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

     ——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

     作者:虞云國    來源：文匯報。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

     ■虞云國

     號稱“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先生推出了《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1）》（上丨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眾開講中國史，這一冊涵蓋了鴉丨片戰爭前的中國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國學大師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憋@然，作者是以此為講史準繩的，而我也正是以這種標桿去拜讀袁著的，但讀完全書，不僅領悟不到他的溫情與敬畏，撲面而來的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一、考據學“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么意思”

     袁著自序聲稱，“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托的”；還說自己“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我無緣親聆其課，只能憑借他這本《玩意兒》來領教，看到的卻是紛至沓來的史實出入。以下試從十個方面說明，限于篇幅，每類僅舉一二例證。

     其一，小說家言。除非運用陳寅恪那樣的詩文證史法，一般情況下小說戲曲是不能當作史料的。而袁著說，商末“比干因為勸諫被挖掉七竅玲瓏心，后來成了文財神”（原書頁58），文財神之說純屬齊東野語，即便《封神演義》里，姜子牙封比干為文曲星，也不是文財神。類似情況還有宋高宗把岳飛“十二塊金牌召回風丨波亭干掉”（頁177），風丨波亭也僅見于《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家言。對岳飛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里指出：“后世傳說岳飛死于風丨波亭，宋代無此記載，故并不可信”。袁著卻把這些小說或戲曲中的藝術創作當成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其二，子虛烏有。袁著有些敘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據，完全屬于自產自銷。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后，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于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于230年。袁著又說，厓山之戰后，“張世杰準備退往印丨尼、菲律賓，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臺風遇難?！保?84）有關記載只說張世杰“將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達”，從未見其“準備退往印丨尼、菲律賓”的史料。倘是著者獨家發現，切盼公諸學界同好。

     其三，張冠李戴。袁著頗有將不相干的人事與言論派錯主人的情況。例如，他論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卻引“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為證（頁63），這不是王充的主張，而是荀子的高論，語見《荀子·天論》。1004年澶淵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駕親征，卻不愿過黃河。袁著說“寇準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抬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抬過去。”（頁166）隨從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揮使姓高，也確可稱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瓊，《宋史》有傳。那時，估計高俅的爺爺還沒有出世，而且兩人雖然同姓，卻非一族。作者張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達一個世紀，實在離譜。

     其四，以偏概全。歷史上的人、事、物豐富而復雜，決不可盲人摸象，固執一端，袁著卻時有這類錯誤。例如，他說，“中國古代的五種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木頭棒子?！保?0）據《漢語大詞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說其“木頭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頂端裝有圓筒形金屬，無刃。亦有裝金屬刺球，頂端帶矛的”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后，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于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于230年?？梢娝薪饘倜^，隨縣曾侯乙墓就出土過銅殳，將其說成是純木頭棒子顯與現存文物有出入。作者還講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這個是挺不容易的”（頁152）。即便不說宋初樞密使與副使多由武將擔任，即便杯酒釋兵權完成后，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與岳飛兩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瑋。仁宗朝除了狄青，還有王德用，他們兩人還都升任樞密使。欽宗朝名將種師道也擔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相當于樞密副使），與岳飛同時，高宗朝武將當上樞密使則有張俊與韓世忠。

     其五，混為一談。歷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執行情況有時并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別，纏夾混淆。比如他說：“從秦朝開始則獎勵軍功，按軍功授爵。所以中國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戰功的，文官也一樣，比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立戰功了才封爵?！保?7）。這是把秦的軍功爵與其前后的一般封爵制誤為一事。例如司馬光，從《資治通鑒》第8卷起，就有“河內郡開國侯”的系銜，可他從來沒有戰功，類似情況秦漢以后可以找出很多。著者還說，“按照中國古代的禮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駕崩，不能生育的嬪妃一律殉葬，武則天也應該勒死殉葬的。”（頁103）這一說法大有問題。秦始皇死后，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先帝后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逼浜?，盡管有個別妃嬪自發殉死的例子，但后宮殉葬即不見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從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復妃嬪殉葬，明英宗臨死前明確廢止這種倒行逆施。袁著根據明朝前期相關情況，便判定其前各朝禮法歷來如此，未免太想當然。

     其六，顧此失彼。中國歷史上有些事丨件、制度或現象，年代跨度很長，敘述其起訖興滅自應前后照應。在這一問題上，袁著頗多顧此失彼的疏誤。例如，他講到法家法治時，以貴族有“免死金牌”相對照，只說“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貴族犯罪有八議”（頁34）。作為一種法制規定，八議源自《周禮·小司寇》的“八辟”，秦國商鞅變法廢止，漢初承秦制，八議未列入律法，但魏晉南北朝與隋朝，八議都見諸于律文?，F存中華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議·名例律》就有《八議》專篇。袁著只拿清律說事，便給人遲至清朝才有八議的錯覺。

     其七，大膽臆測。對自己不甚了解的歷史情況，袁著有時所下結論之大膽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開元通寶的‘開元’意思可能是國家剛剛建立，開辟新紀元，它不是年號，否則的話開元通寶就成了唐玄宗的錢了。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說整個唐朝，它的錢都叫開元通寶”（頁115）?！伴_元通寶”誠然不是唐玄宗的開元年號錢，但他的其他推論卻大錯特錯。首先，說“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就是想當然。現知最早年號錢是十六國時成漢主李壽在漢興年間（338－343）鑄造的漢興錢，幣面鑄有“漢興”二字。其次，說唐代的錢“都叫開元通寶”，又是想當然。唐代也有年號錢，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寶”，唐代宗大歷年間的“大歷元寶”，唐德宗建中年間的“建中通寶”，連叛將史思明年號順天（759－760），也曾鑄“順天元寶”錢。以上唐代年號錢，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都有拓本，至于其書所載五代十國年號錢更是不遑列舉。

     其八，強作解人。這是袁著面對自己拿不準的史實時，自以為是的做法。例如，他講授時歷，“郭守敬算出來一年是365.2425天，跟現在的實際運行時間差13秒。今天拿電腦，當年連算盤都沒有，可能是地下擺棍算的，厲害。”（頁189）且不說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圖》卷末“趙太丞家”藥鋪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盤，但元初畫家王振鵬在《乾坤一擔圖》里所畫貨郎擔上確有算盤出售，可見至遲宋元之際算盤已經流行。故而袁著說郭守敬可能擺棍算，即仍用籌算，連算盤都沒有的結論，就太過武斷。袁著還說，“所以今天鄭和下西洋到底路線怎么走的，不知道?！保?53）馬歡曾隨同鄭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勝覽》，費信也四次隨鄭和遠航，著有《星槎勝覽》，兩書都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認為二書還不具體，不妨查閱中西交通史大家向達整理的《鄭和航海圖》（收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就不會貿然得出“不知道”的結論。

     其九，懶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識性錯誤簡直難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嬗柕牡谌龡l是不加田賦”（頁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國歷史大辭典》權威釋文曰：“南宋初相傳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寢殿之夾室，稱為誓碑。誓詞三行，內容大略為：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要求子孫遵守。傳說誓詞文句雖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碧热糇嬗柕谌龡l如其所說，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賦”的說法，從未見諸于兩宋史料（對此說所出王夫之《宋論》，張蔭麟早有駁正）。袁著還說，“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成祖繼位之后第一件事兒就是把朱棣的大謀士方孝孺給抓起來?！保?51）這里錯得駭人聽聞。顯然，袁著認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個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為建文帝殉節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給朱棣做了大謀士，恐怕真要氣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證。袁著對史實考訂頗為不屑，往往開口就錯。他說，李善長是“太子朱標的老師，要上法場開刀。馬皇后就不干啊，因為那個馬皇后是中國歷史上的賢后嘛，她就不干。不干她就不吃飯，絕食?？蕖保?98）。當太子朱標老師的是宋濂，《明史》本傳說他“傅太子先后十余年”，晚年因長孫“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馬皇后傳》說：“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并未絕食，而是預設齋飯?！睹魇贰だ钌崎L傳》沒說善長擔任過太子師，其株連被殺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據《明史》本傳，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據袁著，八年后她還為李善長絕食求情，豈非白日見鬼。

     講史或著史，史實偶有舛誤，即便司馬光也在所避免。問題出在袁著對史實考證的輕蔑態度：“考什么你考？這個就屬于文字獄遺風，要我說就是被嚇傻了，干點有用的學問，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么意思！”（頁224）他批評乾嘉考據在文字獄的高壓下流于繁瑣，固然不錯，卻因噎廢食，把史料考證從史學研究中徹底驅逐出去。他決絕表示：“現在的歷史，還有一個就是什么考據學，反正我就忌諱這個。別人問我這個，煩的不得了，所謂考據學，……吃力不討好，和現在的八卦新聞效果沒什么區別?！卑咽妨峡甲C與當下八卦新聞等量齊觀，充分表明他對歷史學缺乏起碼的常識。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無法讓人相信他的每個結論都是“有史實做依托的”。

     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為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卑葑x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罵。比如，說管仲“這個家伙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卻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于說完顏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罵李自成為“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罵。袁著大罵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為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于朱元璋，“你看那廝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家伙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采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伙，把他比成什么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泄。

     不僅如此，袁著先罵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罵嘉靖帝與萬歷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后罵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罵后省略的那個臟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產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丨情，也絕對不能潑婦罵街。

     第二招，夸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卻為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為了強調通俗而自甘于惡俗。他為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夸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為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愿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干這個干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于深宮之內，長于婦人之手，整天與閹豎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了解什么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為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黨指揮槍，要文斗不要武斗”（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對象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并不了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里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為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為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卻是兩回事，因為兩者有著中西歷的差異。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于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擬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于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為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保?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

     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為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云》（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后記里引用戴維·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么？后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么，作為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里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涂”，發問“為什么我們自己這么妄自菲??？”其后在講課時卻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保?96）教人不知道該采納其序言里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還會對王朝傳世年數作出流俗迷信的說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歷經168年而亡，這個數還挺吉利?！保?74）倘若如此，元朝從1271年到1368年，歷經98年，“98”者，“就發”也，比北宋還吉利呢！這樣講史，不啻是在兜售《推丨背圖》。

     至于袁著對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更令人吃驚。他說：“雖然中國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保?80）顯然要把成吉思汗與他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劃出去，且不論這種主張有違于當前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即便在歷史觀上也十分荒謬，明修《元史》還把成吉思汗列為《太祖紀》，袁著的史觀竟比被他痛罵的明朝還要虛無與落后。

     其二，圣主丨權臣的政治觀。袁著對明朝深惡痛絕，對清朝卻獨多好評。他評論成吉思汗時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滅種，沒有什么可值得紀念的，更不能把它當做驕傲?！保?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詰問他：清朝可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亡國滅種，有什么可夸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對清朝有好評也不妨，但用語卻折射出其政治觀大成問題。他說：“其實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個賽一個混蛋。清朝雖然也殺過一些人，也干過剃發令這樣的蠢事，但卻是最圣明的王朝。順、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圣主?！保?22）總之，王朝“最圣明”，圣主“不世出”，真的還想早活三百年，做圣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圣主”與臣民之間最佳吏治，他也有獨到之見：“你看中國歷史上凡是作出成績的官沒有清官，包拯、海瑞這些人絕對做不出成績來。一般都是那種介乎清官與贓官之間的那種權臣。”（頁261）在他看來，對于老百姓，公正廉潔的清官反不及有點貪贓的權臣，堂而皇之地倡導專權，容忍贓賄。崇拜圣主，推崇權臣，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觀。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觀。著者缺乏中國佛教史的基本常識，斷然認定：“中國的僧人只要化緣就全是騙子?！保?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傳》及其所有續作，完全找不到曾經化緣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絕對的結論。這里，不妨請他重讀其自序中的聲明：“不能先拿出一個結論，然后把對我有利的史實拿來，有選擇性地遺忘，這樣是很可怕的。”

     盡管對佛教沒有研究，袁著卻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開出了救世藥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貧富分化比中國嚴重，但是人家沒見砸垃圾桶，也沒見偷井蓋的，沒見把公園護欄給掰走的，就因為篤信宗教。雖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義很多是從它那兒吸收來的。所以多宣傳點兒這個，對于和諧社會多有好處?！保?8）當局提倡的“和諧社會”，只能乞靈于佛教教義，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學至上的教育觀。在教育觀上，袁著仍停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水平上。他說：“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你連大學都沒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你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車?！保?57）言語之間充滿了對超市扛貨工與柴禾妞的輕鄙，完全缺少那種工作不同而尊嚴平等的觀念，這種“大學至上”的教育觀與人才觀，實在令人不敢茍同。

     其五，鮮廉寡恥的家國觀。在家國觀上，袁著毫無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他先是斷言：“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形【邦】打過來了，我躲著?！保?60）他講這段話時，不知欲置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與現代中國八年抗戰于何地？他還聲稱：“為什么農民擁護清朝，圣天子，太圣明了，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異族讓我們活的不錯，那我們干什么不擁護異族？所以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保?26）吹捧清朝不遺余力，卻置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于不顧，匍匐山呼“圣天子，太圣明”，泯滅起碼的民族大義，公然鼓吹“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鮮廉寡恥，一至于此！

     其六，大丨漢族主義的民族觀。在民族問題上，袁著以大丨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不憚使用輕侮的用語。他說：“犬戎是野人。太野蠻了這幫人。我們中原這個民族叫華夏，名字特別好聽，華是美麗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個又大又美麗的民族。……蠻夷戎狄已經是不怎么樣的詞兒，已經讓你說得夠慘的了，還不夠慘？犬戎！”（頁19）在講到墨家尚賢時，他又拿犬戎開涮：“任用賢人，進行選舉，最好國君都選舉產生。這個不太現實，那是美國總統選舉方法，萬一選出的國君是個犬戎，肯定不讓上?！保?3）在其內心深處，不僅鄙視犬戎，也傳達出他把合法選舉程序不當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對中華民族內部，流露出強烈的大丨漢族主義，認為“五十六個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當然是漢族，剩下和漢族有一拼的，其實就應該是藏族”（頁123）。在世界民族中，則貶斥黑人，宣稱“黑人也一樣，他的民族這么落后，就因為他沒有國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頁146）。這種民族觀比起孫中山與林肯來，倒退不可以道里計，哪里還有民族平等的現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國際觀。在國際問題上，袁著更是荒謬狂妄而口無遮攔。在古代東亞，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雖具主導性的影響，但在國家關系上，從今天說來則是對等的。而他卻說：“甚至至今，韓國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國要隆重，中國的儒生也從來都把它們當做中國的兩個省，只不過不太聽話而已?！保?7）而在釣魚島問題上，他竟為對手提供論據：清朝“東南是到臺灣澎湖釣魚島。我們得特殊提一下這個地方在那個時候是咱們的，咱們可能那會兒也沒認真拿它當回事，現在就不好說了，現在你說是你的，你上面也沒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韓國那個獨島，人家真來勁，咱也不能跟韓國人干那事兒，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頁250）。袁著公然認為釣魚島歸屬“現在就不好說了”，還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為理由，主張將中國領土拱手相讓。

     另一方面，他在講到鄭和下西洋時，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丨主義的立場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倫布、達伽馬，什么都沒有，哥幾個湊錢，弄一艘小破船，帶回來一個拉丁美洲，充分體現了出海的價值，你鄭和跟人家沒法比?！保?53）在古今對外關系與國際關系上，袁著根本沒有現代國家關系中平等、獨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亂語。

     袁著自序針對有的人說他顛覆了歷史，自信滿滿道：“你了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如果是，那我只不過把顛覆的東西，又顛倒過來了。”在最基本的歷史觀念上，袁著確實把是非正誤“又顛倒過來了”。

     據說，每當高三學生畢業，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贈北宋張載的名言作為勉勵。然而，倘若學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場與史觀，還有可能實現他抄贈的話，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嗎？

     結語：如此學史新潮流“將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還征引了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奇怪的是，他對原文作了重大刪節，歪曲了原意。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錢穆所謂對本國歷史的敬意，具體地說，就是無論著史，還是講史，必然會體現史學家或說史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在這種價值判斷中理應表現出對歷史的敬畏，對其中正面的東西給以肯定，表達敬意以啟迪今人，對其中負面的東西給以否定，引為鑒戒以警示來者；然而是非褒貶的態度應該是嚴謹而理性的。

     讀完袁著，我們才領悟到被他有意刪去的錢穆那幾句話，猶如阿Q諱言頭上的癩疤，正是對他的一種預警，而他所自詡的顛覆歷史，就是“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自我感覺良好地“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兒”一詞，無一不充滿貶義。他將其冠諸于書名，畫龍點睛地凸現了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對這樣“史上最牛歷史老師”，主流傳媒或是請他上百家講壇，或是為他的《玩意兒》首印20萬冊，還宣稱由此“開啟全民學史新潮流”。媒體贊同這種褻玩歷史的做法，實際上與其有意無意地遮蔽某些歷史的做法，乃一物之兩面，是當前歷史傳承中最成問題的社會現象。類似《什么玩意兒》這樣的東西占據了當下史學傳播的主導地位，套用前引戴維·麥克卡羅的話，長此以往，中國人必會不知道“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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