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矛盾與中國歷史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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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方文化的矛盾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做為一個現代的管理者對于世界古今中外，都應該有充分的認識。黃石公說：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路者顛。為了幫助讀者有一個明了的整體概念，如果先把西方文化的內涵，提綱挈領地陳列出來；并把它慎加分析，理出一個頭緒。再把中國過去兩千年的歷史做一次檢討，也把它分門別類地條列以陳，作為知人、自知、勝人、自勝的藍圖，應該是有深遠意義的。圖難于易，為大于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夫唯道，善貸且成。
茲將西方文化的來龍去脈，分四節敘述討論于后。
    一
    西方的文化始于紀元前五世紀左右，再往前索則不是無文字可考，就是眾說紛壇。眾說之中則以埃及來源說為最強。該世紀中葉是雅典政治的黃金時代，在柏拉固（Plato）以前的希臘社會情形，由于缺乏史籍，知之不詳。但因當時城邦（City-state）制盛行，商業相當發達，同時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推斷當時的政治、宗教、社會、思潮和辯論都相當蓬勃和生動。例如：正義、自由、立憲、權利……等等現代人掛在口頭上的名詞都已具備。
在這里有一個極重要的觀念上的問題是必須一提的，就是這些正義、自由的實際意義并不是見文生義的。中國人講忠孝節義，其內容五千年來，望文生義，幾乎沒有變動。而西方的正義、自由等等只不過是一些空洞的名詞而已，到底它真正的內容（定義）是什么?則有待不同之人賦于其不同的意義而定。所以歷來各因時、地、人、事之不同而其義各異。兩千年來，西方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人就為了這些名詞的內含，各持己見，鬧得不亦樂乎．至今還是各說各話，得不出統一的結論來。譬如以"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來說吧。就是要為"自由"死的意思。這個"自由"到底是什么樣的?誰的?……都得要弄清楚，否則就白死了。再如"我給你自由"，你心里想從此你便可以自由自在，做個逍遙的神仙了；其實我所給的是：你有自殺的自由。你說我騙你，我說是你自己騙自己。現在我們來談西方的文物制度，要是沒把這點先弄清楚，便是緣木求魚了。
    當時，希絡多特斯（Herodotus）于其《歷史》一書中曾有這段記載："七個波斯人聚在一起討論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制度的優劣，君主壘好，但易淪為專制，而民主制雖較平等，但可流為暴民統治。只是由好人組成的政府最為理想。"元前四二五年，曾有一位失意貴族寫了一本書叫《雅典憲法》。又有亞里司多芬斯（Aristo Phanes）寫了一幕喜劇，以婦女權利與廢除婚姻制為主題表現了激進民主制烏托邦（Utopia）的理念。凡此可見當時思想的一斑。．在國家觀念中，當時的"正義"是以"和諧"為內容，如梭倫（Solon）主張：立法可使貧富和諧均衡。在宇宙觀念中，阿那可西蔓德（Anaximander）認為：自然是相對物質（如冷和熱）系統的和諧或對稱（正義）。關于正義價值判斷尺度的問題，客觀主義者的代表是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他主張：凡物成之于"數"，歸之于"數"。故宇宙萬有都具數理的定形，亦受數理的支配。正義是一個自乘數。如"四"是嚴密自乘數的基本形態，代表均分、平等、公正。幾何學上正方形的圖形就表明了這種屬性。其真理乃是本身自明的，故其存在是客觀的。正義既然不以個人主觀的好惡來決定，人若違反了正義，根據數理的必然性，必須受到報應。如傷人者抵罪，損害者賠償。都是天經地義之法，決非僅是人為的制度，故為"永恒的"。到了黑拉科里特斯（HeraclitMs），在討論"永恒"之時，又加入了"變化"的概念。黑氏認為：宇宙一切在生成，即在運動變化之中。此理論就是著名的"萬物流轉說"（Attthings flow）。然而，萬物在生成的過程中，決非無秩序的變化，因此，生滅變化的法則（Logos）本身永遠不變。一切物質由其互相對抗的力量而產生更強大的物質。故"斗爭為一切物質之父。"人類能對此"法則"有正確的認識，并與其相合，方有幸福。人類最高道德就是言行合乎宇宙法則。可是不久就有人出來駁斥這種客觀主義或客觀相對主義，而提出主觀主義或主觀相對主義。就是辯士派（Sophists）。其首腦人物，普羅大哥拉斯（Protagoras）采取純粹感覺論的立場，認為個人"心"的內容和客觀事物本身完全不同，對于事物的認識是依靠個人感覺構造所提供的暫時的狀況。實際上沒有人能對任何東西作任何普遍妥當存在的主張和證明。"真"是個人的真，"惡"也是個人的惡。他說："人才是存在事物和非存在事物一切的衡量。"真理的尺度不在事物而在人，天下決無萬人共通之真理存在。他的后輩哥吉亞斯（Gorgias）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主張宇宙中什么都是"無"，即使有，人也不能認識它，即使人能認識它，也決無法把它表現出來或言傳他人。正義不過是強者的利益，法律則是強權的表現。這就開了實踐哲學之實力主義的先河。人生在世，若不能謀取強權，則應以享樂為最高目的。所謂享樂，也就是縱欲。而有強權的人亦無非比別人更能自由享樂而已。正當人們陶醉在欲望中的此時，蘇格拉底（Socrate）挺身而出，大肆坪擊辯士派的個人主觀主義之不當，從而建立其"超個人客觀的主觀主義"。他認為決定善惡不能光憑個人心意，而是憑全體心意的判斷。他變"個人為萬物之衡量"為"以人類來看人類，才是萬物的尺度。"道德以相同程度深藏于萬人心中，他自封為"精神的助產士"，如助產士周密地照顧胎兒出生一樣，努力喚醒人們心中的道德觀念。他稱此為"助產術"（Maieutike，Maieutic）。他強調：道德即知識，是可以學習的，也是可以言傳講授的，人由認識達到真知，則德行也必隨而實現。人在彷徨時必能聽到良心的指教。因此，他指斥辯士派的懷疑主義實力說必陷于主觀獨斷論。他從先天主觀原理之分析，進而確立普遍客觀道德的根據。遂成后世康德批判哲學的先驅。蘇氏相貌奇丑，常自醉于沉思之中，平生不著文字，專以言行教誨弟子。由于希臘引為自豪的城邦制因縱欲腐敗而致政治經濟全盤崩潰。屢受蠻族入侵，朝不保夕。他匡救時弊的方策是一面要改造人，改人則須先革心；另一面是救國，救國則必須先使內部秩序安定，安內則須先對國家效忠，效忠則先須守法。因此他創"惡法亦法"說：良民服從惡法，惡民違反良法。最后，他以身作則，雖為無罪，仍然以愉快從容的心情受死刑的宣告與執行。這時是紀元前三九九年了。
    繼蘇格拉底之后，挺而出者就是柏拉圖。柏氏常說："感謝上天使我生在希臘而非異邦，賦我自由之身而非奴隸，使我生為男子而非女人。尤為最者是我能生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蘇氏曾提出"道德"這個筏念，到底什么是道德?（定義）并無滿意的答案。同樣，到底什么是"正義"?甚至到底什么是他所謂的"人"本身?都未有滿意的內容。柏拉圖本"父作子述"的大義。要為它們立答案。于是寫了三部書。最早期的是《共和國》（The Republic），其次是《政治家》（The Stateman），《法律》（The Law）是三十年后期的作品，迄其死時，尚未完成。首先，他提出一個東西叫"觀念"（Idea），凡人能認識的對象都是物質的，道德不屬于物質的范疇。故道德之所以為道德，乃是道德的本身，也就是觀念。觀念是許多同類的概念之統一，亦是各概念的本質，且其自己具有客觀的實在性和存在性（Objective reality and existence）。譬如；某個事物的概念，（一）是它所屬種類的"一般觀念"（張三或李四的"觀念"是"人"）。（二）是事物所依以作用的法則（張三的"觀念"是約束他所有行動的"法則"）。（三）是事物發展的目標和理想（張三的"觀念"就是烏托邦中的張三）。觀念就是以上三者的總和。觀念的最高乘是"善"（Good）。那么"人"是怎樣一回事呢?人有一個構成部份叫做感覺活動（包括情感與欲望），另一個構成部份叫做理性活動（觀念）。"心靈"站在兩者之間，助人脫離低級感覺活動的束縛，恢復觀念里神圣的活動。因此，"心靈"分為二部：一是不連接到肉體的純粹觀念部份，二是連接于肉體的部份。這第二個部份再細分為二部：即沖動（情欲）部份和氣概部份。從此心靈三分之說，乃導出道德的內容。理性之德是智慧，氣概之德是勇敢，情欲之德是節制。此三種道德發揮配合適當時，心靈乃得其"正"（Just），是謂個人的"正義"。但僅有個人的正義而想實現真正的正義是不可能的，必須超越個人進于社會全體方向。由是他下了一個定義：正義者，乃人人各盡其責，各得其分。國家則為實現正義的機關。他把"國家"也分成三部：第一是領導階段，相當于個人的理性部份，由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所構成。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深切了解觀念，知悉萬事萬物，可達到最善之統治。第二個是武士階級，相當于個人的氣概部份，由優秀軍人構成。因為這樣的人其勇敢之德已經鍛煉，上可襄助國王執政，下可卻敵保護人民。第三是庶民階級，相當于個人情欲部份，由工農商等人所構成。因為這等人一面從事一己之保養生息，一面負擔上兩階級的基本經濟需要。國家為正義之實現，對所有國民，自其出生時起，即施以最嚴格的教育，然后鑒別其良賤，編入適當階級，務使其階級德性盡量發揮，是謂"各盡其責"。除了庶民階級以外，不準有私人財產和家庭生活。婚姻也由國家管制。總之，柏拉圖的正義是社會整體的有效調和，國家是大規模的心靈訓練機關。他說："把我們的理想愿望繪成圖畫是有價值的。"在天上有一個這樣理想社會的模型，只要你希望看見它，你就能看見它，你也就會按照著它去行動。"他也曾在一個島上樹建他這個理想的天國，結果是斷羽而歸。他承認：他描寫了一個難以達成的理想。
    亞里斯多德著書《政治》（The Politic），立即駁斥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甚至不承認他的理想國之可被稱為理想。他認為在一個國家中，即使是由哲學家國王來行開明的專制，也是極不可靠的，因為圣人也有他的弱點。只有法律才配做國家的最高主權者，它的優越性正因其為法而非人，因它沒有七情六欲。同時法律具備"超然性"，雖圣人也不能企及，何況即使圣人行政也不能不憑藉法律。因此，亞氏的理想國即使不是完全的民主國，也必具有極重的民主成分。柏拉圖所主張的國家是人治的，至少也意味著人治與法治可以互相替用。亞氏直稱它為"錯誤"。亞里斯多德把法律分成兩類：一為自然法，是宇宙最高原理，與神同在，既不能以強力迫其顯露，且更無能拒抗。如：不可殺人，不可竊盜，不可貪婪等等。這個理論成為中世紀自然法哲學理論的根據。二為制定法，是經立法而具有一定內容的法律。他認為憲法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才為合法（自然法）。在制定法律時，人民集體的智慧優于最明智的立法者。同時他也相當推祟習慣法：習慣法優于明智統治者的知識。然而，制定法既是人為的，就不會是完全無缺的。為了補救立法上的缺陷，則司法者必須具"衡平"（Epikie）的理念，對具體的情事作合理的措施。當他正在大談"民主法治"之時突然一個大轉彎說：法律只是相對地保證著，它也可能很不善。這樣就必須回頭先把"人"弄清楚不可了。于是在他大發揮了他的"物質與形式的對立"的哲學理論后，得出兩點結論：一為"人"是最高層次身體（物質）和心靈（形式）的結合體。除具動植物的機能外，更有作思維活動之理性，而理性則是純粹形式部份。人類最高的善是幸福（Happiness），幸福之獲得乃以理性為指導而作規律的生活，盡量節制肉體性能--沖動和意志。人的最高幸福是達到無全自由--完全理性與智慧相結合的快樂，超越感官和身體缺點的束縛．而獲得神本性的認識。二為"人"是政治的動物（Zoon Polikno，Political animal），故國家乃為保證人民幸福獲得不可或缺的要件。最低文化階級的人民最好由一個"有能者"來統治，是為君主政體，但若君主易"有能"而為"暴戾"時，則淪為專制政體。次高文化階級的人民如從專制解放，則為貴族所統治，是為貴族政體。但此時如為權閥所把持，就必淪為寡頭政體。文化階級最高之人民推翻寡頭權閥而建立民主政體，但如為愚妄之人所操縱。則必淪為愚民政體。如果這時一有能者出而整頓亂局。則又回到君主政體。如此輪回，暴亂相循，人民有何幸福可言?終于他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法：如要面面俱到，則最好由多數貴族來統治。這是他的"立憲政體"（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r Moderate Democracy）、"中庸民主"。上面也曾提過，就是法律極可能有的成為極不善，如何保證公平?便是一個亟持討論的題目。由此導出亞氏的"正義論"來。他把正義一分為三：一為"一般的正義"（General Justice）或"廣義的正義"，二為"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三為"平均的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合二與三通稱"狹義的正義"。廣義的正義也叫"法律的正義"（Legal Justice），乃指適合人類心情和行動共同生活的一般原則而言。與之相對的就是狹義的正義，分配的正義是認為生活于團體中的人人，價值各有差等，其榮譽財產及其他利益應按幾何級數的比例來分配。平均的正義則認為人人等價平等，其間給付必須均平，各人之間權利義務應為算術比例分攤，方稱公平。以上兩種正義交相為用，相輔相成，社會生活之真正公平才能實現。此為亞里斯多德哲學的一大特色。亞氏的得意門生亞歷山大大帝死于元前三二三年。越年，亞里斯多德死。
    自此時起至羅馬帝國興起的兩世紀間，希臘學術漸趨冷落。雖然，也還有三個人是必須一提的。第一是伊匹克魯斯（Epicurus）。他是德默克利特斯（Democritus）原子唯物論的發揚人。主張：除快樂（Pleasure）外，別無實質的道德和價值可言。他所謂"快樂"，并非懶惰、愚笨、伴有痛苦惡果的感官上的快樂，而是一種明智的安靜（Ataraxia）。他除了教誨弟子以外，長期為病痛所纏，過著隱居的生活。后世人們斷章取義，硬把它變成了只顧肉體享受的廉價快樂論。伊氏認為：人天性是自私的。所尋求的乃是個人的"善"，從而"我"很可能被他人同樣的自私行為所侵害。于是人類各為其本身利益，相約成立一種協議--不侵害，也不受侵害。因此，法律、正義、政府、國家等等也都不過是為這一個目的而存在。法律的制裁固可使非正行為得不償失，但因時勢不同，原是正當之法可能變成不當，故無論在什么情形下，法律無非是徒有其表，純粹是一種"權宜"。把亞里斯多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法律超然論"一下子都推翻了。他還是認為君主制的人治才是最強有能，及最安定的政府形式。此論遂成后世國家契約說的先軀。第二是司多阿學派（Stoicism），因創始人西諾（Zeno）在司多阿堂（Stoa Hall）講學而得名。由于此學派后來演變經過好些人物才正式成為一家之言，故只稱學派之名。它參合了犬儒學派（The Cynics）--代表當時異邦人、逃亡者或奴隸們的思想，是一種明哲保身的逃避主義。稱"幸福"為排除一切違反自然的東西，使此"心"不被任何外物所攪擾，完全達于平靜（不動心）的境界。一般人們以為善，而畢生追求的：鍵康、名譽、財富、生命都無任何道德的價值，而疾病、貧窮、屈辱、死亡也并無什么不好。能盡義務與有克己工夫的就是道德。內在人格應受尊重，人人（包括奴隸）在神和法律前均為平等。當時，由于亞歷山大建立了橫跨亞、非兩洲的大帝國，接著就是羅馬帝國，都是超城邦制的，是包含許多階級、種族的，若有人在此時提倡狹義的民族主義，就不合羅馬模式了。這司多阿學派的思想直接幫助了她的征服與統治。因此它是當時大受鼓舞和歡迎的學說。第三是希思羅。他的全名是：Cicero MarcMs Tullius。很有口才、文才，在羅馬做官，因處決瀆職的總督維利斯而名聲大噪。是羅馬首席法學家。他最重要的貢獻是把希臘哲學拉丁化。后世有世界著名的羅馬法學，即使在其全盛期--第三世紀，所有法學巨著無不是抄襲希思羅的。質言之，希思羅翻譯了所有希臘的哲學思想成果，占為已（羅馬）有。把一個野蠻的羅馬妝飾成為文化大國，加強了羅馬的政治強權，更狠的一面是：從而絕了希臘文化的種。由是，稱為世界四大文化發源地之一的尼羅河流域（埃及）文化--進而發揚為希臘文化，自此一斬而絕，不復躋身于世界舞臺之上了。
    論者或謂：希臘既然有如此發達的學術思想，諸大學者絞盡腦汁，想出各種可能富強以及救亡圖存的理論來，不旋踵競亡于羅馬。甚至眼睜睜讓此光榮文化絕了種。真是令人難解。其實，答案也不難致。茲就三方面分析于后：（一）所謂希臘文化，淵源于埃及。而埃及文化中雖有天文數學等許多光輝，考其社會政治，特別是經濟，實質上是建筑在"擄搶"二字的原則上。這也是地理條件使然。大片沙漠，不便農牧。要過好日子，只有把那漁獵的老辦法行使出來。只是此番所漁獵的對象非僅魚蝦禽獸，而及于同類。所謂：得其金帛可以享用，得其子女可以奴役（奴隸也被視為財富）。這就是最原始而直接的致富之術。試看她奴役猶太人四百年之事，足以證明。在其金帛子女來源不絕之時，榮華富貴自不難隨手可得，可是到了來源不斷的時候，先必捉襟見肘，作一番掙扎。由于久慣養尊處優，靡費淫逸，所作掙扎，也不過多是些口頭上的高談闊論。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早已不是人家的對手了。經濟垮臺，其他都可不言而喻了。再考諸希臘歷史，所謂城邦，更是不農不牧，當時雖有奴隸的廉價勞工，然工業幼稚，生產不豐，貿易雖有，同等不能作為經濟的支柱。一個城邦要富，先必須要強。強者，不僅為防衛，實質是為了擄。歷以有斯巴達（Sparta）的強種制。至今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還是希臘遺風。富了一段時期，子弟漸習逸樂，放縱淫欲。至今同性戀愛猶稱希臘戀愛（Greek love），可見當時南風之甚。雖然也有人出來憂民憂國，倡出各種理論，救亡圖存。究竟是空言無補，世風難回。遠水不救近火。只是官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總而言之，土匪遇見了江洋大盜，其亡于羅馬，乃勢所必然。此其一。（二）古今中外。歷史證明一條定律：盛世創業之主，很有自信心，故愛才，尋才，且能用才。一旦聽到了好意見，馬上就實行。也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才能刨業，才有盛世。衰世破敗之主，自卑感強，故忌才，怕才，以至于害才。也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才會破敗，才成衰世。這條定律可以被作成一個代數學的方程式，只要把現實情形往里一放，自然得出結論來。今試看蘇格拉底的情形，當局不讓他留名做個"賢臣"，卻逼他做"忠臣"。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了他不要緊，自古誰無死?可是對整個大局來說，這個損失簡直無法估計，以至于滅亡。乃勢所必然。此其二。（三）有了好主意，若不能即時成為政策，則必淪為理論學說。但凡理論學說，一般人民并不感興趣。便只對少數感興趣的人論說。因此，這個理論若能經得時間考驗，千百年后；或能成為一時的金科玉律。茲就純粹理論而言理化，天下要是有一個理論成立，就必定又有一個理論出來反它。反人者又被人反。枝里生枝，節外生節。小則聚訟紛紜，大則拋頭灑血。試看古希臘的那些理論，如今的小學生亦耳熟能詳。試問現代二十世紀比以前好了多少?不但亂亡仍然相繼，不久連這個地球都沒法住了。現今精密進步的理論尚且未能救得了世，那么當初粗糙幼稚的理論又焉能救得了亡?調過來說，當初理論祖宗既救不了亡，如今理論子孫更救不了世。正如老子所說："唯有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希臘人徒尚理論之爭，其亡于羅馬，更乃勢所必然。此其三。
正是：巧密網，攔不了。大江東去；倩疏林，掛不住，夕陽斜暉。且把這埃及希臘的辛酸了過一邊。
    二
    據說；從前有幾個閑漢，一天聚在一處閑談。其中一人說：想我們這些人到處遭人白眼，將來也毫無著落。何不趁今身強力壯，找一塊無人的地方，自己造些房屋，尋些生計，豈不比到處打流強得多嗎?眾人都說：這個主意很好。那人說；正巧前些時我經過一個地方，象是不錯，離此也不過一天兩路強，諸位不知可愿去看看?眾人都說：說去就去。于是大家翻山越嶺，來到一處。果然是一處好所在。眾人大喜，約好時日，再來相聚動工。到期大家都帶了工具，還約了許多朋友弟兄一起都來，壘石的壘石，鋁木的鋸本，不多日，果然造得好些房屋，大家住下。每天漁獵度日。倒也自在。不久，眾人又聚議，決定分頭到各處搶劫些婦女財物。自此各成了家業。這就是羅馬城的開始。百十年后，她逐漸強大，到處蠶食，不想竟成為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了。
在約旦河流域有一族希伯來人，通稱猶太人，希伯來文化也是史家所列世界人類文化四大發源之一。古時也曾淪為埃及奴隸四百年，后有摩西領導他們逐出埃及，回到約旦河畔。這時猶太地又為羅馬所占，猶太人又做了馬羅人的奴隸，人民受盡諸般苦楚。而在柏利恒的馬槽中卻有一人誕生，名叫耶穌。此名并不見于羅馬正史，直到第五世紀，羅馬天主教控制了歐洲列國．遂公奉耶穌生年為"正朔"（Anno Domini-in the year of the Lord），以其生年為元年，至今凡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其實，當初歷法家偏算錯了年頭，把耶穌生年弄晚了五年，如今大家也就將錯就錯。若說起這"將錯就錯"四個字來，西方人在這一千多年來絕不僅光是奉錯了正朔，其整個信仰生活都在這錯中鍺里頭打轉。要把這錯中錯挑出來，是既須功夫又要勇氣，絕非一件易事！
    "福音"是耶穌的傳記，寫在耶穌身后六十至一百五十年之間。基督教圣經只采納了四部（于三九三年基督教會開始編輯圣經，編輯委員伊連那斯（Irenaeus）說福音之所以有四部，猶如天之有四風。蓋因當時對耶穌傳記之編輯為最困難的工作）。其他還有好幾部如尼哥底母福音，湯馬斯福音，第一福音，詹姆士福音（耶穌的兄弟所寫），彼得福音……都沒被當時教會采納（1979年，謝普斯（Sotomon J．Schepps）等人收集出版，稱為"失經"（The Lost Books of The Bible）。現在編入新約圣經的四部福音，以馬可福音為最早，其次為路加，約翰福音為最晚。現本的馬可福音曾被刪改過好多次．原本尚存梵蒂岡。路加福音是針對外邦人（非猶太人）所寫，故一開頭就特別神化他的出生故事。馬太福音是針對猶太人所寫，故一開頭就強調耶穌的假父，約瑟的家譜，稱他是王孫公子--大衛王的廿七代孫。同時說耶穌之母馬利亞是先從圣靈懷孕，后嫁約瑟為妻。其他故事多照沙馬可。而馬可和約翰福音卻完全沒有記載耶穌出生之事。其他那些福音（失經）對他的出生與長成也還敘述得比較平實。綜合來說，大致是這樣的：馬利亞與不可考的人懷了孕，正趕上羅馬政府在奧古士特斯皇帝（Emp．Augustus）嚴旨逼繳稅款下，而嚴格調查戶口。為情勢所驅，馬利亞非得有丈夫不可。她之所以嫁于約瑟，是因其既窮又老而且呆，更是一個鰥夫，但卻保有一個破落戶王孫公子的身份。故此由廟祝（祭司）做主，使兩人成婚，老夫少妻，極不相當。約瑟當木匠，兩年都做不起一張椅子來，匡論養家活口?而馬利亞卻賣嬰兒耶穌的洗澡水，說是能"治病"。馬氏潑辣不羈，行跡多類女光棍，小時曾被父母舍在廟宇里廝混長大，滿口神言鬼語。自耶穌出生之前，她就編造出許多神靈附體等等神話（她的懷孕很可能是從廟祝而來，當時她約十四歲），這賣洗澡水賺錢之事，自非不可想象。
耶穌小時就極不馴，約瑟送他去上學，老師要管教他，他就設法將老師弄死。如此兒次，便再無人敢教他了。但他聰明天授，做木匠卻很靈利，活做得又快又好。于是家道漸漸好起來，他兄弟們（可能是同父異母兄弟）也做木匠。他就得到機會向外發展。他的脾氣火暴，一日正走著路，對面來了一人，匆匆忙忙，碰了他一下。他便雷霆大發，立即將那人治死。以后耶穌聚了好些惡少，霸住街頭，當街設下座位，他高坐位上，惡少們站立兩廂，來往行人必須向他行禮納貢，不然就打。最后打出不少人命，事發。逃走在江湖上。諸如此類，在現本圣經中是一個字都見不到的。從別的史料查出，耶穌在外流浪了十年，到過許多地方。最東到過印度，也有說他到過西藏。留印時，他接觸到印度教（是從中國傳去的道教，和當時宗教迷信神秘主義的結合體），也學了些醫術。現本新約四福音書中，自他十二歲到他三十歲的一段時間完全缺如，并無絲毫交代。他三十歲時回國"傳道"，說些什么："長生不老"，"道在身中"，"我就是道（理、真理）、道（路）、（生）命"、"信的人可以不死（滅亡），反得永生（長生）"等等，猶太人都說是從沒聽過的名詞概念，凡此均非猶太教所固有。十年教訓，他三十歲了。他付予自己一個嶄新的使命，就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這也是他的傳記被稱為"福音"的由來。
耶穌首次在猶太的會堂里正式宣告他的使命時，就引用了舊約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至二節作為依據。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有詳細記載。只是要注意的是：以賽亞書說："主的靈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授權），叫我傳福音給謙卑的人……，被擄的人得釋放……，報告主的禧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在他念這段書時，把"謙卑"改成了"貧窮"，同時，他只念到"禧年"就停住了。"禧年"的意義在舊約里相當復雜，用現代最簡明的話來說，就是"窮人大翻身的時候"。路加四章沒有包括"報仇"的話，也許當日他覺得：他開的這服藥分量已經夠重了，話到嘴邊留半句，這可能正顯明了他三十年中到底磨練出了一些含蓄來了。在他首次對群眾公開講話的時候。亦即基督教諗稱的所謂"登山寶訓"。第一句話就是；"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見路加六：廿）后來基督教向富人投降了，為了討好富人，便把"貧窮的人"改為"心靈貧窮的人"。或競改成"虛心的人"了。（見馬太五：三）。在此。我們不難清楚地看出，耶穌提出了好幾個概念："窮人"、"奴隸"（被擄的人）、"解放"（釋放）、"大翻身"（禧年）、"政權"（天國）。所謂"福音"，簡單地說，就是："要建立一個屬于窮人階級的政權。"而斗爭的對象是當時當地的"富人"、也就是當時猶太的紳士階級--祭司（廟祝）、法利賽人、稅吏和文士門。他指他門是"粉飾的墳墓"、"保冒偽善"、"大罪人"……他們的結局是；斧頭把大樹砍下來，丟在火里燒掉。他公開地指著鼻子臭罵、也還帶著門徒到圣殿（廟宇）去趕打。他小時雖然對祭司們深惡病絕，但小小年紀不知道怎樣作合適的表現，于是倒把自己的形相弄成了"惡少"。現在他找到了更高的形式和意義：他是在鼓吹和進行一場階級斗爭!
    再從當時客觀的條件來看，羅馬帝國是猶太的征服和統治者。根據羅馬立國原理和制度，羅馬的人民（公民）雖然窮困，而他們卻尚有選舉和當兵，以及分享極少部份戰利品的權利。諸侯貴族對他們多少要另眼相看，而實際做工勞動的是只盡義務、毫無權利的奴隸（被擄的人）。羅馬和希臘一樣，要"富"，就一定先得"強"。要"強"，就要不停地征伐擄搶。自羅馬帝國正式奠定了這種規模和制度，這就成了西方經濟制度的基本理念。也是帝國主義的原理原則和來源。然而在當時被征服之國的土地，則還有另一種情形，就是在羅馬壓迫剝削者與勞動奴隸之間，加了一層當地的"半壓迫剝削者"。他們對羅馬則斜肩餡笑，奴顏婢膝；對自己的同胞則狐假虎威，加勁壓榨。平時裝飾得道貌岸然，其實是既無骨氣、又自私，再加詭詐與陰險。所以耶穌站在被奴役者的立場，羅馬人雖可恨。而這批"半壓迫剝削者"則更可恨。當時耶穌應該有兩個可能的決擇：一是團結所有的猶太人。對羅馬作民族主義愛國保族的反抗斗爭；一是根本不提羅馬而進行階級斗爭。顯然地。他回答說："屬于愷撒的該歸給愷撒。"從頭到尾，找不到絲毫反羅馬的言論（須提醒的是：福音都是在羅馬全盛期所寫，見不到冒犯羅馬的字句，顯然情有可原）。然而，痛斥紳士階級的言行則所在皆是。直到現在，耶穌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從未被看成為民族英雄過。既然革命的對象是紳士階級，那么反革命的紳士階級自然也萬般痛恨耶解和他的黨羽。他們花三十兩銀子，收買了門徒猶大，替他們通風報信。捉拿耶穌的是他們。非要處他死刑不可也是他們。所以代表羅馬的巡撫彼拉多便當眾命人打水洗手，表示：流猶太人的血之事與羅馬無關。
    有人問耶穌，"天國"何時來臨?他很肯定地回答說：在你們這一代就見到天國了。換言之，他的確認為：他的政權能在極短期內建立起來的。這可能跟他生來火暴般的急性子有關。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方法能在短時期干那么大的事業呢?綜合資料顯示：（一）他和一個女人叫做馬利亞的結了婚。馬家很有錢，馬氏的姐姐馬大和弟弟拉撒路都熱愛耶穌，又是忠實信徒。馬家為了革命，散盡了家財。（二）他到處去替群眾醫病，因而接近群眾。所用醫術是從東方學來的氣功、推拿之類的方法。既簡便又速效。于是大得窮苦無告之人的歡心。因而名聲大噪。（三）他利用宗教團結群眾。猶太教里現成有所謂"彌賽亞"要來拯救苦難猶太人的預言。他本來就通曉以賽亞書，于是說些類似的話，做些類似的事，與那書中所描寫的"彌賽亞"似乎相像，引得大家對他仰望如饑渴，爭相不舍。動則有數萬人相隨，甚至彼此踐踏（見路加十二：一）。（四）他從鄉村開始招聚群眾，向他們傳福音。人數多了，便開始成立了組織。其組織方式是：核心十二人，外圈七十人，再外圈則不詳。也可能同時有許多個七十人圈存在。這些人出門辦事，必須二人同行。還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規定，都為后世講究組織者奉為圭果。（五）在他認為時機成熟，便向耶路撤冷包圍進軍。他選了過"逾越節"（紀念摩西帶領猶太奴隸出埃節的節日）的日子進城是很有打算的。因為凡是猶太人無不能意識到這節日的意義，而作被拯救的聯想，又有誰愿放棄這樣的機會呢?至少大家都有這樣的心情。同時，正因過大節，紳士們講禮，都忙著慶賀，可能比較防范松弛，而更容易得手。（六）在耶路撒冷首府掀起大規模的人民暴動，里應外合，一舉得國。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偏偏不如所料。那反革命的方面早作好了準備，來者不善，正好請君入甕。當他初進城的時候，倒也來了不少歡迎的群眾，慢慢地卻淡了下去。于是他立即采取了緊急措施，親自帶領門徒打進了圣殿，希望引發暴動。誰知還是沒能得到預期的效果。他知道這下子全完了。這才帶了核心十二門徒，躲進了一個富人朋友（亞利馬太的約瑟）家的花園，十三人共進晚餐，說了一些傷心惜別的話。后來專管錢囊的猶大，溜了出去，以三十兩銀子的代價，引領了大祭司的兵將來捉拿耶穌。當夜送審，次早就釘十字架（羅馬處非羅馬公民的極刑）。門徒俱都各自逃散，唯有猶大以三十兩銀子在城外買了一塊地，置產去了。多虧那位朋友約瑟在羅馬官府，上下打點，詐稱耶穌已死，起著日暮，將耶穌從十字架上取下（一般釘十字架者要流血三天，才血水流盡而死），用了許多藥材，里灌外敷，好不容易救了轉來。假作出喪埋葬，連夜逃奔法國去了（根據現本新約圣經，并無潛逃的記載。只是照例尸首要在十字架上至少三日，不許取尸埋葬，任鳥獸食盡肉臟）。而耶穌在星期五中午被釘，黃昏已經埋葬，于法末合。其中定有緣故。由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記者白金特（Mtchdel Baigent，Richard Leigh and Henry Linoln）等人作了許多調查研究，找出許多證明。得到上述結論。著書《圣血與圣杯》（Ho1y Blood，Holy Grail）于一九八一年出版。挨到星期日一早，馬利亞從墳前大呼跑來，說是耶穌復活了。大家自然將信將疑，擁到墳前一看，只見空墳一座，并無尸首。后來，等到耶穌將息好了，化妝潛返，再度招聚門徒會眾。大家見他果然復活，于是膽氣大壯，革命事業再度如火如荼地展開。此番就不僅在猶太的地面了。
    由于耶穌還活著，"復活"之說不啻得到了"證實"。從前臨陣脫逃的人（連最大門徒彼得--星期五天亮雞嗚前三次否認耶穌--在內）不禁內疚。加以"罪魁禍首"的耶穌，連十字架都奈何不了他，于是熱心與勇氣油然回生。首次聚會凡一百廿人（見使徒行傳，一：十五）。會中首先由被得報告猶大的后況與下場，其死狀為："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了出來。"顯然這是大家再度起事的先聲。由而大眾信心巨增，士氣十足，互相壯膽，勇敢百倍，競創下了一樁曠古未有過的大事業來。就是"大行公社制，徹底實行共產主義"，凡物絕對公有，但有私下藏匿者，即時處死。要做到"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在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節至五章十節有著詳細記載。如此大張旗鼓，勢如奔馬，在極短期間，組織遍布中東及中南歐。
    在開始的時候，組織內發生路線之爭，即是："成員僅限于猶太人乎?抑或容納一切非猶太人乎?"的種族路線之爭。彼得代表"唯內主義"，主張連飯都不可以和外邦人（Gentik）同吃，因外邦人都是污穢不潔凈的；而堅持融合主義的則以保羅為代表。他們爭執激烈，雖暫時以耶穌的一句話："兒女吃剩的餅，'可以'丟給狗吃"結束，保羅派獲勝，最后保羅曾受他們許多羞辱，以至被斬首，冤屈送命（按：猶太人自視為神的兒女，其他民族為豬狗）。由于保羅派的胸懷與遠見，致使星星之火，才能迅速燎原！
    正因燎原之勢太驟太烈，敵人的范圍認猶太的富人擴張到羅馬的富人。對頭乃從猶太的當局轉移到了羅馬的當局。因而羅馬當局大為震驚，于是下令在帝國同時大舉逮捕屠殺。刑罰至慘，特以成群信徒喂獅子，聚眾觀賞歡呼一事，至今令人發指。最初是信徒們溺于"復活"之說，俱都不怕極刑，視死如歸，更不逃避。以致犧牲慘重，連彼得都上了十字架，并未見有一人從死里復活。后來遂至潰不成軍，一敗涂地了。先是耶穌化妝易容潛返，重新招集黨徒時，就連最親近的門徒也是"見其人則素不相識，聞其聲則果是耶穌無疑"（見馬可十六：十二）。但因"復活"之說盛傳，當局頒令畫影圖形，要捉拿耶穌歸案。故此耶穌晝伏夜現，行蹤極為隱蔽。熬到四十天上，正巧那日天氣陰暗，云層甚低。他遠遠站在山頭，一會兒被云遮去。假稱乘云升天，再度潛去法國。大本營則由其妻馬利亞主持。這番第二次革命失敗后，法國亦屈羅馬，自然存身不住。好在東方原是他舊游之地，于是迤邐逃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處。最后在開希米亞住下。波斯王對他頗為禮遇，他遂收下王賜的女傭為妻，生了子息，老死于此地。如今耶穌后裔在開希米亞當教員，作者也曾見過他們的照片
    論者或謂：耶穌從事革命之說，雖然有理，但在各福音書中，散見耶銹滿口宗教神秘之詞，人多只見宗教，而少見政治。豈非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智者何必出此?再者，耶穌反對富人固屬事實，何以在最危險時反投庇于富家?而富人竟然包庇他，令人難以理解。其實，關于耶穌在猶太各地傳"福音"三年有余，除了講"貧窮人的天國"以外，還談了許多做人處世的規矩以及猶太特殊歷史習俗的問題，其用語方面少不得許多宗教的詞語。這是古人說話的通例。因為人去古未遠，對于自然現象雷霆雨露、山崩地震的理解都歸諸于神靈。希臘人把神靈塑造為多數--諸神（gods），而猶太人則將其歸于一尊--獨神（God）。無論獨神諸神，既非人能手觸目見，則人乃憑其想象，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神。因此，神的思想言行都酷似人類，只是其做神行事沒有形跡，既無形跡則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故而其能力似乎超越人類。考諸西方歷史，為了諸神獨神的意識之爭，兵戎相見，拋頭灑血，至今未絕。在西方世界，令人說話尚且三句不離神靈，匡責古人?譬如普通說："讓我們在神的面前等候。"這句話，其實就是說："讓時間來說明一切吧。"要解決這個問題不難，只須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就行，把那"宗教迷信神秘的外衣"脫去，事實就會赤裸裸地顯現在我們的面前。馬克思在神學院研究過十二年，對于這一點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了。然而，例如耶穌說："我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我是何等的迫切哩！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們互相斗爭！從今以后，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斗，兩個人和三個人爭。父親和兒子斗，兒子和父親斗。母親和女兒斗，女兒和母親斗。婆婆和媳婦斗，媳婦和婆婆斗。"（見路加十二：四九至五三）耶穌說這些話，多么直接了當，根本連外衣都懶得披了呢。
    論到富人約瑟救命之事，絮果蘭因，就不是那么單純的了。雖然，卻也可分三點分析于后：（一）約瑟的確是非常富有的。試想他在首府耶路撒冷內擁有一個大宅子，并有一座有名的私人花園--客西馬尼園。這決非一般人的光景。他不僅富而且貴，他身任"議員"之職，就是幫助羅馬統治的頭號大猶奸之一。因此，他在巡撫彼拉多面前可以有資格說得上話（彼拉多是個出名的兇暴之官）。大凡天下耍小聰明的人，眼光只顧小局，一切以個人名利為前提；講大智慧的人，眼光專看大局，一切在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縱觀約瑟的做人行事卻極有智慧，他表面上身為"猶奸"，但卻有一顆極其熱愛祖國的赤心。是謂：國士國賊只在一念之差！今設身處地為約瑟想，舉目來看，猶太全地，下面則是渾渾噩噩、嗷嗷待救的蕓蕓眾生；上面則是虎視眈眈，饞食無厭的羅馬強盜；中間則是蠅營狗茍，獐頭鼠目的狼子猶奸。正在清夜流涕，孤掌難鳴，無語號天之際，忽然平地一聲雷，出了一個耶穌。既年輕，有血性，又好正義，能行動。不但帶動了群眾，更喚醒了國魂。試問不跟這樣的人聯系同志還有誰人?福音書中稱約瑟為耶緝的秘密門徒。茲不論這門徒的部份，只就這"秘密"二字來說，約瑟與耶穌之間的關系是一般普通的外人永遠難以明了的。他們的聯系不但密。而且秘。更必定有相當長久的時間，經過考驗，是可靠的。耶穌的整個計劃與行動，很可能都有這位老朋友秘密的參與和建議。作戰的原則之一是：未計劃成功先考慮失敗。耶穌進城之后，成功了，自無什么可說的，萬一失敗了，如何善后補救?這是必要事先計劃好的。否則便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怨了。只看耶穌在失敗后，馬上就退進了客西馬尼園，分明是事先早就計劃聯系好了的。（二）彼拉多對耶酥的法外施恩，如：特準在耶穌被釘的幾個鐘頭后，即取下"尸體"。更特別的是：在他問口供時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的回答很直接，他回說："你說的是。"彼拉多卻轉過臉去，對大家說："我查不出他什么罪來。"于是大祭司和他們的人大聲呼喊：釘他十字架。他卻叫人打水洗手，表示不愿殺耶穌。當大祭司等一再向他施壓力時，他卻臨時又說，過你猶太人的逾越節，照例要放一名重犯（經考證當時并沒有這樣的法例）。而猶太人非要耶穌死不可，這才發出去釘十字架的。彼拉多是個有名的兇神，審問時不但對耶穌和顏悅色，處處維護在先，又特準收"尸"在后。到底是什么原故?后世學者多主張：因他受了重賄。其實，受賄雖在意中，但對這樣的罪判大辟、十惡不赦的欽犯，競公然買放，難道他就不想想自己的腦袋?其中必有緣故。質言之，就是他必定還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其理由為：大凡做官的，特別是做地方官的，只要在任期間，地方上乎安無事，就是好官。地方上若出了亂于，官再好也要擔干系。小則罰俸，大則丟宮。弄不好可能還要掉腦袋。萬一例霉出了事，最上策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彼拉多盡量的要把這事化成沒事。然而既未能化成沒事，至少也要把它化成小事。就是盡量把它地方化和猶太化，絕不可把羅馬扯進去。事僅限于猶太人的互訟。他不殺耶酥是為更長遠一點的打算，免得因為要報復，將來引起更大的亂子來。獻此策而救耶穌的，非這它謀探算的約瑟還能有誰來?故此，耶穌被捕是在客西馬尼園，埋葬的墳墓也在客西馬尼園，馬利亞大呼復活還是在客西馬尼園。這豈不是明明地顯示一切的一切都是約瑟和彼拉多聯手的杰作?需要問的是：這樣的計瞞得過普通的人，如何瞞得了大祭司?如何他們就不鬧到底，斬草除根呢?要回答這點也不難，約瑟既能說服被拉多來救耶穌，難道不能以彼拉多來暫時壓住那猶奸?等到他們回想過來，再開始起鬧時，耶穌早已安全地在法國療養了。（三）后來革命事業東山再起，是因為耶穌復活的原故。叫死人復活決非人力可以辦得到的事，只有神才能辦到。耶酥"復活"既是"神意"，羅馬的皇帝也無可奈何，自然別人都可以脫去干系了。凡此種種，都是此老一手包辦，細細想來，雖然驚險萬分，但是計中套計，步步行來，有條有理，面面俱到，真是既高明又爽俐。即使姜子牙復生，張子房再世，恐怕也要鼓掌稱善罷！或有人要問：約瑟做這事不但勞命傷財，還擔了血海干系，如何并不讓人知曉，寫在福音書中，也好留名后世呢?其實，約瑟若是這等好務虛名的人，他就絕不是約瑟了。他打開始就沒抱著這種想法來做這樣的大事。有大人物胸襟才做得成大事。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善其事，不計其功。何況是為國為族這樣無比的大事，怎能以之沽名釣譽?否則那就是無恥的小人，與其他猶奸無異了，料老成約瑟必不出此。豈非正如老子所謂；"善行無轍跡，善言無暇謫"嗎?
    三
    自從二次革命失敗之后，殘余的組織難免要作失敗的檢討。痛定思痛，少不了互相責難，互相諉過。于是大起分爭，以至于分裂。耶酥之妻馬利亞（又名馬格達蘭）首當其沖，受到最嚴厲批斗，并受到惡毒的人身攻擊，被指為娼妓。現在的約翰福音還有："你有過五個丈夫，現在的丈夫還不是你的"的字句。她弟弟拉撒路一向被稱為："最愛的門徒"，說是引誘耶穌與其成就同性愛的關系（原本馬可福音記載）等等。于是馬利亞率領其親屬，連同耶穌的子侄們，以法蘭西為根據地，成立秘密機構，推動地下工作，繼續爭奪政權。由于其組織結構極端秘密，故稱為密教，或馬利亞密教。
    根據《圣血與圣杯》一書的作者們所作調查及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密教把耶穌的主義作了很大的修正，其特色為：第一，她徹底放棄了階級斗爭。第二，他們聚會的儀式里，經常有一項是：先做一個十字架，然后大家吐痰在上面，并且輪流咒罵。第三，其陳列品是一個酒杯，即耶穌在被捕前和門徒用最后晚餐時，舉杯話別的酒杯。由亞利馬太的約瑟保存著，后來交與密教組織。杯內放一顆骷髏頭，就是馬利亞死后的頭顱。這便是密教的標記。同時也用一個骷髏頭，下面兩根交叉的骨頭作標記旗號。第四，后來把大本營遷到耶路撒冷圣殿，其重要會員稱武士，即中世紀有名的圣殿武士。首領稱祖師（Grand Master）。第五，他們極善聚斂，極有財力。第六，把建立自己的政權，換為：隨機因應，背后控制壟斷國際的太上政權。第七，她是反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也是反她的，雖然有時暫時呈合作狀態。
    密教的總目的是世界政權或壟斷權（Domination），其總手段或方法（Methodology）是陰謀--凡人類可能使出來的一切方法（不擇手段），以在暗中進行為原則。揆諸一干九百年來，他們所用過的手段，而成績卓著者，其主要的有下列幾點：（一）散布血統。以耶穌與馬利亞的血統為主，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進行與當地可能有影響力的家族通婚。至少也不放過密教其他成員與各種人通婚的機會。其特色為：散布猶太血統，并非以父系為主，反而以母系為主。女人比較容易滲入，而母親對子女的影響比父親密切深刻。因此，只要是由猶太女人所生，就算有猶太血統，被歸于"圣血"的系統中。隨時準備著，自然而然為猶太政權的利益服務。（二）壟斷文化。積極投資文化事業，囊括哲學、科學、文學、文藝、政治、經濟、新聞、出版……各行各道，莫不要由其密教成員或有圣血統之人為主干。連莎士比亞、牛頓……皆是密教成員，否則，再有本事也難出頭。過去的且不說它，現今美國各主要大學之主要科系，以及新聞廣播和出版事業，俱都掌握在此輩手中。因此，他要你怎么學，你就只好那樣學；他要你怎么想，你就只好那樣想；他要你怎么說，你就只好那樣說；他要你怎么做，你就只好那樣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連美國好幾個總統都是密教會員。（三）策動政變。在世界各地制造、支援暴動、反叛和武裝戰亂。連近代希特勒都是密教支援出來的。因此，哪一國不愿聽其操縱，就得先行防范。否則，就非疲于奔命不可了。（四）控制經融。成立銀行，專搞信用、貸款、投資、融資等業務，表面上是"援助"，實質上是"吸血"。夠資格受其"援助"的，起初只有貴族階級。"銀行"向貴族貸放巨款，貴族們把借來的錢用于興建城堡宮殿，并奢侈、淫逸的生活享受，以及軍事戰爭，卻以領地和稅收作為抵押擔保。利率不太高，但須定期償付。當貴族們吞下這顆糖衣麻藥之后，逐漸上癮，越借越多。為了維持顏面與信用，好借好還，再借不難，遂加緊剝削人民。最后弄到貴族、人民兩敗俱傷。所謂國家都是虛有其表，其實部是"銀行"的奴隸。其行政制度都操縱在"銀行"的手里，而"銀行"卻在密教的手里。在一三零七年，法王菲立比因實在受不了密教無窮的經濟壓榨剝削，暗與羅馬教廷聯手，突然發難，準備在一夜之間逮捕殺害所有的密教份子。由于有人泄密，殺戮雖慘，究未能把它全部鏟除。后來德國為了報復經濟壓榨，由納粹黨發難，前后殺害有猶太血統的達六百萬。近世資本主義盛行，銀行更成薪中翹楚，其技術巧便，一日千里。譬如最著名的拉克菲勒財團，觸角及于全球，連當年蘇聯的赫魯曉夫都看他眼色行事，而且奉命唯謹。試看今日所謂第三世界，但凡接受人家"好意援助，貸款投資"的，沒有不被刮得一窮二白，萬劫不復的。總之，馬利亞密教至今無處不在，譬如連現代世界著名的社交團體，獅子會扶輪社都是它的外圍。
    回頭再說，二次革命失敗之后，與馬格達蘭的馬利亞分道揚鑣的，就是留在羅馬及猶太地耶穌的門徒們。其中翹楚，就是保羅。保羅原不是屬于十二核心大門徒之列的后生小輩。然而，他與耶穌之間的關系，真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的關系。馬利亞一走了之，留下來收拾殘局，進而發揚光大，創造了彌漫世界的基督教的，就是他。他善長于學問，既優于口才，又富有文采。他把整個組織教義從頭到田顛倒了過來。（一）他解散了公社，大家各歸各家。從此，基督教的基點乃為家庭。（二）絕口再不提共產。至于奴隸的問題，他也再不提釋放的話。反說："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你們作奴仆的，要用懼怕戰兢和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討他的喜歡，甘心事奉他。""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詛。""在上掌權的，你們要順服他，不可抗拒，凡抗拒的，就是抗拒神，必自取刑罰"（見羅馬書十二：一至七）。（三）把原來耶穌的主要點--貧富的斗爭，改成了善惡的斗爭，神與魔的斗爭，以至于信教的與不信的斗爭。（四）把"天國"的意義從"奪取政權"改成了"在天上的國"，把對專門壓榨剝削人者的"審判"改成了"世界末日大審判"，全都推到了無限期的將來。（五）強調："人人皆是罪人"，因為世上人人都犯了罪（見羅馬書三：廿三）。并且把人類常犯的罪都列舉了出來（見羅馬書第一章與哥林多前書第六章）。人除了日常由思想行為所犯的罪外，還有與生俱備，繼承來的罪，此罪可向上追溯到人類始祖，受那古蛇或龍的誘惑，違反神命的罪，是為"原罪"。由于罪的工價乃是死，則"報應"乃是神治理宇宙的公義、不可或缺的法則。因此，凡人必死。而"死"且包括兩重的意義：即肉體的死與靈魂的死。但是，靈魂非物，本無可能死。引而伸之，則為"永遠的痛苦"。亦即：受懲罰而被貶入硫磺火湖，被不滅火與不死蟲永遠折磨，是謂"地獄"。反之，則是"天堂"或"天國"。乃是"無罪之人"永遠享受福樂之所。既然凡人皆有罪，那么，地獄有人滿之患，而天堂則門可羅雀。要之，不可沒有補救的良法。由而導出保羅基督教的中心點--救贖理論--來。（六）在舊約里，猶太人盛行一種儀式，乃由摩西創出的一種贖罪的祭祀。又稱燔祭。就是用一頭無瑕疵的公羊羔，焚燒于祭壇的上面。亦即是以羔羊替罪之意。保羅用了許多篇幅，把耶穌理論化，成為那頭"無瑕疵的公羊羔"，而十字架則被化作了"祭壇"。因此，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事，一變而為"神圣的燔祭"了。又因他究競是人，而不是羊，故其功效自不相同。所謂；一次獻祭，永久有效。耶穌之"死"，使神"愛人救世"的偉大使命得以完成。所謂"愛人救世"者，就是"克里斯督"（Christ拉丁發音）。前人翻成中文為"基督"。自是，基督教的初步教義全部完成。基督教也因而誕生。
    然而，如要"十字架之死是替人贖罪"這個命題成立，則耶穌其人先必須是"完全無罪之身"方可。否則其自身尚且死有余辜，怎能有余力替代他人?如果把耶穌變成完人，則必須先為他作傳。于是"福音"紛紛出籠，把他寫成從未起過貪心、淫念，從來沾過女色，也未碰過男色（而馬可原著則直書其有，故不行于世）。耶穌由是一躍而成"圣人"了。但是圣人本身固可能非常完善，卻并不等于無罪。因他既是從父母精血而生，就成父母遺體，生來便有原罪。耶穌的本罪易去，而原罪難免。于是馬太便把他"母親婚前懷孕的事寫出，趁機將它美化，指為"馬利亞乃從圣靈懷孕"。你若不信，試問你如何能證明她不是從圣靈懷的孕?今假設：耶穌之生，果從圣靈得孕，神當然是無罪的，則耶穌不僅是圣人，而且是"神人"了。以耶穌這樣的神人是否可稱為無罪呢?否否。何以故?因其母馬利亞仍是徹頭徹尾的人類故。耶穌身內流的是母血，怎能完全無罪?因此，兩千年來，基督教神學要替"圣母"除罪，聚訟紛壇，爭辯無休，至今得不出滿意的答案來。最著名的學說為：上帝神圣，絕不肯把自己的神圣靈精，種進人體內，故必須先掃除馬女原、本各罪，然后才使其受孕。上帝萬能，臨御萬方，難道不能憑圣旨一道，赦去馬女一切罪孽?從而使耶穌生來無罪，完全合乎上十字架替死代罪的資格。此說最大缺點是：如神竟可行使其超越法律之外的權力，任憑己意，隨便赦人的罪，可見此神（一）并非完全公義正直，由此已喪失當上帝的資格。（二）神既能自行赦罪，何必再玩"十字架贖罪"的把戲，實覺煩贅而多余，畫蛇添足。可是，一般入哪里管它這筆細帳，通與不通?錯與不錯?任憑保羅把十字架的旗幟高舉，"凡屬基督的人，是已經把肉體和肉體的罪同釘在十字架上了。"（見加拉太書五：甘四）。"猶太人要神跡，希里尼人求智慧，我們卻只傳釘十字架的基督。"（見哥林多書一：甘二）。"我斷不以別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見加拉太書六：十四）。故至今基督教都以十字架作標記。
    自從保羅高舉十字架的旗幟以來，信徒日眾。因為只要一信，不費吹灰之力，立地即成為無罪的圣人（基督徒亦稱圣徒），死了"保證"與主一同復活，還能肉體升天：在天堂中水享福樂。這種"搭便車"的心理，人多有之，有此便宜好事，豈容錯過，故而漸漸趨之若太鶩。這就是宗教能迷惑人的一種特性。不久之后，羅馬的達富貴人、富商巨賈也信起教來。因此輩作惡多端，清夜捫心，常怕鬼神。如今聽到耶穌不但不是對手，而且對己大有益處，也不暇細考。但愿信其有，不愿信其無，都逐漸成為"圣徒"了。有錢好辦事，一時教堂蓋得雕梁畫棟，金壁輝煌。基督教至此就一帆風順了。
    關于"贖罪"理論的自我矛盾，暫且擱過一邊。今假設贖罪論成立，那么怎樣才能把許多前耶穌上十字架的事和如今的"我"聯系起來，使生效果呢?這更引出保羅的形而上學的"核心"論來。他主張："信心"是不受時、空限制的，當"我"的"信心"發生之一剎那，立即和"贖罪"聯成一體，一切原、本各罪都一骨腦兒全消，登時成圣。今再假設，"信心"果真有此效果，則吾人在對基督的信心發生一剎那后，立即死去，無罪一身輕，魂靈兒飄然直奔天堂，自無疑慮。問題在于信心發生后，其人并未即死，仍活在這紅塵世界中，數年或數十年，少不了還有邪情私欲，又犯了罪過，此罪應由耶穌繼續擔當呢?抑或須由本人自負其責?保羅的答案尚稱嚴謹，他主張：論理，人在信了基督之后，就不再犯罪了。但事實上，人再犯罪。十字架的贖罪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其罪責應由該人自負。否則就是把基督重釘十字架了。誰若把基督重釘一次十字架，誰的罪就大到"永遠不得赦免"的地步（見希伯來書六：六）。請問活在紅塵世界中的圣徒們，有誰完全再未犯過罪來?由此，天堂有路還是進不去，地獄無門偏要擠進來。所謂"贖罪"畢競是畫餅充饑，完全白費。雖然若此，并無人敢主張：只要你信耶穌，犯多少罪都不算。因如此說可行，明知故犯，基督教會內必成為犯罪的淵藪了。后代教士為了補救此理論上的缺陷，發明了"到教士面前認罪，而由教士代神頒發赦免令"的辦法。至今天主堂都沒有"認罪亭"。中世紀時，教會發售"贖罪券"，小罪買小券，大罪買大券。連教士的面都免見，罪部得赦免。教士們不必耳聽煩惱，卻又財源廣進，皆大歡喜。教士既獲得了"赦免權"，眼見十字架贖罪的事更是水瓢上寫的字，還能當用么?奇怪的是，人們不但不因這樣的連三歲孩童都騙不過去的教義而鄙視它、唾棄它，反而對之加勁討好。上自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惟恐得罪教會，不得善果，因使教會權力大為提升。世上君王權勢雖大，不過能折磨人的身體若干年，而教士不高興起來，則能折磨人的靈魂萬萬年。甚且連貴為君王者的靈魂也還都捏在教士們的手中，何況平常人等?討好教會的手段，無非是出力出錢。于是教會財勢高于列國。耶穌也從羔羊畜生的地位，再一躍而為萬主之主，萬王之王。當代教會稱"教廷"，其首領則稱"皇"，世上君王不得教皇之加冕賜封，在地猶不合法，何況在天?教廷不僅是一個太上皇，而且自立朝廷，儼然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并利用其特殊權勢在各地設銀行，作各種企業。更加奇怪的是：即使現今是原子太空時代，原蘇聯倡無神論七十年后，戈爾巴喬夫居然去拜教皇于梵蒂岡，而尚未聞教里御駕將下幸莫斯科哩！何以故?教會至今尚能假天父子兄之名，鉗制無知愚人之心理思想故！基督教雖不說要地上的政權，而實際作國際太上皇者已千有余年了。此點與馬利亞密教則殊途而同歸。兩家一明一暗，各有千秋。
    今姑不論天堂地獄果在何處?僅就所謂福樂與痛苦而官，兩者本是相對而產生的，有痛苦方知有福樂，無福樂焉能體會什么是痛苦?如果天堂只有福樂，千萬年間，一成不變，久而久之，還有什么福樂可言?同理，地獄之中永遠是蟲與火，久之則疲，還有什么痛苦可說?既然人都不覺苦之為苦，說不定由于地獄里人品眾，有著諸般熱鬧，人還以它為樂呢？反之，天堂冷落單調，人或以其為苦了。總之，整體基督教的高樓廣廈只不過建造在無根謊言的沙灘之上啊！
    保羅基督教進一步的理論，就是教會。前面"贖罪"之說只是"得救上天"的二分之一，另一半的條件則是教徒必須營為教會集體的生活。得救是要等到整個教會被贖之時才算敲定。神是"道"，創造萬有（見約翰福音一：一）。是看不見，摸不著，完全抽象的。以"父"為代表，象征公義。道，有一天成了肉身，就是在個人身上顯現。耶穌是道的具體化，完成了救贖的工作。以"子"為代表，象征慈愛。耶穌升天，返回"父"家，差遣圣靈下降。圣靈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好像空氣一樣，只要一吸就進入人心靈之內，隨時教導信徒。而圣靈的運行，與其說是指教個人，不如說是教會的護法。因教會與基督的關系，是身體與頭的關系。基督是元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教徒是肢體，是身體中的構成都份（以弗所書四：十六）。諸肢百節必須互相配搭聯絡得合適。換言之，教會是教徒進步成熟的訓練所。圣靈是隨時常在的導師。基督又好比新郎，教會則是待嫁的新娘，要等到新娘妝飾整齊，與新朗合巹，便是天國的來臨。也就是"獨子"（基督）帶領"眾子"（教會）與"父神"（道）合一之時，便是新天新地的烏托邦。教徒如不在教會里，則不在基督的身體里，便和基督無關。又，如不在基督里，就在亞當里。亞當是人類犯罪的"始祖"，是魔鬼的奴隸．教徒是基督用血的代價從魔鬼手下買回來的，依法成為基督的奴隸。因此，要過好教會的生活，必須有四個德性，就是：絕對服從（順從圣靈的引導），甘心情愿，專心事奉（服務）和完全忍耐（等侯主的再來，完全的救贖）。整個理論可以用以下的概念來歸納："圣父"、"圣子"、"圣靈"（道的三度），"教會"、"順服"、"甘心"、"服事"、"忍田"、"天國"。
    質言之，在進一步基督教義中，所謂天國，即在教會"成熟"時，基督與教會匯合，一同"做王"統治世界列國。蓋因基督早已是萬王之王，惟實際政權卻仍舊攀握在世界國家諸王的手中。故此所謂教會的成熟期，即是訓政期．到訓政結束時，即教會正式親政時。史家把自紀元三世紀到十五世紀，基督教的發展分為教父哲學期與經院哲學期。前者是教父們從編輯經典到詮釋經典，以及奠定正統教義的時期，其實也就是保羅主義正統化的時期。后者是把正統教義教條化與組織化的時期，也就是保羅主義的完全實現期。奧古斯丁（St．Augustine）是教父中的泰斗，于其《神的城》（City of God）一書中說：神起初造天地，這地本是神的國。由于人類誤用其自由意志，從神國墮落出來，而接受撒且（魔鬼）的統治。基督的合作乃是為恢復神的合法政權。其手段則是在地上成立一個機構，作為神國的代表，就是教會。暫時在神預先訂下的時間里，教會與撒旦的政權保持共存，這就是他著名的"兩刃論"（The Two Swords）。教會的使命是征服人類"不穩定的意志"，到了一定時期，就一下子把全部政權收回。換言之，世界上目前的政府、法制，教會對之作一定程度的容忍，讓它逐漸退休消滅。目前的國家乃是向"天國"過渡的暫時形式。目前的正義分兩種：一為絕對的正義，就是神的本身，其中包含公正與慈愛，現都在圣靈里。二為相對的正義，就是世上國家里的法律，是神所允許的暫時利用的工具，目的在告訴世人神的絕對正義和主權。因沒有法律，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法律在那里，罪就在那里。法律專為定罪而設，并不能叫人不犯罪。只有圣靈才是解決問題的力量。在第五世紀，就教會與國家權力的暫時分界，教皇葛拉秀一世（Pope Gelasius I）作了正式的宣布。至于教徒個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優良教徒的最高獎賞是"與基督一起做王"，那么先必須"結果子"。所謂結果子，有兩個實質的意義：一是傳教，二是捐錢。保羅說：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得傳。甘心也罷，不甘心也罷，責任已經交給你了，倒不如歡天喜地的做去。跟什么人在一起，就要像什么人，為的是得人。得的人越多，也就是結的果子多。那么，捐錢呢?每個教徒每月必須繳納總收入的十分之一，更多的便依各人心意與現實能力而定。捐得越多，就是結的果子多。在現本的新約保羅的書信里，他一再關照各地教會把收來的款項準備好，等他來取。后來他倒像是個收款專家，一大筆一大筆的親自解送耶路撒冷總部（那時總部還沒搬到羅馬）。但是，如果教徒沒"結果子"或"結不好"怎么辦?那么不結果子的枝子，便要從樹上砍掉，丟到火里燒掉！第四世紀初，羅馬皇太后（康士丹丁一世之母）大媚教會。捐獻無數。到康士丹丁（Emp．Constantine I）即位后，基督教在羅馬大興，遂為國教。以后羅馬雖亡，而羅馬教則不亡，實際統治歐洲一千年。直到十五世紀后，教會分裂，才又逐漸退回宗教的地位。這并不意味教會從此衰亡，而教會卻因分裂更變成多采多姿，更能因應世勢的變化，進而更積極參與。譬如在中國有過許多教案，累得大清王朝，精疲力竭。便是教會權勢結合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權勢，積極擴張的例證。總而言之，猶太文化摻挾希臘、羅馬的一切思想學術、典章制度，而巍然壯大，再摻合十九、二十世紀的科學技術、社會潮流，儼然不可一世。其隨機變化，無孔不入的進取擴張熱能與磁性，還是方興未艾。凡此，可通稱為：西方文化。也就是；西風。
    論者或謂：自古以來，人類即有宗教，教義講解雖各不相同，而其宗旨無非是勸人為善。因此對國家社會也有益處，何必如此吹毛索斑?再說現代科學昌明，人類對宗教迷信自然會漸漸談忘，花費許多精力去研究它，豈非庸人自擾?其實，自古以來，宗教種類雖多，宗旨也有入世、出世的不同。然而，口中雖說出世，到頭來還是人世。說過了小乘，再講大乘，把否定了半天的東西，一下子又肯定了回來。所以，不管它是宗些什么，教些什么，一言以蔽之，就套一句保羅的話吧：為的是得人。得人做什么?就是要人家思想行動、做事為人都要聽他的。而且有人就有財。特別是現代美國的好些宗教，千里來龍，此處結穴。畫龍點睛，就只一個"財"字。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當然的現象，不足為奇。如果得了人，卻不只為財，問題就更不簡單了。查自耶穌以來，其組織在世界上所扮演的，無論其出現的姿態是宗教的、抑是政治的，和平的、武裝的，公開的、秘密的，科學的；文藝的，經濟的、還是感情的，其總目的就是"政權"二字。這就是他們的陰陽兩面手法。譬如，從前在歐洲，社會里只有貴族和人民（農奴）兩個階級，耶穌的明密兩教為了政權，其"銀行"便向貴族貸放巨款。前面已經提過。當貴族和人民兩敗俱傷之后，卻便宜了兩頭取巧、坐收漁人之利的商人中間階級。此輩憑其經濟上的實力，向破落貴族要求對其本身私有財產的保障，也就是參政權。甚至教唆利用農民暴動以達成目的。這就是當時的所謂民主革命。也就是資本主義民主時代的開始。由是教會投資的對象從貴族轉移到商人的頭上。同時，由于中產階級當權，知識發達，科學萌芽（前面也曾提過：馬利亞密教對此曾作長期投資）。機器發明后的商人變成了資本家。他們考慮：資金、原料、工廠（包括工人、機械）、銷售、利潤等。以貪婪為動機，利潤為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利潤越高就越可夸耀成功，視為榮譽，因之社會地位可以上升。那么，要利潤高則必須成本低，要成本低則必須壓低原料和工資的價格。在大規模的生產需求下，歐洲地區的油水有限，于是非向外發展不可。如何可得廉價或免費的原料和勞改力呢?除掉去強搶擄奪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在教會"恕你無罪"的祝福下，羅馬帝國被現代化了。同時教會還替資本家作先鋒，這就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殖民主義。傳教通商與堅船利炮，相互表里，相互為用。風助火勢，火借風威，一下子燒遍了大半個地球。由此，大資本家發了大財，小資本家發了小財，殖民地的走狗買辦也發了些國難財．殖民者過的是富裕、豪華、進步的生活；而被殖民者可憐，被刮得一窮二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抬頭，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見風轉舵，把"硬戰"變為"軟戰"，是謂軟戰時代。要徹底實行"基督的博愛主義"。就是把堅船利炮往后挪了一步，易以貸款投資、經援協助為先，把傳教通商變為民主自由。在此"自由"的定義和內容是："我有使用；占有你的廉價原料、勞動力與土地的自由。""你有買--以你的資源、原料和勞力做出來的--我的產品的自由。""你若無錢。來生產或購買我的產品時，你有出利息向我借貸的自由。"--是為：自由市場經濟。此制度必須力求"穩定"．"如有破壞我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情，我有使用堅船利炮，確保其穩定的權利。""你有親我，反你本國的自由與權利，如你此項權利受到傷害時，我有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進行干涉，包括使用堅船利炮的特權。"--是為：人權。"為確保人權，你必須成立多黨選舉制，而被選舉者必須具備親我的條件為資格。但在你當選后，如發生不親我的情事時，我有策動把你選掉的權利。"--是為：民主。故你的政局必須力求"不穩定"。"為了表達我的愛心，我可將我的過時的、腐朽的、有毒的、無用的產品奉送，或低價售與，或高價折抵我對你的貸款投資，作為經援協助。你有歡迎的自由與權利。""我為確保你永遠在進步中，我有為你設計、承包或參與你一切最新的建設與開發的權利。你必須修改你的法律規章保障我的權利，即為保障你能進步的權利。""我有派遣教士、學者、專家去教導體下一代的自由和權利。確保你落后、我先進的意識形態，你有永遠羨慕和追隨我的自由與權利。"……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英國名哲學家羅素（Russell，Bernard 1872一1970）就說過：沒有基督教，就沒有西方歷史。凡此，怎能大而化之，稱其為"勸人為善"呢?吾人即使承認"勸人為善"這個命題，但必須先弄清楚，什么人勸什么人？怎么個勸法?勸的是什么善?善于誰的善?譬如，我勸你把家當都給我，你聽了勸，我當然夸你善，因你從善如流而善于我。你若不聽勸，我就罵你壞。因你不可救藥而不善于我。如果人家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光勸勸，不聽就算，也還罷了。只是人家卻有個"勸善三部曲"；第一，勸你為善于我。第二，幫助為善于我。第三，逼你為善于我。不聽不行，跟你沒完，好歹弄到你全聽了為止。如還有一部邊曲，就是頒獎鼓勵。如戈爾巴喬夫因敗壞馬列主義，使東歐與蘇聯內部分崩析離，一味向西方搖尾乞憐，故以諾貝爾獎金賞之。再如達賴，以分裂祖國國土，主張西藏獨立，是西方夢寐以求的"善事"，故亦賞以諾貝爾。如果人家說，它只不過是宗教，你就完全接受了；人家說，只不過是勸你為善，你就信了。你就是生來太善，是不用再勸的了。至于宗教對國家社會的益處么，且看羅馬帝國吧。自康士丹丁一世大興基督教后，不旋踵而帝國分裂，以致于滅亡。再引唐朝韓退之的一段話，就再也明白不過的了。韓愈說：從前黃帝在位百一十年……周穆王在位百年（他們都在位久，享國長）當其時佛法末至中國，非佛法使其然。到漢明帝，引進佛教，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更謹，而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只食菜果，后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寢滅。事佛求福，乃更是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他下面繼續說：人民老幼奔波，棄其生業，斷臂臠身，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總之，宗教對國家社會有何益處?
    論到科學時代，宗教迷信自然消退一點，科學自科學，迷信自述信。二者的消長似并沒有絕對的關系。從事實來看，科學是"已知"，已知與未知相對。譬如在紙上畫一個圈子，圈內是已知的范圍。那么，圈子畫得越大，則其與未知的接觸線就越長。換言之，人類對其已知的領域不斷擴增，則其未知的領域亦必自動地相對擴增。再從人類歷史來看，人類于其"未知"的處理，向來是用宗教迷信的方法。除非，導之以政，齊之以禮，有好的教育和領導，否則，要破除迷信，談何容易?而宗教迷信之被人利用，又何能避免?回想中國咸、同年間，允許西人傳教。有一個窮秀才聽了教后，一點就通。他也泡制了一臺"復活"的好戲，傳聚得好些教友。每人以五兩銀子入教，不久，教徒就聚了累千盈萬。上帝耶穌被尊為天父天兄，自己位列第三，自稱天王。手下好些弟兄也統統"做王"。其國稱"天國"，只是多加了太平兩字。這人就是在中國縱橫十五年太平天國的洪天王，洪秀全。以致后來稱為虔誠基督教徒的孫中山小時，聽父老談洪楊故事，怵然心動，勾起了他革命的心思。羅素之言，豈僅限于西方。雖然是，所謂：此一時也，被一時也。居安思危，至少這未雨綢繆總勝過亡羊補牢吧。老子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正可令人三思。
四
    紀元一千二百年中，元太祖西征，給予歐洲社會一個很大的沖擊。到一干三百年，馬可波羅的著作給歐洲帶來一個美夢。而歐洲當時在教會極端專制的統治下，在上面的人們過著極端腐敗奢侈的生活。從西方歷史中看到，羅馬的貴人們穿綢裹緞，非絲綢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富貴身份。上行下效，一時蔚為風氣。絲綢的來源則遠在中國，故大唐以來，絲路上貿易頻繁。以黃金易絲綢，羅馬的黃金外流量相當大，史家詬病其事，認為帝國經濟崩潰，以致分裂敗亡，與中國貿易是其中因素之一。一千四百年開始。歐洲人試圖掙脫教會的枷鎖，要向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喚回春夢，是為"文藝復興"（Renaissance）。從意大利而至全歐洲，醞釀了一百年，到一五一七年十月卅一日，馬了路德登高一呼，竟將那執政一千年，手握圣俗兩項大權的羅馬基督教會，拖下了馬。這中間馬利亞密教為了自衛，同時報復一三零七年教廷與法王聯手屠殺之恨，出了很大的力氣。馬丁攻擊教廷大罪九十四款，其中尤大者是教廷把持"解經權"。他不管教廷怎么說，就開始自己詮釋圣經，越詮釋則越發現教廷之所作所為，不僅是錯之又錯，更且是背道而馳。因之，他直呼教會為魔鬼。由于他背后，上有費多利克公爵（Duke Frederick）庇護，下有越聚越眾的教徒撐腰，教廷干方百計，殺他不到，始終沒奈他何。于是教會從此分裂了。然而，他卻作法自斃。既然馬丁可憑己意解釋圣經，誰人不可?由是，解經者各執一說，紛來杏至，并木奉馬丁一家之說為圭臬。他受兩面夾攻，氣急攻心而死。馬丁雖死，而解經之風未息，至今基督新教大者亦至少分六干余派，互相攻訐不已。論者或問，既然基督教的理論教義，根本建在不通的謊言之上，羅馬教廷封閉圣經時，人們難以發現，后來。大家自由讀經解經，難道就沒有人能發現它的錯來，不然基督教何以尚能風行?其實，并非人們不能發現錯誤，否則現在我們有什么根據說它不對?只因其中有個緣故，不信的人哪里去管什么圣經不圣經，多是信了教的人才去看它。那么厚的一本書，天下有幾個人能念完一遍?就算念完了，又有幾個人能念通了它的?但有人發現它錯了，早已不信教抽身而去，就不會再在教會里，跟著打官司。這些打官司的多是由一個人念了一段，自命受神靈啟示，發現了一個"真理"是人家從未發現的或認為以前人家會錯了意的。譬如，一人說：我發現信徒入教要被浸在水里才能得救上天，你們那些只在頭上點幾點水的洗禮不算，絕不能上天。于是有好多怕不能上天的，就都來跟著他受浸，于是浸信會成立。此派專罵那些未跟來受浸的教徒不對，根本不能得救。別人也回罵，大家越罵越氣，就叫對方魔鬼。六千多派大致都是這般勾當。至于基督教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大家是只見秋毫之末，不見輿薪。或竟是不能面對事實，只好存而不論罷了。就因為這樣爭辯之風越吹越盛，帶動了哲學的爭辯，一下于學說林立，如雨后春筍。他們大多是把那希臘前哲講過的理論名詞，加些見解，編些新鮮的話頭，用些什么主義作題目，看起來琳瑯滿目，到底有拾人牙慧之嫌。茲擇幾個極具影響的大學派，分述于后，此于西風，聊可一窺完豹。
    在一六四六年，德國翰諾垡（Hanover）出了一位智冠群賢的學者，名叫萊布尼茲（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Von），他曾為翰諾垡公爵（后為英里喬治一世）的上賓。一日，有人拿了一些圖案給他，他不看猶可，一看之后，忽然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然后捉筆疾書，寫道：希望他能做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太偉大了，幾千年前就有了這個無上的學問……他認為此生他能見到這個，乃上帝特別恩賜。到底那是什么東西呢?原來就是簡單的太極、陰陽八封的圖案。他未識中文，自然不懂說明。只就這圖案，已被他慧眼瞧透。因為其中不僅包含了代數學的原理，而且包含著宇宙中一個極奧秘的公理，就是正、反、合的辯證法的公式。也就是矛盾統一的標記。從數學來說，就是否定，再否定。負×負＝正。他是個數學的泰斗，又是大哲學家，自然這個奧秘絲毫瞞不過他的法眼了。后來，這衣缽傳了康德，康德哲學至今籠罩美國。康德傳了黑格爾，黑格爾哲學替德意志民族打足了氣，得了金剛不壞之術。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的精華，建立了辯證法的唯物論，為世界貧苦受壓迫的大眾謀求幸福。萊氏著述等身，如今都被保存在翰諾垡圖書館。他于一七一七年逝世。后七年而康德生。
    當十七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民主萌芽，各地顯得一片混亂，實際支配人心的思想，就是不信不義，唯利是圖。于是有荷蘭人格老秀斯（Grotius，Hugo 1583-1645）出而主張：人的理性乃為天賦，其中的正義有如數學中2×2＝4，神與人都無法改變。故對任何人（人民和統治者）都是同等的拘束力。秩序是正義的目的，而法律則為其手段。人必遵守其國內法，否則就沒有社會安寧，亦無幸福可言。同理，國際間也應有"國際法"維持國際秩序。此為國際法之名詞在世上首次出現。與其同時有英倫人霍布斯（Hobbes，Thomas 1588-1675）出而力反其說：霍氏認為：人天性好斗（war of everyman against everyman），但當其覺得和平合作較暴力斗爭對自己有更大利益時，亦樂意放棄個人完整的權利，允許他人對自己有某種程度的自由。這就是他的"契約論"。但人若違反契約而無一更有效的力量予以處罰時，則是必無人愿遵守契約．因此，立法、司法與強有力的君主三者都是人所必須，惟對君主的制約則為人民本身，因它是君主必須面對之事實。格、霍兩派的爭論實為法蘭西革命與北美獨立的導火線。其間又有荷蘭學者斯賓諾沙（Spinosa，Baruch l632-77）出而更正霍布斯的絕對主義，主張國家存在的目的是訓練人民生活行動的安全與自由和擺脫仇恨與奸猾。故此，民主才是政府最合理的形式，因為人民不會長久遵守他們不能批評的法律。然而全體人民的想法無法一致，故大多數人民的聲音該具有法律的力量。此創多數決主義的先聲。同時又有英倫學者洛克（Loche，John 1632-1704）主張財產權天賦說。其說認為：凡物在自然之中，原是公有的，個人有權各取所需。但物體經過個人加工后，則成為個人的一部份，其功用與價值乃從其勞動力而定。此說為后世"勞工價值說"的前軀。洛克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即為保障個人的財產（包括：生命、身體、名譽、自由與產業）。政府的權力為"公權力"，乃由人民"同意"而生。人本有各自保護其財產的本能，至此，各人將其天賦權力交了出來，成為公權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諸權力）。蓋如此保護個人權利遠較各自采取行動為妥善。此為洛克的"契約說"。進一步，為了此公權力不被濫用，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應該分開，是為其"分權說"。后世盂德斯鳩（Montesquieu l689-1755）和盧梭（Rousseau，Jean Jacques l712-1778）承其衣缽，更發揚而光大之，為世界所奉行。盧梭于一七六三年寫了一書，叫《愛彌兒》（Emile）。康德在讀此書時，競為之廢寢忘食，連每天必修的一課--菩提樹下散步--都停了下來，對之大為贊賞。十八世紀以來，哲學的方法多為獨斷主義。同時，各派（稱為；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懷疑主義、神秘主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康德出而以批判的方法，檢討諸家得失，是為批判主義哲學。
    康德（Kant，Immanuel l724-1804）生于德國的肯尼斯堡（Konigsberg），生于斯，長于斯，一輩子沒離開過此地。他之所以名滿天下，可能是因他讀的多，寫的多，是個當時的集大成者。他讀了當時英國名人休漠（Hume，David l711-1776）--宗法洛克學說，為極端經驗主義的批判懷疑論者--的文章時，亦曾廢卷長嘆，說：一言驚醒了夢中人。因他當時正沉醉在傳統的教條獨斷主義之中。蓋當時歐洲人總分兩派，非在傳統教條中，即在經驗懷疑內，各趨極端。于是康德把太極圖搬了出來，從萊布尼茲的解釋法，將他的全部哲學分成兩部，前部是純粹批判的，是經驗的，懷疑的，是科學的，也是否定的，因為對傳統的形上學來說，他的態度是消極的。他討論了：神、靈魂、自由意志、人的理性、知識……等等，沒有一樣是能證實的。論者說他：破壞了天真的天地，也殺死了上帝。可是他在后部的著作里，再否定了他在前部所否定的，于是上帝也活了，靈魂也不死了……一切被否定的即時都又肯定了回來。這就是他辯證的手法，使他成了哲學的不倒翁。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他獨到的一些論點：（一）道德并不是從什么天賦神授的理性里發生的普遍價值，而是各個人為實現其更滿意的生活，各自根據其意志定出來的主觀的或經驗的規則。由于各個人的規則大致相同，故產生客觀的妥當性。換言之，道德是人類要過好群體生活不得不然的行為方式，你要是不這樣做，你就過不下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只要你要繼續生活在人群中，就非那么樣不可。法律是從道德的原則產生，不過它是可以被強制執行的。道德是比較自律的，并不可能強制。譬如人若違反了法律的要求，政府是必要出來勉強他照法律所規定的行，他若還不聽，就要受到處罰。人若違反了道德，除了勸導以外，并沒有任何人能從事勉強。只可能再不能得到社會給予他應有的合作而已。由此得出他的"道德法律分別論"。但從拘束人們營為成功的社會生活（善）的觀點來看，道德是不可強制的法律；法律則是可強制的道德。歸根究底，它們是一體的。（二）履行義務是由約束力（法律）而來，約束之所以為力，是因其能排除人們的自由受到侵害。因此約束力即與自由相結合。換言之，人若不能互相尊重，就沒有自由可言。再換言之，自由乃是履行義務的意志，也就是道德的自身。這成為他的"自由論"。（三）各個人意趣非同，利害往往相反。故在個人意志之上，互相承認一規律的、統制的總體意志存在。其一面對各人的權利施以應得的保護，另一面促使各人履行其應盡的義務。這一特定多數人結合而成的法律關系體，就是國家。這是他的"國家契約論"。（四）正義就是國家能達成其保障人民和平生活的目的。從此套出他國際水久和平的論點．他認為超越于多數國家之上，應有一世界國家存在，因為達成和平乃是政治上的最高"善"。在事實上的世界國家未達成前，至少世界現有國家應永保現狀：一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兼并他國。一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他國內政。各國裁軍。各國應各基于"國家契約"觀念制訂共和國體的憲法，以資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與平等。各國應共組"國際聯盟"以解決國際間的各種糾紛。這是他的"世界永久和平論"。綜上所述，康德的每一個論點，現代沒有一點不在世界上實行著。總而言之，康德哲學的第一個部門是盡量否定當時唯心論的形上學，故其態度是科學的。科學的為學是實事求是，先以懷疑，繼而批判，然后舉證。拿不出充分證據的事就不承認它為真實。所以這部門的學問是求"真"的。但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物"，自然不致錯誤。若為純粹知識而求知，或以純粹科學而科學，則其結局不一定是善，可能是惡，而且可能非常惡；也可能發展到人無法控制的地步。這是他在"預見"中所作的假定，為此他覺得非再否定一次不可，他說：寧可犧牲知識，不可喪失理念。持即是對待"人"或"人際"，科學的真知，根本微乎其微，當不了用場。所以哲學究竟是有他的答案的。因為對人來說，哲學的目的是導人為善。所以，康德哲學第二個部門的學問是求"善"。另外，康德在他討論各大問題的同時，也常涉及藝術與審美。因此也可以把他這部份的討論，稱為他求"美"的部門。縱論康德哲學，可以用"真"、"善"、"美"三個字來概括，應該是當之無愧的了。
    黑格爾（Hegel，George Wilhelm Frederich l770-1831）雖然受過很好的大學教育，熬到一八零一年才在大學里得到一個小差事。他既有一安身之所，便開始寫作。那知一本書還未寫完，一八零六年，拿破倉打了來，打破了他的祖國和他的夢。這個打擊影響他思想至巨且深，因而形成他哲學的特殊部份，同時也給后世極大的影響。一八一六年他時來運轉，在極短期內變成了德國青年人的偶像。因為他的哲學是有史以來最有邏輯，最講系統，又極有生氣，使青年人重建自信。同時給予德國的青年一個合理的信念--熱愛國家和民族，讓他們理解：不為國家民族奮斗，就根本不會有生路和前途。可是，正待民族復興之際，他競感染霍亂。僅一天之內就哲人其萎了。論到黑格爾的哲學何以如此動人?蓋因他所討論的每一個命題，無不絕對依照萊布尼茲所傳下的太極形式，即正、反、合三段式的辯證邏輯程式。他把他的哲學總分三部。每部論三大命題，每命題分成三個論點，每論點又為三個步驟來解明。他也就是世界上能把老于"三生萬有"的"三段式"發揮得那么徹底的唯一的一個人。可是，他也曾被人罵為"瘋子"，史家咸認是由嫉妒而生，因為與他同時的另外兩位德國的哲學家費徹（J. G．Fichte）和謝林（F．w．J. VonSchelling）統被罵了一樣的話。而罵人者是一位長久坎坷不遇的哲學家叔本華（Autllur Scllopenhauer）。關于黑格爾哲學最具影響力的幾個特點，茲分述于后：（一）對事物的認識，不能只看該一事物的本身，必須先認清與該一事物有關系的周圍一切其他事物，才能對該事物具備真的認識。譬如我傷如要知道腦于是什么，必須先明了身體與其他臟腑跟腦子起些什么作用，才能把腦子作一正確的說明。如此類推，如要認識人是什么，先得把社會弄清楚，要認識社會，就得把歷史弄清楚。一粒石子丟在平靜的湖水中，它所激起的浪圈，一圈比一圈大地向外擴展。這就是他的"認識論"，又從中套出人類的社會任務和歷史任務，導出后世的社會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哲學。（二）人，或人格，本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但由于人憑其自由活動的機能，與物發生了關系，而產生財產（所有）。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如無財產則根本無法實現和確定他自己。財產的所有權又因財產自由轉讓而被確立。財產的轉讓之所以能發生效力，乃因自由本身愿意接受限制，這便是他的"契約論"。所謂契約，就是一個人愿意將自己自由的一部份讓與，并用以保證他人相對的自由，也就是法律。法律是裁抑個人之力的客觀精神的形式。從而導出他的"國家論"。法律雖是公共意志，仍然只不過是個空洞的概念，直到個人的反復意志與合法意志發生矛盾時，即表面上法律被戰敗--個人的違法犯罪，在刑罰的形式下，法律才為法律--彰顯其十足的權威來。因此法律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報復。正義與公道都由法律給予其一定的光彩。然而、法律的正義僅能判斷人外在的行為，無法判斷人內心的真動機，最精明的裁判官有時也會事后發覺受騙，故不得不有道德。道德是人內心的法律，即法律與個人意志完全吻合一致的狀態。法律以約束身體物質生活為最高目標，道德則使一切有用事物，職從于善良之下。（三）道德最基本的實現就是婚姻，因人本是雜交的，婚姻的契約，故為神圣的義務。婚姻（家庭）是社會、國家的基礎形式。國家是家庭與社會的統一，也是最高理念的代表。自我主義和自利主義在國家內受到抵銷與糾正，使真正自由得以實現。（四）國家的形態以基督教會與英國憲法國會制為最佳，因它是君主專制（完全埋沒個人）與民主共和（個人激烈政爭）的統一。個人與國家是對立的兩體，此矛盾的統一在于兩者的互助與合作，也即是彼此制衡。他以羅馬為例，羅馬共和國本呈制衡狀態，但因羅馬帝國執政者的自私自利造成政治的反動，國家的總體利益于是消滅，代之以愷撤的專制獨裁。以后凡被羅馬征服過的世界都被丟到同一個模子里，塑鑄成"硬硬的、無力的一塊"。國家的內在組織（憲法）應三權分立，即君主、立法、行政（包括司法、警察權）三權分立。君主代表國家，使完全抽象的國家被人格化，"朕即國家"。但每一權力自身又表現其憲法的整體性，而君主權統一立法、行政二權。對外來說，國家等于民族。民族是同一語言、宗教、風俗和同一理念的人們。最果敢的民族--代表著最活躍的理念--常居于統治與勝利的地位。國際間的條約不可能與個人間的契約有相同性質，因在國家之上并無更高的主權來保證條約的約束性。．故國際間出現利益和意見相違時，其最后解決之道，就是戰爭與勝利。戰勝之國所代表的原理是：更真實、更優越和更接近理想；而戰敗之國卻代表受了譴責的原理。在任何一個時代里，總有一個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具優越性，此時此民族乃成為世界文明的先鋒。這就是人類歷史的進化，民族是有限，通過戰爭．統一于無限之世界史中。總而言之，黑格爾不像康德，他批評康德的國際組織與永久和平論，頂多是個有名無實的東西，所代表的不過是"應當如此"而已。事實是在歷史的殿堂四周，興衰更迭，無有已時。對此若無真知卓見，則必如癡人說夢。故他有兩句名言，可做結論：合理即實在；實在即合理。
    馬克思（Marx，Karl l818一1883）是德國猶太人，在他受教育的期間，正是黑格爾思想彌漫德國最高潮的時期。一八四二年他得哲學博士學位時，正值黑格爾逝世十周年祭。盡管他一心追隨黑格爾，但在黑格爾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他是過不了關的。于是他不得不去法國另辟前途。當時由于資本主義的盛行，從而弊病叢生，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人們要求平等與經濟上的公平分配的呼聲，高遏云霄。他就在巴黎加入了激進的團體，開始批評黑格爾把辯證法錯用于唯心論上，結局只能把人們導向虛幻的夢境，事實上根本解決不了大多數人類的倒懸之苦。因此，必須正確運用辯證法，就是把它從云端里扳轉來，以科學的觀點來運用它，才能生出正確的力量來。于是辯證法就變成了實證論的，而一般的唯物論就變成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了。馬克思在他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名著《資本論》里，對當時歐洲的社會實況和經濟制度作了詳盡的分析，同時對所有權與生活資料的分配問題也作了極周密的討論。他所作的結論是：勞工以自己勞動生產了產品，獲得其價值的一部分以維持生活所必需。但除去這部分之外，則必有一些剩余價值，資本家就把剩余價值取去作為資本的積累或再投資。資本家為想要榨取多得一點剩余價值，就盡一切可能使勞工多干，苦干，而少得所需。于是勞工的一切條件就越來越壞。勞工仍被壓迫到最后，只有起來反抗，直到取得政權為止。這就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科學的運用。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就有了科學的充分證明。同時，資本主義在其工業化后，生產便有了劃時代的改變，由于生產量的繼續增加，資本主義的本身就限制了自己作合理的分配，通過工人階級革命成功，公平的分配才能實現。因此，他批評當時一大堆的社會主義者，高言闊論，都是理論上的夢幻。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社會里，分配的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后，政府（法律）--為壓迫者服務的工具--便退化而消滅。質言之，馬克思的思想也是一個集大成的哲學。綜合了柏拉圖、耶穌、基督教，黑格爾，當時的社會學和經濟學諸家，而各取其長，融匯而貫通之。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憑其兩百年生聚搜刮的實力，國力強大。各國在訂成了廢墟之時，從舊衣、奶粉到汽車、飛機，沒有一樣不要向美國買。美國成為唯一的大出超國，進自以為不可一世，自封為世界盟主。繼續以軟戰方式向第三世界搜刮。為圍堵中國，第七艦隊封鎖中國沿海，在朝鮮打了一仗。落個平手，在越南又打一仗，反落個大敗虧糟。從不落日的大英帝國建立起來的白種人優越至上，攻無不取，戰無不勝，為所欲為的主人翁心態，遭到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挫折。由于這兩次的戰爭，美國是拿錢出去花，于是國庫為之空虛．同時各國漸漸恢復元氣，不但可以不買美國貨，反而以價謙物美與之競爭，甚至進銷美國本土。美國人久因富足，奢侈淫逸，不能耐勞。但凡當初羅馬亡國時的癥狀，無不齊備。好幾年前就有人作書，詳為比較解說，用為警告。美國人不但不悔，反而更夜郎自大，國債居然高達四兆億余。各大銀行朝不保夕，一九九一年就倒閉二百五十多家。美國的失業、吸毒、性病、蕭條、貧因……問題言不勝言，正是方興未艾。論者或謂：資本主義雖并非完善，但究競也是繁榮過的。現在偶爾不景氣，過些時說不定又恢復景氣，如何能肯定說它崩潰呢?其實，若要明白此點，必須先弄清楚現代資本主義依靠什么而興?資本主義者，開宗明義第一，就是資本。有本才能求利。那些占人口百分之一的資本家階級都是由來有自的，他們手里握住的就是資本。他們當然不能把資本放著睡覺，最上算的辦法是放債，坐收利息。現代的新名詞，美其稱謂：融資。社會里有一批人擁有知識、技術和技能，卻沒有資本來發展，于是就向資本家陳情，要示借貸（條件各不相同）。這些借到了錢的就立地成了準資本家。如果在他們的經營之下，可以還得出利息來，就叫做成功的經營。有了這個信用，就可以不斷地接著借更多的錢。為了滿足資本家對之有不停止借貸予他的信心，在外表上一定要搞得氣派，不斷開辟市場；在內部就要加緊刻苦員工。因為只要融資上一出問題，什么都要垮臺。
    從另一面來說，現代經濟學把這一套制度化了以后，發展到雖非企業，也可融資。小自穿衣吃飯，中至求學結婚，大至購屋置產，無事不可融資。人一生下地，就已經向"銀行"負了債。負債過日子，寅吃卯糧，以前是無賴行徑。現代經濟學稱為：創造性的財務管理。因為原來上不起學的，只要有銀行肯借錢，就馬上可有學上。買不起車子的，馬上就可有車子開。買不起房子的，馬上就可做房主。這樣的無中生有，發展起來，就是一日千里。可是，這些債務人在后半輩子里，無日不在為償債而勞苦重擔。本上加利，利上滾利，有大半人列死都沒能還完。如果一旦失業、疾病，塌了一個月，繳不出應付的月息。房子、車子、家具……立刻被債主收去，落得一無所有，只好一家老小夜睡街頭之上，從經濟學來說，這是唯一能達到"快"、"大"、"多"的手段，而在人生的意義上來說，無論償債的情況如何，一輩子做百分之一人的奴隸，永遠不得翻身，到底所為何來?
    現代，還有一種集資的辦法，就是股票。一個企業一面從資本家手里借，一面還可以發行股票。一個公司只要能躋身于股票市場之中，資本便能不斷源源而來。人民省吃減用，一點一滴地去購買股票。一面在心理上，他也變成準資本家；一面也學資本家，將本求（紅）利。公司如何能吸引人民來向它"投資"呢?必須外有高樓大廈，內有"創造性"的收益。在公司的財務報告書中的利潤里，別出心裁，多加上凡個零。人們買賣股票，就是賭博。十賭九輸，最后跳樓自殺者，比比皆是。最可悲的是：這種制度固然能為準資本家和資本家快速籌措資本財富，而對社會的教育是，不必腳踏實地，不要勞動生產，只要玩弄投機，買空賣空，唯利是固，向錢看齊。
    總而言之，現代西方經濟學里的創造資本論，雖然勉強支持了四十年，這種挖肉補瘡，拆東補西的辦法，遲早會要遇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到此諸種馬到懸崖難回頭、船到江心難補漏的現象畢出，絕難自我安慰，視為暫時的不景氣。辯證法是不會錯的，就在這否定與再否定之際，必定要有一個負有歷史新任務的、優越的、更接近理想的、合理的理念，出而解決這個矛盾，開創人類歷史新的一頁。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在舊約但以理書第二章三十一節，記載了一個故事，把它當作寓言來看，也還有意思。故事說：巴比侖（今伊拉克）王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大人，頭是金的，胸膛膀臂是銀的，肚腹是銅的，腿是鐵的，兩腳是半鐵半泥的。忽有一非人手所造的石頭打在腳上，把腳砸得粉碎，于是全身體都倒下來，也都砸得粉碎，像糠批被風吹散。那石頭卻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王召了但以理來，他就為王講解這夢。他大致說：金頭代表現今巴比侖的尼布迦尼撤王朝，其次每一段都代表一個大王朝，石頭卻代表不屬于同一體系另一王朝，最后取代了原先的體系。如果巴比侖王朝為金頭所代表，那么，其次銀子就應代表波斯帝國，銅就應代表亞歷山大帝國，鐵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像鐵一般統治，但腿卻有兩條，性質同是鐵的，便像羅馬帝國與基督教會雙重統治。半泥半鐵的腳也是兩個，就像美國蘇聯一松一緊。這些都屬于同一個體系。都是西方文化體系。最后被一個不同體系的文化把它砸得粉碎。取而代之者是…個崇尚自然的思想體系，非同于崇尚人工的金屬體系。如果這個寓言作為這樣講解的話，現在不正是"石頭"出現的時候了嗎?1老子所謂：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是否正合此義呢?　　

第十一章 中國歷史的病根

世界四大人類文化發源地的另外兩個：一是恒河流域；一是黃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其基本形態是極端神秘主義的。由于中國道學思想的傳入，形成了印度教。這就是印度文化的主體。另外由凈飯王子釋迦牟尼創始一種佛教，于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因它與中國原本的思想，方柄圓鑿，格格不入，受到極大的排斥。后來經過長時期的熔化改變，佛教逐漸中國化，一度大有喧賓奪主之勢。而它在印度反一蹶不振，消聲滅跡了。西風東漸，印度亡于大英帝國。后來回名雖然恢復，但也象埃及、希臘一樣，靈魂卻早彼人攝走，萬劫不復了。
論到這燦爛五千年黃河流域的中華文化，它有一個特殊的根基，就是"家"。沒有這個"家"字，就沒有中華文化。《說文》謂：家，從"宀"，從"豕"。家，居也。段玉裁解釋說："豬之居也，引申假借以為人之居。"《易經》家人卦彖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的成員是父、母、兄、弟、夫、婦、子、女，正是孟子所謂的"八口之家"。人的生存基礎是人和物，人之所以為人，因其與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人要生活就非得有生活資料（物）不可。人類在漁獵時代，為了食物，整天與禽獸追逐拼斗，生命既無保障，人與人并無固定關系，人與物（財產）亦沒有多少固定的關系。到了畜牧時代，人有了馴服的禽獸作為工作對象和食物來源。生活既有了屏依，對人和物都有了固定關系，只是未能長期占有固定的空間而已。豬在這個時代里是比較易豢養、善繁殖的代表，故有豬的地方才有人。家庭雖以人為成員，但若無豬則不能生存。這就是中國人當時造字的客觀條件，充分地顯示了中國人的思想方法絕不是唯心論的。同時，也是非常實在的，以經濟決定一切的觀點更是由來有自。到了農業時代，人與土地發生了固定的關系。土地對人來說是靜的，于是人因地區而聚集。但豬在經濟上并未減損其價值。所以家字至今也未改變其意義。又序卦傳謂：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這樣一來，家與國就聯系起來了。
上古之人，如莊子在盜跖篇所描寫：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糜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相害之心。何以人只知有母呢?因上古的人對于受孕的知識未精，多以偶然發生的特別事物來解釋它。例如，《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修已）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大禹的母親吃了薏米，就生了大禹。這簡直是神話。但從社會學來看，它的意義并不重要，而有意義的部分是他們這個家把薏米當作了他們的標記（圖騰），因而得到了代表薏米的"姒"為姓。姓的意義就是"德"，德就是性質的意思。那么大禹這家人姓姒，同時具備了薏米的性質。于是，風姓是鳳圖騰，姜姓是羊圖騰，姬姓是（白）芷圖騰，董姓是龍圖騰，禿姓是禾圖騰……不勝枚舉。姓團逐漸繁榮與遷移，于是姓與土地發生了關系，產生了次級的姓，就是氏。也可說是姓的支團離開了總團，以現居地為氏。例如，姜尚本姓姜，他的氏是呂，所以人又都稱他呂尚。姓氏在中國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為同姓同德，一則以維團結；二則同德者之間，禁止通婚。《左傳》（僖公）：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昭公）：其生不殖，則相生疾。這似乎是基于生理學上的理由了。《禮記·曲禮》規定：娶妻不娶同姓。《漢書·食貨志》："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回索到《孟子》（梁惠王）："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從此可見，家的人數，五至八口，是采小家庭一家數口主義的。治田百畝，可見他們都是勞動人民。一夫挾五口，是采男性中心主義的。到了東漢以后，記載里經常看到，世家大族，每稱百口。著名的陶潛戒子書："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范幼者，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唐代的張公藝九世同堂，常被標榜稱道。《唐律》："同籍及期親為一家。"《清律》："一家，同居之本宗，五服至親皆是。"這顯然可見，中國的家自周至清，小自數口，大至數百口，都以"同居共財"為標榜。不但社會如此風尚，政府如此提倡，法律如此規定，違反了它還科以重刑。《禮記》："子婦無私財，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唐律疏義》："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然而做人父母的總是要死去的，因而產生了繼承的問題。原則上。在父親去世后，父親的身份、人格和財產，一切都由兒子繼承。如兒子不止一個，則由長子繼承。這繼承的長子叫做"大宗"，其他兒子叫做"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乃遷。這是說。如果大宗以后沒有兒子，就得在小宗的兒子們里頭選擇一個過繼到大宗來。如果這個小宗只有一個兒子，那么這個小宗就得絕后，但決不可讓大宗絕后。如果這家子孫繁盛，那么小宗就可成立獨立宗，他自己以后再分大宗小宗。大宗也是一樣，再分自己的大宗小宗。歷世越久，分析越密。這就是中國特有的宗法社會。例如，文王創立周室，武王是長子，繼承了文王。周公是次子，是小宗。后來在魯自成一系。武王的長子成王又繼承武王，成王的長子康王又繼承成王。這文、武、成、康……都是大宗。這個宗法主義是個非常復雜的制度，在此只能從簡。不過從此看到，中國周朝這一個國，實質上就是一個家。家長即是國君。《尚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又有所謂："君之，宗之。""作之父，作之君，作之師。"換言之，君主就是家長（族長），家長是要盡一切可能為家族謀幸福的，同時，他通常是德高望重，是家人的榜樣，平常也對家人愛深責切地循循善誘。所以他又是老師。因此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國和家是分不開的，所以國家二字經常聯用。進而國家和民族也是分不開的，故國家民族四字經常聯用。稱國又必稱祖，于是祖國二字又經常聯用。語言文字如此，其正是思維如此的確切說明。而中國人所信仰的天、地、君、親、師，往往都把他具體化在國家領袖的身上，把感恩，敬畏，愛戴和希望也都集中在他身上。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許多特點。茲從正面加以分析，'演繹于下：
（一）中國人把家塑造成家族制度，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智慧。縱觀《舊約》，猶太人相當自傲他們的十二支派，如何把他們統合起來，其總綱見于摩西的十條誡命。而十誡之中，前四條都是如何對待神的（唯獨一神、不可拜偶像、不可褻瀆神、守安息日），第五條是"敬父母"，剩下五條是如何對弟兄（不可殺、不可淫、不可偷、不可假證、不可貪婪）。雖然他們也講親戚關系，但"兄弟鬩墻"，其中摻含競爭斗狠的極大成分。以上五誡可說是維持和平的最低要求：不可互殺，不可互淫，不可互偷，不可互相作假見證攻擊對方，不可互相窺伺彼此的錢財。一旦連起碼的這些點都做不到，只要違反一點，就連最基本的和平都維持不了，還談什么互助互愛?至于對父母雖然講敬，但敬之一義是附條件的。就是你要有可敬之處，方值得敬，否則不過勉強敷衍，敬而遠之。出發點究竟不是骨肉情深，自動自發的。所以幾千年來，猶太人到處鉆孔打洞搞人家，圖些小名小利，猶有余刃，但對自己一個小小的國土都保持不住。可見其"合理性"是不高的。可是，中國人對家族的描述，不是立足點的，而是齊頭點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節。這完全是基于骨肉深情，自然而然的流露。父子之間，舐犢情深，性命都可以為對方犧牲，如果還談些表面上的敬與不敬，豈非小巫大巫，語無倫次了嗎?兄能友，弟能恭，互助互愛，相依為命，在這種情意之下，根本對彼此鬩墻的那些沒出息、見不得人的敗家羞恥，連提一下都還嫌污了嘴呢。如此擴展到國，則君正，臣忠。凡此，都是互相對待的，并非片面的要求。是在至情中的自由意志，絕不可能是一種道德或法律的硬性規定。也不能把它當權利來主張。同時，父子，兄弟，夫婦，以至于君臣，都是由情愛而產生的自然定位，絕不能用人為的方法造成，也不能用人為方法打破。總之，中國文化的基本出發點是"情"，是"自然而然"。這就是東風與西風最基本的不同點。
（二）若是一定要用西方的術語來解釋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的話，那么，中國的家族主義，第一是集體聚居的，第二是每一個個人都是家族的一分子，受到家族完全的保護，從養生到送死，家族負一切的責任。從精神榮譽到生活方式都是整體的。個人對家族也是盡其所能為整體服務。只盡義務，不主張權利。連權利二字聯用，這個名詞都沒有。也是根本不須要有。直到近代，歐風東漸，權利二字才朗朗上口，成一專有名詞。從經濟方面來說，對于生活資料以及其他財產的分配，都以"均"為標的。任何不均的現象，都被視為不公正，非正義的，也是不道德，非法的。中國在周朝所實行的井田制度，是高度的土地國有制。家單位授田，男耕女織。至今牛郎織女仍是中國勞動人民樂道的故事，他們勤奮勇敢，為國為家，終年辛苦，連自己的愛情和家庭生活都犧牲不顧。北魏推行均田制，唐代仿北魏有所謂口分田、永業田。后世授田均田雖不復見，但家單位在農業生產合作上是從未松懈過的。經濟生產如此，對國家社會服役也是如此。從各朝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納賦、當差都是以家為單位，如有違背，罪及家長。如大清律例：凡戶全不附籍有賦役者，家長杖一百。凡豪民令子孫弟侄跟隨官員隱蔽差役得，家長杖一百。從法律的規定來研究制度是最簡便直接的辦法。中國自周到清，實行家族主義，三千多年沒有間斷過。前面已經引過《禮記》和《唐律》，不必再贅，且看《清律》：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總而言之，中國人自然而然五千年來就過著家族主義的生活，也可稱之為素養，也可稱之為本質，是中國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近代，歐風東漸，為了要與列國并駕齊驅，熱心吸收西洋學術潮流，主張個人資本主義者大有其人，可是轉瞬即亡。何以故?其未合大多數中國人的本性故！例如目前的臺灣，在美國豢養利用下，是推行個人資本主義的大好天地。試看今日臺灣，除了有些人賺了一點人家剩下的辛苦、昧心錢外（已大半又送回外國去了），可憐一省弄成男盜女娼，強凌弱，眾暴寡，爾欺我虞的黑暗地獄。因此那里的仁人志士們每日呼天號地，痛哭流涕，但已在賊船上，有何效益?。故人家多稱臺灣是個沒有明天的地方。
（三）中國的學術思想共分九個流派，即：道、儒、法、墨、農、兵、名、縱橫、陰陽，史稱"九流"。這九家哲學沒有一家是站在反對家族主義的立場來立論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各樹己見，如何促成家族主義下的道德、正義更能完美實現。譬如：道家主張是直透本性的看法，認為：既是家族非能以人工塑造，完全自然生成，父慈子孝完全本諸天性，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讓其自由發揮，最忌加入人工，拔苗助長，弄巧反拙，反而堵塞了。因而間接地去培養使其發生的客觀條件，使其順利生長，才是聰明實惠的好辦法。如果有人覺得這父慈子孝的現象是極好的，于是懸賞鼓勵，或用道德的手法來推動。這樣以人工推選的東西，很可能多是教人作偽，大家裝模作樣。這就變成了吃人不吐骨的虛偽禮教，這只能削弱國家的實力。因為表面上偽裝的互助互愛，到了緊要關頭，這樣的人比誰都更自私自利一點，根本派不上用場，恐怕還要誤事。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分野點。在孔子問"禮"于者子的時候，老子劈頭就給他一盆冷水。孔子千里迢迢跑去請教老子，這正說明了他何等熱心于禮教的推行。在老子來說，他正在埋怨拔苗助長的人把一天好事都弄壞，孔子再來火上加油，當然對他沒好氣了。所以立刻當面指出幾點孔子的毛病：虛榮心，個人野心，太熱中，虛偽做作，太偏激。后來到了法家，居然用武力與恐怖，硬拼惡霸的辦法來強制執行，所以轉眼就垮。從中國歷史來細心品味，兩次歷史上的頂峰時期，就是史稱漢、唐盛世，都是在聽了老子的話下出現的。
（四）中國家族主義里，由于家長一直都在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如《易經》家人卦彖謂："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從而導出中國特殊的統御學或管理學來。用最簡明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以身作則。作人父母的對待子女，要用受心，切實地關懷體貼，既要養，又要育。自己行事為人要正派，所謂：言教不如身教。帶頭勞動。帶頭學習。這樣子女是絕對不會壞的。精言之，就是：有為--無為--無不為的辯證三聯式。自己若干，帶頭干（有為）。但絕對不可一個人包了，要讓人家有機會干。并帶頭干（無為）。最后大家一起干（無不為）。君之宗之，一鄉的領袖就是一鄉的父母，縣的領袖是一縣的父母。省是如此，國更是如此。證諸歷史，這個公式絕未產生例外。凡是旰食宵勞，勵精圖治的明主，沒有不是國泰民安的。凡是思傾國、不早朝的昏君，沒有不天下大亂的。自己豪華享受，叫人家忠心苦干，亂亡相繼，無不如立竿見影。所以，在中國絕不可能立了幾條法律就能天下大治的。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古今中外，也還查不出一個例子來證明徒法可以自行的。有人以為：中國一定要"法治"才好。實可謂一知半解，強不知以為知。既未明了西洋歷史，更未深究中國人的本性與背景。根本也說不清楚是什么樣的法，怎么樣來治，這豈不正是似是而非。徒亂人意嗎！猶太人有個名叫耶和華的神，這個神不但具有人格，而且完全完美，又有全能，更且隨叫隨到，要錢就給錢，有病就醫病，要報仇就雪恨，要打仗就勝利。總之。凡投靠耶和華的必安穩。阿拉伯人除了有阿拉（與耶和華異名同體）外，神話中還有個吉尼，住在燈或瓶子里，也是隨叫隨到，服一切務。這都完全是唯心論的癡心妄想。中國人是講實證的，"道"是宇宙的規律，合道則存，違道則亡。是唯物論的，同時也是極嚴肅的。于是，把領袖（家長或君主）在觀念里當成是個德高望重，比一般人都更有知識和智慧，甚至在體力方面也都比別人強壯，更能吃苦耐勞。是為有"龍馬精神"。這個具體的人代表了天、地、君、親、師的全部。所以，自然地把感恩，愛戴，敬畏和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歷史里，只要出了一個與他比較近似的人，所謂君正臣賢，只要君能正那么一點，馬上忠臣賢士都也跟著出來了，奸佞都銷聲區跡了，馬上就出現國泰民安的盛世。否則馬上就亂亡相繼。中國的歷史幾千年就在反復的證明這一點。那么，中國人為什么不想著把它制度化，以圖長治久安呢?在漢、唐盛世時的宰相制里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并沒有不做這樣打算。漢唐宰相制是這樣的。由于君主是個具體的人，就絕對不可能完全完美而又全能。但是人民對他卻充滿了希望，如果這位君主差強人意，人民打了個及格的分數，自然皆大歡喜。如果分數太低，人民就要失望。這一失望就要不得了。可是誰也無法保證君主的做為一直都是及格的。為了保持長治久安，最好是把君主虛位化，就是叫他無為。他無為，所以他就不犯錯誤。不負行政上過失的責任，人民就不能怪他。他就永遠是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誰來辦事呢?真正辦事的是宰相。因為只要是負行政責任的，就難免要犯錯，宰相犯錯，立刻可以撤換，并不影響全國政局的穩定，不比君主。要撤換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怎樣保證宰相盡做對的事，不做錯的事呢?就有一個御史大夫在他后面作監督，就是專彈劾，專挑毛病。怎樣保證御史不和宰相串通勾結來做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一定要選好人去當御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規定，御史是宰相的天然候補人。同時，宰相的薪俸是二千擔米，而御史是六百擔。只要你把當朝宰相劾倒了，你馬上就貴為宰相，富有兩千擔。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榮譽和富貴，就得拼命地做好事。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統一在無為的君主里，是"合"。同時，這也是：宰相是"有為"，御史是"無為"，君主是"無不為"，簡稱無為而治。也可以這樣說，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機能）是"有為"，君主（有權而不具行政機能）是"無為"，二者統一在國家里，國家是"無不為"。有了這樣的制度，又有人好好地維護它，所以就產生了漢唐盛世，是中國人永遠引以為榮的。大英帝國師法此制，遂造成不落日的強盛，所以，黑格爾大加贊賞，稱其為理想的制度。話可是又說了回來，光有好制度不行，還得有好人去行才行。列子說了一則寓言：紀省子為周宣王養斗雞，十天后，宣王問："雞可以斗了?"他回說："還不行，因為這個雞還有虛驕和氣性。"再十天后，王又問，他說："還不行，因為它的情緒老受外界的影響。"這樣又過了十天。他回說："還是不行，因為它對別的雞還怒目相視，還要強好勝。"再十天以后，他告訴王說："行了，別的雞對它吼，它都不變色了，它看上去，象個木雞一樣，可是它真成為能斗之雞了。"別的雞不用說跟它斗，只要看它幾眼，就敗陣而逃了。做個斗雞，尚且如此，何況做人的領袖呢?
（五）辯證法是中國家族主義文化中的產物。伏羲氏發明它的時候，就將它的產生經過作了說明。他說由于他上觀察天體氣候，下觀察地理環境，遠觀察事務的變化，近觀察身體的機能，得到了一種規律，就把它記下來。他完全沒有說過那是由什么神靈啟示，在什么山里火里，神靈向他顯現而賜給他的（摩西十誡的來源）。或者說這辯證法有什么神力，可以用來呼風喚雨。這完全是從他調查研究，實驗證明所得來，所以其性質完全是科學的，也是唯物論的。正和反，他稱為陽和陰。陰陽在最基本的形態下統一的情況，叫做太極。陰和陽之間的種種關系是完全依數學的原理變化。陰和陽乘二，就是四象，再乘二，就是八卦。八卦也是陰陽的三次方。現代數學里還非常重視這個二進制。伏羲時代只發展到八種現象。也就是正反的八種形式。他馬上就用它來說明一家八口。同時把生物學和生理學的"基因"都作了初步說明。到了姬昌（后來的周文王）手里，又花了七年的時間，再二進到六十四卦。就是矛盾共有六十四種形態。這就是中國的現象學，也是方法論。因此，矛盾的對立和統一是六十四種形態中的一種。當初萊布尼茲只見其一，不見其他六十三。所以，連黑格爾也不知有他，只會按著最基本的一個形態作文章。就只一個形式已經把萊布尼茲驚得目瞪口呆，口口聲聲說這是極大的宇宙奧秘。就此已經在歐洲和世界上掀起了巨波狂瀾，要是他們知道了其他六十三個形式，那還了得嗎?論者或問，中國人自己的寶貝，中國人為什么就不知道它是寶貝呢?反而讓它冷落到做了江湖術士的代表，難道中國人真是比人家次一點嗎?其實，中國人怎會不知道它的價值，不然周文王怎能創下八百年的江山?箕子逃命的時候，什么都來不及帶，只手捧著八卦奔了朝鮮，可見八卦比什么都寶貝些。至今韓國為紀念此事，還把它作為國旗。陳摶是把它作成有系統的圖形的人，并且寫了論文。
宋太祖趙匡胤請教過他，但并不深入。太宗趙光義卻把他請到京城不止一次。每次都促膝密談，外人都不知道他們談什么。當然是談國家大計無疑。這位希夷先生（太宗對他的稱呼）就是一位"山中宰相"，而表面上陳先生和大家不過說些極普通的道教的話。粱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情形也差不多。中國人不是不知道它是寶貝，也不是不會用它，只是有個更高的智慧，故意的淡化它。因為既是寶貝，就不能亂拿來炫耀，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因為好人得了固是很好，萬一被壞人得了豈非要天下大亂了嗎?譬如，《三略六韜》這部書相傳是姜太公的，黃石公費了好些事，才傳了張良。張子房用來創下了大漢四百年的江山，死時分付把書一起同葬。可見，這書是姜子牙寫的，黃石公傳的，張于房用的，結果是大漢朝，各人有各人的貢獻，各人有各人的時候，哪里勉強得來?幾千年來，中國哪朝哪代不是有好些了不起的人都在用它?只是不掛在嘴邊亂說罷了。這一點又是中國人更高一層的智慧了。再就外國人來說罷，萊布尼茲、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在億萬人之中，也不過出了這四個人，能懂，能用。所以，這也不是勉強得來的。如果中國是這個時候要復興了，就會有人注意它，研究它，發揚它，運用它，是屬于中國的寶貝。就不會永遠被埋沒的。
論者或謂：中國固然有其本身優良的文化，再加地大物博，論理應該是個世界的天堂才對，何以就如《三國演義》開頭所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象成了個定律一般。外國來侵略還有話好說，自己老是打自己，難道也是高度文明所致?其實，這也不可一概而論。分分合合，打打鬧鬧，未始不是一種進步的過程。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同時，也可看為對文化的一種考驗，所謂：真金不怕火，百煉鐵成鋼。中華文化在這五千年里。經過多少狂風巨浪，至今可見，更是彌堅益壯，準備戰勝更險惡的艱困。孟子早就說過：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所謂多難可以興邦。事實上，中國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個信心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堅持的，只要有這個信心就什么都無所懼怕的了。然而，老子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這就是說：人能知道自己的無知，就是高明了。若強不知以為知，那就是病患。人唯有把病患除去，才能健康不病。圣人是健康沒病的，因為他不斷除去自己的病患，所以他健康沒病。揆諸歷史，中國有幾個糾纏不清的問題，再三的把中國不知不覺地拖到動亂中去。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的病患。如果不能把這些問題弄清楚，然后想好辦法把它們除掉，中華民族難免還要帶病延年，不得健康。茲從過去歷史，歸納出中國四個大病根，分四節討論于后，以全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之意。
一
中國在宗法制度下，政族合一，君之宗之，中國就是一家。一種在自然關系中產生的組織，對政策的推行和溝通有雙重的便利與效果。由于家農的合一，兵農的合一，使得中國政治、社會、經濟、軍事自然地俱有充分自衛、自治、自足的能力，形成一個極其穩固，無法摧毀的根基。在正常發展的情形下，中國人無論在對心理或是生理上的照護都是比較完善的。為了好日子能過得更長久更完美，于是在健康長壽方面就給予了特別的注意，把享受與預防結合起來，把運動與治療結合起來。所以無論在中國的哪一個角落里，第一件事就是吃。吃便升華而成為藝術。中國人見面的寒喧，先問吃了沒有。這代表了中國人的關切和實際性。但有得吃是由于有好天氣。其次就是問寒暖，以致于談天。發展到哲學思想。也是從愛惜生命為出發點，以"長生久視"為標的。長生就是長壽，是生命的"量"。久視就是健康，是生命的"質"。其他都是方法論。中國人最講實際，為什么重視生命的質和量，就是因為很有活頭。活得高興，所以才舍不得死，才要想出各種方法來活長一點。這和世界其他國人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主張苦行，是因為其生活已經是苦惱得不得了，既然無法改善，不如干脆接受它，將苦就苦。但心中到底有些不干，于是幻想來生或極樂世界。中國人的現實生活是風景秀美，山川嫵媚，氣候適宜，人情溫暖，物資豐富。所以，只有長生久視的要求，沒有苦行來世的幻想。從整體來講，只要是情況正常，中國人的生活是舒適的。雖然每個人生來體力智能有差異，但由家族主義的補救，中也養不中，才也育不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社會成了豐沃的，也是膠著的一團。想到今天的舒適，就不能不想到這是祖宗好處。由是慎終追遠之情油然而生。為了還報祖宗的恩惠，一方面對之崇敬禮拜；另方面要保證有后代來繼承這些好處，絕不可自我而斬。我要對祖宗表達我的祟禮之意，就要讓雖然死了的人還像活的一樣，有東西吃。于是就辦齊豐盛的冷豬頭肉請他們吃，是為祭祀。又自私地怕將來自已死后，沒人請吃飯，作了"敖氏之鬼，不享血食"，所以，生養后代比祭把祖先更具現實的重要性。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同時，為了預防絕后。后代生得越多越可靠。后代是老婆生的，所以老婆也越多越好。由于老婆多，子女多，原來一個溫暖親密的家，就變成了勾心斗角，陰陷殘害的屠宰場。人們不愿去根本改正錯誤，反而引進了禮教，強制敷衍出一種表面的安寧。在這樣環境里混出來的中國人，就具備了表面彬彬有禮，暗中詭詐陰謀的雙重人格。而原來家族主義的優點卻還保存在勞動人民和沒有妻妾滿堂的家庭里。所以中國的家族主義一直在培養著兩批不同的人，一批是老實本分，國家民族意識深厚的人；另一批是自私滑頭，無所謂國家民族的人。舉一個例來說：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打進了東京。百官易素服紗帽，伏路例請罪。而人民則驚呼而走。《資治通鑒》卷二八六描繪了一幅對照圖。契丹主以詔書賜諸藩鎮，藩鎮爭上表稱臣，有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可是農民則保聚山谷。契丹得到了中國土地和官吏，卻得不到人民。契丹主說："猶雛飛之后，徒有空巢。……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于是放棄建國中原之意，急急北歸。這幅圖畫繪下中國的兩類人，每到緊急關頭，就真相畢露，絲毫不爽的。
中國人由于貪心作祟，奉行三多主義--多壽、多福、多男子。只要是大環境稍微安定一點，人口就立刻大為繁殖。不到二三十年，就能形成龐然大族。族大口眾，越要三多，則經濟上的壓力越多，于是就必須再加兩大--財大、勢大--才行。中國以農立國，生產的工具是土地。土地多則財大可保。如何土地可多，必須依政治的手段取得。因土地原則上應是公有的，必須依勢占取，勢力大則土地可多。在春秋時代已有"子駟為四洫，氏、褚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到了商鞅變法："除井田，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這樣大族又成了豪族。西漢初期，刺史六條問事，其中的一條："強宗豪右，田宅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宣帝時，有所謂"寧負二千擔，勿負豪大家"。到了東漢，"豪人之家，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各群，徒附萬計"。三國時，"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無立錐之地"，"豪族勢利傾于邦君，儲蓄富乎公室"，唐代永徽后"豪富兼并，貧者失業"。宋代"勢官富姓占田無算，兼并冒偽，習以成俗"，"強宗巨室吁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破產"。這都是歷史上的實情，一直繼續到民國。豪族并不自己耕作，傭人耕種，按時收租。平時則遨游都市，上結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變，域據堡自固，或圖霸一方。幸而還有田可耕的農家，他們的情形怎么樣呢?根據西漢晁錯的話："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復被水旱之災，又賦斂不時，當具有者，半賈半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宋司馬光說："農民值豐歲，賤其所收之粟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于斗斛之數或十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兇年，無谷可糶，吏責其賦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則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再看田地的生產量，漢時"畝收三斛"，晉代"一畝之收，或不足以償種"，唐代"一頃出米五個余斛"，宋時"畝產四五斗"。后世大約都是如此光景。生產力如此低，加上以上所說的苦困，人口的增加又突飛猛進，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廢田流徙為閑民"，也就是成為沒有戶籍的流民。在王莽的時代，先是"以饑寒窮愁，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轉掠求食，自哄而已。"后來就"眾有數萬，攻略城邑。"到最后則是"死期交急，剽掠延生。"這種情形從漢到民國，規模雖有大小，名義雖有不同，代代皆然，層出不窮。
這些流民是過剩人口，歷史形容他們的行動用"剽掠"二字。因為他們飄乎不定，到處流串，所以又被統治者叫做"流寇"。她們的破壞性極大，他們絕對不生產，他們把剩余一點的生產戶，不是裹脅而去，就是殺死了之。最后到了無可剽掠的時候，也是他們本身滅亡的日子。留下的結果是千（萬）里內無人煙。就這樣的大殺劫過后，如果有位夠格的領袖出來，收拾善后，與民休息。十年一過，又出現戶口充實，倉儲豐足的局面。于是又生戰亂。小亂平后，再生大亂。就這樣閡而復始，無極無終。這批過剩人口，本質上，他們并不是勞動人民，他們不事生產，游手好閑。是寄生在社會里討生活的。他們全然沒有絲毫貢獻，譬如幫助開發新的生產手段，改進舊有的生產手段，以增進家庭實際生活條件．倘若遇見不平受壓的情事，想辦法如何組織大家來對抗或制止，以及怎樣能在制度上去作防止的打算。即使一時無法付諸行動，至少也應該有個理想，說出一套理論。他們這批慣嬌的年輕人，就會在家使性子，利嘴滑舌，打爹罵娘，見事只會怪別人，自己一點拿不出正面的辦法來。可是一碰到外頭人就完全傻瞪眼了。流民并無意去替被壓迫的打抱不平，反而最先總是向已經疲憊不堪的農村下手，弄到他們連余喘都不能保。他們抱著打翻了狗飯盆，大家沒得吃的消極性的心理。所以就只有破壞，完全不值建設。總之，這種可大可小的過剩人口的流民問題是中國向來的致命傷。
流民雖然也是擄掠搶奪，可是跟羅馬相比是很不相同的。羅馬是去搶外國的，搶了之后是：得其金帛可以致富，得其子女可以奴役，得其學術可以自壯。因而西羅馬富強繁榮，有四百年的天下，東遷之后，又延四百年。至今西洋諸邦雖無羅馬稱號，其典章程秩莫不由羅馬一脈相承。而中國的流民是專搶本國的，為什么他們不把聰明才智用在發明建設，強種富國上，而專門走毀國害民的路子呢?從心理學的立場來看，不是沒有緣故的。但凡嬌慣壞的兒女，一方面養成一種頤指氣使的少爺小姐的性子，父母越疼愛，就越孝子。越孝其子，則子就耍其父母。因此造成目中無人心態。另方面，這樣的兒女心中明白，外頭決不會如此事事順著他的，由于怕碰壁，則生畏懼之感。由畏生敬，就產生濃厚的自卑感。為了掩藏其自卑，就越在好欺負的家人面前揚威。專欺負好人，內心未免不自疚，但決不愿對家人道歉而失面子，卻將深藏內心的兼疚感發泄在外人身上，故對外則特別裝得善良。有錢的人家，則把財物揮霍，也是一部分的發泄。質言之，就是敗家子心理。韓非子就說過這種故事，用來支持他的法治思想。他說："今有不才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夫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者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
中國人的流民心理并不是只能從流民的身上才能發現的，如果稍加研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防不勝防。因此，這決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放過的病根。先就文學上的一個例子來說，就是家喻戶曉的《西游記》。每一個中國人從小都知道一個"孫梧空"，這是西游記這部書的主角。從表面上看，《西游記》只不過是一部寫得很流暢動人的小說，而且是一部神怪小說，七十有二洞，洞洞有妖精。滿天神佛，熱鬧異常。也可說是一部宗教小說，上天下地，談神說鬼。幾百年來，膾炙人口。可是骨子里卻在教唆中國人反固有制度權威，反固有學術文化，并且極力主張：中國無能邪惡，必須徹底全盤"西"化。現分四點來作進一步的說明：（一）孫悟空的知識（本事＝跟斗、拳法、變化、神通等等）基礎并不是泊來品，是跟一位"道人"學的（道=中國固有學術文化）。他雖然學得還差老師一大節，可是他的本事實在已經到達很了不起的地步了。然而不管在什么情況下，他都絕口不肯說出誰是他的老師來。這還情有可原。，他不斷夸張自己的本事，當上了齊天大圣，但決不提起他本事的來源，也從未回山去探望過師父。當他遇到極大困難的時候，東拜西求，就從來沒回去求過師父。這必然是他認為：師父根本解決不了他的問題，寧可去求外人（菩薩）。這充分說明了一批中國人的心態：他的成功都是出于他自己，或是外國人的賞識，決不歸功于，甚至根本不承認本國文化的價值，雖然人根本就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是中國教育一手栽培出來的。數典忘祖，過河拆橋，一心要遠走高飛。（二）初出茅廬的孫悟空自以為本事有了，于是雄心大發，使出混身解數，要做官。任何小說故事雖然時常是推測臆造，但無不是現實情景的反射。作者沒有上過天，如何知曉天上政府是怎樣運行的?所以，說的是天上的事，無非還是地上的光景。孫梧空一要做官，就要做中央政府的大官。野心越過越大，欲望越難滿足。越鬧越糟，最后鬧到要推翻政府。孫大圣說："玉皇，你有什么本事?""玉皇，你下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倒好象是新發明的一種"民主輪流制"。玉皇代表中國的政制和威信，天宮代表中國的行政體系和組織，孫悟空代表的勢力，并不是什么改進理念和方案，而十足十地表現的，只不過是個人的野心與私欲，心里根本沒有絲毫國家民族的大義，于是，他就造成了一個不小的動亂。太上老君，雖然暫時把他關進了八卦爐。可是不久，八卦爐不但被蹬翻了，而且連老君都被他拖摔了一跟頭。老君代表中國的學術文化。作者假借孫悟空，一鼓腦兒把中國的一切通統推翻了。他極力地把中國固有的文化都描繪成是老大、臃腫、腐朽、無能的，根本就沒有存在的理由。玉皇要想生存下去，單靠自己的力量，簡直是無可救藥。非得到西天去求佛，才能保命。外國的佛來到中國，一下子就把孫悟空鎮壓了。佛不費吹灰之力，只要把手一翻，干凈俐落，孫悟空連大氣都沒法透了。其實，佛也并沒有什么特別出奇的本領，只是會騙。一騙，老孫就上了當。等到明白過來，一失足成千古根，倒真是無可救藥了。（三）唐太宗的時期是中國史稱的盛世，《西游記》偏把它說成"苦難悲慘"的世界。西方的佛早就安著心要來"救"東土的眾生，只是"未得其便"。剛好中國出了個陳江流（玄奘），一心要成全佛的意愿，他要把人家的"經"（辦法）全盤搬來。如果從留學的觀點來看，留學生到國外學人家的長處，拿回家來充實自己，這有什么不對?如果"留學生"去勾結外敵，甘心做人走狗，來推翻祖國，雖然名為留學，其實是賣國亡國。唐僧九死一生，千辛萬苦才把"經"取來，打開一看，卻是無字之書。這是說：外國人并不一定會把有內容的"經"給你。更進一步說：即使把"經"取了來，也不一定能真派用場。有問題還得自己想辦法解決。既然如此，為何老早就不放聰明些，抱定自立更生的宗旨，發奮自強呢?至于"苦難悲慘"的世界到底在哪里，也應該先弄弄清楚，弄不好一心想上天堂的反進了地獄，豈不冤哉?根據正史，唐太宗貞觀三年玄奘赴印度，見尸羅逸多王。玄奘對王大夸太宗神武，中國強盛的情形。王說："據汝所說，我當東去朝見汝主。"遂大大優待玄奘，任他在印度國內到處自由旅游。玄奘于貞觀十九年初回國，王遣特使與他同來；并獻上表文，玄奘做翻譯。太宗命梁懷做持節往撫。印王親自出郊，恭迎唐使，膜拜受詔，頂在頭上。又復遣使，并貢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樹等物。貞觀廿二年，太宗派王玄策使印度，蔣師仁為副。他們一入印境，就有兵來襲。原來，尸羅逸多去世，阿羅那順自立為王，不敬唐朝。王玄策從人有限，不能對敵，脫身逃走西藏，從騎戰死。西藏聞訊，即派兵一千來援，后又招集鄰郡，尼泊爾亦出七千兵來會。王玄策、蔣師仁身先士卒，血戰三月有余，大敗阿羅那順，將他滿門擒住。并攻下五百八十余城。王玄策獻俘長安，由太宗特赦阿王，后發送回印。只把他身邊的一位老人留下。老人二百余歲，名叫阿羅爾莎婆寐，素修中國道教。太宗特留下他，請教一番，然后遣返。玄奘去印度，取經固然有其事，顯然在取經之外，還另有任務。而且任務還極成功。絕對不能是真象《西游記》筆下的那么一個窩囊和尚。恐怕玄奘之在印度十六年與王玄策后來能以少勝眾，如入無人之境，殺將擒王，大有關系罷。《西游記》說唐僧于貞觀十三年去，二十七年回。而太宗于二十三年五月駕崩，八月奉安昭陵，豈能在二十七年還接見唐僧?諸如此類，可見《西游記》的作者是別有居心的。（四）孫悟空在天宮的時候，玉皇叫他管御馬，他嫌官小，不肯熬。叫他管桃園，他就怠工，并且為非作歹。可是，他第一次被佛騙，就在山下苦熬五百年。第二次騙他說：將來可以得"正果"，她就甘心作了和尚，一路堅苦卓絕，作個窩囊凡人的徒弟。第三次被騙，他戴上了緊箍咒的頭箍，便只好死心塌地為取經的洋使命服務到底。《西游記》在示范：中國人為中國做事，就可以胡亂來；倒是在國外或是在洋機關里做事，就得忠勤謹慎，死心塌地地做。即使明知到頭來一場空，也是死而無怨。總之，《西游記》這本書的意識形態，可疑之點甚多，以上四點不過是較為明顯一點的例子而已。作者是個有學問的人，只可惜心理的方向錯了。由于他一個人又不知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里造成多大的影響！
總而言之，中國人如果敬信三有主義（有壽，有福，有子孫），應該沒有什么不對。但非要三多的話，問題就要出在這個"多"字上了。然而，人口過剩雖然是問題，不過以中國幅員之廣闊，未開發的地方，待開發的事業，比比皆是。人口多也未必沒有一點好處。但是，流民心理卻是中國一個極嚴重的病根。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但能在心理上下一番功夫，中國人到底是聰明的，如果人口多，又能同心團結，因勢而利導之，所謂眾志成城，自然就勝人一籌了。
二
自東漢明帝以后，中國文化起了基本的變化。要研討這個變化，就不能不談佛教。要是沒有佛教，恐怕就不會有道教（以前，中國有道統，就是自始祖黃帝以來，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和道家哲學，正派而不具宗教性的），恐怕也就不會有后來的儒教，后來中國的歷史就恐怕也要全部改寫了。
始作俑者的漢孝明帝劉莊，一夜夢見一個大人，頭上放光。繞著殿庭直跑，正要上前詰問，那人突然飛去，嚇了一跳，因而驚醒。次朝和群臣談起此夢，群臣也無可否。偏偏有個多事的人，名叫傅毅。說："臣聞西方有神，傳名為佛。有教有經。從前霍去病討匈奴時，休屠王貢一金人，置諸甘泉宮。現亂后早已不存。今陛下所夢，想必為拂。"試想夢幻之事，何足以憑?這傅毅無端競把佛瞎扯了進來，引發了劉莊的好奇心。于是便命蔡音、秦景去印度取經。用一白馬馱經，回洛陽復命。皇帝打開佛經一看，根本不懂梵文，簡直是其妙莫名。再看那繪來的釋迦畫像，也與夢中之人不符。于是不求甚解，遂令在洛城雍門旁造寺藏經，就叫從印度跟來的兩個沙門（和尚）住持，賜名白馬寺。既然皇帝有興頭，自然公卿們也就沒有不熱心的。特別是楚王劉英，他雖是天潢介弟，因是個先帝無寵的小老婆許美人所生，封國最為貧小，故暗懷怨望之心。聽到佛教的消息，立刻派人到白馬寺學習，學會了一套燒香拜佛。齋戒頂禮的印度形式。就在楚宮中設立佛堂，供奉佛像，朝晚膜拜，祈福禳災。印度佛教專門教人"出家"，用中國當時的活來講。就是叫人反固有的家族主義，也就是反孝梯忠信的倫理。簡言之，就是無父無君。楚王越拜佛，則孝梯忠信之心越少，無父無君之心越多。于是，不自量力，居然要造起反來。誰知反未造成，事機已泄。楚王雖畏罪自殺，可是案子卻牽連了成千上萬的人，亂了好幾年，才算平靜下來。把個剛才中興起來的帝國，無妄地喪失許多元氣。因此史家評論漢明帝，當時國家不知道有多少事等著要做，放著中國修齊治平多少大道不去研究發揮，也不先作調查研究，就胡里胡涂，勞民傷財到印度去引進佛教。立即見效--導致楚王之亂，死一個弟弟對他或許并無所謂，可是把半個國家都牽扯進去，鬧得雞犬不寧。事后也不檢討，也不改過。明帝之"明"何在?所以，韓愈用他的例子來勸唐憲宗："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說；"佛之不足信，亦可知矣！"
到此一定會產生至少三個問題，即佛教的內容到底是什么?為什么中國人會接受它?它對中國的影響到底是什么?茲分三節來回答這些問題。
（一）佛教總分三部，即：佛＝明了并體驗到世上一切困苦，因而修成真空寂滅（涅槃）者，佛學＝成佛的理論，佛法＝實行佛學的方法。創法的人是釋迦牟尼，幼名悉達，生于中國周靈王時，父凈飯王是北印度迦毗羅城主，母摩耶夫人是拘利城主之女。他十六歲時，娶耶輸多羅，生子羅候羅。常感人生無常，抱有出家之志。凈飯王每用美女、醇灑、音樂以為羈縻。終于廿九歲出家。凈飯王有孫為嗣，便也不十分勉強他還俗。但他雖得償素志，苦行六年，身體衰敗不堪，仍是無法解脫。一天要到河中洗澡，竟暈倒在河灘上。幸有一女子經過，飲以羊奶，才得復生。因此在迦耶山的菩提樹下，晝夜徹思。自覺有悟，就四出說法。年八十歲，病瘡，而死于巴陀河的遮羅雙樹間。遺體被放在拘尸那邊羅城天冠寺供養。后付荼毗（火葬），遺骨后分配于八個佛教國。自釋迦死后，無人覺得自己的修為能超過釋迦，因此他被尊為佛祖。
釋迦說教，以苦、集、滅、道四諦為依歸。"苦"是教世人認識世界無一不苦，諸受皆苦。生、老、病、死、不如意，是為苦的苦。快樂不長苦、習慣無樂苦、不苦不樂苦，是為樂的苦。"集"是苦的原因。就是由無明（惑）而生的一切執著和欲望，是一切苦的由來。"滅"是解脫一切苦因苦果，執著欲望，而進入涅槃（無一物）之境。涅槃是吹熄的意思，即消滅欲的存在。大乘般若經把它叫做空、空空、大空、畢竟空。"道"是達到"空境"的方法。有八正道：正見（見解）、正思維（志）、正語、正業（行為）、正命（生活）、正精進（勤）、正念、正定（思想集中），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努力）、禪定（打坐念佛等方法使達到無思想地步）、智慧（悟）。
再進一步來看，佛教的理論是：1．不立自在天。就是不承認字宙第一因的創造主。因此沒有上帝。而宇宙的存在是在"我的認識"下的產物，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就是宇宙。故稱"唯識論"。識的原動力是我的欲，宇宙是由欲而有的，因此三界是由我所創造。除了即今（短暫的現在），過去、未來都不過是推理的概念。我心在，故宇宙在。我心空，則宇宙空。2．一切世間法都是因緣生滅。往時造何因，今生現何果。現時造何因，來生現何果。是為三世因果。因此，人雖努力行善，只不過希望來生可能好。它既不承認一切現象是實際的存在，故因、果畢竟不外是一種"心相"。3．人非實我，故靈魂與身體沒有固定的關系。人在惑、業、苦中，由煩惱而產生善、惡的行為。再由行為而產生相當的果報。現在的身體形式（有情），一面尋味苦樂，一面決定未來的命運，不斷反復下去，是為無窮輪回。也就是地獄、餓鬼、畜生上至人間、天上的五道或六道輪回。然而，人即使修到托生天界，但是由于過去某些因緣所限，在天也不能長久，有一天必然要被打回人間。再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被打成畜生。因此，靈魂是一個，而身體形式或為人，或為狗，或為餓鬼……沒有任何人能給予任何肯定的答案。所以，如果一定要終止這無止境的輪回之苦，就非要能變成"無有"（空）才行。4．怎樣才能跳出三界以外呢?程序上一是"見"，二是"修"。能了解四諦的人就有了"初果"（預流）。再繼續打破情和意，就可修得第二果（一來），繼續持修，就可進入第三果（不還）、第四果（阿羅漢）。阿羅漢果就是斷盡一切煩惱，達到自覺的地位，可以不再墮輪回中。可是，到底這個阿羅漢是個什么光景，實際上無人了解。假設人修到第二果時死去，只須再經一次輪回，就可得阿羅漢果，所以叫做一來。假設人修到第三果時死去，就能生于天界，在天上繼續修，也可能完成涅槃，不必再回欲界，所以叫做不還。總之，般若佛教主張徹底的空。大般若經六百卷，究竟不出一個空字。就是否定一切。佛也空，眾生也空，世界也空，迷也空，悟也空，一切都是空。然而，就在否定了一切的時候，突然來個急轉彎，把一切否定了的東西又肯定回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正覺得一切都具眉目的時候，一轉眼之間，什么又都不見了。
佛教的理論是個無法完全捉摸的東西，就連釋迦自己也說不清楚。中國人說它無父無君，這是一點都不冤枉它的。按照六道輪回的說法，父子之間并無實質的真關系，所以《儒林外史》里才會有牛見了跪在它面前的和尚流眼淚的故事。和尚解釋這種現象是：牛是他前生的父親，父親今生變了牛，但是還認識兒子，嘴里不會說話，故只能落淚。和尚也抱著牛哭。旁邊看的人受了感動，就都紛紛解囊布施。原來和尚在光頭上涂了鹽，讓牛來舔，牛吃了鹽，就像人剝了蔥，眼淚鼻涕，源源而下。和尚靠此到處騙錢。輪回之說是根本無法證實的。但你若逼他拿證據出來，他就會說連宇宙都是虛無的。如果你說：好，根本沒那么一回事。他又回頭拿變畜生及餓鬼或十八層地獄來嚇你。如果你承認欲望是罪孽，所以才墮畜生道。試問想成佛，做菩薩是不是欲望呢?那么他就說：佛也是空，法也是空。如果你說；好，佛根本不必信。他就說：罪過，罪過，阿彌陀佛。肚子餓了要想吃飯也是欲望，為什么和尚都不自動餓死呢?如果你要結婚，他就說你應該做和尚，否則因這欲念一動，馬上即墮輪回。如果你說：好，我斷盡七情六欲。他又參起歡喜禪來，寺院里無限春光。人生在世，父子君臣是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實在的了，可是他說這些都是假的，到了蓋廟，塑金身，收布施就都是真而又真的了，否則你就下地獄。諸如此類，都好像貓咬著尾巴打轉轉，實質上根本不合邏輯，不合理，永遠也無法弄得清楚，所以大家便走形式的路子，就把佛當成神，香燭禮拜他的像，念他的名字，替他蓋住宅（寺廟），捐獻錢財給和尚；請他們在佛前說好話，希望佛祖有靈，保佑福利平安。死后升天。至于怎么"見"。怎么"修"，就各憑己見，各憑各的方便解釋修為。中國人至少將其分八種見解（八個宗派）。哪些方法有效?誰真修成了佛?也是各隨已便，永遠無法證明的。
（二）在中國人的實證性格，唯物論的背景下，對于這樣的模棱兩可完全唯心論的虛無主義的佛教，應該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但事實上不但接受，而且讓它支配了中國各層社會。這不是偶然的事件。其原因：1．當時中國沒有真正的宗教，在正常的家族主義下，宗教是不須要的。中國雖然有所謂"方士"，也曾有仙人的假想，實際上仙人就是長壽的人，為了長生久視，他們不是住在山上，就是住在海上，或是海中的仙上。方士們的操作，多是以長生鍵康為目的。他們努力的成果就是后世醫學的濫觴。因此，不論他們口中用的是什么名詞，他們的本質是實證的，而且是工作非常艱苦的。漢武帝時，董仲舒倡"天道主義"，頗有宗教氣味，但實質是政治哲學，也是中國的自然法學。這時，突然出現了一種新奇的宗教，對之很感興趣，這是相當自然的事。2．中國人所接受的佛教，最初只是形式的部分，根本不可能是佛學的部分。不要說是在漢朝，即使是現在，自稱為佛教徒的中國人中，有幾個是照釋迦牟尼的辦法修行的?請打開佛經來看看，保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莫名其妙。就憑翻譯的那樣艱澀古怪的文字，就已經頭大萬分，那里還能了解它的意義?可是等你千辛萬苦把意義弄清楚了之后，正如上節所述，必然又掉在那空空妙有的五里霧中。在專講實際的中國人來說，絕大部分的人只能接受佛教的形式部分，就是東漢楚王劉英干的事，拜佛求福。依照釋迦自己的說法，學佛者的禍福乃是依其自身因緣造業所生，與佛無關。祈佛求福，不僅無益，更且有害。質言之，中國一般所謂的佛教，根本就是非佛所教。3．中國本來也講因果律，如《易經》直接了當地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要有"慶"，就要去"積善"。這是行為的，實踐的。拜佛則只要"求"，就"得"福。這就容易得太多了。這也就是搭便車心理，愛討巧的人自然趨之若鶩了。4．西漢末年，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米賣到"黃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天下大亂，盜賊蜂起。"百姓饑餓，流離道路"。光武中興，瘡痍未平。所謂：一次遭蛇咬，三年怕草繩。忽然有一個泊來品外國神，能保佑福利平安，又那么容易拜，為什么不試試?既時髦洋派，又站在時代的尖端。再說，如果因此能往生在黃金鋪地、到處都是金銀寶石的西方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經），那該有多好。雖然只不過是姑且言之，聽說而已的地方（注意：阿彌陀佛經開頭第一句就是：如是我聞。根本不能考驗，是不負責任的）。5．統治者對佛教有一種錯覺：佛祖對政治不感興趣，是教人出世的，是不會造反的。唐太宗臨死時，安排了武媚娘去當尼姑，自以為得計。自己喃喃的說：天下哪有尼姑做皇帝的。這就充分說明了統治者保江山的心理。雖然歷史立刻就證明了他們的錯誤，但卻至死不悟。統治者予佛教以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特別的優待和鼓勵。佛教哪能不興盛呢?6．人做了許多昧心的事，佛教應許他們可以出錢買福消災，所以至今廟里的生意不衰。
（三）佛教既然一鳴驚人，就有人仿佛教的形式，刨出一個比較具中國風味的教來，就是道教。后來的儒學也混合了佛學。這且不言。中國由皇帝帶頭提倡，政策上給予佛教經濟特權。東漢明帝建了白馬寺，到了桓帝時，就于宮中立浮屠之祀（《后漢書》卷六十）。三國初年，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為重閣樓道，可容三千余人，禮佛誦經。各地來聽拂受道的人，一概免役。并且布席于路，多設酒飯，民人來觀及就食，動且萬人，用費上億（《吳志》卷四）。北魏民眾信佛，以避輸課（《魏書》卷百十四）。北朝如此，南朝也是。佛法訛替，沙門混雜，而專成逋菇（《宋書》卷九十七）。于是，就開始制造謠言，要造反了。"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魏書》卷百十四）隋文帝統一中國，勵精圖治，一切漸上軌道。但在他死后不久，就有幾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守門衛士都向其禮拜。他仍一擁上前，搶了武器，造起反來。后來又有個海明和尚自稱彌勒佛降世，好幾萬人跟著他。于是自稱皇帝，改元白烏。以后，唐、宋、元、明，彌勒佛不斷下降，不可勝述。到明天啟年間，徐鴻儒以白蓮教名義作亂，其教徒有二百萬。其后斷斷續續，到了清嘉慶年間，又大鬧一場。唐宋以來，沙門有免稅、免役、免刑的權利。在北朝，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的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屬于佛寺。同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鎮，僧寺也廣占民田。南朝更有奇怪的事，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捐資寺廟一億奉犢。所以，佛教富甲天下，政府財政越來越困難，就向佛寺借貸（《齊書》卷八十二）。到唐代德宗時，楊炎曾說："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僧，以免賦役。貧人無入所則丁存。故課免于上，賦增于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者，百不四五。"敬宗時，李德裕說："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搖，影庇資產。"唐宋政府有時窮極無聊，以販賣度牒來籌款救急。李嶠說："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寺廟又成為觀光斂錢的所在，于是中國凡是風景生色之處，決不會沒有佛像寺廟。這就代表了中國"文化"。總之，因為優待佛教，結果變成既沒有當兵的，也沒有限役的，也沒稅可收。政府成為貧窮軟弱無聊的怨府。佛寺卻操縱了一切。逼到最后，政府只好起來反抗，就有三武滅佛的事件（周武帝，魏武帝，唐武宗）。可是唐武宗大殺佛徒，毀佛寺，一到宣宗，"修復廢寺，度僧幾及其舊"，根本不解決問題。問題是統治者一面迷信贖罪與天堂地獄的教義；一面迷信佛教能幫助穩定他們的統治。例如，英明如唐太宗，派玄奘取經，并親自為佛經作序，叫做"圣教序"。序中一再稱佛教為"圣教"、"正教"、"真教"，"宣揚勝業，引慈云于西極，注法雨于東垂"。還有什么"日月無窮、乾坤永大"等等的肉麻話。唐朝開國，宣布以道為因教，并認老子作祖宗。一再說，三教并尊，以道為先。可是竟稱佛教是圣、正、真，但不知其置其他二教于何地?這種兩面作風，報應就在眼前，尼姑馬上就殺他的子孫，奪他的江山。取什么經，做什么序，都是打嘴現世。他也不想想，佛教要是真那么好，王玄策怎么能一下子把印度王都捉了來?中國歷史再三證實："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縱觀中國歷史，每逢溺佛的時期，就是亂亡相繼的時代。佛教給予中國的是動亂、無知、敗壞、愚昧、軟弱、自私、欺詐、浪費……的總和，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到了近代，所有佛教國家，在西風之前，如同摧枯拉朽。中國若是沒有固有的道統和正氣，恐伯早已被瓜分。可是兩千年來，由佛致病，病了又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
三
中國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元前一百年）以來，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官方思想。一三六八年以降，政府用八股方式取士，四書便成了只需的書。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就被鉗在一個極小的框子里，坐井觀天，卒為井底之蛙。本來只習儒家學術，至少還明白儒家的學術，但在八股的形式限制下，連四書都不必念通，只要背熟了前人考中者的幾篇卷子，但能名字上了榜，踏上做官的階梯，就算儒門弟子。至于升宮發射，靠的是個人的人事與手段。是否真須照著孔子的話去做，其間并沒有一定的關系。籠統地說，儒家思想籠罩了中國兩千年。但嚴格地看，則所謂儒家思想實可分為儒學和儒術兩個部門。儒學是孔子發明的那套大道理，是冠冕堂皇的理論部門。儒術就是"仕"，包括怎樣才能做到官，如何能保住官位，如何能升官，如何能發財等等，是心照不宣的技術部門。總稱為孔孟學術。當它發展到極端的時候，差點沒把中華民族給扼死。由于它在中國運行兩千年，決非短暫，所以病根也極深。現分儒學與儒術兩部，論述于后。
儒 學
儒學的集大成者，當推孔子。孔于是魯昌平人，生而頭上圩頂，因此名丘，字仲尼。六歲時與兒童游戲，常扮演祭祀時的禮節情狀。十五歲時，開始好學。十九歲結婚。廿二歲時，入太廟、每事問。這表示他對宗法社會的種種形式，從來就具有濃厚的興趣與關切。他并且以篤行孝道而聞名。由于個人主義的抬頭，淺近的自私自利行為充斥各處。從家族主義里培養出來的美德＝忠、孝的情節，重復地被子弒其父、臣弒其君的邪惡所淹蓋。他急切于糾正弊病，正好又生長在魯國（周室在外族的壓迫下東遷，籍冊失散，魯國在東方，保存了舊時的典獻文物，因有周禮在魯之稱），這可能是他走上形式主義（復禮）路子的重要因素。孔子常在貴族家當差，作過乘田（管理牛羊），委吏（會計），也做過中都宰，都很有成績。季孫斯（季、孟、叔三家分霸魯國）召孔子，與語終日。竟嘆說：仲尼的學識淵博似江海，莫能窺其邊際。孔于年四十以后，不但有不少學生跟他學習：同時也逐步的進入政壇。魯定公先任他為司空，后以相助定公與齊景公會談，得回齊國從前占去的汶陽三塊田。這田原屬季家，季孫斯很感激孔子，在定公前保舉孔子為大司寇。于是，孔子得到機會開始推行他的"復禮"大業了。正好季孫斯的一個家臣公山不狃造反，季孫斯向孔子商問對策。孔子趁機勸他：你要人家不造你的反，你就先不要造人家的反。你們三家對魯君不臣，已經很久了。現在如果你肯作個榜樣，把自己的城墻拆低一點，把自己家的武備也撤銷一點，表示效忠魯君，這才是使魯國長治久安的辦法。季孫斯把這個意見與孟、叔二家商量，孟孫無忌馬上就同意，后來叔孫州仇也同意。公山事敗出亡吳國。孔子做了代理宰相。有一個魯國名人叫少正卯的，時常與孔子在暗中較勁。這時孔子以"辯言亂政"的罪名，不由分說，突然把他殺丁。因此魯國上下沒有一個不怕孔子。相傳三個月后，魯國大治。所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齊景公認為魯國大治對齊國是個大威脅，于是對魯國使用美人計。魯侯與三家都得了美女，漸漸不關心國事。孔子是個見不得"無禮"的人。于是援琴作歌："被婦之口，可以出走。被女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就這樣帶著弟子離開魯國。離開祖國的時候，心中萬分難舍，一步一回頭，越走越慢，希望魯國君臣還能來追他回去。可是他最后的希望也終于破滅了。絕望之余，又燃起新的希望。他周游列國，希望有人能用他。受過許多委曲，經過十四年的努力，新希望再度完全破滅。他就毅然返魯，專心從事寫作（刪詩定禮＝修改歷史）和教育的工作，直到他七十三歲逝世。
孔子雖然不是宗教家，但他一再的提出"天"這個具有神格的概念。在古籍《詩經》和《書經》里："天"、"昊天"、"上帝"、"皇天"、"皇天上帝"，稱呼雖有時不同，所指的對象都是一個，最簡捷的稱呼就是"天"。這是他的哲學的基本部分。他說，"惟天為大"（《論語》）＝天的至高無上性。"天行健"（《易經》乾卦）＝天的長存、運行不已性。"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天的沉默性，創造性。同時天具有可信賴性，天過問人的禍福。他路過宋國，司馬桓推要殺他，情況非常緊張，他說："天生德于予，司馬其如予何?"在匡遇險時，他也說："天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記》世家）"天既禍之，而自福之，不亦難乎?"（《左傳》昭公二七年）他認為天具不可抗拒的能力，顏淵死了，他說："天喪予。"子路死了，他說："天祝予。"（《論語》）他認為天是威嚴的，如："畏天命。"天是全知的，如："知我者，天乎。"（《史記》世家）天是能審判人的，如："天厭之。"（《論語》）天是具可知性的，如："夫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五十而知天命。"（《論語》）孔子的"天"和猶太人《舊約》里的耶和華完全沒有不同。只是耶和華很好說話，整天耶和華說東說西的。孔子的天最不好說話，所以是"天何言哉"。孔子為什么非要如此強調天呢?至少有兩個最基本的理由：（一）從慎終追遠的角度來看，祖宗的祖宗的祖宗，必定要到達一個始祖。追到窮極，便是宇宙第一因的天。如果不立一個"自在天"，邏輯上必陷入一切皆空（沒有）的唯心虛無主義。（二）如果承認天的創造性，人就是他手里的工藝品，我們人對他就不可能產生抗拒力。所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只好逆來順受。這樣才能順理成章的建立他的"復禮主義"。
人要做人做得象樣，才能稱為"仁"。要成為"仁"，就非復禮不可。怎樣叫做復禮呢?他的答案就是克己。所以他說："克己復禮之謂仁。"克已是對自己單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壓制性的要求。因為天既然是不可抗拒的，人就對自己的任何遭遇既無選擇，更無法抗辯。最聰明的方法就是逆來順受，發揮羊性（仁性），"不怨天，不尤人"，"五十而知天命"。他磨到了五十歲才明白了這個大道理。換言之，越倔強越吃虧，這是他五十年的實際生活體驗。他在四十六歲的時候，還滿腔不服氣，千里迢迢，跑到周，去問難于老子。老子對他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離去時，對弟子說："老子猶龍耶！"（《史記》）孔子的弟子們描寫孔子的神情："吠吠如喪家之犬。"
天的延伸或具體化，就是君父。本來父要慈，子要孝，君要正，臣要忠，是彼此對等，互盡義務的。現在變成父不慈。子也要孝，君不正，臣也得忠的片面的義務。子與臣原來已經處于較為弱小的不利地位，現在再把手腳都自動地捆起來，萬一這樣的做法并不能感動殘酷的君父時，便只好束手待斃了。孔子沒有提出一個善后或補救的辦法來，犧牲者將來得到何種獎賞?殘酷虐待人的有何懲罰?因此，佛教的天堂地獄一出現，便大受歡迎。實際上是孔子在為蓯驅雀。世界上任何一個好牧人必須保護他的羊群，想好辦法去限制狼性，以期羊性能獲得最低限度的損失的保證。決不能采絕對不設防主義，何況反綁起羊的手腳，任狼性自由發揮呢?從生物學來看，雖然世界充滿了弱肉強食的事實，但弱者卻也具備種種防御的本能，如防護色、毒刺毒液等，至少也有天生長腿，跑得飛快。從因果律來看，唯心的方面設有天堂地獄之說，雖非能之，而心向往焉。唯物的方面也有螳螂捕蟬，而黃雀在后的現世現報。孔子的儒學到此就已經很不周延了。同時，就因為他的羊性哲學使他始終直不起脊梁骨來。譬如，天（上帝）的對面一定有個魔鬼，孔子叫它們鬼神或怪力亂神。他的態度是："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生病了，子路請禱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當子路要事奉那些鬼神，他馬上正色拒絕："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以上都引《論語》）可是他心里又覺得不可小看鬼神之勢，"鬼神之為德，其盛矣夫！"（《中庸》）他既是站在天這邊的立場，自然不能再去事奉魔鬼。但又感覺鬼神之勢不可侮，就不敢站出來，采取斗爭的姿態。于是又偷偷的去禱告它們，一邊去敬它們，一邊又遠著它們。你要是一定要他表態的話，他就顧左右而言他，來個"不語"。這是投機倒把的騎墻主義。所以，后來的門徒，由羊性更進一步，發展成奴性。就是：平常對狼說：我是你的食物，請隨便吃。可是等到發現狼以外還有虎的時候，它就說：狼啊，你不要神氣，我現在是虎的食物了。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阿Q精神。
孔子在《大學》里，提出"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在《中庸》里，提出中庸這種"圣人之道"，以"峻極于天"。這是大家公認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儒教的最終目標。在天人合一里卻是主張：人要去上合于天。試想那天是個又大、又能、又強……的東西。人跟天比，簡直是個可憐的綿羊，憑什么能合得了天?明明德，簡單的說。就是把善心打開。親民，就是與人親善。止于至善，就是做到個最好的好人為止。同時要毋意（不要有為已的意念），毋必（凡事不要堅持），毋固（不可固執自己的立場），毋我（犧牲自我）。總之，就是克已。質言之，就是甘心情愿，為人犧牲。這當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說法。當然那些得利的人一定會褒獎這只羊好，真好。問題在于誰是那個得到一切的人?他配不配?該不該?一概不問，這又完全是一個片面的狀態。或者有人爭辯說，孔子的真意是全面的，因為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犧牲的話，豈不是就完全沒有強權了嗎?這未免失之于太過理想，太過天真了。問題在于每人都愿犧牲的這個假定上。試問拿什么來保證每人都愿意這樣做?世界上有十分之一的人不愿犧牲怎么辦?孔子沒有答案。在《中庸》里，他倒是非常坦白，他說："履白刃之山易，一日致中庸難。""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因此，說了半天的中庸，就等于沒有說。那么，上合于天的天人合一學說，根本不能成立。他在《中庸》里面，把一切的過錯都怪到自己身上，他說："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原因是："君子之四道'臣、子、弟、友'，丘未能一焉。"換句話說，狼跟羊之未能和平共存，是因為羊的手腳沒有能綁得更結實一點。天既然合不成，后來就專心搞政治。就是要幫執政者治國平天下。
孔子的努力的確精神可佩。何以他的學說不但沒有能替中國解決問題，反而制造了更嚴重的問題呢?因為他沒有把根本的問題來源弄清楚，就出了一大堆主意。問題就變了質。依照澇證法的規律，有一個正題就必然生出反題來。中國的家族主義有它的好處，就必然有它的害處。要不斷地去發現它的害處，去掉害處，然后好處才能一直彰顯。在中國的家族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小老婆和寵小老婆的問題。擺在孔子面前就有一個好例子，他卻完全不買帳。周幽王寵褒擬，弄得廢了太子，貶去申國。后來又要斬草除根。申侯（太子舅）為了自救，到外國搬兵。犬戎來打破都城，大肆劫掠，幽王褒姒皆死。雖然后來退兵，周室卻因此殘破，所以才會有平王（太子繼位）東遷。以前歷史上的前例，夏桀、商紂，亡國滅家，無不由小老婆身上起。小點的事例，就更難數了。而孔于不去面對這樣的基本問題，卻去主張：老子可以亂搞性關系，兒子不許反對，老子渾頭瞌腦，要打要殺隨他便。這樣的社會怎能說是至善?再說孔于的一味蠻干的作風，也令人懷疑他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例如殺少正卯的事件，有人不同意就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難怪他的學說無論怎樣去配合統治者的胃口，就是沒有人敢用他。
到了孟子，他將儒學作了不少修正。把天的概念變得更親切了一點。天不是只站在強者的一邊，他強調天也站在人民的一邊。譬如：天將降大任于某人，必定先叫他受許多的苦。就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目的是要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從此，天變成人的嚴父長兄，良師好友了。孟子周游列國，從梁惠王那里出來，馬上就罵："望之不似人君。"他當著齊宣王的面就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是什么?就是把他換了，請他走路。這話把宣王的臉都氣青了。宣王問說：武王伐紂，那不是臣弒君嗎?他馬上就駁回去說：那才不是臣弒什么君呢，那只不過是殺個壞人，殺個獨夫而已。然后到處去講，民為重，君為輕。天讓君主做君主，是叫他好好地養人民．做人民的好父母。他要是做不好。天并不對他特別維護，就要廢掉他。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老百姓的意見，而作為對君王的取舍。同時，他鼓勵人起來推翻那些敗德的君主。叫作革命。革命的行為，雖然是殺君犯上的，卻也是正義的。他不遠千里，仆仆風塵，到各國去求職，卻鼓吹這一套，所以更沒有人敢用他'然而，這并不是說，孟于是在推翻孔子。如果把孟子的書仔細地讀過，就很容易發現，他一點也沒有和孔子反對。他只是在另一個角度來幫孔子的忙，減少人民對孔子的"誤會"而已。文天祥的一首詩道盡了其中微意："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他們是相輔相成的。孔子拼命勸大家做好羊，孟子則勸狼要裝文明一點，不然就把羊嚇跑了，結果就會少掉幾只羊。
到了漢武帝踐位時。下詔求賢。朝中舉薦了一百多個士子，武帝親自對策。各人都聚精會神，把見解寫好陳上。武帝看了別人的條陳也無特別可否，偏偏一見董仲舒的文字，就擊節稱賞，嘆為奇文。原來董生少年時，研究《春秋》，很有心得。景帝時已名列博士，他還覺不足，于是痛下苦功，三年不窺園，終于把孔孟之學的天道，融會貫通，作成《春秋繁露》一書。遠近學子把他奉為經師。這次特蒙武帝青睞，遂上天人三策，專講天人感應。大體是說，天意安排人民聽從君主，君主則聽從天，天又俯聽人民的意愿。如果君主做錯了事，違背丁天的意思，天就會發出警告。屢告不改，天就會發怒，廢棄這個君主。也就是人民起來革命，天就聽從人民的意愿，賜給他們另一君主。天所發出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日月失明，星辰變逆，地震山崩，江河泛潞，四時顛倒，蝗蟲災荒。凡有這種現象，就是代表皇天震怒。人主應該急謀補救之道。他引了古代不少事例作為證明。這引起武帝很大的興趣。因為武帝是個氣高志大的人，從小就好高鶩遠，即位后就要大事改變，要作一番振今爍古的大事業。董仲舒的一番議論，正好可以作為藉口。《春秋繁露》是把中國陰陽家的五行論摻揉到儒學里來的一種學術。儒學在中國社會里所受到的批評，主要的是"迂闊"二字。也就是空洞的形式主義。而五行論是比較實惠的學說。鄒衍是陰陽家的代表，他把宇宙的機能概分成五個集類。每個集類有一個總的物質個性，并且把它用一個簡單的元素來代表。每一個元素又用一個字來代表，如：金一水一木一火一土一，它們之間存在著陰陽（積極和消極）兩種力量。陽的力造成：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一個永遠不斷的生成（創造）環。由于不斷地生成，宇宙萬物就象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終于爆炸毀滅。因此，生成的本身就同時產生銷毀抵制的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一個永遠不斷的抵銷（破壞）環。從總體來說，陰陽兩個力的相生相克的基本型態，就是黑月吃白月的太極圖。詳細分析，每一元素之中又含同樣五種元素，至少五行就有二十五種型態。這是陰陽在物理學方面的二十五種型態。周易是陰陽在數學方面的六十四種型態。西漢初期的京房把陰陽的數學意義和物理意義綜合起來，史家稱為漢易或京房易，以區別于周易。這是易或陰陽學的兩個發展的階段。中國人向來的實證傾向，不管什么學問都要能對人生哲學發生意義才算有價值。所以，陰陽家也不能例外，把五行學說運用在從生理、性格、醫藥，直到國家、政治、天文。五行學說便成了解釋一切現象的公式了。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有它特殊的性格，在它上面和下面接替的朝代的性格都可以依照五行生克來作說明。天也就按照這個公式來管理人事。譬如，黃帝以土德（性）受命，劉漢以火德受命，等等。如果新王朝取代劉漢的是以水德受命于天，就叫作革命。革命就是革去舊有的受命，而接受新的天命的意思。因此，天對現行受命者不滿意的時候，就先予以警告，如果它執迷不悟，天就另外授命新朝。這是中國式的"不斷革命論"。董仲舒把這樣的理論加到儒學里，頓使儒學從半天空中降下，有了實際的憑藉。質言之，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實際上尊的是董術。最吸引人的就是警告的"緩沖期"的設計。一看中國的歷史，幾乎篇篇都見這種思想。一有災異發生，皇帝不是"避殿減膳"、"下召求言"，就是"下詔罪己"。也有改年號，與民更始的。由于中國是個農業國，風調雨順是基本的生存條件，所以，古時的所謂政治，最首要的就是水利。雨多時要疏浚，干旱時要灌溉。最好是事先作好預防工作，叫做"未雨綢繆"。自然災害，直接影響民生。民生直接影響政權。因而丞相丙吉問牛喘，不問斗毆，傳為識大體的榜樣。好榜樣雖有，就是沒有人愿意照著做；而避殿、求言那些形式、敷衍，倒是奉行得非常起勁。到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時候，災荒大起，他倒唱起"天災無與人事"的現代科學的淪調來，于是，后世連敷衍的形式都懶得行了。
儒 術
孔子講"仕"，孟子更講"仕"，并且身體力行，主張學而優則"仕"。最簡捷的解釋，就是有了知識就可做官。孟子說話比較直爽，他直接說出知識分子做官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二是因為窮。二者必有其一。前者是真的到了學而優的地步，居然有了一定的見解，形成一定的理想，要為國家民族社會有所貢獻。后者是認識幾個字，有了知識分子的形式，并無一定的內容，做官成為賺錢的手段。等官做或做著官的知識分子（士）就成了四民（士、農、工、商）之首。因其為首，故本身便已含有榮譽在內。儒家在實際的行動里，成為制造知識與販賣知識的企業。在《大學》就明白地擬訂了學優則仕的程式，就是從格物致知起，到治國平天下止。在孔子的時代，士的就業不成問題。因為官位的分配是根據天然的身份而來，就是貴族生來就做官。但由于人口增加，事物日繁，必須增加許多位子來管理，需要有知識的人來處理問題。而貴族們正在退化中，這些實在做事的位子急需能者來填充。孔子本身的出路就是如此而來，孔子的弟子搞的出路也是這樣來。孔子二十三歲就開始做教師，雖說是孔子的天分，卻也是社會的需求。因此就業并不發生困難，事求人，孔子的弟子們都能得到很好的職位。到了孟子的時代，情形就改觀了。由于士的大批不斷出產，職位的增加跟不上士口的增加。人求事，孟子的弟子就很難找到職位。后來士口泛濫。造成諸侯養士（有薪水沒事做）的局面。士口不斷快速增長，人浮于事，士就變成浮士。他們到處亂串去找事，士就變成游士。為了爭奪職位，不擇手段，游士中極多無恥之輩。平民出身的士，是一種不耕不收，不工不商的專業求知的人。也就是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甚至于讀書讀到手無縛雞之力，完全沒有生產勞動能力的一批人。官位有限，得不到官的就只好打混，成為社會多余的寄生分子。于是游士和流民同是社會問題。到了秦代就把他們活埋，成為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坑儒"。滅儒則也要滅儒家的書，所以焚書與坑儒并行。漢高祖極端材厭儒生，雖然沒用殺的辦法，卻是見到就罵。漢初實行黃、老道家的思想治國，儒士一直明里暗里搞變法。由于薄、竇兩位太后的積極堅持，幾回鬧變法都沒有鬧起來。到了漢武帝時，變法終于鬧成功了。漢朝以道學開國，到文、景二帝時，進入高潮，極為富強。行的是宰相制，君主無為。武帝好大喜功，要實行一把抓的獨裁專制，因此他非要儒學不可。根據《漢書》卷二四食貨志：武帝即位之初，"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眾民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到了武帝晚年，根據《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人民相食。"短短數十年之間，全部敗光，西漢也因而衰亡。同時，漢武帝以來，士又大量生產。政府取士之法，雖有考試，卻著重選舉。無論如何，都落到游士充斥，無法安插的局面。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教育越發達則政局越紊亂的公式。以后就不斷的反復著，為害兩千年。
袁安說："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光武中興以后，單單太學生已達三萬多人。私塾林立，每一宿儒收門徒一時數十人至數千人。而郎官的職位總共只有兩千，且大半都早被秉政者的子弟、親戚、賓客捷足先登。從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因此，知識分子的出路是百分之零。謀求出路的唯一辦法，就是想辦法把既得利益者推倒。外戚秉政時，知識分子就捧宦官，譬如：《后漢書》中宦官諸傳中，描寫著"兇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賓客求謁（張）讓者，車恒數百千輛，后至不得進"。"有孟佗者因識監奴（宦官張讓的奴仆），賓客皆爭以珍玩賄賂，成刑煊赫"，諸如此類。并盡一切可能去攻擊外戚，直到把外戚打倒。宦官派得勢秉政后，那些分不到一杯羹的，就去捧外戚，盡一切可能去打倒去殺宦官。如是周而復始，史稱"黨錮之禍"。一直把漢朝鬧亡國為止。以后知識分子各展其才，輔助軍閥互戰。這時的出路就寬闊多了，眾珠走盤，聚而為三堆，故中國一分為三。大家較力，最后歸屬于晉。統一不到十年，而八王造起反來。這次是本家兄弟，不是舅爺與奴婢了。后來直鬧到天下大亂，五胡亂華。士人自相淘汰，于是復歸于隋。隋文帝勵精圖治，太平了二十四年，天下又感"仕進路塞"。中國又進入動亂，復歸于唐。庸初貞觀年問，只京師一地，待仕之士已有八千余人。唐代用考試的辦法取士，把知識分子的精力消磨于筆硯之間，進士及第，有年過七十的。這樣的確把情勢緩和了許多。唐史顯明，到了天寶年間（玄宗），每次考生數目都以萬計，而只錄取六十四人。再把考試弄得更難一點，禮部及第，再復試于吏部。即使都傾利通過，候補者"或磋陀十年不得官"。東漢的朋黨傾軋再在唐朝翻版。無論怎樣惡毒的傾軋，政府還是容納不下。于是向各地散布，希望打開新局面，方鎮遂橫行無忌了。從中央的傾軋，轉換到各地進行，中國再度分裂。從軍閥割據，到五代十國，最后復歸于宋。在這期間中國人殺中國人，殺到萬里無煙。宋自太宗到徽宗，考試錄取額大致為十五至十八取一，比唐代增加二百倍。根據《宋史》卷一五八選舉志，在哲宗時增加官職到二萬八千多員。就這樣還是容納不下許多失業士子。《宋史》上說："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錄無用之人。"宋代把仕進當成一種社會政策，意義不在治事，而在恤貧救濟。成效并不理想，仍舊無法避免黨爭，卒以亡給外族。同時，宋代因為實行這樣的社會政策，累得政府極貧窮，而官吏也極貧窮。到了明代，問題更加嚴重。明代入仕，除進士外，還有舉人、監生與其他交道出身的雜流。根據《明史》卷六九選舉志：弘治八年聽選于吏部者萬余人，也是十年都不得官。而明代的黨爭與所用手段比歷代都更慘烈。滿清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政府開始賣官（捐納）．此外還有因軍功、河工的勞積保舉，胥吏可依隕捐保舉。于是正途考試甲榜到部，幾十年也不得官。所謂保舉也是百不得一，只有賑捐的比較快。大家為了做官，奔兢之風，有勝前代。洪亮吉疏："士大夫不顧廉恥……屈膝……拜門……交上官之僮隸……長跪以求……行賄侍衛……。"為著保官，如曾國藩說："十余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弊。"為了發財，如劉蓉說："天下之吏未聞有以安民為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剝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故自乾隆以降，大小民變不絕，直到滿清末季，軍閥混戰的局面再度出現。總之，游士的問題歷代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為了做官，鉆狗洞（南宋許及之由鉆韓佗胄家的狗洞并下跪而得任尚書），拜干爹（明崔呈秀夜進魏忠賢家叩頭乞求為養子），甚至于建生祠，無所不用其極。為了保官，明廷有廷杖大臣的制度。大臣每天早期，都與家人訣別，不知會不會在朝堂上被杖死，雖冒死也不放棄官位。《明史》中說："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勵士大夫。"俗話常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如《儒林外史》中說，讀書好做官，做官就能"坐堂打板子"，"出門有幾副執事，鷗鑼響道，趕打閑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所謂儒術，到此就是一部《儒林外史》和一部《官場現形記》。《明史》說："無恥之徒，但知自結于執政。"把國家搶垮吃光為止。中國兩千年的訓練與實踐，知識分子自動自發地就以"治國平天下"為職志。是為做官心理。其不擇手段，是為無恥主義。總而言之．是為儒術。
知識的本身絕對不是壞事，一定要有真知識。所以，知"不知"，上。最怕是只具知識的形式，而沒有知識的內容，假不知，以為知，或把片面的知識當作全面，就非誤事不可。所以，不知"知"，病。學而優這一段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問題出在"則仕"這兩個字。學優的人仕，也沒有問題，難道要學不優的人去仕不成嗎?讀書研究有了學問，唯一應該做的光是仕，這樣就有問題了。有了學問的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搞政治。半瓶醋裝作有學問，也搞政治，這就很有問題了。再加把搞政治限于做官，問題就更大。而做官的意義又限于坐堂打人、美色金屋，問題就大到無以復加了。這是孔子片面思想和主張所造成的流弊。因為如果把學而優則仕這句話，放在"學而優則農"，"學而優則工"，"學而優則商"一起或后面，就完全平衡，沒有問題了。老子說："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這是講：政治這樣的事是退不得已才去做的。政治是天下眾人的神圣的東西，絕對不能照著個人的意思或為私人的目的去作為，他說：圣人無常心（自己定下的主意），以百姓之心為心。完全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不是這樣去做，就一定會把它敗壞、搞垮的。如果把它當作私人的東西，抓住不放，就一定會失掉的。為什么說是不得已的呢?因為他本來決不愿意去做的事，由于某種情事發生，他就非做不可。所以是對事不對人的。這事發生在政治上，就是國家民族有迫切的需要，責無旁貸，非出來貢獻一已所長不可。等到事情一辦完，立即離開，是為功成身退。老子更強調不居功，就是不圖名，不爭位，不謀利，急流勇退。這是為人民服務，一切盡義務的正確態度。也是極自然的結果。不得已主義的義務心理，就是不含為己的動機，才能真正把事辦好。國家民族得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如果動機和手段都是為己的，國家民族一定受損害，自己的利益也必不能存在。這是一種從大局看事的眼光和胸襟。歷史一再證明這種看法的正確性。那些為己為得最成功的人們，如嚴篙、魏忠賢之流，不但毀了國家民族，同時也毀了自己。所謂：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下神器是為國家民族、所有人民的，怎么可以當官來做?為（做官）者敗之，執（霸）者失之。當中國每一個時代里被鬧得亂亡相繼之時，幸虧總有具這樣思想的人出來作挽狂瀾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所以，中華民族雖受種種摧殘，仍然屹立不搖。
老子一見孔子，就勸他除去四種敗事的缺點：（一）驕氣。就是自是、偏見，要駕御別人的心理動機。（二）多欲。就是非常在乎物質和虛名。（三）態色。就是熱中、巴結，講假冒偽善的虛禮。（四）淫志。就是膨脹著的私利、地位和野心。《周易》有這樣一個故事：魯國有一個人偶爾好玩替孔子算個命，就碰到了"旅"勢，孔子就去向商瞿請教旅的意義，他就解釋說；這是說你能很有名聲和知識，卻沒有固定的官位（或做皇帝）。孔子聽到了就哭得很傷心，直喊叫天哪、命哪的。這樣的人搞起政治來，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群眾必定要遭殃。歷代執政者以為這種人可以利用，其實都是在玩火。利用儒教，也是在玩火。要救正它，落實"一切為人民"，"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癥的良藥。
四
中國歷代還有一個通病，就是病"窮"。原因是中國經濟向來是以農為主，以工業為副，幾千年來，形勢沒有多大變更。歷史告訴我們：人口是會增加的，收獲是會遞減的。每朝經過一段比較安定的時期之后，消費力就超過生產力。一般的現象是：米價騰貴，通貨膨脹。如果不幸再加上自然災害，全國立即陷入饑餓貧窮之中。初時土匪遍地，再則群雄割據，終至亡國滅族。管仲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講究富強的政治家，在《管子》治國第四十八中寫道："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根據歷史資料，秦朝戶口并不太多，又由于始皇筑長城，開馳道，建阿房，戍五嶺，致使"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食"。當時米價每擔千六百。這比戰國時李悝所言"石三十"貴得多了，所以，"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始皇一死，立即天下大亂。漢初實行道家黃、老主義，與民休息。武帝變法，獨尊儒術，晚年雖然慚悔，下輪臺罪已之詔，可借錯已鑄成，一紙詔書，職能回天?元帝時，京師谷價，石二百余，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比起武帝初年每石五錢的谷價，已是天淵之別。所以，"四方饑饉。民父子相棄"。成帝時，"百姓饑餓，流離道路"。哀帝時，"民流亡去城郭，盜賊并起"。王莽篡位。更力行尊儒，食古不化。最初谷價，一石二千。末年，黃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四方饑寒窮愁，皆起為盜賊"。光武中興，情形暫時好轉，到了明帝，再引進不事生產、專事剝削的佛教，就成火上加油。安帝時，"天下饑荒，兢為盜賊"。終于引起大亂。中國人口，武帝時，五千九百五十九萬。桓帝時，五千六百萬。到晉統一全國，太康元年統計，中國只剩一千六百萬人。
晉惠帝時，八王之亂，"米石萬錢"。懷帝時，"米萬余錢"。懷愍帝時，"斗米二金"。流民作亂，外族南侵，懷、愍蒙塵。五胡亂華期間，人民的出路，一是投庇豪族，二是從軍。因此，南北朝時，只見軍閥火拼，不見民眾暴動。隋文帝勵精圖治，休養生息，二十四年間，人口回升到四千六百萬。煬帝即位，"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工不息"，煬帝末年，"民初皆剝樹皮以食，皮葉皆盡，乃煮土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李唐代興，與老子認親，復用道學，遂有繼漢初文、景之治以來，在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期的貞觀之治。到玄宗天寶十三年，人口達五千二百八十八萬。米一斗價十三個錢。貞觀時才三個錢。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繼而軍閥方鎮，爭戰不休。肅宗時，米斗七千錢。代宗時，回跌到一千錢。僖宗時，由于歷時"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王仙芝、黃巢造反，"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當時的米價，斗米三十千。后來五代十國，亂到趙宋統一。太宗時，史稱："人稀米賤，一斗十余錢。其后人眾，物貴，熙寧八年，米斗五十錢"。宋代養士政策，兼幣制混亂，財政極為困難。王安石大搞經濟，越弄越糟。外因于金、夏，內傷于方臘。中國再見徽、欽蒙塵。偏安茍且的南宋，"氣象蕭條，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終亡于蒙古。
在元世祖忽必烈時，中國人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比唐代盛世還多。蒙古朝特別溺佛，對和尚供奉，不只限于財物，元室上自太后，下至宮人都興肉身布施。司法上無論什么重罪，只要用錢財打通和尚關節，都能在佛祖慈悲，眾生平等的名義下獲得赦免。同時元代使用交鈔（票），不用錢幣。發行交鈔并不根據存底，庫中根本就沒有存底。交鈔越發行，票值就越減少。泰定帝時，"斗米值十三緡，民出鈔糴糧，稍昏，即不用"，這是說：通貨膨脹的速度已經不能控制了。政府為了供佛和戰爭，對人民的賦稅聚斂，極端繁重兇猛。到了荒淫穢蕩的順帝時，天災額仍，歲歲饑荒，"殍死盈道，軍士掠孱弱者以為食"。人民相食，更是常事。于是"九土靡沸"，元亡。
明成祖時，中國人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以后時有增減，最少沒有少過五千萬。明代每一新帝即位，照例鑄新錢。但"商賈沿元朝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故錢鈔兩用。鈔法又極紛亂，到嘉靖年間，"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今試以銀為準，成祖永樂年間，銀一兩折米四擔。武宗正德年間，"米石折銀一兩"，貴了四倍。到了崇禎初年，"米石值銀四兩"，貴了十六倍。到了祟禎中年，"山東米石二十兩，河南乃至一百五十兩"。李自成反時，"河南大旱，觶谷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朝廷為了討伐李、張，崇禎帝下詔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實在無賦可增的時候，他痛哭流涕地哀求人民說，無論如何，再累吾民一年，是必掃除流寇。結果是："敲撲日峻，道路吞聲，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最后："兵聞賊而逃，民聞賊而喜。"弄到李自成打到北京，祟禎登煤山自盡，明亡。
滿清自康熙到乾隆，戶部庫存有七千余萬兩。酚去西北兩路用兵，開辟新疆，平大小金川，共花資一萬萬二干五百萬。曾經普免天下錢糧四次，七省漕糧兩次。可是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共花了國家二萬萬兩。為了籌措經費，甚至賣官，遺害無窮。道光初年，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廣東每年失銀三千余萬兩，浙、魯、津各口也失銀數千萬兩不等．所以清廷決心禁煙，中英戰爭失敗后。開埠、割地、賠款，動輒失銀多少千百萬萬兩。這是滿清一朝特別的開銷。于是，從中央到鄉鎮，無不虧空累累，最后都轉嫁到人民頭上。再加上通貨膨脹，人口激增（清末中國人口高達前所未有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無地可拼，無糧可食，就只好變成流民。中國到此，可說是窮到了骨髓了。
綜上所述，正如管子所言：亂國常貧。這句話也可以調轉來說：貪國常亂。為什么中國第是貧亂相因呢？理由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中國以農立國，而農業經濟決非一件輕易的事。古代農家思想雖然主張君臣并耕，大家都要勞動生產，但對發展農業的技術問題，并無詳細資料可憑。漢武帝以來。中國官方思想是儒家思想，從孔子的言論中，找不到農業經濟思想和政策。充其量他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籠統"均"的概念，甚至于是一種"均貧（寡）"的消極性的格念。有人問過他農和圃的事，他回說；不如老農，不如老圃。他是談治國平天下的人，怎么能談這種事?因此，以禮貌而鄙視的態度，根本不予討論。另一面標榜貧窮的高尚，一再稱贊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絕糧于陳時，弦歌不絕。因為既不勞動生產，又沒有機會去剝削人家，不安貧樂道有什么辦法?但這決不代表儒家永遠是主張安貧的，這只是暫時性的。等到一旦做了官，就可以狼吞虎咽，取得一切補償。孟子講過不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類似農業經濟政策的話。其實完全不是改進農業的建議，只是粗枝大葉的提一下，目的是警告貴族們千萬不可采取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近視辦法而巳。實際上每朗每代都在明知故犯。佛教盛行于各朝，佛弟子講的是托缽（乞討）布施，若與之討論農業經濟，則無異于緣木求魚。歷代也有所謂"計臣"，專門替政府籌措財政方面曲事宜。可是他們的效果經常都是處于消極方面的。第一因為《孟子》，開宗明義第一段就是："王何必言利，仁義而已矣。"凡是談"利"的都自陷于小人的圈子里，因為："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孟子》）盡管做官貪污是一定的，但表面上都糊了一層仁義。例如分明是收買議員的賄賂，卻美其名曰"冰炭敬"。第二因為計臣所計的并非什么積極的生產政策，而是怎樣去擠和刮那已經疲憊不堪的勞動人民，實際上只是農民。因此。一個朝代只要是計臣一出現，滅亡就已不遠了。兩千年來，歷史上找不到農業政策，這對一個號稱以農立國的國家來說，豈不成了笑話了嗎?論者或謂：中國不是有過漢、唐盛世，國強民富的時代嗎，難道說那時就沒有政策，不然怎么能富強呢?其實，所謂漢唐盛世，中國兩個黃金時期，總共加起來大概有八十年。大致以二千年來計算。八十年只占百分之四。其他百分之九十六的時間，人民都在不同程度的水深火熱之中。這短短的八十年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時期，就是因為它有政策，而且是好政策，同時有好人去行這種好政策。就是史稱"與民休息"或"休養生息"的政策。這是中國史家一慣的簡稱作風。講到農業決不同于其他，因為要生產得好，就要講深餅、灌溉、施肥、除蟲、芟荑等細心的照顧。每祥都是時間、勞苦與耐性。農業生產是最不能急的事，否則就是揠苗助長，得不償失。最好的農業政策就是提供農民開發拼地與深耕等等的動機和環境。動機是個心理學上的命題，就是一定要讓農民對自己的辛苦有一定的收獲。政府對他們最佳的鼓勵決不應該是口頭上的，而應是實際的行動，就是減低稅收。因為減低稅收，農民自己就可多得一點。他們為了再多得一點，就會去研究想辦法開墾和深耕等，以增加生產。農民自動增產，政府決不會吃虧，而且大家都保持了很好的體面。環境是農業生產需要時間與安定的命題，就是政府千萬不可去瞎出主意（好像是在幫他們的忙，事實上是超幫越忙），去攪擾他們。這都是根據老子的三句話而來的。老子說："天下多忌諱（多出瞎主意），而民彌貧"，"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還有就是："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兇年"。是為休養生息的政策。歷史證明這種政策有很好的效果。可是一般計臣看不透這種自然的辦法的好處，他們總是反其道而行。急來抱佛腳，想要急功近利。用重賦逼斂的辦法去逼農民。農民多生產也是一無所有，誰愿意去勞苦深耕?倒不如省點力氣，實在可能餓得根本就沒有力氣去深耕。不深拼則產量必然遞減。政府再如狼似虎地來催逼，于是便如司馬光所描寫的情形，農民干脆把桑棗都砍掉，牛與耕具都賣掉，一了百了，省得麻煩。這是逼上梁山，最后與政府同歸于盡。
（二）中國歷代的有錢人有買或霸占土地的興趣，卻沒有幫助農民生產的興趣。自耕農在失去自己拼種的土地后，成了豪族或新主子的佃戶。他們除了向政府交賦和服役外，還要向佃主繳租和服役。如果遇到欠收或個人婚喪疾病等情事，或者對政府的賦額無力交付時，他們所能得到有錢人的"幫助"是借貸一定的數目，等下季豐年加息償還。假設農民因為欠收，一家生活無法維持，而向地主借錢，情形是這樣：農民在貨幣的價錢最便宜的時候借了貨幣；于貨物最昂貴的時候買了貨物，于貨幣最昂貴的時候還了貨幣；于貨物最便宜的時候賣了貨物。農民于是越弄越窮，或向更高的高利貸借貸來償還前欠。債臺高筑，越陷越深。最后弄到典妻賣兒，尚不足以償債。因此，在農民頭上通常有三重的剝削：政府的賦斂，地主的租和財主的債。自古以來，中國有錢人的貨幣的出路，不是生產投資，而是放債取息。一般來說，地主就是財主，地主財主同時又是官僚，官僚又就是"銀行"。《史記》卷七五所記載的孟嘗君，就是這樣的例子。孟嘗君養士二三千眾，經濟上的負擔極重，他就向人民加緊壓榨，他自己的封邑（薛）的人民已經債欠累累，連利息都還不出（利上滾利），他就派馮歡去逼債。馮歡去到薛，把所有欠債的人都找來，都驗過了饋契。他發現人民早就都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那里再鎊得出血來?于是他就自作主張，免了所有人民的債，當場把債契都燒了。這種做法，后來救了孟嘗君的政治生命。當時孟嘗君因為收不到錢，氣得半死。這種作風，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頭腦，是無法了解的。宋代的政府做了更龐大一點的孟嘗君，只可惜它未曾得有另一個馮歡來救命，所以亡得相當凄慘。宋朝不但沒出個救命的馮歡，卻出了個送命的王安石。宋神宗時，政府經濟捉襟見肘，非常貧困。于是出了一位大儒王安石變法維新。諸新法之中特殊的一條，叫做青苗法。就是把借貸給農民的權力收歸國有，由政府當銀行，統一辦理借貸事宜。史稱"行之十年，民困愈甚"，不得不趕快取消。沒想到這種辦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為走紅，美國把它變成現代經濟學的主體思想，暫時代替了"堅船利炮"，對第三世界國家大貸款，名之謂"經濟協助，投資合作"，又稱為"軟戰"。不費一兵一彈，把第三世界國家剝得一干二凈。除了極少數的買辦階級發了點二手財外，人民則是一窮二白。猶有進者，心理上也被剝得毫無自尊，廉恥掃地。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最后回襲了美國本身，人民是無人無債，寅吃卯糧的債臺已筑到第三代都還不清。美國政府的國債高達四兆億多。弄得滿街都是乞丐。一九九零年九月，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記者半夜突襲舊金山城中一條街道，數一下到底有多少乞丐睡在街上，短短一條街上就睡了七百五十一人。
放債取息的吸血經濟制度在古代中國，明目張膽地進行著的，還有就是佛教的寺廟。連政府都向佛寺借貸。南北朝時，佛寺不僅是銀行，而且兼做當鋪。佛教以慈悲救濟為名而放債吸血，向人民進行軟戰。這絕不是杜撰，故意來污蔑佛教的。紀元五一一年，魏世宗宣武帝永平四年下詔曰："僧祗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借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資，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蠢貧下。細民嗟毒，歲月滋深。"現在撇開正史，且看《水滸傳》中，魯達三拳打死高利貸的鄭屠后，官府行文捉拿，在五臺山文殊院避難，落發為僧。寺廟有權庇護要犯。而文殊院有五七百僧人，他們整日念經拜佛打坐，毫不勞動生產，卻擁有極大經濟力量。拱擔賣酒的漢子對魯達說："我仍見關著本寺的本錢，住著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體吃。"鎮上酒店老板對魯達說："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錢也是寺里的，長者已有法旨……。"可見佛寺在那一帶，不但擁有地產房產，而經商資本利潤都操縱在佛寺的手里，又能庇護罪犯，比宋朝政府還實在多了。
（三）管仲的富國策中，除了保護基本的農業生產外，歷史說他削山為錢，煮海為鹽和居賤賣貴。削山為錢，無疑的是開礦，從礦業生產中得到財富。齊國在海邊，海鹽是齊國的特產，也是許多內陸地區的生活必需品。管仲畢竟是懂得經濟的人，重點發展和特殊產品是經濟政策的兩個樞紐。要正當地致富，當然是必須發展產業。但最忌沒有重點，一百八十樣一起發展，就是一百八十樣都發展不好。同時，重點必須根據本國特殊環境和特殊技能來決定。只要集中力量發展起來一兩樣特殊產品，特佳或特需的，就能立于不敗之地。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就是這個原理發揮的成果。居賤賣貴是商業發展的基本原理。有了好的產業政策和執行，就必須有好的商業政策和技巧的積極配合。套一下孟子的口氣來說：天下如此而不能致富者，未之有也！可惜，在中國后來的歷史里，就是找不到一個像樣子的產業和商業政策，反而講些什么"懷遠人"的呆話。譬如，唐玄宗的時代，與西洋通商，有許多中東和歐洲人到中國來。朝廷下令：凡外國人在京城吃飯，一律不準收錢，一則懷來遠人，二則不可失了富有的大國風度。外國人就紛紛的問：你們中國滿街都是乞丐，為什么不給他們飯吃?洋人既可得這樣的優待，于是成群結隊的到飯店大吃大喝。結果飯店只好破產歇業。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政策"，也是中國獨有的。遠古的中國，不鼓勵人民發展科學和工業。《禮記》中有"有為怪異奇巧者殺"。這與中國科學和工業落后很有關系。這在二十年前，中國人可能覺得很羞恥，中國科技不如人，不能成為工業大國。其實，在二十一世紀來說，以農為先的國策可能是世界最先進、最智慧、最實惠的。大概只有中國古人有先見之明，老早就知道，科學和工業的極度發展會給人類帶來毀滅和重大災害。譬如，現今單就蘇聯和美國兩家的原于武器就可以把全世界毀滅四十次。而這都是由電腦自動地控制著，萬一電腦發生某種錯誤時，全世界在五分鐘之內就可能完全毀滅。其他由科學和工業給人類造成的災病，不知凡幾。雖然，中國人的發明能力還是超見的，指南針、火藥、紙張、印刷、磁器、絲織，以至于針灸，都是中國人領先發明，不過都是用于和平用途，對人類有益無害的。所以，只要在主觀心理和客觀環境上，安排好適當的條件，中國人的創造力是世界第一的，也是毫無疑問的。
一九九零年四月作者在中國四川新都縣利濟鄉見到一件事實，就是馬留文先生創辦的企業。它不僅替員工謀得富裕，也替一鄉帶來富裕，替國家增加富裕。企業里，每個人都是老板，也都是員工，待遇好，工作自動自發效率高，管理易，產品質量好，不必消耗精力于勞資對立糾紛，利潤與全鄉同胞分享。從這個小模型里就充分看到中國人以"情"為出發點的，完全服務，完為公，完全分享的，中國式的自動自發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實際與展望。這是全世界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喜訊。如果這樣的模型能推展到中國每一個鄉，每一個縣，中國豈僅是世界第一富強，那簡直就是世上的天國。
從個人方面來看，中國也有過這樣一個模型，綜合了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農，學而優則工，學而優則商，真正的集大成者，就是范蠡。他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任勞任苦，盡忠盡智，幫助越王勾踐復國。功成不居，飄然而去。他遷居到齊國，改姓名為鴟夷子皮，躬耕垅陌。由于他的農產特別好，齊王發現了他，馬上請他做宰相。他做了一段很短的時期，辭職，隱居在陶山。制造許多生活必需品，人家都來買或再販賣，于是他又成了大富翁。人都稱他為陶朱公。"陶朱公"三個字在中國人的意識里就等于"富有"。現在有所謂陶朱公的致富奇書，也許是托他的名而作的。可見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心態，成為一個有創造性、建設性的人，無論如何都是成功的，對人是有貢獻的，自己也是不會被埋沒的。這豈不正是老子所說："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元德。"

西方文化以"力"為出發點，無理要找理，得理決不讓人。中國文化以"情"為出發點，情發則容易糊涂，非理不能節制。前者的形狀為"剛"；后者的形狀為"柔"。剛的表現是"強"；柔的表現為"弱"。西方文化要是不侵略，就不是西方文化。并不等于西方文化好些，或了不起些。如果中國人沒有弄清楚這個本質的問題，感情用事，瞎跟著人家打轉轉，就一定得不出好結果來。如果弄清楚了本質，然后因勢而利導之，就無往而不利了。老子說："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弱勝剛強。"這是至高無上的"柔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是"唯圣人能用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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