愛國主義精神。歷史上岳飛的“盡忠報國”，文天祥的“正氣歌”，則是愛國主義精神的最高境界與精辟闡述。文天祥將這種精神的功能說成是：地靠它立，天靠它撐，三綱靠它維系，道義以它為根本。從而當外敵入侵，為保家衛國，愛國主義的實踐者前仆后繼，層出不窮。僅抗日戰爭時期涌現的我們所熟悉的諸如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等，這些光輝的名字擲地有聲，是他們又激勵著后來者在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建功立業，然而他們又有哪一位不是在正義的戰爭中產生的呢？

所以，不分青紅皂白，不從戰爭的性質出發，無原則地以投降妥協，求得和平，恰好是當政者對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不負責任的表現，是對愛國主義的踐踏。

韓平在《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中稱文天祥是袁騰飛心目中的偶像，認為文天祥實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定義的大丈夫三個標準，被俘后拒不投降，身陷大牢，大節不改等，既然如此，為什么在宣講宋、金戰爭中“戰”與“和”的問題時，又毫不遮掩地選擇“和”呢？需知：當時這個“和”字是以稱臣、喪權、割地、上貢為代價；以宋高宗做跪著的兒皇帝為代價，是失大節，當然也是為文天祥所不齒。

三、《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第二大題《歷史人物不能臉譜化》稱“一些學生經常問我，這個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歷史上的好壞是分不清的”。

歷史悠悠，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特別是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刻，總是有一個或幾個歷史巨人在其中擔當著歷史重任……。同時，在這些歷史巨人的背后，還隱藏著許多鮮為人知的趣事和千年未解的謎團，諸如：秦始皇生父之謎、明建文帝下落之謎……然而歷史上“某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分不清，這種說法倒是一則奇談。因為我們所說的好人還是壞人，是就其大節而言，判斷標準只有一個：國家清平時，一個人的言行是否有利于國家與人民；當國家遭遇外侮時，一個人是愛國還是賣國。愛國是好人，賣國是壞人，所以愛國與賣國是一個國家遭受侵略時，判定某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分水嶺。《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涉及到的兩宋人物數以百計，在介紹事實的基礎上對他們的評價沒有一個是含糊的。

現在袁騰飛說的“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歷史上是分不清楚”的說法，無疑將人們帶進了不可知論的誤區。為了使人們從這個誤區中解脫出來，下面把《內蒙古日報》2006年一篇關于宣講“八榮八恥”的短文放在下面，供讀者思考。

愛國—岳飛總是一面鮮艷的旗幟

賣國—秦檜總是一個丑惡的靶子

摘自《內蒙古日報》

祖國既是自己的國家，熱愛祖國就是對自己的國家懷有忠誠和熱愛的情感，擁有為祖國的獨立富強而英勇奮斗的精神。古往今來，愛國者榮、禍國者恥的觀念，如同一顆飽含生機的種子，浸透著5000年抵御外強侵略、維護祖國統一、建設美好家園的滄桑風雨，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的精神、道德和文化的沃土。

愛國何以為榮？皆因為愛國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危難之時，他們愿意犧牲寶貴的生命去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無論是岳飛精忠報國的傳世佳話，戚繼光收復臺灣的驚世之舉，鄧世昌的怒撞敵艦的大義凜然，他們都是祖國的光榮、民族的驕傲。

禍國何以為恥？皆因為禍國者“心中無祖宗社稷，眼里無百姓福祉”,關建時刻，他們會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以換取自身的榮華富貴。無論是秦檜陷害忠良的丑惡行徑，吳三桂開關放虎的背叛之舉，李鴻章的簽約賣國的腐敗無能，還是汪精衛集團認賊作父、卑躬屈膝的奴才本相，他們都是祖國的恥辱、民族的罪人。

歷史用光榮與恥辱書寫了熱愛祖國與危害祖國的本質區別：愛國定利民，禍國必殃民，熱愛祖國的真諦就是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盡管歷史長河的波濤淹沒了一個又一個走到盡頭的王朝，但是，中華民族熱愛祖國的感情和傳統，卻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升華。今天，“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的聲音響徹九州，這是歷史傳承的必然，也是現實呼喚的結果。

飽嘗辛酸與屈辱，經歷了奮斗與犧牲，我們的祖國終于邁開巨人的步伐，踏著和平與發展的韻律，闊步走向強國富民的目標，但是企圖顛覆我們國家的境外敵對勢力時刻虎視眈眈，妄想分裂國家的臺獨分子不時興風作浪，我們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道路還很漫長。因此，今天的現實的熱愛祖國的概念，注入了更具時代特色的豐富內涵：建設祖國，讓我們的國家更加美麗富饒；保衛祖國，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捍衛祖國的統一，反對民族和國家的分裂。

沒有強大的祖國，就沒有幸福的家園。熱愛祖國，建設祖國。保衛祖國，是每一個龍的傳人都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炎黃子孫的永久的幸福和尊嚴，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代都必須時刻牢記：愛國者榮，禍國者恥。

讀完上文后，在此要強調的是：“史無對錯，人無好壞”是當前史學研究的一種危害極大的危險傾向。因為若果如此，那么，人類文明也就沒有了。
四、“岳飛是英雄，金兀術也是英雄”

“岳飛是英雄，金兀術也是英雄”還有類似的論述，諸如“宋向遼、向金上貢銀絹，問西夏賜銀絹，是一個大家庭里互通有無，是一個家庭里的事……”此說不新鮮，是前些年流行，近年稍事收斂的“兄弟打架”說的翻版。其實質是用今天56個民族所組成的統一的中華大國的現實，去詮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個民族國家并存的史實，即所謂為了避免民族糾紛，而采用歷史實用主義去代替歷史唯物主義。其實，這種耽心是多余的，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只要是愛國者，都會正確對待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件，并引以為鑒，從而加強與促進民族團結。相反，對當時同時并存的兩個民族政權進行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或者說把非正義的與正義的戰爭混為一談，勢必篡改歷史事實，是非不分，無怪乎袁騰飛說歷史上好人壞人是分不清的哩！

我們可以稱完顏阿骨打為英雄，因為他統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統一的金王朝，并趕走與推翻了統治女真部落的遼王朝，但是決不能稱完顏昌（達懶）、完顏宗望（斡離不）、金兀術等那些發起侵宋戰爭，給宋王朝及其廣大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劊子手戴上英雄的桂冠。

試問：我們能稱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為英雄嗎！我們能容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嗎！金兀術的作為不是同他們等同嗎？

最后一個最簡單的邏輯結語是：岳飛是捍衛中華民族的英雄，金兀術是侵宋擴金的“英雄”，世界上哪有兩個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雙方都是英雄——都是杰出的人物呢？

五、岳飛平定楊幺是以賊治賊

袁騰飛講到岳飛平定楊幺一段時，借趙構之口，說是“以賊治賊”。此說的依據是：楊幺固然是賊，而岳飛部伍曾隸屬于活動于太行山的王彥“八字軍”。邏輯演繹是王彥的“八字軍”前身是“賊”，現在讓岳飛去平楊幺，順理成章是“以賊治賊”了。

綜觀岳飛一生的事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平定內亂，為國家抗金和日后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安定的后方；二是屯兵鄂州，四次北伐，使金人自此不敢再窺江南，為確保趙構的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礎。關于第一點可細分為平定李成與曹成兩股軍賊，平定江西虔、吉州與荊湖楊幺兩處民叛等四項。其后兩項自南宋以來，歷朝各種史書都冠以虔吉“賊寇”與“湖賊”的貶稱，唯上世紀為了革命需要，將其性質定為“起義”，于是有“虔吉起義”與“楊幺起義”之說，但近年似乎也日見淡漠。現在，袁騰飛的“以賊治賊”說，對楊幺事仍是維持原判，把岳家軍也說成“賊”，倒是新異。

楊幺部前身是鐘相，靠邪教起家，占有洞庭湖及其周近十九縣，稱帝稱王，又與金朝傀儡偽齊劉豫“連結”，共同對付南宋朝廷，說是“賊”，似無可非議，而駁“岳家軍是賊”異說，還得從王彥及其“八字軍”說起。

“八字軍”，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320頁，詮釋為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裝。建炎元年（1127年），宋將王彥北進戰敗，率所部七百人入太行山。因而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一作誓竭心力，不負趙王）八字而得名。不久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十九寨義軍參加，發展至十多萬人，勢力達到井（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陽）、澤（治今山西晉城）、相（治今河南安陽）、衛（治今河南衛輝）、懷（治今河南沁陽）等州，多次擊敗金軍。次年王彥率其中一萬多人南下，受宗澤領導，后編入御營，余部仍在當地繼續抗擊金軍。建炎三年（1129年）隨張浚入川陜。紹興三年（1133年）在金州（今陜西安康）、饒鳳關（今陜西西石泉西）抗擊金軍。后改歸劉锜統軍，于紹興十年北上取得順昌之戰的勝利。”

同書1442頁王彥條：在河北招撫使張所部下任都統制，率軍七千人渡河抗金，收復新鄉。未幾入太行山，創立“八字軍”，聯絡黃河以北義軍抗敵，發展到十多萬人，后率一部南下，任張浚部軍統制，在川陜地區與金兵、劉豫偽齊軍作戰。后被解除兵權。紹興七年（1137）以洪州觀察使知邵州。”

臉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顯現一身正氣、一軍正氣的“八字軍”，有其光榮的軍史，其領導人王彥戎馬一生，赤心報國，今天，說歷史者，公然在央視十頻道大講壇上稱之為“賊”，誠有失體統!講史者可不能信口開河！經世少當輕浮。

六、《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第三個論題是“岳飛被殺有其個人原因”，說及“岳飛的壞脾氣和頻頻抗上也成為他最終被殺的原因之一”

這里，作者用了“壞脾氣”三個字，如果是善意的，則會用點文明語“個性強”之類，其實這正是岳飛的可貴之處，因為前些年“愚忠論”者，正是認為岳飛對宋高宗的反抗性不足，唯皇帝之命是從……。是非判然，在此不費筆墨了。要說清楚的是“岳飛見自己的建議（早立太子事）得不到采納，竟一氣之下上了廬山，撂挑子不干了……”

紹興六年（1136）岳飛母姚太夫人病故鄂州，葬于今九江廬山，紹興七年（1137），岳飛“奉詔至都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璽書召還，復畀以兵”。而建議早立太子，則是發生在紹興十年（1140）事：“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歷眾，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動上聽，會詔趨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上奏之，大略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誓不忘復仇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獎，有‘非誠忱忠讜，則言不及此’”。兩件事發生的時間相差三年，現在“傳奇”的作者，竟把它們扯在一起，把后事誣成前因，做為岳飛“壞脾氣”、“抗上”的一個例證。用心何在？

當然，《傳奇》或袁騰飛的《講座》也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創造，而是學舌于岳飛幕僚薛弼。薛弼為什么創此違反事實之說，得弄清薜弼是何許人？岳珂的《金佗稡編》1036頁記道：“按弼之在先臣幕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遠徙，獨弼不與，偃然如故。議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檜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以上岳珂在上奏朝廷的《吁天辯誣錄》辯駁甚詳。八百多年后，說史者與薛弼靈犀相通，祭起秦檜黨羽的誣枉不實之詞來說歷史，愚弄人們，不亦悲夫！

七、《風云激蕩的兩宋傳奇》第一大段第一自然段稱：“剛接觸這段歷史的時候和很多人的感覺一樣，也覺得皇帝懦弱無能，有點兒窩囊。但是通過了解后可以說對歷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上段關于對宋高宗的敘述，袁騰飛說的很晦澀，講述正文時也只是對宋高宗的儉樸生活做了一番宣揚，（按：宋高宗退位后居德壽宮，太上皇每年零用費為48萬貫，與太師、節度使年薪4800貫比，又作何解!）而其“進一步認識”的立意，應該是“風云”中的這位皇帝并非“懦弱”，也非“窩囊”，而是有所能、有所建樹吧！為便于人們澄清袁騰飛揚起的這團煙霧，下面將《宋史》與史學家王曾瑜先生撰寫的《宋帝列傳•宋高宗》的結語部份分別列出。

固然，“嚼別人的饃沒有味道，”然而在信息量如是之大的今天，享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仍不失是讀書途徑中的一條捷徑。

《宋史•高宗本紀》；“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余，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于數君（指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等中興之主）。君子于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傅），劉（正彥）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艱哉。其始惑于汪（伯彥）黃（潛善），其終制于奸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于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悲夫！”

王曾瑜先生在其《宋帝列傳•宋高宗》第251頁至253頁對宋高宗做了總結性的評述，現錄述如后：

“無論是李綱、宗澤和岳飛，抑或是秦檜，他們的秉性可喻之為一種比較單調的色彩。宋高宗卻不然，他的秉性可喻之為五光十色。一種太平享樂的風流皇帝胚料，經過特殊環境的熔煉，養成了多種難以言喻的特殊性格。

他有一個雄健的大丈夫的體魄，卻很不協調地包裹著一個卑怯得出奇的靈魂。在殺父之仇面前，宋高宗有一種無法思議的奴氣，甘愿承受稍有血性者不堪承受的屈辱。但在臣民面前，卻又保持了皇帝特有的尊嚴和威風，不時表現出蠻橫不講理的專橫。他可以‘必不專恃和，雖和必不至于甚屈辱，’卻甘愿接受屈辱得無以復加的和平。歷史上固然有受辱一時、以成大業的實例，這完全不適用于宋高宗。他受辱的目的，僅在于偷安。集帝氣與奴氣于一身，這在歷史上是罕有其比的。

宋高宗秉性殘忍，早在當皇子時，就有濫殺侍婢的記錄。盡管有宋太祖誓約的約束，有優禮臣僚的傳統，其在位三十六年內，貶竄、冤死和殘殺的記錄，在天水朝（宋王朝）可謂是空前絕后的。但是他殘忍又是有限度的，他更喜歡的還是‘以寬仁’緣飾怯狠。

宋高宗追求奢侈享樂。但是，他的奢侈同樣是有限度的，他更喜歡的還是以‘恭儉’作自我歡噓。

按中國舊史的倫理標準，宋高宗是個親信小人、黜殺君子的典型。但是，在某些場合的形勢下，他又能勉為其難地任用君子，忍痛割愛地逐去小人。

宋高宗畏懼人言，不惜以死刑和毒罰懲治讜論。但是，在某些場合下，又被迫表現出對諫諍的歡迎，并被迫對讜論作出一些自我克制。宋高宗有專制帝王胡作非為的勇氣，但是，在某種形勢下，又不得不以專制制度下的某些自我調節功能約束自己。

宋高宗看來還不能說他沒有半點父母兄弟之情。但是，在很多場合下，他不過是個高明的演員，表演自己的孝悌之道而已。

宋高宗嗜色如命，卻決非情種，對任何女人都寡情薄義，一旦稍有齟齬，則棄若敝屣，甚至殘殺，并且最喜以清心寡欲，無子女聲色之奉自我標榜。

宋高宗作惡多端，而其聰明之處正在于對大多數惡事并不做絕，而留有可以文過飾非的余地。

宋高宗在政治上決無大氣魄和大器識，卻不乏小聰明和小手腕。他某些得計并非是本人高明，而來源于形勢驅迫與臣僚的獻可替否。至于他的失策，即使是對個人私利的失策，也有相當部分來自形勢的驅迫與佞臣們的推波助瀾。

凡此種種，都說明宋高宗作為一個復雜‘多面派’的心理和性格。宋高宗的性格，歸根結蒂，還是專制帝王在某種特殊環境下的心理變態，使人難于以常情，哪怕是帝王的常情予以忖度。但是，他的罪惡本質上卻仍是專制政治制度的罪惡。”

八、韓平撰文《學歷史也可以很有趣》第二段“史料笑話，替代隨意發揮”中舉例，‘比如岳飛有三句話被告密：第一，國家不能要了，皇帝不修德；第二，我32歲當節度使，太祖趙匡胤也是32歲當節度使；第三，岳飛問部下天下事怎么辦？部下回答，你說怎么辦就怎么辦。在講述這段話的時候，袁騰飛巧妙地把這三句話的順序作了一個顛倒……岳飛意圖謀反的罪名很容易就成立了’。”

袁騰飛在講述這段話的時候，是加了限制條件的，即“有人誣告岳飛講了三句話”，而且講述時語氣也是否定的。然而韓平撰文卻走了調：第一抹去了“誣告”字樣，第二變成了肯定語氣；第三將一般典籍上所敘述的“國家了不得也”篡改成：“國家不能要了”。這些顯然違反了袁騰飛的原意，而給讀者遞送了一個岳飛確實說過事關造反的三句話。

本來這些強加于岳飛頭上欲構成其謀反罪的不實之詞，在當年的“審判”過程就已經被否決了，連行刑之后倒填日月炮制的判決書也沒有謀反一說，而只是羅織了兩大罪狀。

1、曾說“自己與太祖32歲建節”，犯“指斥乘輿”罪，依法當斬。

2、敵侵淮西時，“不即策應”，犯“擁兵逗留”罪，依法當斬。

眾所周知，事過幾十年之后，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早已得到了洗雪，遺憾的是，某些講說歷史的人，將這些歷史故事不如實地去宣講，或掐頭去尾，或有意剪貼，或強奸原意予以曲解在其占有的平臺上糊弄讀者。

袁騰飛的講座很長，涉及的問題很多，特別是混淆戰爭性質，稱宋金戰爭是“家里打架”，“岳飛與金兀術同稱英雄”等奇談邪說，令讀者愕然，而導讀者曲解史實，為有損國家正氣的怪論推波助瀾，令人費解。

九、暫時的結尾

《世界名人百傳•十大敗類》，張莉、吳清華主編2006年版，141頁：“秦檜死后幾百年中，人們漸漸地將其視為投降賣國的代名詞，這只怕是秦檜萬萬想不到的，朱熹在《戊午黨議序》一文中對秦檜的奸惡進行了剖析，說道：“秦檜之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其身，其倡邪說異謀而誤國，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順，人心不正’，實在是一針見血力透紙背，足以為后世戒”。

慎為秦檜翻案，這把火是不好玩的！

二00九年八月十五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