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江濤：袁騰飛事件與新中國的文化革命之一

曾江濤：袁騰飛事件與新中國的文化革命之一

發生在本月初的袁騰飛事件，再一次將當今中國社會在道義上所存在的的矛盾與沖突呈現在了人們的面前。盡管我對在我當下生活的這個國度發生了這樣的事件并不感到意外，但需要有那么幾個要素才能組合而成的這個事件，再聯系到在這之前所發生的中國政法大學的三博士講座事件，仍然使我感嘆，讓我痛心。“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斗”。為了迎接一個團結向上的新中國，我們是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有道是“知政失者在野”。我這些不能郁悶在胸中的話，如果你覺得還有些道理，希望你將這帖子頂起，或者在互聯網上作個鏈接，好讓更多人知道。　　

          一 袁騰飛事件說明了什么？　　

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之后，本月初人們開始發現在互聯網上有一段在學生課堂上用“暴君”、“人渣”去描述毛澤東以及拿“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個階段”來形容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所進行的那段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的授課視頻已經在網上流傳開來；這個在視頻中授課的老師，很多人并不陌生，他就是以“史上最牛歷史老師”的噱頭在互聯網上走紅的，這之前上過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的北京海淀區某中學的高級歷史老師袁騰飛。為此，有人在網上將此事向海淀區的政府部門作了舉報，而網上回復說教育部門已經對袁本人說服教育了。緊隨著的，就是此事在網上引發了在憤慨者和贊賞者之間的相互指責、嘲笑與漫罵。這便是事實上的所謂“袁騰飛事件”。　　

作為一種解讀，所謂“袁騰飛事件”對于我來講，它依次包括了三個內容：　　

一是不論袁騰飛是嘩眾取寵也好，是自身對于歷史的一種解讀也好，在他否定一切的偏執狹隘的歷史態度中去表述的歷史一定不是真的，但他就頂著“歷史老師”這個名頭在給人講課，且贏得了不少的笑聲和贊賞，這在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華夏歷史上則是真的；二是盡管袁騰飛這個歷史老師在這段視頻中所講的這段歷史不一定是真的，會在中國社會中起到激化社會的矛盾，但是，就有人要把它傳到互聯網上流傳，這在我們的社會中也是真的；三是這種有些不負責任的現象，雖然有人舉報，甚至有人希望能夠啟動法律程序，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說明其危害程度是不及有人在家里看黃片的，這在我們的綜合治理中也是真的。　　

對此，我的感受是：首先，一種由于矯情而不尊重自身歷史，不懂得認真去總結歷史的風氣，正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行其道，這對于我們要去迎接一個美好未來的華夏族群來講是危險的。其次，在中西方文明之間，我們為了民主自由，極端地否定自身歷史，進而在以西方價值觀念來看待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偏執中，以泄憤的形式去挑戰自身族群在歷史中幸存下來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這對于在人類文明史上有著自身特點的中華文明的繼續生存和發展，不是一個好的兆頭。再次，在我們的社會中，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精神食糧的“偉光正”，在其歷史慣性中所能發揮的整合社會的力量正在耗盡，這為我們在思想上從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理論中徹底走出來帶來了便利，所以不一定就是壞事，有可能真在人們的思想解放中再次為新中國帶來新的生機。最后，以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評判和對待中國問題的淺薄陋習已經深入到了中國社會的肌膚之中，我們又走到了前進路上的十字路口，新中國的命運，又將要交給華夏的子孫們來選擇了。　　

總之，袁騰飛事件的出現，它向人們表明：中國社會雖然在國際間取得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其由于自身落伍而從內部所推動的社會變革或社會轉型，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獲得在道義上的統一的，人們要消除目前在社會中因各自的偏執而存在的各種思想派別之間分歧，進而讓中國社會獲得健康而穩定的發展，或許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對此，我認為，人們也不要過于悲觀。畢竟現在存在于我們族群中的問題，還只是一個人們的認識水平問題。古人言：“民以信立”。又有言：“先立其乎大者，而后從之”。如果我們不希望中國再次墜入血與火的歷史時空，就必須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增長一點智慧，看清一些問題，努力在觀念創新中提出新的見解，進而在一種能讓人們看見和識得“大體” 的新的文化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完成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最后的政治體制的改革。　　

二 我們不要做不肖的華夏子孫　　

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我們要建設一個顯示自身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富強的中國，做到真正的“振興中華”，就需要大量在華夏大地上能活出自身精氣神的中國人。這用古人的話講，叫“民惟邦本”。因此在我看來，未來中國的出路，就在于九個字，“活出中國人的精氣神”。這是一種對于人們靈氣與智慧的呼喚。我們是不妨去大講特講一下“只有活出中國人的精氣神，才能拯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我這種提法雖然與只知道“文化保守”的新儒家、高唱要“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改革派、希望明天就“實行民主憲政”的普世派以及仍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戀舊派都有些異趣，但也都不沖突，可相互映照。　　

正是由于我對中國人活出自己的精氣神充滿了期待，所以袁騰飛事件讓我感到最為郁悶的，就莫過于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如今中國人的淺薄。　　

就我所感受到的當今中國人的群體性淺薄而言，我認為可以用“不肖的華夏子孫”這幾個字去稱謂他們。他們不是沒有認識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理智已經被自身在中國社會轉型中所積淀下來的浮躁情緒與個人矯情所支配；他們沒有心情與也沒有心思去探尋中國社會在其社會轉型中所能以進行的革新，而是在自身對華夏文明缺乏深刻理解的情況下，恨不得一夜之間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就全都歐美化，來實現他們追求先進的那么一個念想；他們已經不只是顧其一點便不及其余的偏執了，而是徹底失去了尊重歷史和正視現實的耐性和能力；他們以詛咒造就了自身的那些社會歷史為時尚，不過是徒具一架中國人的皮肉而已，早已不知來自于一個古老文明的中國人的精氣神當為何物；他們除了聽說人應當追求“自由”“平等”之外，對于“本分”“厚道”這些字眼，不僅不明究竟，而且是矯情得快聞到尸腐味。總之，他們是一群兒嫌母丑的人。這些人在立世做人要有自身的靈魂這個問題上，可以說其精神世界已經談不上有什么能升化其靈魂的文化底蘊了。因為悠久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在他們的執意排斥中是有也等于無的；而對于西方那同樣有著深遠歷史的文化而言，他們只是在聽一聽故事而已，并沒有進入自身的生活，所以缺少了西方基督的涵養。　　

在如今的中國人中，許多人去喜歡和討厭一樣東西，都不是因為真正地了解它的狀況和懂得了它的價值，只是在吃喝拉撒中憑借自身欲念所支配的一時好惡，在任性而為而已。對于大腦的動用率是很低的。由于談不上有什么精神生活，進而在生活中便總是需要有什么東西來刺激一下自己的神經，不然生活就太平淡了。人們是在無聊中燥動，又在燥動之后無聊。為了追求所謂的幸福，一些拜金女對待自已的婚姻，是只有對方有錢才會接受的。而對方有錢你就一定是有好果子吃嗎？這是不一定的。一個人要在社會中活得自在，且有所作為，我們的老祖宗們歸結了四個字，叫“明道守德”。只可惜現在的人們對于“道德”二字，只能給出西方人作為外界約束的解讀了，視其是有違“自由”的宗旨的，就很難體會到它作為精神內守在中國社會所應有的份量了。有道是：“做事先學做人”，如果我們真是有責任感要去擔當中國社會的道義問題，我真是希望我的同胞們不要把“厚道”、“本分”這幾個字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或者是忘得一干二凈了。　　

就如同西方人講“自由”、“平等”，而中國人會講“厚道”、“本分”一樣，它向我們表明的，是在它們的背后所潛藏著中西方這兩種在不同地域所孕育的人類文化。這兩種不同地域所孕育的文化，有著它們自身不同的文明屬性。這在我們的歷史上就曾有過“華夷之辯”。對此，我們是不能視而不見，甚至于置之不顧的。這種異質性的事實存在，是需要我們在對它們有所把握之后去作出價值判斷與選擇的。　　

的確，目前中國向前邁進所要解決的最首要的問題，就是要去解決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所意識和遭遇到的能象西方那樣的所謂“民主”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通過推動自身的政治體制改革去加以解決。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忘記了兩點。　　

首先，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表明中國社會因看見自身經濟落后以及文化不發達而有著革故鼎新的現實需要，只是這個革故鼎新而需要轉型的中國，它是以中西兩種不同文明類型發生了接觸、存在著沖突和有待于交融的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為前提的，其中有一個需要人們去對世界現有文化予以消化融合而使之成為自身血液的任務等待完成。中國人作為在人類文明中一直延續至今的中國文化襁褓中的幸存者，如果只因圖一時之快，簡單地在西方技術先進和文化發達的事實中就認定只有在西方所發展的文化才有存在的價值，進而隨意地將有著自身特性的中國文化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這不僅有宋江之嫌，而且是有辱先人的。因為我們尚且知道人無完人，都各有其優長。難道我們就承認在東方繁衍生存下來的那么一群人，就是一個制造了人類垃圾的劣等民族？華夏民族是世界是最有靈性的族群，在崇尚謀略與智慧的中國人中，恐怕沒有幾個人會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孬種。　　

其次，所謂的“民主”，不是天生就有的。就西方的那種民主制度而言，其只不過是人們在其原有的社會存在這一基礎上，通過相互在經濟利益上的博弈而在社會原有的權力結構中演化而來。如果我們把其視為一種權力系統的架構形式，那我們就不能在社會的結構演化中對自身社會原有的結構形式假裝著視而不見。同時，西方社會那原有的權力結構的特點，只是表現為這個社會從一開始就處在一種“日集于市”的各得其所而又勢均力敵的狀態罷了。假若我們認同只有存在于西方社會的那種權力架構方式才是所謂“真正的民主”，那就無異于承認經受遭受“入主中原”炎黃后人在面對西方文明時，就喪失了自身任何的創造力，只能甘心去做西方人的小學生了，受一點欺辱，聽一點話，也就無所謂了；假若我們能夠把所謂的“民主”，只看著是一個社會在需要兼顧到每一個人的人格發展及其利益保障之下的一種權力架構方式，那么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首先應當本著自身在人類文明浸潤下所已經能夠獲得的見識，在延續中國傳統的歷史文脈的情形下，去作出一個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是有所可能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出來，即找到一種能夠系屬于中華文明類型的兼顧到每一個人的人格發展及其利益保障的這么一種社會價值觀念，然后在西方文明的借鑒中，去建立起以能夠讓這一新的社會價值觀念得以生根開花的新體統。　　

總之，關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文化的視角和一個文化的高度。為了樹立和保持這樣一個文化高度，我認為不論是民主問題也好，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我們都可以用“認清西方文明，創新中國體統”這個口號去概述它。　　

毛澤東有著強烈的迎接華夏新未來的族群情感，曾慨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是他之所以會走向左傾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也想加快完成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或許我們應當問一問：中國人為了迎接所謂的“民主”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到如今仍然未能成為一種現實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礙了我們這前進的步伐？　　

我得到的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淺薄，一種人們在西方文明面前所產生和處在的一種有關事物認知能力與水平的淺薄。只是人們不自知，而又自以為是罷了。我們可能都知道一個人對于事物的認識，在其一生中是有局限的；也可能明白我們做人應當是保持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然而，所謂“民以信立”。人們能存活在這個世上，是靠著我們經常用到的這個“是”字在過日子的。如果在生活中感覺到什么是都“不是”了，就絕望了，會選擇自殺。所以，人總是要相信些什么的。但人們在自身頭腦中所相信的東西，與身外那自身變動著的事情，多數情況下是會以“不是”呈現出來的。因此，一個人最容易犯的錯誤是什么？便是自以為是。　　

自力圖讓中國社會恢復到一種常態的改革派因政治需要而全盤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以來，天真的人們就以為中國社會在進行經濟改革，再也沒有文化革命了，而且是矯情得聽不得“革命”這個字眼，宣稱要“告別革命”。其實，可以稱為“文化革命”這個東西，它既可以存在于人們的自覺行動之中，同時它也會伴隨著人們在生存實踐中的所作所為而悄然地在人們的社會意識的激蕩中去得以進行和實現。只是可能會換一個字眼，叫“和平演變”。因為所謂的“文化革命”，從其結果來進，它是具體地體現為人們在社會的現實存在中所形成和發生的價值觀念的改變。我們可以說改革派在人類現存的價值觀念中為了所謂的“思想解放”所作出的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僅是革掉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命，而且還革掉了新中國所保持和弘揚的追求人格完善的這一傳統價值觀念的命，革掉了我們為建設新中國而積淀和準備的許許多多社會文化的命，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了嗎？　　

對于“文化”這個東西，許多人能想到的只是那些可以眼見為實的事與物，或者是能夠從書堆里去翻出來的話語與典籍。其實什么是“文化”呢？有人用 “文明以止，化成天下”這句話來解讀。但如果我們對這句話再加以一定的消化，也可以說：文化就是人類有關自身出路的智慧和足跡。人們對于自身的出路，其作為一種智慧，它是人們在價值選擇中所能見到的一種現實的可能性；其作為一種的足跡，除了典籍、制度、習俗等社會存留物之外，最為根本的，就是存在于我們社會中社會價值觀。我們是因為有智慧而得以幸存，又因為幸存著而有習俗。如果我們要繼續得以幸存，則需要依靠新的智慧，而不是舊的習俗。　　

讓人遺憾的是，就生存的智慧而言，如今的中國人在中國未來的出路問題上的表現，就如同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樣，是各有所見，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無法在頭腦中找到能契合各自價值選擇的那么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人們只能是在現存的習俗中，憑借“自由”的信仰而在自己的價值觀中各行其事。對此，我們或許是能用一些人所贊賞的“文化多元”去言說。然而，就如同一個人的腦子里，對同一事物不能裝進兩種事實判斷，否則就會遭受靈魂的煎熬一樣，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人們都要自由地將社會帶向各自的方向，其結果必然是相互間產生不斷的矛盾與沖突。比如，在我們贊美那個所謂的“自由”的時候，我們能容忍以權謀私的自由嗎？我們能容忍強取豪奪的自由嗎？我們能容忍唯恐天下不亂的自由嗎？或許我們因為還有著善良的愿望，是可以做到容忍的，但在這容忍的過程中，必然有怨氣的積蓄和道德的淪喪。試問：一個在崇尚自由中失去了社會正氣的社會，還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嗎？　　

自以為很高明，其實只不過是有那么一孔之見的膚淺認識罷了。這就是淺薄。象袁騰飛那樣，淺薄而不自知，在自以為是中只顧著一時得意而不顧及其行為后果和影響，這就不只是淺薄的問題了，而且是輕浮。袁騰飛的視頻，之所以會演化成一個引發了爭議與聲討的事件，不只是人們聽到了他一大段對毛澤東本人及其事業的侮辱，更刺激著人們神經的，是這個“史上最牛”的他，是頂著“優秀歷史老師”的光環。一個歷史老師去對歷史說著不尊重歷史的話，讓人悲哀；而一個淺薄輕浮的人以歷史老師的名義去講述被人為扭曲了的歷史，則容易誤導他人。這是所有還明白一些事理而又有責任感的華夏子孫們所不能容忍的。　　

在中國人中，象袁騰飛所表演的那樣，用其所能想到的刻薄語言去詆毀開創了新中國歷史的歷史人物及其歷史選擇的人，是大量存在的。之所以會這樣，我們也只能說這是由我們這個社會培育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所開創的那么一段歷史，不僅其后繼者在改弦易轍中要去徹底否定它，緊隨著后繼者之這一否定的是，那些在觀念上因后毛澤東政權的失信于民而介入到了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歷史中所存留著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這一“主義之爭”的人們，更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的存在奪去了他們所向往的自由主義在中國開花結果的歷史時空而需要泄憤般地去予以否定。由于有著這樣的思想基礎，再加上一個社會總有那么一些嘩眾取寵和說話做事不經過大腦的人，所以在中國社會中因人們不能正確地理解我們的歷史而出現妖魔化為自身開創了獨立地位的毛澤東這種事，不僅不足為奇，而且還成為了一種時尚。也正因為他們感覺到在現實生活中好象是能夠隨意地做到混淆黑白、指鹿為馬，所以才會在欺世上無人的得意忘形中，去把歷史當作一種玩意兒。　　

就如同我們曾形象地用“大鍋鈑”去描繪激情燃燒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狀況一樣，對于目前取得了所謂具大經濟成就的盛世中國，其在“和諧”與“自由”名義下對于各種行為表現的容忍和放縱，我認為是可以用“不成體統”這四個字去形容的。中國社會之所以會發展到這樣的境地，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與雖原來獲得過信任而現今已經是不能取信于民的執政黨的“腐敗”與“強權” 有著最直接的關系，但如果我們能清楚所謂的“中國共產黨”，它只不過是中國人的一個社團組織的名稱而已，那由原來的中國人所結成的“共產黨”，與由現今中國人所結成的“共產黨”，是已經過了三四代人了，就應該想到這不是一個“黨”的問題，而是一個“人” 的問題。“黨”叫什么名是沒有什么關系，關鍵是如今的人們都能看到些什么和想到些什么。同時，作為一個從歷史中走過來的這么一個處于執政地位的政黨，他們也不是腦殘，不知道中國要走向所謂的“民主”，他們那被人看作是“強權”的東西，只不過是中國社會在他們的作為下走入了歷史前進的困境之后所余下的，在自身價值選擇的慣性中所唯一能夠做的，盡力維持一下社會的穩定而已。即不論你是什么黨，只要是處在這么一個位置，都只能是這么一種表現。因為人們在道義選擇上的矛盾，是不會自行消失的。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飯是一口一口吃的。如果我們真要對現實有所改變，讓其往文明的方向發展，抱怨和魯莽都是沒有用的，得依靠能照亮我們前進之路的智慧。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就應該懂得去尊重歷史和反思歷史，并在其增長智慧的過程中，持一種發現了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的態度。　　

縱觀我們所走過的歷史，中國社會之所以會發展到如今這因“俱不足信”而“無法無天”的道德淪喪的境地，前面我已經提到，這與西方文明在一夜間的闖入中國人的生活之后因中國人自身的淺薄引起的。因為“人是環境的產物”。中國人在面對西方文明闖入中國這一新的歷史時代之后，其心智世界，一方面是在價值判斷上，因中西方之間的文明類型的差異而使得人們在各種價值觀的沖突中，成為了對事物的好歹缺乏判別能力的幼兒；一方面在事實判斷上，因一時不能消化自身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所發生的變故，而處在了那種在事物面前只能夠看到一些表皮而不能把握其整全的認知水準之中。這種不論是對自身文化，還是西方文明，都只是有著一些膚淺看法的整體狀況，讓中國人在原有歷史文脈中所俱有的靈性與智慧，不是在先進的西方文明面前有所長進，而慢慢地喪失了。　　

不尊重歷史，在一種徹底否定的態度中去割裂歷史，這是目前顧其一點而不及其余的中國淺薄者的總特征。人們在追求新的價值觀念的問題上，由于自身“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緣故，缺乏對于自身傳統文化的深刻把握，進而在西方價值觀念的沖擊下，有意無意地割斷了如今新觀念與自身原有的歷史文脈之間的聯系。這種情形，使得我們在需要重新建立的觀念體系面前是近乎無知，用一句十分難聽的話講，就是“有娘養，無娘教”了。而在把握新生事物的問題上，人們由于無法在短時間內去完成對于西方文明的整全認識而不做到有選擇的吸收，只不過是熱衷于追趕時髦而已，由此便在自身強調經世致用的價值觀時，就只知道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西方實際都有。這種情形，是讓我們習慣了人云亦云和吃嗟來之食。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是見風就是雨，就是人云亦云，說話不經過自己的老殼。但就是這么一群人，撿到一句西方人的“自由”，便認為自己可以開始無法無天了。對于有關社會道義的問題，人們雖然知道自己要獨立，要自主，但我們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么“自本主 ”，即真正是出之于自己在社會現實中創生出來的主意了。因為西方似乎能給我們帶來一切，完全能夠滿足我們需有米下鍋的要求，所以在追求西方文明的時尚中，我們已經是中國人的身子，西方人的老殼；用的是中國的漢字，傳播的是西方人的判斷。　　

也正是由于人們已經早忘了自身的家園為什么叫“中華”，進而其人生境界，在追求富強的經濟生活中，便墮落為“只曉得吃飯”了，所以才會在只知“與狼共舞”的社會生活中，置中西方文化之間所存在的文明屬性的差異置于不顧，而把西方民主的“三權分立”羨慕得不得了。我們可以說如今中國人的淺薄，就在于他們在自以為是中，忘記了中國人所追求的“人性”，是指向人格完善，而不是自然本性。他們雖然酒足鈑飽，但卻是既沒有獲得西方基督的滋養，又丟失了傳統中國人本色的精神貧乏無聊的種群。這也難怪乎他們會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們所走的，其實是以“團結友愛”為真正訴求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事視為反人性了。　　

我也知道西方社會比我們的“無法無天”強多了，我也知道西方民主比我們的黨天下的文明程度高。但有道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我們是有著自身深厚文化背景和社會習俗的前提下，我們中國人要想活出自己的尊嚴，只是想到我們要獨立自主而不希望別人來干涉自己的內政是還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社會生活中去體現出自身因為有著獨特的文化底蘊而可能獲得的超越別人的智慧。這是因為在人類的文化中所凝結的，就是人類為自己尋找出路的智慧，一個有文化的人，是應當在其生存活動中通過一定的智慧來體現的。根據我對于中國理想未來的把握，我堅信，中國人如果能自覺地扎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一定能夠創新出比西方民主更文明的所謂“民主”的制度出來。用毛澤東充滿信心的話講，就是“中國人民一定能夠為世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價值觀念和社會文化的方向問題，是我們中國社會要轉型成功的政治命脈問題。這就如同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一樣，毛澤東之所以將“文化大革命”視為其人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在于他是拿出了氣魄和決心要來自覺地解決有關新中國的這一政治命脈問題的。就讓我們作好思想準備，以中國人所擁有的靈氣，在新的社會文化和新的社會價值觀中，去參與到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吧！“認清西方文明，創新中國體統”，這就將是一個歷史的老人，在其暮年所預想過的那一“會再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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