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友對袁騰飛漢語漢字淺薄理解能力的批評

我們也大規模地把日語引進漢語中，我們今天說的話，比如軍事、經濟、文化、政治，這些詞基本上全是日語。什么積極、消極、干部這些詞還是日語，現在說的物理、化學、生物這些詞也全是日語。它和佛經的引進屬于兩次大規模的語言引進，所以憤青應該不說這種詞，憤青抵制日貨不夠，應該抵制日語，他應該說古漢語才對。物理是日本話，化學也是日本話，憤青要創一個詞代替物理和化學的詞，編一個。——《歷史是個什么玩意》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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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袁騰飛先生在書里是這樣說的，而且發展論壇前些年有個叫耶律宏的網友轉帖的帖子也持這種觀點，說什么中國現在的白話都是來自日語，當時我都進行了駁斥，沒想到現在還能在號稱最牛歷史老師的講課里發現這種觀點。

這種東西不經考證，隨意拿來誤導涉世未深的復讀高考中學生，是不是不太嚴謹呢？而袁老師講的這些東西是不是也受到了網上那些隨意性很大的帖子的影響呢？想來袁老師不少上網的,希望他能看到這些意見。了解歷史，更應該對歷史充滿敬畏和深入，看到發生這些歷史的文化背景和客觀條件，而不是想當然。

一瓶不滿半瓶晃，教人歷史，至少要給人半桶水的話，自己要先有一桶水，甚至一缸水，諸如考察語源詞匯，雖然做不到“不可一字一詞無來歷”，但至少應該謹慎再謹慎，否則以己之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在給復讀生講歷史、撈外快、有償家教之時，至少也應交代清楚當時事件的歷史源流，時代困境與前因后果，提供給學生正反兩方面的觀點，以及各種利弊的比較，積極的因素是什么，消極的因素又是什么,從而讓學生能夠自己得出客觀的判斷和思考。

一邊倒的憤青發泄式的表達不僅無助于學生的理性思考和成熟與獨立判斷，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憤青，若此則與當年紅衛兵有何區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歷史研究者和社會學者，特別是還出過高考題的歷史老師的大忌。



下面是伍立楊先生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供袁老師參考學習。


漢語的災難？日語“外來語”古已有之　

2007年07月16日 中華讀書報
　　
　　青年作家石映照先生的暢銷書《讀小說，寫小說》第三章談小說的語言，有所謂“漢語的災難”一節。其中說：
　　
　　“有一個很殘酷的事實是我們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我們現代漢語中有著大量的外來語，主要是日語，據王彬彬、雷頤等人的統計，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詞匯數量驚人，特別是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比如吧：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電話、個人、民族、宗教、技術、哲學、民主、進化、俱樂部、形而上學、文據……”
　　
　　石先生更引他人的論斷，表示贊成：“王彬彬說，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無法說話。”
　　
　　此說振振有詞，實為想當然，可謂見風即雨，洵屬不審之至。因為這些詞匯老早在中國的典籍中就已創建使用，絕非閣下言之鑿鑿的什么“外來語”；并且往往古義和今義差別不大，或者說古義仍在，日本人只是從中攫取，普遍用于新寫的、翻譯的社科著作中，廣其義，擴其容，增其度，使之面目轉進，或者賦予表達的需要而已。
　　
　　近代以來，日本譯書成風，譯量極大，它需要很多詞匯來銜接兜承西來的思潮、學說，于是一頭栽到中國古籍里面搜尋，果然武庫豐贍，有很多足供借鑒的資源，有很多足堪借用的內容。于是出現大量詞匯的翻新、增容，而那些書籍熱絡惹眼，紙貴一時，觀者為其學說所眩惑，以為這些詞匯都是日本人的發明創造，殊不知其真正來源，還在中國的古籍里頭。
　　
　　中國古人的心思、頭腦、智慧，凝結成詞匯、文章，日本著作者嗅覺靈敏，紛紛取為己用，導致今天作家驚嘆：“我們現代漢語中有著大量的外來語，主要是日語”，并以為它們“是從日本輸入的”，這就不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而是一個很殘酷的笑話了。
　　
　　您說，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無法說話。而日本學者會說，離開了中國古籍，他們無法說話呢，或者換一說法，離開了中國古籍，日本著作幾乎無從著筆呢！
　　
　　王云五先生拈出眾多所謂新名詞，考出其來源，證明其在中國歷朝古籍之中，屢屢見之，并不足奇。人們疏離古書，突于日本書籍上見其回流，頗覺陌生，云五先生說，“在未嘗多讀古籍者視之，則視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似此數典而忘祖，殊非尊重國粹之道……在這許多名詞中，有一部分為現代事物的代表，由此可以概見我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由此也可以想見古代中外之交通與人類之殊途而同歸……”（《王云五論學文選 ·新名詞溯源》）。
　　
　　云五先生分商業、政治、藝術、教育、哲學、社會、歷史、科學等十數類，詳細羅列了三百余個新名詞，明確指出其來源，較著者有：文部蓋即吏部之意，見于《舊唐書·百官志》，浪人見于柳宗元《李赤傳》，意識見《北齊書》，實體、演繹見《中庸》，階級見《后漢書·邊讓傳》，代表見徐伯彥文，同志見《后漢書 ·班超傳》，經濟見《文中子·禮樂》，政治見《書經·畢命》，總統見《漢書·百官志》，民主見孫楚文，政府見《宋史·歐陽修傳》，民法見《書經》，公法見《尹文子》，契約見《魏書》，條約見《唐書·南蠻南詔傳》，主義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計劃見《漢書·陳平世家》，建設見《禮記》，時髦見《后漢書》，幽默見《楚辭》……其他諸如藝術、共和、著作、擁護、紀律、世紀、衛生、處方、師范、牧師、天使、專利……眾多新名詞，都在并不生僻的古籍里頭所在多有。
　　
　　中國古籍詞匯的語源學歷史發展脈絡，浩蕩猶如大江，支流無數；日本譯述者的翻新只是在下游支流增添一些水量而已。中國多量、豐盛的詞匯，表意廣泛深遠，自有其語源學詞族構成的內在規律，這些詞匯誕生、形成以來，即在中國歷朝歷代文字中反復斷續出現，詞義有所修葺增進，葆有內在生命活力，并非曇花一現，專等日本譯述者前來發掘。
　　
　　近代以還，中國社會屢經板蕩，文化遭受毀滅性的破裂，幾淪澌滅之境。我們的文化記憶，菲薄得像陽光下的草上晨霜，守成很不像樣，求新又欠積極，于是出現驚呼“外來語”這樣的滑稽判斷，這表明今人在保存和刷新民族語言方面，論力道則弱不禁風，論視野則老眼昏花。我們端的是愧對古人！古人創造的文章詞匯，存儲凝結著前人的思想意識、生命圖景以及經驗智慧，它們是長期昏暗年代里，閃爍明滅的點點燭光，它對后人的文化記憶，起著堅實而微妙的搭救作用。日本人因政改維新，提早紹介西學，充量求助于中國古籍，有其聰明之一面，但不能因其善于挖掘搜覓，借用改用，而冠其發明權創造權。國人忘卻源頭所在，莫名驚詫，不免令識者與后人驚詫莫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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