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在“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國際高峰論壇的發言

在“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國際高峰論壇的發言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

杭州華僑飯店

2009年4月19-22日

感謝這次會議給我這個與各位學術界同事交流的機會！

這個會議的主題是：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地位的突顯中如何提升大國的文化地位。我圍繞這個主題，談幾點自己思考得比較多的問題。

先說明一下文化在思考之中是個什么概念；什么是文化？什么文化？文化是個混沌體。人人都可以講文化，誰講的都是自己注重的那部分。文化有好有壞，譬如說暴力文化我認為就不好。我注重的文化，是精神內涵，是文化精髓，民族的世界觀、思維形態、崇尚和語言（崇尚就是現代語言講的價值觀、核心價值觀）。

我想分五個題目講。

一、提升大國的文化地位，首先要提升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和信心

目前最根本的問題是到底對中國文化有沒有自信力的問題。很多人對中華文化沒有信心。例子可以隨手拈來，就不說了。很多人對中國文化很有信心。中國至少有很多精美傳統藝術，使人引以自豪。但是別的文化傳統也有精美的藝術，所以仍然有個從整體上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力究竟從何而來的問題。

這個問題從那里下手？還是應該從許許多多人在整體上對中華文化信心的下降和消失的原因之處下手，從根本處提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信心。只有中國人自己對文化有了認同感和自信心，才是有了提高中國文化地位的真正動力，才能談到提高大國文明地位。我這里對“大國”有點質疑，不那么舒服。因為我看過《大國的崛起》這部文獻片。“大國”給我的印象就是血腥的對外侵略的殖民主義大國。難道“小國”的文明就應當低看？就不應該有地位？所以“大國”這個概念，讓我有點不舒服。

中國現在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整體上不認同或對自己的文明、文化沒有信心？認同感和自信力的下降和消失是怎么發生的？我想在座的不少人恐怕都會立即想到八十年代著名的政論文獻片《河殤》，就是從那里開始的。這是一部折殺中國人對自己文化認同感和喪失信心的代表作。它的作者到哪里去了？去西方信奉上帝去了。我不是說信奉上帝就是怎么不對的事情。而是這種歷史現象是很值得人們深思的。是處于這個歷史現象當中，我們仍然處于這個歷史現象當中，很多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一代，對自己中華文明、文化產生離異感，漸漸失去認同感。不少人因為追求一己所謂“個性”而失去文化“個性”；在漸漸缺失對自身文化的自信中，萌發出文化自卑感。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讓那么多中國人在整體上不認同或對自己的文明、文化沒有信心？這個問題追到底，就追到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五四運動就開始的幾個概念上去：德先生和賽先生，也是今天讓我們耳朵都磨出繭子的“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現代”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文化、文明缺失的概念，而被認為恰恰是西方文明優于中華文明的地方。不少中國人是從這兒開始，感覺自慚形穢和自卑的。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放在這里。

這里的要害其實是：我們在整體上不認同、對自己文明、文化的自信的開始消失，是從東西文化的比較開始的。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回自信、找回認同感真正能找回的起點，還仍然是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上。我其實一直在說的是，我們是在東西文化比較上，進入了誤區。這個誤區我們在里面停留了一個多世紀，今天仍然在這個誤區之中輾轉。這個誤區是什么，我下面講。

二、我們為什么現在談起中國文化在世界中的身份地位問題？為什么我們過去不問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產生一點意識的是，我們今天關心起自己文明、文化在世界的身份地位問題，這是今天全球化的歷史條件造成的，這是一種必然趨勢使然。全球化條件下，東西文化的短近接觸，把東西文化的比較越來越轉化成一種有形的、現實問題。這種現實給我們帶來對自己文化在世界中的身份地位出現疑問、出現困惑，成為在過去從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了很大的問題。我現在如果問在座的各位：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或者說精神內涵？我們應該怎么回答？可以說，我們今天的回答會很不統一。為什么不統一？因為我們認同上發生了問題。為什么這個在過去不是問題？因為我們不問這樣的問題，也用不著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在與西方接觸與西方比較的條件下，這個問題才出現的。這個叫做什么？可以說叫做“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過去等于是在廬山里面，也認不清自己什么面目，也意識不到要問問自己是什么面目。現在全球化了，有個西方參照物在那里。我們曾經是對它存在一種想象，現在它到我們廬山里面來了，接觸起來似乎跟想象不那么一樣了。又想不出多少道理來，所以想到了要照鏡子，看看自己是什么面目，要思索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地位。注意，這個身份地位是個外來概念，是從“identity”而來的一個概念。什么是“identity”？就是“什么是中國人？”這樣一個問題。也是“什么是中華民族精神？”“什么是中華精神內涵、文化精髓？”或者是用現在語言說：什么是中華傳統的核心價值？也是中國人的特質，區別于其他國家民族的特質，沒有比較就沒有特質。這個問題過去可以不成為我們的問題，但是今天必須要回答，不回答出來，就懵懵懂懂，就等于失掉靈魂。而如何才能找到它的答案？我們是在東西文化比較上失掉自己的，在東西文化比較上想到要問一問這個問題的，所以答案還必須在東西比較過程中獲得。

三、必須重視比較，重視東西方差別，許多問題通過比較才能搞清楚

其實中國文化在世界中的身份地位問題，只是我們今天許許多多感到惶惑不解問題當中的一個問題而已。多年來中國曾出現在很多問題上的爭論：中國文化是否阻礙現代化？現代科技方面中國為什么落后？中國傳統有沒有哲學？孔子思想是不是宗教？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否證明中國文學不如西方？等等。這些年中國為什么有這么多可爭論的問題，它的來源其實與使得許多人在整體上對自身文化不認同、沒有自信心發生的那個東西文化比較誤區是同一個原因。我們在這個誤區里已經輾轉了一個多世紀，今天仍然陷在之中。這個誤區是什么？就是對中西思想傳統之間存在的基本結構差異沒有意識，對西方的理解不能從基本結構上看，而是將西方誤認為是中國自己，認識到的西方通過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殊的思想意識的有色眼鏡。之所以有許多爭論的問題，歸根結底都可追溯到這個帶根本性的原因上。即是說，已經一百多年了，用西方話語和思維結構強加給中國傳統或思想文化、中國現實，給中國文明造成扭曲，對中國觀念、價值和民族道德的進行解構。今天是回過頭來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人們往往抓住西方一個概念，一個現象，就納入中國意識的理解，就到中國環境中來對號入座，進行平行比較。沒有找到，就是中國沒有，就是不好。而這時人們往往想不到的是，在西方抓到的概念和現象，只能到西方結構中才能找到它的確切意義，而不是從中國經驗出發，納入中國意識所獲得的那個意義。在決定對西方一個文化概念采取取舍態度的時候，是不能不將其整個結構考慮進去的。也可以說，對另一文化的某一概念的移植，是必然會帶來對本文化整個體系和結構的影響。這是今天為什么中國文化許多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念，都由于我們采用了西方的一些概念和話語而失去了他們本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給今天社會的思想意識性帶來混亂和彷徨。上述及許多爭論問題，其實都是兩大文明和思想傳統廣闊視野比較中的問題。中國社會現在出現比較嚴重的既不懂西方，也變得不懂自己傳統文化的叢生現象。

所以這個誤區是雖然到今天中國和西方之間，一百多年來從西方明火執仗到今天政治圍堵的接觸，中國還仍然沒有把西方搞懂。其實雙方都沒有把對方搞懂。為什么沒搞懂？因為近代歷史沒有像今天這種條件（一個是全球化，一個是學術思想交流）這樣提供如此短近相接和可以深入對話的條件，只有今天這個條件具備了。可以說，中國對西方的了解，基本上還停滯在上世紀初期的認識。一直到今天，在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在下意識中，有著一個原封未動的難以溝通的范疇。它是一種互相難以意會，不易言傳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中西兩大傳統的兩種宇宙觀、思維方式乃至兩種語言上的結構差別。是這個結構差別導致了中西文化的幾乎所有差別，造成文化的撞擊和誤解，與經濟利益和政治角逐膠合在一起。把這個結構搞清楚了，會讓我們豁然開朗，對于如何對待西方，制定科學的應對方針，讓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用適當的語言介紹給西方，具有根本意義。

由于中西文化傳統的結構差異使得大量社會、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在二者之間成為互為暗處的問題，雙方目前所處的態勢，等于都是處在黑暗中，各自向對方摸行。如果不把結構差異作為前提，中西方不會產生真正的交流。在學術方面包括馬克思主義研究這種問題，也幾乎包括西方與中國任何對對方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更不要談國學研究和向西方介紹國學。舉個很現實的例子，如果西方和中國搞政治的人和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繼續把西文“democracy”與中文的“民主”當成同一個概念，現在是必須有所意識的時候了。也就是說，這樣認識忽視了兩個結構不同的政治概念，包含著嚴重轉換概念性質的邏輯錯誤。

現在我們回到到底為什么那么多中國人在整體上不認同或對自己的文明、文化沒有信心的問題就比較容易了。從五四那個年代開始；德先生和賽先生，今天的“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現代”等等這些概念，因為我們這個文化、文明缺失這種概念，心理上認為是西方文明優于中華文明，就開始感覺自慚形穢和自卑，其實是因為我們不懂西方那個結構，誤認為這些概念就是它們被翻譯成中文后的這個字面意義。西方式憑借這種概念，占了上風。這些概念被說成是普世真理，我們拿過來也會變得跟西方一樣，可以解決問題，占上風，一展大國的雄風。但是我們沒有搞懂，為什么西方認為這些是普世真理，它的邏輯在哪里。正是西方文明、文化的結構向我們啟示：德先生、賽先生、“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現代”等等概念，都無不以與上帝相連作為必然性。之所以被奉為普世真理，是因為只有一個上帝，上帝是普世的，上帝邏輯下的概念必然是普世的。

再說一下，由于西文化傳統的結構是深層，是語言背后的文化紗幕，是在暗處的東西，所以一般情況讓人意識不到。一個中國人在意識不到這種背后文化紗幕的情況下，往往對德先生、賽先生、“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現代”等等概念進行的理解是四不像東西，既不是西方原來的概念意義，也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原因就是他獲得的理解一方面是通過中國意識的有色眼鏡的，應一方面又把它當成是自身文化沒有的。也恰恰是這種四不像的東西，比如說由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范疇的“自我”理念，使得他對按中國的還是按西方的模式行為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或者在這種情況下，只是從心理狀態上，而不是從邏輯上認識到這些概念而變成了自己的價值觀。就會在話語結構上對本身文化思想意義實行解構。這時，中國的思想、精神、崇尚在他的眼里都變成一錢不值，不屑一顧，甚至是丑陋的。但是，這是一種非理性的一味效仿西方文化范式而已，不必要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那些概念和文化范式深深植根于它們自己獨特的世界觀、思維形態、信仰、價值觀、文化和語言之中。除非人沒有精神，否則接受那種概念是屬于一種世界觀、思維形態、信仰、價值觀、文化和語言整體的改變時候，那是一種精神上脫胎變骨的痛苦轉變。

四、中華文明和文化的自信到底從何而來？從中國文化身份地位中來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許多精美的東西值得自豪。不在這里贅述。但值得中華文明、文化自信的根本之點不在這里。因為任何文化傳統都產生出屬于自己獨特的精美藝術。而且任何文化藝術的獨特性都在于與自身文化深層結構的親密連理關系。中華文化的自信來源應當來自本身的深層結構。中國的獨特世界觀、思維形態、信仰、崇尚和語言，根植于、載運著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是什么？它也是與西方結構比較而來的。簡而言之，即一方面，西方人心靈深處普遍存在的上帝式的超絕主宰體的宇宙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二元對立、單向單線思維結構；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甚至在基因上（希望說的不過分）就存在的以道和萬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通變式互系性思維結構。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身份，中國的世界觀、思維形態、崇尚和語言的特質，中國文明、文化的其他層次與西方文明、文化對比表現出的特殊身份，就是這個結構。我曾在多方面各種場合各種文章中反復闡述這個結構或者身份，就在這里省略。現在需要回答的是，為什么這個結構或者身份是值得信賴的，讓我們自信的。還是要比較，比較之后回答是: 它值得信賴和讓人自信，因它是更智慧的。之所以更智慧，就在于它不是二元對立、單向單線的，或者說是在于它通變式的、互系性的。

西方結構是建立在假設加信仰上的，非人類經驗的（先驗的），著眼點在確定，這就必然是封閉的、局限的、排他的。中國的是經驗的、歸納的，著眼點是變化的，這就自然是開放的、連理的、融會的。二元對立和單線單向思維是封閉、局限、排他，非人類經驗的假設加信仰條件的固有思維。通變式互系性思維是開放、連理、融會的人類經驗歸納自然升華的智慧。我經常用瞎子摸象的例子。是把一個瞎子摸到的封閉起來、只說局部、排斥其他瞎子摸到的部分是智慧的，還是把每個瞎子摸到的東西都歸納起來得出的東西是智慧的？還有森林樹木的例子，是不看森林只看樹木智慧，還是先看森林，通過森林看樹木更智慧？二個結構比較，用這種解釋再恰當、清楚、簡單不過。這個例子中國人很好理解，正是中華文化趨于這種思維。

但是，“文化輸出”這個字眼我感覺不舒服，不敢茍同。西方才搞文化輸出。輸出這個字眼不好，這個字眼太刻意化、人為化、外力化了。還是自然好，刻意、人為、和外力經常發生不得當而適得其反。還是研究，是了解、是認識、是自信、是交流，是尊重。有了研究、了解、認識、自信、交流、尊重，文化上對別人產生影響是自然而然的。

五、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和全球文化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向學術界朋友介紹我最近思考的一個說法：“第二次文藝復興和啟蒙”與走向世界的中華文化。我曾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一次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提出這個理念。有的理念要反復說，我現在借機再概括介紹一下，希望興趣相同的學者共同思考。今后合適機會再進行更深入交流和更細致說明。

1) 人類的第二次文藝復興與啟蒙

第一次文藝復興與啟蒙發生在歐洲，是人文地理的一隅之事。第二次文藝復興和啟蒙不光是一隅之事，而是人類的全球的。什么意思？即它是以東西文化匯合為特征的，它復興的是人類文明傳統有利于整個人類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精神元素，是一種和諧的態勢。這是人類的開始重于精神的發展，而非單一物質與技術的發展，是物質與精神的結合發展。

第一次文藝復興和啟蒙是西方的打倒宗教迷信，恢復古希臘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經驗，崇尚科學理性。人類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將是整個全球范疇，是打倒科學迷信，讓人從科學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讓科學真正成為人的工具，為無論是地球哪里的人走到一起，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的。要批判科學主義、反對科學迷信、科學宗教，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以科學作為手段的極端主義，批判科學主義假客觀主義和走向反人類、反自然方向；是要提倡科學的人類主義，以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目的。也是說，要把科學作為世界觀，作為為人類服務的方法論。這就要恢復和發展西方的第一問題思維(與中國傳統雷同的直觀感覺思維)，提倡第一問題思維與第二問題思維（二元對立的單向單線思維）的結合。反對知識迷信，知識至上主義，恢復和提倡對智慧的追求。這個偉大的時代，不是以西方單一價值系統為主宰的一統天下，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文化的參與與對話，多元人文價值交流與互動的生動活潑狀態。

第二次文藝復興和啟蒙是從現在開始的今后一個歷史階段。它包括西方的后現代意識，也即包括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和對思想文化傳統的覺醒，同時包括東方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覺醒。西方和東方都有一個尋找歷史、重新審視傳統和恢復自己傳統中的優秀精神元素的意識。這個時代的客觀條件，就是全球化的條件，就是全球化帶給人類面臨的各種各樣的不可回避的未來生存和發展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超出追求現代性所賦予人類的能力。換句話說，恰恰是一味追求現代性及科學主義的迷信所帶給我們的危機。

在中國，它就是科學發展觀和思想解放。科學發展觀是以科學為世界觀。思想解放是辯證法，也是說，不管是老教條還是新教條、洋教條，都不能讓它們束縛我們的思想。最現實的就是不能讓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這種教條束縛我們的思維；不能讓被歷史經驗證明失敗的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成為我們的教條。在中國，第二次文藝復興和啟蒙，具體的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歷史傳統與當代新話語的結合，是與時俱進。

2) 走向世界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要走向世界。這是勢在必行，不是要不要、愿意不愿意。原因是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天天見面、天天碰撞、天天誤解。全球化就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歷史條件；與其他文化天天見面、天天碰撞、天天誤解，這同時也是走出去的歷史機遇。在這個歷史機遇時刻，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中華文化與西方后現代思想結構的趨近。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葛瑞漢（Angus Graham）以及其他專家就開始認為中國所有早期的哲學家都是后現代主義者，或者至少是后現代主義的候選人。原因是，中國早期哲學家都不講本質、真理或者超越的起源，不包括原質主義設想。孔子、莊子等不在少數之思想家，都被推崇為享有與西方思想家同期人的地位。提出這樣論點的論據是，中國思想家的關注是道德或爭論的有效、可能、共識性，而非追求原則的絕對性。是這種關注，被認為是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哲學同期性時代表現。蘇源熙（Haun Saussy）指出，只有在今天才能夠想象兩種思想的交匯。[1]

需要突破西方話語結構。也即是說，需要拒絕用西方話語結構硬性強加于非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話語對中華文化傳統體系的解構，已經使她面目皆非、七零八落。現在勢在必行的任務，是創建后現代時期的新話語結構，用現代語言闡釋中華文化意義的博大精深之處。這個后現代時期的新話語結構，就是中西方兩大文化體系整體比較角度的話語結構。

2005年我提過一個“后現代儒學”的概念。[2] 這個術語不基于西方的文化概念意義，而是指后現代時期的儒學發展，是一種通俗的與時俱進的意義。這個儒學后現代條件的發展目的，在于與西方后現代意識的對話。這種對話，需要對儒學精義實行現代語言的闡釋。儒學是有體系的，而且是個博大的體系；所謂體系，是說它具備中華哲學思維結構之中的內在性、互系性、邏輯性、系統性和開放性。這個博大精深的體系，是以中華文化的宇宙觀（天下觀）、通變思維、互系性語言體系、萬物渾然為一的價值觀為內涵核心延展與深入的。我們的任務，就是以這一系列范疇理念為結構進行體系建設。這個體系涵義為“互系與延續”的“一”（而非西方一個上帝的“一”），是凝聚中華民族心理最根本的依賴。是它使得中華文化的傳統美德最終免于西方“普世價值”的解構，最終使中華文化找到自己的語言和話語，不在失語之中消亡，找回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精神。

3）馬克思主義、傳統思想文化和自由主義

中國現實意識形態斑駁龐雜地包括著三種思想因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思想文化和西方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本是西方傳統思想異軍突起的一支。它不僅具有現代性也包含后現代性。后現代性在于它是最早的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哲學武器。它是法蘭克福學派和批判理論等后現代思想意識的源頭之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僅在哲學結構上帶來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生對話、產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契機，而且在政治和歷史意義上構成產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性。在值得注意的意義上，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看作是中國哲學結構與馬克思主義西方話語的在現代歷史的結合。從馬克思主義被翻譯為中文那一刻起，就產生了中華思想文化結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傳統具有同一結構，具有相同的宇宙觀、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其形式為馬克思主義現代語言的中華傳統文化結構，是現代條件下傳統的延續與傳承。應當客觀地說，是中華文化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人民政權的理念的結合，實踐與發展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民主政治。

恰恰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具有與中華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結構差別。自由主義的幾乎每一個概念都與上帝或其他超驗本體概念具有不可割舍的必然聯系。假設的人性惡、自由（liberty）、民主（democracy）、人權（human rights）、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等絕對原則，都無不建立在西方獨特的以上帝或其他超驗本體“一多二元”宇宙觀的構架之中。

說的直白一點，很多人在精神上被西方自由主義俘虜的現象很嚴重。這里有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使用西方語言概念和話語結構解釋和解構中華思想文化的原因。哲學領域使用的大量諸如本體論、超越、普世主義、宇宙等這樣的概念用于討論中華的思想文化，就是不可回避的例證。今天中華文化結構環境出現的范跑跑現象，不能不是很多人思想意識混亂、彷徨狀態的寫照。我們身邊頻繁出現莫衷一是、價值與是非的混亂，不知所措乃至走火入魔的異端行為。許多人不知道如何對待人生，不知道為什么沖鋒陷陣。這是“自由”作為絕對概念的惡果。絕對概念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進行過裝潢的枷鎖，因為它所盈沖的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一己”泡泡，一個超不出一己肉身欲望的小小范疇。這與中華思想文化的與萬物合一的“我”如何同日而語？

六、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辦法

通過東西文化比較，認識中華文化的身份地位，提高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自信力，促進中國文化的崛起，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靠培養中西兩大傳統整體比較文化的視野，要以結構差異始終作為前提，避免從兩大思想傳統中抽出某種概念的簡單化的、缺乏由其本系統所決定的意義的比較方法。而一百年來的文化比較，一直是采用的是簡單比較方式，給我們帶進一個誤區。

搞清中西思想傳統的結構差異，不僅使得我們搞懂西方深層思想文化，明白西方的主流價值與被邊緣化的價值、糟粕與有價值的部分，而且更會反過來使我們在比較過程中加深理解中國思想文化，發現中國文化精神的內涵、精髓或者說核心價值。而且，只有在這樣的比較視野中，我們才能創建一套適當的話語結構，實現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對話，將中華文化用西方可以理解的語言介紹出去。只有這樣，在與西方后現代的對話中，在談論全球人類共同關心的各種問題上，才能顯示出中國立場和態度滲透的中國文化精神內涵和底蘊和世界借鑒的意義。

目前要抓住幾個重大課題，1）鼓勵學者對中西思想傳統結構差異的學習和認識，確立和培養以結構差異為前提的比較視野和研究；2）用這種嶄新比較方法論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確立和建構國學及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核心價值體系；確立中國人的思想靈魂和信仰；這是中華民族立于不敗之地的深遠意義的工作；3）在新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中建立一套與時俱進的現代話語結構體系，為闡釋中華文化精神內涵、核心價值體系服務；4）要進行校正一百年來中國學術語言的工作，嫠清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概念和術語與西方相應概念和術語的結構差異，確定如何使用的方法；5）要呼吁和加強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視、研究和教育。在與西方思維對比的意義上，它是互系通變式思維，用馬克思主義說法則是辯證法；它是中國人的特有思維方式，是中國人才能智慧的發生源泉；6）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結合，對中國面臨的現實和思想或困惑問題，在中華文化意義上提出具有指導和闡述意義的理論。

以上所有方面，都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之上。這個指導，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辯證法，是通變！它在今天的具體化是“科學發展觀”。必需清醒認識到，中國使用的“科學”概念是馬克思的科學概念，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科學概念。“科學發展觀”是辯證法的科學，是以人為本的科學，是為人類福祉服務、為人來前途負責的科學，而不是建筑在西方一己主義信仰原則上的科學。

想到一些措施包括：1）辦中西方思想結構差異和整體角度比較文化學習班，以高等院校該領域教師和負責文化、外交及其他有關方面政府官員為對象；提高在此認識基礎之上的中國文化軟實力意識；2）國學刊物、報紙、電視、各種媒體開辟版面專欄，制作有關節目，明確學術和文化知識學習導向；3）培養、建立一支貫通中西的比較文化學者隊伍；4）積極開展與西方學者在新比較文化方法論上的國際研討會議及各種學術交流和對話活動；5）在條件具備下開設中學普及和大學專業新比較文化方法論課程和建立研究項目；范圍包括從中西比較文化視野的人文社科領域各種學術理論和實用為目的的研究項目；6）高等院校創立以外國留學生為主體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學科，進行中西方比較文化教育；7）建立研究資金申請機制和研究課題計劃，鼓勵學者從事以新比較文化方法論進行的課題研究。[3]

2009年4月17日

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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