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再談中西文化

宇太：再談中西文化

在中西文化比較鑒別中，我們理當有文化自尊，但又不能一味妄自尊大，也要虛心學習西方文化有價值的東西，這樣才能有效壯大我們的民族文化，整合出更利于民族發(fā)展的新文化結構。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真正完成這一文化史命，現(xiàn)在，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大問題了。

關于中西文化，我想，我們至少應該特別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問題。

比較而言，西方更重個體，我們更重群體，舉個最簡單例子，西方人穿衣服，往往直接決定于個人喜歡不喜歡穿，中國人則往往直接決定于“能不能穿得出去”， 顯然，西方人首先考慮的是自我感受，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他人感受。延伸到社會生存，西方人更重自我實際能力的提高，自已會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最有價值體現(xiàn)的，中國人則最重視社會關系網(wǎng)絡，為自已營造生存環(huán)境，習慣于找靠山、傍大款，從人生理念來說，本來中國人重群體是高于西方重個體的，但由于實際生存中不被正確運用，經(jīng)常走偏，反而顯得不如西方重個體更有益或更進步，這一進步理念的錯誤運作，不僅僅體現(xiàn)于下層百姓的依賴意識上，更可怕的是還體現(xiàn)于上層權貴上，比如，衙內(nèi)做生意，辦公司，肯定要發(fā)大財，老子有權，有社會背景，有廣泛社會關系，一調(diào)用，就會一路綠燈，就會財源滾滾，誰敢不讓他們發(fā)財？寧肯折了公家也要保證他們個人利益，寧肯損了大眾也要維護與衙內(nèi)的友好關系。如此，群體、關系成了被利用的對象，而不是被凈化被服務的對象，這樣，關系性質(zhì)就變了，這樣的群體意識，不但失去了正價值，反而產(chǎn)生了反作用。因此，需要我們重新調(diào)整，把重群體或整體的文化理念，用到正地方去，同時，也要學習西方高度重視人才的不拘一格的個人突破，兩者兼得，方能大益于國家民族。

第二個是裸露與修飾的問題。

臺灣著名學者李敖能打破中國學者做人常規(guī)，是因為他有了明顯的西方人特點，西方文化是裸奔式的，不太加掩飾的，不象中國文化那么含蓄而過分顧及外面包裝和行頭，大多“有話直說，有屁直放”。 在《瓦爾特包圍薩拉熱窩》里，下級軍官可以明說，“我以極不情愿的心情執(zhí)行您的命令”，而我們中國人則決不會如此，明明球打的是臭球，絕對臭球，蔡猛那廝也會說，“哎呀，這球打的不是太好?！辈皇翘茫y道是比較好嗎？這種語言包裝這射了我們國人人性的慣性惡習。這種東西延伸到社會政治上，危害實在不淺，明明是婊子，卻一定要立個牌坊，虛偽風氣一直在殺我中國。人的確是應該有臉的，要面子的，講尊嚴的，本來這又是中國文化的好東西，但由于在實際運用中又走偏了，大發(fā)了，泛濫了，不但不顯其美反而顯其丑，反倒不如西方的裸露文化更瀟灑坦蕩了。有好文化不得好用，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注重肯定忽視否定，比如年年寫總結，但從上到下、從集體到個人，都在挖空心思找成績，唯恐那點滴之好漏掉，從不認真找缺點，總是對缺點輕描淡寫，唯恐現(xiàn)丑。試想，不認真對待缺點，不認真解剖缺點，不強力更新自我，創(chuàng)生新我，又何以進步，何以超拔？

實際上，我們的修飾文化、包裝文化、牌坊文化，有著非常深厚的功底和悠久傳統(tǒng)。

應該說，老子的《道德經(jīng)》，是“百家爭鳴” 的思想源泉，有總綱的性質(zhì)，而孔子創(chuàng)辦私立大學，又造就了人才和爭鳴的基礎，所以，老子和孔子，在“百家爭鳴” 中處于領袖地位，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這兩個人都曾被重視，但老子被寵的時候少，歷代帝王幾乎都是尊奉孔子的，為啥？因為孔子的話最好聽，最中聽，最公允，也最實用，都是仁義道德那一套，用它來麻醉人民維護統(tǒng)治很有效，也最好，同時對統(tǒng)治者也很有牌坊價值，但統(tǒng)治者自己卻并不真正聽孔子的話，他們什么時候拿“仁、義、禮、智、信” 當回事了？只講政治需要、統(tǒng)治需要、專制需要，根本就不在乎孔子那一套，他們只是想拿孔子那一套忽悠人民，接受等級秩序，遵從等級規(guī)則，使人民安分守已，接受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而他們自已，名義上打著孔子的旗號，實際上則往往聽韓非子的、聽法家的、聽秦始皇的，基本上是按厚黑學原則辦事的。實際上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又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大家看看歷史，是不是這么回事？包括今天也還是這么回事嘛，非常講究政治修飾，或者叫做政治包裝，目前中國包裝文化已經(jīng)泛濫成災，到處都是華而不實的樣子貨，連人身上的肉體零件幾乎都不敢讓人相信。改革開始時，毛澤東也是當了一段兒牌坊的，被當旗號打的，特色社會會主義，是更大的牌坊。中國統(tǒng)治者或領導人，基本上都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包裝專家，孔夫子的最大冤枉，就是不但被人罵，還一直被人當牌坊，當包裝，當政治項鏈兒，可他老人家白白當牌坊，實際上卻沒人跟他上床，當了兩千多年的擺設圣人。真正做人坦坦蕩蕩，說話明明白白，對人民實實在在，既不屑于當婊子，更不可能立牌坊的，堅決不弄虛作假，不搞政治偽裝的，還得說是毛澤東，心底無私天地寬啊。毛澤東骨子里是尊敬孔夫子的，一個兩千多歲的人，一直死不了，那時就有那么多好思想，難道不該尊敬嗎？當然該。那么多的帝王將相，為什么不拿別人當牌坊而偏要拿孔夫子當牌坊當包裝呢？一句話，因為孔夫子是諸子百家里的活雷鋒，思想好，道德美，行為正，愛眾生，用它來教育人民麻痹人民最合適，用他給自己臉上貼金最合適。但毛澤東為何要批孔夫子，我以為這是必須的，有深意的，孔夫子一不講階級斗爭，二不講革命，只講抽象的道德和人性，不講階級的道德和人性，還有那么多的繁瑣禮節(jié)和等級，及不適合“小人”和廣大“工農(nóng)兵”做人和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把手腳和思想都束縛了，也與馬列主義理論精髓是有抵觸的，靠孔孟之道來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解除勞動大眾苦難，能行嗎？顯然不行?？追蜃幽且惶纂m然好，但卻讓人民大眾放不開，毛澤東能干嗎？肯定不干。實際上主席也未必是真心批孔子本人和原創(chuàng)，而是批被歷代專制統(tǒng)治者利用了并修正了的孔子，告誡無產(chǎn)階級政黨不要再拿孔子那套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忽悠人民，而應用馬列主義武裝人民，這是現(xiàn)實階級社會的需要。中國的孔孟之道，老莊哲學是不是好東西？當然是，不能因為五四批過孔，毛澤東批過孔，孔子就不是好東西了，孔孟之道就不是好東西了，好象就不是民族文化精髓而是民族文化糟粕了，就不是民族榮耀而是民族恥辱了，這樣看肯定是錯誤的，也絕不是毛澤東的本意，實際上，毛澤東對民族文化奠基者們的珍惜和看重，是遠遠超過我們的。必須看到，孔孟之道，老莊哲學乃至所謂國學，有著永恒的文化普世價值，只是缺乏某種現(xiàn)實價值，在階級社會里，最具現(xiàn)實價值的是馬列主義，對中國而言，則是中國化了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主義。仼何企圖以孔孟之道、乃至西方宗教、或其它所謂普世價值的文化形態(tài)，來沖淡毛澤東主義的現(xiàn)實核心價值地位，都是不合適的，或者別有用心的，很可能是新形勢下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反映，無非企圖尋找新的政治偽裝或新的更體面的更大的牌坊而已。

第三個是宗教與社會的問題。

從根兒上講，中西文化來源是不同的，西方文化源起于宗教，《圣經(jīng)》栽下了歐美文化之根、《古蘭經(jīng)》栽下了阿拉伯文化之根、《佛經(jīng)》栽下了印度文化之根，故西方現(xiàn)實文化中仍處處有宗教文化的痕跡，中國文化是源起于社會現(xiàn)實的，《易經(jīng)》、《黃帝內(nèi)經(jīng)》、老子的《道德經(jīng)》，孔子的《論語》，都是源于社會現(xiàn)實的，是對現(xiàn)實社會現(xiàn)實人生的感悟和領會，雖有玄妙之處，也是先祖對天地人的綜合感悟和哲理概括，與西方之宗教是不同的，西方人連中國的孔子儒家學派也習慣于稱為孔教或儒教，可見受宗教文化影響之深。一句話，西方文化起源于神，在西方人頭腦里，耶和華、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都是地地道道天經(jīng)地義的神，信仰他們很是虔誠。中國文化起源于人，更習慣于把神人化，中國古代神話，都是把神人化了的，現(xiàn)實化了的，世俗化了的，表面信神，實際信人，在中國人的腦子里，老子、孔子都是人，都是學者，不是神。連玉皇大帝、元始天尊也不是神，而是假裝當神，拿神話說人事兒，即便外來佛教到了中國，也是被中國化了的，被世俗化了的，被人化了的，釋迦牟尼、觀世音、彌勒佛都被實用化了，中囯人實際上是沒有真宗教和真信仰的，關心的只是社會現(xiàn)實和生存實際，只不過是打宗教幌子謀人生實惠的勾當。我去年之所以曾倡導立毛澤東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中國人也有個真正的教，現(xiàn)代教，新教，實在教，讓中國人有個扎實的信念。八桿子打不著的不太實惠的虛教，無論多么高遠，中國人都不會真信的，儒、釋、道，中國人有幾個真信的？真的沒幾個。你要解放自已，要天下眾生人權共享，不信毛澤東教，還能信誰？這是和民眾生存實際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更何況，毛澤東早已駕鶴西去，的確成了神。

第四個是穩(wěn)與變的問題。

中國文化是在農(nóng)耕文明的實踐基礎上誕生的，追求并向往田園穩(wěn)靜的生活，與西方人的冒險求變形成鮮明對比，哥倫布與鄭合都是遠涉重洋，但目的大為不同，一個是尋求財富，一個是安撫人心，這是必然的，因為兩種文化走向必然導致兩種不同答案。正因為中國人圖安求穩(wěn)怕變，所以能忍耐則忍耐，能茍安則茍安，《水滸》里面最深刻最典型化的人物，就是林沖和宋江，因為這兩個人最能代表中國人性，他們骨子里就沒有造反意識，只有茍安情操，不管體制內(nèi)多臟臟，也要堅持象蛆那樣天打雷轟不動搖，為腐敗提供土壤和基礎。我今天掃蕩新聞，又發(fā)現(xiàn)德國、法國的某民航公司員工罷工，連飛行員也集體罷工，老板不滿足條件決不復工，搞得老板那邊賠旅客，這邊賠員工。中國改革三十年了，中國打工仔們被敲骨吸髓還少嗎？有多少罷工的？即便你前腳罷了工，后腳就會有人再干，你嫌待遇低，他不嫌，犯賤嘛，不從大局根本考慮嘛。美日侵略行為多多，國家一忍再忍，不是當宋江，就是當林沖，這是國民劣根性在領導人中的反映。就這樣，中國大學生有幾個游行的？要在韓國，早有人罵街了。在當今動物叢林法則的大環(huán)境下，中國人的活法兒顯然是被動的，容易吃大虧的，我們現(xiàn)在就在吃虧，而且是大虧，因此，這樣的生存理念是需要適當改革的，是需要學學西方的。但我以為強國根本仍在于民眾的實力強大，即便不變活法兒，只要保證中國領土資源用于中國而不是列強，中國市場人力用于自身而不是美國，穩(wěn)步為民眾創(chuàng)造更大褔利，使之衣食住行醫(yī)學均無后顧之憂，中國仍可強大，既能強大，就有了底氣，就不怕，仍可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以不變應萬變。難道擁有原子彈的十三億中國人還懼怕美國人嗎？把自已改成了高官巨款，把人民改成了弱勢群體，人民這個大靠山?jīng)]有了，能不心虛嗎？所以才會害怕，既害怕，就要服軟兒，一服軟兒，奴才面目就暴露，一暴露奴才相，侵略者就更有底了。強盜從來不怕求饒的，只怕不要命的。中國歷史上，凡是拿領土和人民利益當貢品獻媚于強權的，沒有有好下場的。藏污納垢才心虛、否則，何以怕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學生百姓也從不罷工游行造反，但為何能打敗蔣介石？又因何不怕美國蘇聯(lián)？就因為領袖一身正氣，一心為民，背后有萬眾一心的強大人民做后盾。一有正義，二有人民，兩件法寶具在，又何懼之有？懼者，必做賊心虛者也，愧對人民者也。

第五個是官本位問題。

我們中國人的官本位意識很猖獗，甚至很放肆，這是個非常糟糕的意識形態(tài)，只要官位到了，一切都跟著有了，而且從上到下都頗不以為然，似乎很正常，連歷史都要以此書寫，二十四史，所謂正史，基本上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毛主席說，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們從二十四史中能看到“人民” 嗎？能看到“動力” 嗎？歷史的發(fā)展，一是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牽動生產(chǎn)關系的變革，帶來經(jīng)濟制度的改變，二是人民反抗壓迫，起來革命，進行階級斗爭，帶來政治制度的改變，由此推進朝代變更，社會形態(tài)的升遷，這應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歷史體現(xiàn)這個主題了嗎？沒有。仿佛中國歷史都是官們書寫的，沒有人民什么事。為什么會這樣？一個是寫歷史的人歷史觀有問題，二是由統(tǒng)治者的淫威自私所決定，所以只能為官寫史，不會為民寫史，寫史是為讓官高興，甚至不顧歷史事實，權勢到位了，歷史功勞就加碼，這種事多的是，遠的不說，就說眼前，在鄧為“核心” 的時候，中國評出了一批“軍事家”， 其中前四位依次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報紙上是登過的，我當時看了就反感，因為一不符合歷史事實，二不符合“軍事家” 定義，這種排列，是完全按身份地位排的，誰官大，誰能打仗，誰說了算，誰靠前，官位到，一切都到，這樣給人定位，怎么會是公正的呢？不公正，卻要這樣定，會對中國人產(chǎn)生什么影響呢？只能強化官本位意識，因為有了官位，就可以改變一切。什么叫軍事家？從事過軍事工作的就是軍事家嗎？那中國教師豈不都是教育家了嗎？鄧從事過軍事工作不假，當過師政委和前委書記也不假，但對軍事有過什么獨特研究和建樹？劉鄧大軍的軍事核心指揮和謀略是劉帥，準海戰(zhàn)役的核心指揮和謀略是粟裕，鄧做的主要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家而不是軍事家，兩者不能混為一談。退一步說，就算鄧是軍事家，還能比粟裕、林彪、劉伯承、彭德懷、徐向前、聶榮臻這些實打實的戰(zhàn)將更“軍事家” 嗎？能排到第四位嗎？顯然是當了“核心”才會擁有這樣的結果。就算是周恩來算軍事家，而且排列第二位，也是不妥的，周會不會打仗？打過幾次勝仗？打贛州是他決策的，敗得很殘，死了紅軍三千多，不再次請出毛澤東救駕，恐怕連彭德懷的第三軍團也要搭進去，第四次反圍剿強攻限于危險，后來僥幸取勝，也是因為換了毛澤東“誘敵深入”的運動戰(zhàn)和游擊戰(zhàn)的打法才取得的。第五次反圍剿殘敗，紅軍死傷大部分，周做為最高三人團決策者之一，難道就沒有一丁點兒責仼嗎？連李世民對李淵的錯誤進攻路線都能以哭薦力挽損失，周為何就不哭薦呢？毛澤東的正確英明軍事思想戰(zhàn)略，他真正理解了嗎？強力支持了嗎？沒有嘛，寧支持王明博古這些本本馬列也沒有力挺毛澤東嘛。后來跟了毛澤東才不斷打勝仗，因為他開始貫徹執(zhí)行了毛澤東軍事戰(zhàn)略，點子是毛澤東的，他只是幫助落實。如果說周也是人民軍隊創(chuàng)始人之一，那是說得過去的，要說是軍事家，還排在二號位，并不準確。嚴格說來，周在遵義會議后才真正轉化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他是好相，但不是好將，是蕭何式的，不是韓信式的，不能混為一談，好像政治地位到了，軍事地位也要跟著到位，這就是官本位意識作怪。敬愛的周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好總理歸好總理，打仗不行就是不行，必須對歷史事實負責任。除了毛澤東，最過硬的軍事家是粟裕和林彪，之所以然，也是因為學到了毛澤東的真經(jīng)。以官本位意識作踐歷史扭曲事實，是極不嚴肅的事情。我只能說，總理和總設計都是出色的政治家，但絕不是出色的軍事家，一定要算軍事家，最多也只能排到前十名以后。以官位定軍銜，是荒謬的，粟裕就吃了大虧。所以，決不可以因為做了大官，說了算，就什么都行，影響很不好。有人會說，怎么毛澤東當大官了就什么都行？我說，因為毛澤東的確什么都行，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毛澤東不當大官，他也還是行，因為這是歷史事實，中國革命，沒誰都行，沒毛澤東就不行。中國有幾個毛澤東？世界有幾個毛澤東？只有一個嘛。毛澤東是整個地球人類的驕傲，是獨一無二的品牌，誰也不能比，沒資格比。他就是啥也不當，也照樣最了不起。而有的人，即使把所有的封號都加給他，二百五也還是二百五，變其表者，不可變其內(nèi)也。人就是人，不是牛肉面，可以隨便拉長。

說了半天，還是官本位問題，這個問題完全可以解決，但不愿意解決，為啥？對當官的強奸歷史滿足功利沒啥好處。在這點上，較之西方文化，我們就又差遠了。西化西化，這個官本位問題怎么就不西化一下？美國是這么干的嗎？英法是這么干的嗎？德意日是這么干的嗎？他們有官本位嗎？人家都沒這么干嘛，或許有點兒，也不是那么厲害嘛，所以西方文化是有好東西的，我一向主張有好東西就吸收，但要看準，確認為好東西再吸收，要吸收營養(yǎng)不要吸收毒素。為啥該吸收的不愿吸收，不該吸收的胡亂吸收？特權利益需要唄，那點兒小心眼兒，誰會看不透？我對做官的從來不感興趣，基本上沒啥好東西，金玉其外，敗絮其內(nèi)，毛時代的官好些，起碼不搞特權，沒有腐化，但大多是一群死板教條的傻原則，只會當官不會當人，鄧時代的官呢，大多是一群西服革履的華麗畜生，只會當碩鼠不會當人，都不知道人是個啥玩意兒，又怎么有能力領導人、管理人？尤其是官本位意識，一直頑固存在，改革三十年了也不改，似乎還進化了，總是按官銜分別對待，等級森嚴，下級就是再精英，也是居高臨下，哼哼哈哈，上級就是再窩囊，也是媚態(tài)相迎，惟命是從。所以，為了當上級，主要精力用于一個字，爬。本來就沒啥水平，再把水平消耗到“爬”上去，還有精力“為人民服務”嗎？光用嘴甜化人，不動真格的，不等于扯雞巴蛋嗎？老百姓也是不大爭氣，大多勢利眼，只在意誰官大，不在乎誰有理，不拿真理當回事，反而拿官當回事，遇事向著當官的不向著有理的，風氣糟的很。說句實在的，就是胡錦濤的能耐再長百倍，只要下臺，便是指出了真理，也不會有人再聽他的，就是胡錦濤的能耐再降百倍，只要還在臺上，便是胡說，也會成為治國國策。都看透了這個道理，所以趕緊以權謀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要是宇太也是大官，話早就值錢了，還至于粉絲聊聊無幾嗎？會到處有人轉載引用，轉載了也會放到突出位置，早當大權威對待啦，現(xiàn)在宇太的話為何不如放屁？沒權力嘛。這種情況不改，好不了。

最后再次強調(diào)，吸收中西文化必須出于公心，即強國富民之心，倘若出于自私自利，只能加速國民敗亡。諸如，不學老子大徹大悟，專學其中保身信條，差矣；不學孔子仁義禮儀，專門強化等級秩序，差矣；不學西方人追求真理，專學西方人裸露身體，差矣。光學這些，不懂馬列真義，不學毛澤東主義，忘記階級斗爭，沒有革命意識，也不行。毛澤東文化才是中國精髓文化的集大成者，尤其需要國人扎扎實實地貫徹落實。國人人性毛病本來多多，不減少反而增加，國家發(fā)展之大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