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被全球化資本剝奪

中國農民被全球化資本剝奪

——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分析及對策

（專著概要）

劉國晨  馬珍

內容提要該文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因素是影響中國農民收入的重要外部原因。論述了發達國家在其興起過程中對發展中國家侵略和剝奪的歷史，和當代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農業打壓控制剝奪的現狀。分析了中國農民收入低及影響中國人力資本價值低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國際政治經濟對策，強調要注重改變國際“游戲規則”，要充分運用國家力量從提高中國農民收入入手并進而推高中國人力資本價值，要充分運用匯率杠桿等方式和手段提高中國農民收入和人力資本價值，要通過提高中國人力資本的實際價值達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國際貿易、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目標等。

關鍵詞：中國農民收入  國際政治經濟因素  分析和對策

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問題是一個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涉及到國內的因素，同時也涉及到國際上的因素;既有經濟層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層面的因素。本文主要從國際政治經濟視角，探析影響和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因素及其對策。

從這個視角觀察之，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和兩個問題使人們乃至學界感到困惑。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發達國家農業是現代發達農業,農業現代化程度及勞動生產率從總體上遠遠高于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然而，在國際經濟政治關系中卻產生了與這一基本事實相悖的兩個問題：一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普遍對其現代發達農業生產采取了高額的補貼保護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卻對其落后的農業生產補貼相對較少并堅持著開放的政策；二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無論GATT還是WTO以及目前的多哈回合農業談判中，在要求放開農產品市場、要求各國政府取消或減少農業補貼的長期談判爭議中，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普遍堅持對其現代發達農業生產的補貼政策而不愿意向發展中國家讓步，而發展中國家卻要在削減對農業生產補貼的談判中同發達國家進行抗爭。本文首先就從分析和研究這一個基本事實和與此相悖的兩個問題展開。

一、資本主義全球化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發達國家對其現代化農業進行補貼和扶持，以及在GATT和WTO的農業談判中堅持與其農業生產能力相反有悖常理的現象，從國際政治經濟的因素加以思考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發達國家為了在國際市場和貿易中打壓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通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其農業生產進行補貼扶持，人為地壓低或抬高國際市場的農產品價格，從而達到打壓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并進而保護其農業生產的雙重目的。為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對當今世界全球化市場經濟進程有個基本的認識和判斷，需要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本質和歷史進程有個基本的認識和判斷。

㈠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發達國家對農業不需要保護扶持。一國對其某一產業進行扶持和保護，從宏觀視角分析無非是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原因使然。首先從發達國家對其農業進行扶持和保護的國內原因分析，看農業是否需要政府的扶持和保護。一種觀點認為農業是弱質產業微利產業需要政府保護。按照市場均衡和平均利潤率原理，經濟領域各個產業、行業及部門之間所獲得的利潤的長期發展趨勢基本是均衡的，利潤平均化趨勢使各個產業、行業及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不至于相差太大，從而保持資源配置相對穩定和社會大眾的需求，否則，長期無利潤可圖的行業或部門就會破產乃至消亡。這里先從發達國家內部經濟結構之間發展的均衡加以分析。先假定發達國家不存在外部國際市場的農業競爭，同時其國內是完全的市場自由競爭經濟，那么按照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農業生產就不需要其政府的保護和扶持，農業生產會通過自由市場的價值規律達到均衡發展和實現均衡利潤，即通過農產品價格的不斷調整，使從事農業生產的農場主和農業勞動生產者的利潤和工資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獲得平均利潤和工資。但是，如果發達國家在其國內堅持農業生產和農產品交易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那么其國內過剩的農業生產就會萎縮，隨之農產品價格就會相應地提高，那么其向國際市場以低價傾銷農產品就會受阻，農產品就會通過市場獲得其應該具有的價值。果真如此，那么農業生產作為一次產業從總體上說，就不會是微利產業。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高風險產業，所以對農業必須進行扶持和保護。這種觀點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也是不成立的。因為這種高風險也會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補償和調節。在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不需要政府保護，市場可以自動進行調節，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價格實現供需均衡。即按照市場規律高風險的產業必然具有高回報的利潤，否則這個高風險產業就無法生存下去。同時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與之相連的保險事業的發展，風險對一切生產部門來說實際上都一樣了，風險較大的部門要支付較高的保險費，但會從它們的商品的價格中得到補償。發達國家對其農業生產的保護和扶持實際上是降低了其農業生產的風險預期和土地遞減預期，即使本來具有不可抗拒自然風險很高的農業生產降低了風險而使農業生產者獲得穩定的收入和利潤，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扶持，那么，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的風險預期就會轉嫁或包含在其農產品的價格之中。假如農業生產三年之內有一年歉收，那么這一年歉收的損失就會通過市場價格調節將其損失通過另外兩年豐年的高收入高利潤加以補償從而達到均衡利潤，達到行業之間的均衡發展。同時農業生產在長期發展具有土地收入遞減的趨勢，而這一趨勢在自由市場的發展中也會通過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和利潤反映出來，從而保證從事農業的生產者在長期發展中能夠達到均衡利潤和均衡發展。由于以上兩個因素的存在，在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價格就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調節，而政府的保護和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遏制農產品價格過度的上漲或下跌，從而達到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穩定社會、保護農業的目的。

然而，各個產業或行業和部門發展均衡和平均利潤率是在假定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絕對抽象，是學理的表達，而在客觀經濟世界是從來也沒有實現或完全實現之，盡管這條規律程度不同地這樣或那樣地在起作用。這是因為在客觀世界中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導致平均利潤率被扭曲了、變形了。在現實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利潤均衡僅僅是一種趨勢，很少能夠真正實現完全的均衡或實現完全的平均利潤率，利潤總是在均衡或平均這個平衡點之間呈現出不斷波動的非均衡現象。這是因為在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著一些阻礙平均利潤率規律起作用的因素。這些因素從經濟運行制度安排層面說，主要是因為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從來沒有在人類社會實現之；我們所謂的市場經濟只是相對的有限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已。之所以如此，從一國國內宏觀角度看，主要是政府利用經濟杠桿和政治政策等方式和手段，從宏觀層面對市場運行進行干預和調控；從微觀層面看，主要是各個行業和部門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市場壟斷、成本差異、勞動質量和效率差異、資本轉移障礙、信息不完全、需求變化等因素，這些因素都會阻礙利潤率的平均化。而從國際經濟政治層面看，主要是不同的國家之間、社會制度之間、民族之間以及不同的實力和勢力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不對等的非市場化的非均衡的競爭。一個強勢國家或集團等組織，可以利用其所擁有的勢力和實力，往往不遵循經濟規律或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準則，對相對弱勢的國家或集團進行經濟控制、經濟打壓、經濟剝奪、政治誘騙、政治控制、直至武裝侵略等等。這樣強勢國家或集團就會利用其所擁有的強大的勢力和實力破壞國際經濟貿易和政治交往準則，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平均利潤率和經濟均衡的形成被阻礙、被破壞、被扭曲。由于這一切，平均利潤率規律被打破了，被扭曲了：生產能力高的、市場力量大的、信息獲得多的、政府力量強的獲得了較高的利潤或超額利潤；相反則獲得較低的利潤，甚至是無利可圖僅能維持最低生存狀態。于是，其間剝削和壓迫的現象就發生了。

誠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其農業保護扶持的原因首先在于農業生產自身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特點所決定的。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產業，為了穩定本國的農業生產，在一個國家完成了工業化之后，保護和扶持農業的發展是必然的選擇。但是，國內因素不能構成發達國家扶持和保護其農業的唯一原因，還有必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尋找發達國家對其農業進行扶持和保護的原因。

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農業保護扶持的國際意義在于打壓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迄今為止農業對于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部門，農業生產產值及其加工產品還是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其國民積累發展的重要來源，www.TT91.comwww.TT91.comwww.TT91.comwww.TT91.com農副產品及其加工附加值產品出口是其出口創匯的主要來源。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38%的就業、最不發達國家71%的就業都在農業部門。農產品貿易通常占到發展中國家出口的50%以上[①]。在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水平難以與發達國家相比的條件下，在世界各國發展差距依然明顯存在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以出售初級農產品為主要換匯品種的貿易結構在工業化完成之前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雖然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力較之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力很高很強，雖然農業直接生產產值只占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產值的較少部分，但它卻是一個國家生存不可忽視的基礎產業。如果發達國家對其農業不加以保護和扶持，不借以壓低世界農產品市場的價格，那么其國內過剩的農業生產就會不斷萎縮，并由農產品供大于求而轉變為求大于供，其結果將導致其國內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或者假定發達國家農產品價格與其它行業獲得同樣的利潤而導致農產品價格很高，那么就會相應地提高國際市場的農產品價格。無論是發達國家國內農產品價格還是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的走高，那么國際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生產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就會乘機蜂擁而入占領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市場和國際農產品市場，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獲得難得的外匯，使他們逐步邁向現代化，趕超發達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農民的勞動價格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農業勞動生產者工資的幾十倍，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具有很低的農業生產成本，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是其出口創匯的主要來源，選擇出口農產品換取有限的外匯就是其必然的選擇。而較低價格的國際農產品涌入發達國家的市場，就會進一步沖擊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發達國家農業生產將會面臨著退出市場的危險境地。如果按照西方學者所宣揚的比較優勢理論，那么發達國家應該選擇放棄農業生產而由發展中國家供給其農產品需求。這個結果是發達國家政府絕對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他們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所表現出的態度。不僅如此，而且，發達國家通過高額保護而壓低市場價格的農產品反而涌入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國家農業出路更窄和萎縮；當發達國家農產品控制了國際市場并進而控制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到一定程度時，發達國家就會反手推高國際農產品價格，迫使本應成為出口農產品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成為農產品進口國，進一步依賴和受到發達國家的控制。因此，發達國家利用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其農業進行保護并借以打壓和控制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就是一個嚴重的國際政治經濟問題。

以美國為例，“以糧食為國家根本”是美國的重要國策。美國具有超常的土地資源和糧食生產能力，如果世界糧食供應體制出現異常，那么能夠應對的只有美國。美國資本掌控農業，攫取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從而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與此同時，不少發展中國家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之下，逐漸喪失糧食自主權。美國糧食巨頭公司和美國國家政權結合而成的“糧食帝國”圖謀掌控全球的糧食主權，從而掌控整個人類社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②]美國政府前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愿和我們搗亂。”在美國糧食戰略的圖謀下，美國成功地運用糧食武器，摧毀了不少發展中國家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的農民失業，讓這些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從而不得不購買美國生產的種子、化肥、農藥、機械，從而進一步使美國掌控這些國家的圖謀得以得逞。[③]

㈢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武裝侵略和經濟掠奪的歷史。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先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征服稱霸世界的發展史，是一部控制和掠奪世界后發展國家的發展史，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獲得超常利潤而成為發達國家的發展史。而在這一過程中目前被稱為發展中國家則是被欺侮、被掠奪、被拋在現代化后面的貧窮落后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原始積累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成為發達國家的道路上,不僅對本國農民進行剝奪，而且也伴隨著在國際上對其它國家的侵略、掠奪與剝削，實行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他們曾經采取了種種暴力的掠奪的非人道的,甚至是殘暴的手段,從發展中國家榨取了大量的財富,成為他們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和來源之一，使被掠奪國家的國民經濟日漸凋零，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他們拋棄資本主義欺騙世界的所謂自由主義精神，對落后的亞非拉國家進行公開的赤裸裸的軍事侵略和征服。這種征服使這些國家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從而使這些國家處于經濟上被掠奪并被迫接受不公平貿易條件的境地。這些喪失政治獨立的國家,被迫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貿易條件，使一些不法的外國商人恣意進行在其本國內不能容許的不正當的商業活動并大獲其利，并強行制定外僑權益條款，豁免了外國商人的內地捐稅,使其在所經營的地方經濟活動承受比當地公民更輕的負擔，同時，它們利用壟斷同殖民地國家進行不公平交易。因此，沒有政治獨立就不會有公平的貿易條件和經濟上的獨立，這是發達國家在其發展進程中同后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基本國際關系的歷史事實。

但是這種政策受到了殖民地區和被侵略國家和人民的強烈的反抗，受到了一戰后出現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二戰后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頑強抵抗，二戰后世界殖民體系徹底地瓦解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在覺悟了的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下難以繼續維持和推行，因此壟斷資產階級不得不改變其對外政策和交換方式。這就是由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轉變為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交換方式，并由此獲得超額利潤和比較經濟利益。

㈣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戰略是運用自由市場經濟實現最大化經濟利益和政治圖謀。人類世界進入近代以來，由于資本主義超常發展、對內對外不斷擴張，人類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就變成了世界性的，人類歷史正在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全球資本主義理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所推行的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實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推行全球化的自由市場經濟方式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和比較利益。資本全球化與市場全球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拓展是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最深刻變化。但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奪和壓迫之上的。全球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消除或減輕兩極分化，反而產生了新的兩極分化，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原有的兩極分化。全球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一種更為不公正的秩序，它導致了權力、財富、自由、機會在新的條件下的不公正分配。全球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后殖民主義。

二戰后國際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由赤裸裸的殖民主義侵略政策改變為推行自由資本主義政策，采取新殖民主義的手段以繼續維持其對世界的控制和剝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交換方式，主要是利用其所擁有并壟斷的強大的資本、科技、人才優勢加之強大的軍事威脅，控制著全球化過程中的全球經濟命脈。在全球化過程中壟斷資產階級的政策和利益占據著主導地位。不發達國家雖然也對壟斷資產階級的全球化政策進行抗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而言，是無法與發達國家雄厚的資金、人才、技術優勢進行平等競爭，往往在世界經濟交換過程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和全球化進程加劇和擴大了世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平等貿易，加劇了世界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使富國更富窮國更窮。“富國和窮國之間——發達的第一世界與不發達的第三世界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這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長：從1800年的3：1，到1914年的7：1，再到1975年的12：1.”[④]“聯合國1994年的《人口發展報告》披露，在過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增長了3倍。但是，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國內和在國際上卻都是不公平的。報告說‘在1960年至1991年間，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世界收入從70％增加到85％，……而20％最窮的人所擁有的極少的收入則從2.3％下降到1.4％’。”[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依賴于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依賴于它們的比較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的充分獲得。 

而糧食作為政治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武器，糧食是一種比其他武器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美國在歷史上發起過多次糧食戰爭。1949年新中國成立，美國等西方國家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1965年至1967年期間，美國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沿著美國指引的方向進行改革時，西方立刻對蘇聯改變態度：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給多少糧食。蘇聯在得到糧食的同時付出的代價是整個聯邦解體。[⑥]

㈤發達國家保護扶持農業的目的是保護扶持壟斷資產階級的國際利益。發達國家的農業同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介入農業的一個重要意圖正是為了保障資本的利益，保障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利益。從早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對自然資源的剝奪，到工業革命完成資本替代土地和勞動的農業革命得以實現，其中始終貫穿著資本的意圖和利益。20世紀美國不斷將工業上的技術優勢大規模地應用于農業，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發達農業，即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農業。這種農業需要持續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傳統的家庭農場式的、勞動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經驗的農業在市場中基本失去競爭優勢，紛紛破產。自1950年以來，美國的農地規模大體穩定中略有下降，但農場數量卻由1950年的565萬家，下降到2006年的209萬家。[⑦]

美國農業與資本的互相依附關系，與其它國民經濟部門比較，農業利用的資本數量多得不成比例。1950年美國農場債務總額約為130億美金，到2000年增加到1970億美金。[⑧]它說明以大農場為代表的美國農業與金融資本的依賴關系，以及金融資本在美國農業中的強大利益。農業保護利益往往被少數農場主得到。無論保護是采取價格或補貼的方式，都是和銷售額或種植面積成比例的，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大農場主，只有10%的農業大公司和跨國農場得到的卻是超過67%的政府補助金[⑨]。最終，產業資本又和國家政治相結合，合力營造出一個龐大的食物帝國。他們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從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同時，這一食物帝國，不僅通過市場擴張，還通過價值重塑和政治談判，誘使甚至迫使各國模仿美國的農業模式與食物體系，從而達到控制世界糧食的目標。[⑩]

資本利益還來自以農業為基礎的其它工業資本投資，美國的農業其實早已經是國家整個現代工業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美國等發達國家20世紀初就開始積極推進土地的規模經營，并實現了機械力對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紀70年代實現了全面機械化，進入90年代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廣泛應用于農生產中，農業工人的裝備水平已經接近或超過產業工人。對于美國的現代化歷史來說，農業為工業提供原料和銷售市場，美國的制造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農產品加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農業高科技方面的機械工程技術、生物技術、數字信息技術、衛星遙感技術等，這些技術成本都必須依賴農業的市場化來承擔。沒有農業，所有這些都會失去生存的基礎。

二、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全球化戰略意在控制世界糧食市場

控制世界糧食市場是資本全球化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建立能夠自主的食物體系，這阻礙國際資本化食物集團的利益。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選擇了發展戰略農業等重要步驟，使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了世界糧食市場。他們通過壓低或抬高糧食戰略性資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的手段，達到控制世界初級產品市場價格總水平的目的，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不斷受損與惡化。這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領域中出現的新的、重大的變化，是維系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存在的基本條件之一。

㈠發達國家利用雄厚的資本實力對其農業進行保護扶持，發展中國家難以與其抗衡。發達國家對其農業的保護和扶持使其農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強勢和有利地位，并借以打壓發展中國家，保持和鞏固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地位。發達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保護由來已久。在19世紀中期以前，西歐北美國家主要采取取消谷物關稅等手段實行糧食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末期，隨著國外廉價農產品的大量涌入，歐洲國家出現了農業大蕭條，于是，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堅持國家干預農產品貿易的政策，采取了有限度的谷物關稅保護政策。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次經濟危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不斷強化和完善本國的糧食保護政策體系。二戰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預農業部門的。例如，美國政府制定了以價格支持為中心的農業政策，并輔以休耕制度和災害損失等生產性補貼。美國政府在聯邦預算中設立了農產品價格補貼基金，由農業部負責實施。農業部制訂和公布農產品的目標價格，目標價格一般高于市場價格和貸款利息之和。為了與美國競爭世界農產品市場，歐盟在農業上的補貼與干涉比美國還要強烈。為了增加農業的發展后勁，西方國家對農業教育和科研投入了大量資金。美國的農業預算中除了穩定農場主收入的各種補貼外，還設有農業科技研究與推廣、資源保護與土地管理、水源與水利、農業資源改造、農業區域開發、受災救濟與保險項目等。[11]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在提高對農業的直接補貼。1995～2002年，美國共提供了114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年平均142.5億美元。2004年世界10個提供農產品生產支持的主要經濟體政府用包括補貼在內的各種方式，對農場提供生產支持，支持總額達到了2795億美元，總補貼份額占農場收入的比重達30％。[12]國際上通用的表示農業保護水平的指標是“生產者補貼等值（PSE）”，[13]是用來測度政府對農業保護力度的指標。1996-1998年，相關國家的PSE分別為：韓國65%、日本63%、歐盟39%、美國17%.加拿大15%、澳大利亞6%.[14]巴基斯坦、泰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約為10%-20%。而中國的PSE值在1993年為－26.54%，1994年由于農產品收購價格上升等原因，PSE值上升到－8.27%[15]。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各國企圖通過烏拉圭回合把農產品談判納入GATT和后來的WTO總框架予以解決。少數發達國家為維護自身既得利益操縱游戲規則，遲遲不肯進入農業談判的實質階段，不肯改變現有的經貿格局，甚至通過跨國企業操控著全球食物供應，通過經濟集中、基因工程以及知識產權的手段，攻占和改造全球食物市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后，歐美國家在減輕農產品保護方面達成了暫時一致的協議。然而，歐美等發達國家卻在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中規定了“綠箱政策”，由此把符合其農業發展目標的一系列政策計劃列入到國際多邊紀律的保護之下。因此，發達國家推崇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其實質是利用在貿易談判中的有利條件，盡量約束其它國家，從而達到穩定或擴大本國農產品出口市場以及減少農產品進口的目標，從而達到打壓和控制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目標。

發達國家對農業的保護扶持戰略，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極為不利的貿易局面，嚴重打壓和損害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和利益。正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的一個評論：“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16]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發表文章稱：“我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17]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生產、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強國提供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顯然，窮國政府財力不足，無法給本國農民提供足夠的補貼，只能選擇后者。[18]

㈡發達國家通過保護扶持其大農場主和農業跨國公司對國際市場進行壟斷控制。現代農業食品體系是一個高度綜合的體系，跨國農業食品聯合公司是現代農業食品體系綜合化的主要力量。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業資本化程度不斷加深，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且集中龐大的食物帝國。這些資本集團壟斷了全球從種子培育、種植、收購、加工和銷售整個環節，并致力于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簡稱“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通常被稱為國際糧食市場的“幕后之手”。美國在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原初建議書就是由嘉吉公司的前副總裁起草的。 2004年，美國銷售的肉類的集中度(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場份額的比重)，基本上都超過了一半，牛肉包裝竟然達到了84%，面粉加工與豆油壓榨，集中度達到了六七成。他們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是包括大豆等大宗農作物的定價者[19] 。食物集團的手，還進一步伸向投入環節，使得種子、化肥、農藥、機械等多種生產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農業跨國公司利用WTO阻止各國政府的農業計劃、阻礙農產品供給保障、降低各國農產品價格。通過減少各國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支持，大公司將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最大化，并從全球‘自由’市場中獲取最廉價的投入。[20]在這一進程中，這些大公司通過壟斷獲得巨額利潤，但是卻使全球中小農場和農戶大量破產，使發展中國家喪失食品自主權，同時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也使食品的質量和多樣性下降。跨國資本處于這種全球一體化的核心，經濟的權力開始從一個個特定的地區或者是民族國家手中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組織手中。[21]

㈢發達國家利用科技優勢打造新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國際貿易。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貿易競爭的加劇，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貿易的限制和打壓主要是利用其所擁有的技術優勢制造新的貿易壁壘。所謂新貿易壁壘，是相對于傳統貿易壁壘而言。主要是指以技術壁壘為核心的包括綠色壁壘和社會壁壘在內的所有阻礙國際商品自由流動的新型非關稅壁壘。[22]由于新貿易壁壘具有廣泛性、合法性、復雜性、隱蔽性、靈活性等特點，將逐漸取代傳統貿易壁壘而成為國際貿易壁壘中的主體，成為新的最主要的貿易障礙。[23]在美國的關稅表上，與食品藥品管理局有關的商品編號約有3994個；歐盟共有10多萬個技術法規和標準；日本也是技術法規繁多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對大米進口只設置了幾個農殘檢驗，到了90年代中期增加至47項，現在已經達到123項。[24]發達國家的這些標準往往就成為事實上的技術壁壘。除技術條文本身外，其苛刻復雜的認證過程和認證措施也常常是國際貿易的障礙。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技術條件的限制，很多產品難于達到發達工業國家的標準。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非關稅壁壘中，只有10%—30%是技術貿易壁壘，而進入90年代后，這一比例大幅上升，僅1996年，歐盟國家禁止進口的非綠色產品就達220億美元，其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占90%。[25]技術性貿易壁壘給國際貿易造成的障礙占關稅等各種壁壘總和的比重，已經由原來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成為影響國際貿易發展的主要的貿易壁壘形式。[26] 據中國商務部的調查顯示，受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2004年中國有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遭遇到國外技術貿易壁壘的限制，造成損失約170億美元，涉及企業和影響出口額度均高于前幾年。[27]

㈣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扭曲是發展中國家農業成為弱勢產業的重要國際因素。發達國家政府通過對農業的保護扶持政策，使其大型農場主和跨國農業公司不斷向發展中國家低價傾銷其農產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壓低了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扭曲了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和價值規律，干擾和破壞了自由市場經濟秩序，阻止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流入其國內，打壓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導致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難以實現，導致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處于不利地位。

20世紀40年代后，美國農業已實現了現代化大農業。現代化的大農業創造了極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美國各種農產品大量過剩，為了保證國內農業生產和控制打壓國際市場糧價，美國經過高額補貼的農業向海外市場大量傾銷農產品。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和貿易國，美國出售到世界市場上的農產品均低于成本價，而且在1996年新一輪糧食補貼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傾銷比例最低的大豆，達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則高達48％。[28]近幾十年來，美國主要農產品的40%要輸入到世界市場，并左右了世界市場。2001美國的農產品出口已經高達535億美元，為美國外匯收入中最大的一個項目。[29]有專家測算，美國小麥、飼料谷物和油料作物產量每增加10%，國際市場的小麥價格將下降約8%，飼料谷物下降13%，油料作物下降14%。[30]由于美國和歐盟的補貼政策，國際市場上主要谷物如玉米、大豆和小麥的價格已經低于生產成本，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農產品價格指數在本輪國際糧食危機的2006年前是一路下滑的，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都產生了嚴重影響。[31]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國際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價格，在上世紀最后18年里基本上是不斷下降的[32]。目前世界農產品貿易的主流仍是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輸出主要是北美、西歐和太平洋沿岸國家。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和歐盟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國絕不肯放棄對農業的補貼，絕不放棄對世界農產品市場控制的基本原因。

同時，發達國家對農產品貿易采取獎出限入的保護政策，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出口貿易，直接減少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的外匯收入。為了保護國內生產者，在進口方面美國政府對某些農產品實行嚴格的進口配額限制。據國際糧農組織研究報告估計，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部分農產品所設的貿易壁壘降低50%，將使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出口額的增加1/3；如果實行完全貿易自由化則會使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額增加2/3。[33]據估計，如果完全除去農業和食品部門的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能夠從中獲取的經濟福利為每年430億美元[34]，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和出口商將從上升的農產品價格和日益公平的競爭中獲得更多收益。

與世界發達國家農業正保護相反，發展中國家農業通常卻是負保護。發展中國家在無力與發達國家比拼財力，對本國農民給予補貼，又承擔著高額國際債務的情況下，不得不讓出本國農產品市場。加之發展中國家主體勞動密集型的小農業直接面對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的國外大農業，根本沒有市場競爭優勢，不得不走向破產。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往往使發展中國家面向中產階級的市場被西方優質的農產品占領，而這些國家力圖擴大出口的那些農產品在國際上又處于過度競爭的局面，即使增產也不增收，幾乎無利可圖。以烏干達為例，該國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產量從1993年的280萬包增加到2000年的320萬包，但是由于國際咖啡價格劇烈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卻從1994年的4.325億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1.648億美元。[35]再如，美國的棉花生產成本是國際平均價格的兩倍，但美國2.5萬名棉農獲得的補貼總額約達40億美元，使美國棉花廉價傾銷，造成國際價格暴跌，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36]在印度開放進口大豆油僅僅幾個月以后，滾滾而來的舶來品便迅速取代了印度人傳統食用的芥子油，廉價的進口豆油在國內市場泛濫，奪取了地方農民和糧食加工者的生存空間，小規模的油料加工作坊紛紛倒閉，貧困家庭根本買不起唯一可以供應的大桶油。[37]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破產，大批農民陷入赤貧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涌入城市。聯合國的統計數據表明，截止2001年，地球上有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貧民窟里。貧民窟的居民主要是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造就的，貧民窟“源自全球農村，這些農村社會在大型農工綜合體的不平等競爭下被摧毀了。由于農村地區失去了其‘儲藏人口的能力’，于是城市貧民窟取而代之，成為剩余勞動力的沉淀之地，并且代替農村‘退化’的是城市的‘退化’。

當前，世界糧價飛漲正演變成一場危及全球安全的糧食危機。 據世界銀行統計，2005年以來全球糧食價格累計上漲了83%，人類正面臨著30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38]但是，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近年來全球糧食產量一直在溫和增長，并沒有出現嚴重的歉收，2007年更是達到創紀錄的21.3億噸，比2006年增長了5%以上，應該是供過于求的。[39]其實分析這次世界糧食危機的原因，首先是源于對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刻意壓低的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的報復性的上漲。根據世界糧農組織等國際機構的預測，由于發達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較大幅度地削減了農業補貼，長期以來被有意壓低的世界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必然出現恢復性上漲。[40]這次國際市場糧食和副食品價格的迅猛上漲印證了這一預測。其次，這次世界糧食危機源于糧食需求劇增，而接近一半的需求增加源自發達國家對生物能源的追求。近年來，美國推行生物能源戰略，把糧食轉化為燃料，直接增大了糧食的消耗。再次，這次世界糧食危機源于疲弱的美元全球下跌，因為糧食大部分是以美元計價的，特別是在美元這幾年持續貶值的情況下，對世界市場糧價的推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后，毫無疑問的是在這場世界糧食危機中，以糧食帝國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富裕國家，漲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經做到了贏家通吃，它們注定是最大的贏家。[41]據英國 《星期日獨立報》報道，由于糧價高漲，美國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和ADM公司等大型企業賺得盆滿缽滿。[42]這就不得不使人們質疑：這次糧食危機背后是否有著國際資本集團的某種戰略圖謀？

同時，這次糧食危機進一步暴露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糧食控制和打壓的企圖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生產、銷售、進口均受制于人，糧食安全無法保證。發達國家給農業提供了多種補助，導致生產出大量廉價食品，帶來的結果不是提升了這些國家食品供應的自給，而是增加發展中國家了依賴性。在這次糧價飆升的過程中，美洲地區最窮的國家——海地，因為糧食危機發生暴力騷亂和抗議活動，海地首相因為無法收拾殘局而下臺。然而，海地在20年前，每年產大米可以滿足這個國家95%的需要，在1995年海地向美國敞開了大米貿易之后，使海地的本地的大米被美國的大米所替代，因為美國的大米比它本地的大米便宜一半。因為農民種糧食不劃算，種大米不劃算，就紛紛離開土地到城市里面去謀生。到了現在海地有3/4的大米是來自于美國，當糧食價格上漲以后，窮人就買不起大米了，所以海地就發生了社會動亂。[43]

三、中國農民收入低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分析及影響

中國農民收入低，城鄉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客觀因素是人均農業資源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村存在大量的過剩勞動力；最基本的政策因素是長期城市偏向政策所形成的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格局和城鄉市場分割所造成的。雖然，中國農民收入低的主要因素在國內，但是國際因素也是造成中國農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

㈠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扭曲是中國農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中國加入WTO組織，中國農產品也愈來愈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中國農民收入低不僅是因為國內的原因，而從國際政治經濟視角考察問題，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壟斷、控制國際農產品市場，長期壓低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難以實現其內在勞動價值，農業生產難以實現比較利益和社會平均利潤率，影響中國農民收入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如果沒有國際市場對農產品價格的打壓和控制，中國農產品在國內市場就具有較大的升值空間，農產品價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會保持上升趨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全國人均耕地至2005年底只有約1.5畝[44]，糧食問題始終是中國頭等的重大問題。在農業豐年情況下，糧食和農副產品供應基本問題不大，但是遇到災年，糧食問題立即成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無糧不穩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然而，在農業比較利益低下，在農民收入低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條件下，除少數農業產業化的規模經營者外，個體農民就缺乏種植糧食的積極性，甚至寧可撂荒土地也不愿種地，即使種地也是為了維持自給自足的簡單生存需要，而不是為了生產經營獲利，因為經營土地意味收入低下甚至是虧損。因此，糧食在中國將會長期相對偏緊。那么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在中國人口增長未逆轉之前，糧價長期上揚也會成為基本的趨勢。這樣就會相對調動和保持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否則，中國的糧食供給將成為嚴重的問題。中國糧食和農副產品價格長期上揚的趨勢將逐步達到一個均衡點：即從事農業的農民收入水平基本達到與城市普通工人收入水平基本相當和均衡的水平，或者農業同其他產業的比較利益基本均衡和保持同步增長。

但是，發達國家壟斷、控制、打壓國際農產品貿易和農產品市場價格，扭曲了國際農產品價值，使中國農產品價格長期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從而限制、阻礙或延緩了中國農產品價格的上揚和在中國國內所具有的內在價值，導致了中國農民收入難以提高，農村經濟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如自1995年至2004年，中國的小麥期貨價格，除個別月份外，就一直高于美國的期貨價格。而且，高出比例大多數時候在20％－80％之間。[45]而且中國農村戶均土地面積僅0.4公頃的家庭農業，能夠在糧食生產上得到的剩余本來就微乎其微，很難與美國平均數百公頃的大規模農場競爭，因為他們的農業剩余可以比中國高數百倍[46]。根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的一份報告分析，中國加入WTO后，會使國內稻谷、小麥、棉花、羊毛、植物油等農產品出現不同程度地減產，減產幅度在1.4%-37%之間，減少勞動就業機會約1320多萬個。[47]同時，國外各種貿易“技術壁壘”和“綠色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制約將進一步加劇，勢必削弱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使中國的出口企業和農民遭受巨大損失。

由于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綜合所致，使中國農民收入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盡管這幾年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較快，但仍然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仍在擴大：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別為3.21：1、3.22：1和3.28：1，[48]2007年擴大到3.33：1為，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9646元[49]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人均收入，在中國擁有十幾億的人口大國內，都難以真實準確地反映國民的實際生活狀況。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07年只有4140元。如果按照地方的統計數據則更低，如2007年度：云南曲靖市農民人均純收入才2666元，四川旺蒼縣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不過1176元；整個省份的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3851.6元，安徽農民人均純收入3556元，湖北農民人均純收入3997元，……。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使農村成為落后地區。與城市相比,中國農村在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環境等方面所享有的發展機會和政府福利,被邊緣化的程度相當嚴重。[50]

㈡中國農民收入低導致農民工和社會人力資本價值嚴重扭曲。農民工是當今中國經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必然產生的群體，是中國城鄉二元格局所形成的特殊群體。由于中國地少人多，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加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民為了生存和獲得相對比在農村較高的收入，于是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就不斷流向城市，成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目前在中國農村已經分離出1.5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工人，而且每年新增勞動力600多萬人，約70％的農民外出打工是被不斷占用的農業資源短缺“推”出來的，進城農民中約60％表示找不到工作也不回去。[51]

農民工是除農民而外中國目前勞動力價格最低的勞動力。由于城市民工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需求方就會盡可能地壓低民工的工資。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為節省人工成本，大多數工廠都按照最低工資水平線來確定工人的底薪。農民工不僅承擔勞動條件最差、最艱苦的工作，而且絕大多數民工的收入，卻僅相當于正式職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2]但是，農民工所創造的價值卻不低于城市人，據調查，上海外來工的勞動生產率比城里工通常高出50%以上，而勞動力成本——加上企業需要為本地合同工負擔的各項保障費用，總的算來，本地勞動力與外來勞動力的用工成本相比為5：1以上。[53]如果關注一下中國農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狀況不難發現，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發生在英國早期的那些野蠻殘酷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在一些私人企業中真實地發生過或正在發生著。如延長工作時間與加大勞動強度；大量雇用童工、女工，減少對勞動者工作環境與居住條件的改善費用；對勞動者的健康、教育與社會保障的漠視和缺失等等。

除農民工的雇主刻意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而外，農民工工資低的主要原因是農村農民收入低所造成的。農民工也是理性的經濟人，是否進城打工，取決于打工收益和務農收益的比較。農民工在農村務農的收益成為農民工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只有農村機會成本低于打工工資的農民才會進城打工，而機會成本高于打工工資的農民則不會選擇進城打工。[54]因此，農民工工資低的最基本原因是在農村務農收入比農民工的收入更低所造成的。同時由于農民工進城打工仍然沒有放棄其家庭農村的土地收入，這就使農民工工資被壓得更低。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認為低工資是所謂“比較優勢”，低廉的勞動成本被視為吸引資本的主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也竭力維護低工資。[55]這就進一步損害了社會公平，使民工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進而刺激一些民工滋生強烈的不滿、反抗情緒，也帶來其它嚴重的社會問題。

馬克思分析指出，資本積累的必然產物就是勞動人口相對過剩，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生產的一個條件。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形成中國當前龐大的產業后備軍，這一過程最終制造了龐大的“下崗”工人隊伍，在國企已經有3000萬工人“下崗”。由于農民工低工資低的存在，進一步拉低中國城市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后備軍與現役軍之間的競爭，正是資本低估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前提。企業主幾乎都對過剩的勞動力市場樂觀其成。[56]在龐大的農村過剩勞動力面前，在進城謀求生路的農民工面前，企業可以把工人工資壓的很低也可以獲得所需的勞動力，于是城市工人的收入也難以提高，一些簡單勞動崗位的工資水平被不斷地向下拉。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字計算，改革開放以來從1978年底至2005年底，中國GDP名義增長了49.47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名義增長26.95倍，但職工工資和農村居民純收入總額之和名義僅增長了12.65倍（如果扣除物價增長因素則實際增長微乎其微），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44.66％下降到2005年底的12.08％；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15.61％下降到2005年底的10.76％，下降幅度為31.07％；其中農村居民純收入總額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3.68％下降到2005年底的1.77％，下降幅度為51.90％；這說明中國城鎮職工收入增長速度這近30年來遠遠低于GDP的增速，而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則更低。而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則從1997年底（此前年度數據《中國統計年鑒》缺乏）的2.35％增長為2005年底的6.42％，可以說，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低收入為代價的。[57] 在西方發達國家職工的工資占GDP總額這一比例在50%-60%之間，世界平均水平也在40%上下[58]。根據世界制造業協會2003年的數據，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小時工資只相當于墨西哥、馬來西亞的1/4，是美國、日本的1/40。這里的小時工資還是從月工資推算而來的，如果考慮到中國的民工大多數工作時間每天超過8小時，一周超過5天，那么中國工人的實際小時工資要更低。[59]中科院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從1978年到1998年，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為3％，其余全部是勞動力的貢獻。[60]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GDP增長卻沒有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長上而貧富差距日益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㈢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導致資本跨國套利并損害了勞動者和民族利益。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導致中國產品價格低，中國產品價格低導致資本跨國套利剝奪了中國勞動者和民族利益。全球化促使西方資本的大規模跨國運動將世界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連為一體。在資本國際循環過程中，作為“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處于“中心”的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的對象，發達國家憑借在資本、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壟斷優勢，通過國際間產品、技術、資金、勞動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換及剩余價值的轉移而獲取巨額利潤。[61]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跨國工資套利。

跨國工資套利活動是金融套利的一部分，也就是通過在低成本國家進行投資并將產品銷往高收入國家的作法。經濟學理論中的這種高額套利現象每一天都在中國瘋狂地進行之中。中國的出口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無數國際公司都在拼命地進入中國。中國對來自世界其它地區的大量產品進行再加工，并重新包裝后最終運往西方國家。中國出口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再出口行業，中國主要投入的是勞力和環境。如美國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和生存，它們操縱全球勞動力市場，把工作機會向低工資的海外轉移，利用資本來獲得海外低工資的勞工，獲得不公平的勞力優勢。在美國一多半華人開的公司都是進行中美貿易，這些都是資本全球化市場下的套利行為。中國的畸形的低工資水平，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及普通勞動者和每年畢業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就是被“套利”的利潤來源。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國際分工專業化及貿易是有益于交換雙方的。希臘經濟學家A·伊曼紐爾在分析不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問題時，首先對公認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挑戰。伊曼紐爾認為，近百年來的國際貿易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不可流動這一假設前提之上的，恰恰相反，資本是可以流動的。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導致資本利潤率趨于平均化。因此，國際貿易交換價值的形成問題就不能以主觀的需求來解釋，而必須重新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來說明。伊曼紐爾認為，可以把馬克思的國內生產價格理論推廣到國際領域中去。于是，問題的關鍵就從產品的需求彈性轉向了因生產要素流動而產生的勞動力價格問題。按馬克思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凝結在中國出口商品中的價值，本來應該是以工資的形式所獲得的，但卻通過低價的方式，被“補貼”給了那些享受各種社會福利的國外消費者。[62]

㈣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導致外向型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內需不旺和國際貿易不平衡。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是出口迅猛地增長所帶動的，或者說是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外向性戰略所帶動的，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模式，使外國和港澳地區企業投資迅猛發展。截至2007年底，全國實有外商投資企業28.62萬戶，實有投資總額2.11萬億美元。[63]而依賴外需已經使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畸高。依據2007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計算，中國出口依賴度36%，進口依賴度28.3%,合計外貿依賴度高達64.3%，而美國和日本的外貿依賴度僅在20%左右。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出口貿易的主體，占中國出口總額近60%。這樣高的外貿依賴度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西方國家，并隨其經濟周期波動而波動。

中國外向型經濟過度發展，是國際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從1994年以來，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年年出現盈余。貿易順差從1994年的54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的規模。實際使用的外資額則從1994年的432.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8億美元。“雙盈余”使得中國外匯儲備從1994年的516.2億美元2007年快速超過1.52萬億美元。200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2.17萬億美元，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64]“雙盈余”的原因除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既缺資金也缺外匯的情況下制定的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有關等原因外，資本賬戶盈余主要同外商以中國為加工出口基地和為進入中國市場投資有關。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參加全球生產分工，通過大力吸收效率驅動型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企業間貿易，來擴大出口。中國對外經濟的發展依靠加工貿易，靠位于全球生產鏈中的低端這樣一種勞動分工，來參與整個全球化過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達國家就將低端產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自己騰出手來大力發展以信息科技革命為主導的高新技術。如1997年中國與法國雙邊貿易中，法國對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為24架飛機，其總價約為12.1億美元，竟大大超過中國向法國出口的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紡織紗線等前十類商品的總值（約為10億美元）。[65]　

外向型經濟過度發展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當國民的人均收入僅僅是能夠滿足溫飽問題時，居民的很多需求和愿望自然是無法實現的。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太低就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居民消費水平低和內需不振。內需不旺又進一步依賴國際貿易，擴大了貿易順差。有效需求不足成為長期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2007年中國“在11.4%的GDP增長中，消費、投資、凈出口分別拉動4.4、4.3、2.7個百分點，”[66]即分別為38.6%,37.7%,23.7%，消費拉動比投資拉動僅多出0.9%。這些數字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相當畸形的動力結構。在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達78%—79%。[67]中國消費比重嚴重偏低，造成了一系列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等經濟問題，以及群眾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

㈤中國人力資本價格低導致不可持續發展，違背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中國人力價值低對中國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低工資扭曲了資源配置，阻礙產業的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無法適應全球性的競爭，最終必然是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過于低廉，造成中國產業低水平發展，生產廠家就會選擇通過降低生產體系中的技術含量來追求效益，容易陷入“低技術陷阱”。低工資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低勞動生產率又只能壓低工人工資，陷人惡性循環。中國沿海地區很多小型加工企業已經陷入“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高勞工淘汰率”的困境。[68]市場經濟是一個殘酷競爭、大量裁汰勞動力的經濟。資本為了過度攫取利潤，不僅盡量壓低工資，還會減少勞動用工，由此產生的社會兩極分化和窮富矛盾會日益加重。國民工資收入低導致了公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低，年老和疾病、失業和教育、子女撫養和老人贍養等成了每個人身上的“大包袱”。那些被市場淘汰無法就業的人群處于社會相對過剩人口的最低層，經常陷于需要救濟的赤貧境地，對社會穩定和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69]

馬克斯·韋伯在一百年前論及資本主義時強調一個基本觀點：低工資不可能產生高效率。韋伯指出：“資本主義從它一開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減少工資的方法……然而，盡管過于龐大的一支后備軍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量的擴大，但是，它卻阻滯了向使用更高勞動強度的企業類型的過渡。低工資絕對不與廉價勞動等同。從純粹量的角度看，勞動效率會隨著工資不能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下降，而這歸根結蒂甚至意味著不適者生存。”[70]所謂“不適者生存”，是指由低工資造成的低效率、低技能、低教育程度、低身體低素質的勞動者，因其對低工資條件的適應而淘汰高身體素質、高技能、高效率、高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因為后者必須要有高工資來維持。如果一個國家只是為了眼前的所謂“經濟利益”而不惜以犧牲民族素質為代價，那么，“不適者生存”的法則就會最終使這個民族在殘酷的經濟斗爭中一敗涂地而無以自拔。雖然中國今天面臨的“不適者生存”并非直接發生在不同民族之間，但是低工資卻同樣是在直接削弱中華民族的利益，目光短淺的既得利益者同樣是在無視中華民族的未來。同樣，當馬克思說“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71]”時，他不僅只是在否定所謂勞動力的單純市場定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告訴我們，勞動力的價值反映了一個民族的道德、政治、社會和文化整體的發展水平。[72]

四、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國際政治經濟宏觀對策

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農業始終是中國這樣大國的基礎和立國之本，迄今為止農民數量仍然占據著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就變成了世界農民，中國農民的經濟活動就具有了世界性質。面對資本主導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大格局和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環境，著力改善農業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市場競爭條件、并采取適宜的國家農業發展戰略無疑應是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㈠實現發展中國家農業利益要利用并改善國際市場“游戲規則”。當代世界，發達國家打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旗幟，竭力推行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資本以其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向世界各個領域擴張和滲透。這背后都關系著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都在程度不同地依賴國家的保護和支持，所以全球化不僅是資本之間的競爭，它實際上也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顯然，在這場全球化的競爭之中，發達國家處于有利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不利地位。發達國家依據其所擁有的雄厚的資本、強大的跨國公司、強勢國際話語權等優勢，甚至不惜動用軍事威脅和政治施壓等方式和手段，爭奪和控制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保護本國資本的全球利益，打壓、排擠和控制發展中國家，達到了二戰前老殖民主義者所達不到的目的。在這場資本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對所謂的“國際慣例”和與國際“接軌”保持清醒的頭腦。歷史上的國際關系中的行為規則,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強權規則。一部資本主義的世界發展史，往往是世界資本主義強勢集團的發展史，是現在的發達國家在過去幾百年歷史中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而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所謂“國際慣例”往往是有利于發達國家和資本強勢集團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因此，在這種所謂的國際慣例基礎上，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審時度勢而盲目與國際接軌，那么就有可能被國際資本強勢集團所利用和控制，就有可能損害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國際大家庭中,必須要有行為規則,要有一定的制度,要有全體遵循的共同秩序。人類歷史的命運,不僅要依靠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發展中國家的全體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發展中國家必須努力爭取建構起國際經濟的新秩序。為此,發展中國家要團結起來制定規則保護自己利益,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共同奮斗。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個新秩序的基本規則是交易剩余的公平分配原則,是消除一切國際關系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以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原則，要從由大國一票否決的機制,逐步地轉向建立在廣泛協商基礎上的多數同意規則。這樣規則的確立是人類社會面臨新的挑戰，發展中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為形成這樣的規則而作出積極的共同努力。

農產品貿易與各國的利益息息相關，一直是各國保護的對象，也帶來了大量的國際貿易爭端，需要有國際組織的創設和保護,更重要的是國際組織中的規則需要不斷地改善。發達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農業國家還要對之強力保護，無疑，試圖實現后發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則更不應該僅僅依靠所謂自由市場的力量，而是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進行抗爭。正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力量的強弱較量，沉重地打壓和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和農民，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充分運用國家的力量進行干涉和強力投入是不得不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加入WTO后，中國從此就獲得了參與國際農產品貿易規則談判的資格了。在政策選擇上，限于國情國力，中國在總體上不可能采取與發達國家比拼補貼水平的政策，應該積極參與WTO新一輪多哈回合農業談判，建立能夠約束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新規則和新機制。中國要利用好WTO規則的便利，在國際農產品貿易談判中，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堅決要求發達國家削減農業補貼，從而形成公平競爭的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要嚴格規范綠箱政策標準，取消藍箱政策的例外規定，嚴格限制黃箱補貼，應容許發展中國家對受到補貼的農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與此同時，要以中國已經做的讓步為談判條件，在金融、保險等問題上，以及其它仍然至今維持部門壟斷、本來應先向國內開放的領域中盡可能少讓步。否則，即使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難以實現預期目的。

㈡提高中國農民收入要充分運用匯率杠桿干預。中國國際貿易順差已連續多年，外匯儲備急劇增加不斷創出新高，引發了國際貿易爭端，已受到來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一再強迫人民幣升值實現貿易平衡的壓力。中國目前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工業起飛階段，從總體上說中國產品的科技含量距發達國家還具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產品之所以出口強勁，貿易順差不斷增加，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中國產品價格低廉，價格低廉是中國產品擴大國際市場的最主要的原因，這也基本是國內外理論界的共識。而中國產品價格低廉的最主要原因又是因為中國的人力資本低，勞動力價格低廉；中國勞動力價格低的原因又主要是中國存在大量的過剩勞動力，中國過剩的勞動力主要集聚在農村，農村過剩的勞動力不斷涌入城市，成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農民工是除農民而外中國目前人力資本最低的勞動力。

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徑是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和產品的價格，在國際產品價格與中國產品價格之間實現貿易平衡。提高中國產品價格從微觀層面講是屬于企業行為，毫無疑問每個企業都企圖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但是單個企業受制于其它企業的制約，受制于市場的制約而想提高企業產品的價格難度是相當大的。尤其是企業在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低廉的情況下，產品價格保持低廉也可以獲得利潤，在國內外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企業難以主動去提高價格，而且競相壓價采取低價競爭策略，成為企業慣用的手法，有時甚至是不惜血本地打價格戰。因此，如果政府不從宏觀政策上予以干預和調控，企業產品價格在中國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難以大幅度提高。所以，從整體上提高中國產品價格只有從宏觀著手進行。

從宏觀層面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徑有三條。其一是提高出口關稅，也可以從整體上提高中國產品價格；其二是運用匯率杠桿，匯率是一國幣值實際價值同他國幣值的比價反映，匯率是平衡國際貿易的主要杠桿，人民幣升值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從整體上提高了中國產品的價格；其三是提高中國產品成本價格，主要是提高勞動力成本價格和自然資源使用價格，擠壓企業利潤空間，逼迫企業提高產品價格。這三條途徑都可以達到從整體上提高中國產品價格水平，進而實現中國貿易平衡的目的。但是，這三條途徑如何選擇實行，其產生的后果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卻大相徑庭、甚至是天壤之別。

第一，通過提高關稅水平以提高中國產品的整體價格的選擇范圍非常有限，而且對企業的損害也是很大的。賦稅水平既是國內政策的反映同時也涉及到國際通行關稅規則的制約，其伸縮范圍往往是被限定的，因此它的升降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同時企業賦稅水平的增加，同樣會出現企業為降低產品成本而壓低或抑制企業勞動力工資的提高，削減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的問題。

第二，通過人民幣升值途徑實現中國貿易平衡，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利大于弊，而對中國則是弊大于利。獲得利益最大的就是美國。中國以美元為主的巨額外匯儲備縮水多少美國就獲得多少利益；中國是以貨真價實的“真金白銀”——中國產品換回的外匯，而美元則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開動鈔票機印出來的不斷貶值的紙幣。

貨幣政策本質上是財政政策的貨幣表達，匯率和利率從來都是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扭曲貨幣的時間價值和空間價值，是強權國家和資本集團經濟掠奪慣用的謀略。目前國際信用結算單位還是以美元為本位，這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延續。二戰以后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市場的主要流通和結算貨幣，是以“金本位”體制做后盾的。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西歐的貿易出現逆差的時候，迫使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8月宣布黃金和美元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解體，使美元當年累計下跌20%，美元走上了漸漸貶值的道路。“金本位”體制瓦解以后，支持美元世界霸主地位還依賴于美國的龐大實體經濟，但是隨著世界后發展國家的不斷發展，美國經濟的霸主地位不斷受到挑戰，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其霸主地位，扭轉其經濟困境，解決國際貿易逆差和政府財政困境，美聯儲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大幅放松銀根加大印刷美元，采取政治的經濟的各種手法強迫他國政府的貨幣升值，美元也隨之不斷貶值，從而實現美國的國際貿易平衡和擺脫政府的財政困境。在里根政府時代，美國于1985年通過《廣場協議》在2年時間里將美元兌換日元的匯率降低50%。1975年的時候，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大約為１萬億美元，而2005年，這個數字變成了10萬億美元。其增速數倍于美國GDP的增速。而且，美聯儲宣布，自2006年3月23日之后，不再公布美元供應量。由于大部分新增美元都被其它國家“儲備”了起來——有數據說，超過六成——所以，大量地印發美元并沒有給美國國內帶來與過量發行貨幣相對應的嚴重通貨膨脹。[73]由此使儲備美元的國家蒙受不必要的經濟損失，或者采取同美國一樣的策略，使本國貨幣隨著美元的貶值而貶值。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劫持了重倉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了多次金融貨幣危機，但這些危機多發生在新興市場國家，多數是由匯率問題引起的危機。這其中受害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日本。日元從1971年的360元兌換1美元一直上升到1995年4月80元兌換1美元。這一結果導致日本80年代后期出現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走入通縮和零利率的陷井，造成經濟一撅不振多年停滯不前[74]。

美國的內外經濟不均衡要求通過美元貶值調節其國際收支同時不致引起國內經濟衰退，但必須有相應的經濟體吸收美元貶值的沖擊，當前，無論從經濟規模、增長速度、國際收支、國際儲備和匯率水平方面，中國似乎均符合吸納國際收支調節沖擊的條件。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種種手段強迫人民幣升值的原因。近兩年，我們看到石油、黃金以及其它金屬、原材料等價格開始出現驚人的暴漲，美元持續貶值，這也許是美元過多發行的一個后遺癥，而非如一些人強調的是中國因素。因此一旦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對中國進行惡意沖擊，其所造成的經濟災難將比東南亞金融風暴更為慘重[75]！所以運用人民幣升值這條途徑解決中國國際貿易平衡問題對中國而言絕不是上策，而且它更不是唯一的途徑。同時，人民幣升值對中國企業的影響除采取技術進步等措施降低企業產品成本外，最主要的降低產品成本措施是進一步壓低或抑制企業勞動力工資的提高，削減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而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是農民工，農民工收入和待遇的降低又進一步限制農村和農業收入的增加，進一步使中國的三農問題惡化，而占人口大多數農村人口收入的被限制，又進一步抑制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和繁榮，國內需求難以提高，中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高度依賴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就難以改變，以擴大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就難以實現。

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國匯率升降的過程中，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它是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自世界進入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的軍事沖突便有可導致人類毀滅的巨大風險，而經濟戰由于能避開巨大的戰爭風險而削弱打垮對手，因此具有比軍事手段更大的戰略價值，也無疑是最主要的冷戰方式。俄羅斯的經濟災難就是美國運用經濟戰打垮超級大國的成功范例。[76]因此，對于以匯率為武器的經濟戰中國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采取適宜的應對戰略。

第三,通過提高勞動力成本價格和自然資源使用價格，逼迫企業提高產品價格的途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最為有利，而又可以解決中國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問題。勞動力成本是企業產品成本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企業職工工資、教育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直接提高勞動力成本。通過勞動力和資源成本價值的提高，就可以提高和改善整個中國人力資本價值，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就可以擠壓企業利潤空間，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就可以扭轉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現擴大內需的經濟發展戰略；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近幾年,在贊成人民幣升值的觀點之中,主要是強調人民幣同他國貨幣購買力之間的比較，但是他們忽視了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和產品成本的比較。人民幣實際購買力高首先是因為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全球化市場是被各國的市場壁壘割裂開的。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求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在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又是最關鍵最主要的要素。然而，截至目前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勞動力尤其是普通勞動力是不能自由流動的，這是造成富國與窮國之間勞動力成本巨大差別的最基本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不平衡的最基本原因之一。目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發達國家的2%-3%，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得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了較強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正在演變成為一種不健康的經濟模式，同時，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是國民福利的一種流失。[77] 2006年中國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11759元，約為1515美元，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3587元，約為462美元，而美國2006年人均收入是43500美元，是中國城市居民的28.7倍，是中國農民的92.4倍。[78]因此，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并不能說明人民幣的實際價值，更不能說明人民幣的匯率水平；應該看人民幣的實際“成本”是多少，人民幣的實際“成本”就是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不僅要比較各國之間貨幣的實際購買力，而且更應該比較各國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人的收入與美國人收入差距極端懸殊所造成的。

貨幣工資的調整是調節國際競爭力的一項重要內容。由于經濟增長比較快的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很快，生產率的提高會被吸收在工資上漲的范圍內。若兩者能夠匹配，就可以調節兩國的物價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在當前中國經濟增幅很大的情況下，與經濟增幅相對較小的美國之間，無需從浮動匯率來調節國際競爭力，而是可以在固定匯率前提下，運用提高中國勞動者工資水平來進行調節。[79] 有人預測中國勞動者工資上漲10%就可能把出口生產成本提高3%到4%。[80]如果把中國勞動力價格提高至美國勞動力價格的一半，就可把中國勞動力工資水平提高10倍以上，那么毫無疑問，中國制造產品成本就會大幅度提高3－4倍以上，中國制造產品價格就會猛漲，那么人民幣就會大幅度貶值而不是升值，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就會大幅度降低。隨之中國國際貿易不僅不會出現順差而且還會出現逆差，到那時中國政府的選擇只能是通過人民幣的貶值平衡國際貿易。

中國以勞動力成本低廉所造成的出口貿易順差局勢是不可持久的。中國勞動力工資隨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水平提高而逐步接近發達國家勞動力工資水平的過程，將是中國產品成本逐步提高的過程，出口貿易將會實現平衡甚至是逆差。因此，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不僅可以提高中國出口商品成本和價格，也讓中國人民真正享受經濟高增長帶來的實惠。當中國因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而不得不采取人民幣貶值政策平衡國際貿易的時候，農產品價格也將隨之走高，農村居民收入也將因之提高，從而使農民獲得社會平均收益，使他們生活水準逐步接近城市居民。

無疑，要使全球市場真正做到自由和公平，所有貨幣必須同等地遵守市場力量的公正原則。在一個當今世界上強國采取弱勢貨幣政策的背景下，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人民收入還比較低下的國家采取強勢貨幣政策，這無疑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智慧的嘲諷，是世界級的“冤大頭”。誠然，中國采取弱勢人民幣政策和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政策，將會導致國內的通貨膨脹。然而，按照西方經濟學觀點，5%以內的通貨膨脹是溫和通貨膨脹是合理的；只要把通貨膨脹控制在適宜的水平上，那么對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無害而且還是有利的。

㈢　提高農民收入推動中國人力資本整體的內在價值。凱恩斯認為，市場經濟需要國家干預。運用國家力量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是二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國策之一。二戰后，即使市場經濟自由度極高的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工資僅靠看不見的手來決定會出現工資偏低。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企業沒有這種內驅力和積極性，尤其是在目前中國龐大的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龐大的失業后備軍較長一個時期存在的條件下，企業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不僅難以提高而且具有向下走的驅動力。勞動力同其它生產要素和商品不同，勞動力是人，工資是勞動力生存生活的基礎，工資問題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也不僅僅是勞資雙方的事，工資太低會帶來社會問題。因此，中國政府要干預社會工資水平，以保護勞動者利益，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要從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民工工資水平入手，推動整個社會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

1、加大中國政府對“三農”的投入支持，推動農民收入提高。中國農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更需要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進行保護。與中國農業的重要地位和發展要求相比，政府對農業的支持總量仍是低水平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原來屬于農業保護程度很低的發展中國家，更嚴重的是在相當長時期里實行向農民征收稅費的負保護政策，這使中國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1996-1998年，國際上直接轉移給農民的各種補貼占“綠箱”政策總支出的比例平均為25.5%，而中國同期直接轉移給農民的補貼僅占“綠箱”政策總支出1.4%[81]。另外，中國所使用的“黃箱補貼”只占農業總產值的3.3%，而《農業協議》中規定，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的直接補貼不得超過農業總產值的5%，發展中國家不超過10%。入世后，中國農產品出口利用“黃箱補貼”還有空間。[82]中國目前對農業的支持，除“政府一般服務”支持項目外，主要手段仍是價格干預，還未建立既符合國際農業規則，又能有效支持農業發展的農民收入支持體系、農業結構調整支持措施，以及農業信息服務、市場營銷服務等支持體系。因此，中國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加大對國內農業的保護和支持力度,要想辦法利用加入WTO后的“綠箱”、“藍箱”、“黃箱”政策，增強中國農業生產能力和農產品的競爭力。

為此，中國首先要加大對農業支持力度，加大政府財政農業直接投資，加大農業基礎實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并由此推動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供給價格底線的提高。按照WTO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所允許的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中國農業和農村可以吸納巨額的投資。例如農村水利投資，中國中西部農村大部分處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區，農業種植業由于缺水而往往收益低下甚至是沒有收益，而且還有相當數量土地是荒地和荒漠化土地。如果中國加大水利投資，把大小江河的水引到這些地區，或者在這些地區打井引水上山進行噴灌，那么處于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生態環境將會從根本上得以轉變，農業在長期歷史中收益低下的困境也必將從根本上予以扭轉。僅這項水利投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投資20萬億人民幣也不算多[83]，遺憾地是目前中國財政還沒有這樣大的財力。但是可以把此作為改變中國農業和農村面貌的方向，根據國家財力每年逐步加大投入。同樣，中國在農村交通建設，農村平整土地建設等方面具有無比巨大的投資空間或補貼農村和農業的空間。由此也證明中國利用WTO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所允許的政策投入還遠遠不夠，中國加入WTO后不是沒有支持農業的政策空間而是存在著巨大的回旋余地。這樣巨大的政策空間如果能夠恰當地實施將會使大部分農村過剩勞動力因參與農村各項建設的巨額投資而就地消化并取得不菲的收入，因而農民不離鄉就可以提高收入，這樣城市企業就難以招聘到農村廉價的勞動力，從而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勞動力價格以吸引勞動力，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價格的提高。

其次，從中國實際出發，借鑒國外經驗，研究在WTO規則允許框架內建立能夠支持農民收入和保障糧食安全的價格補貼制度。一個國家如果糧食不能自給，付出的代價就是主權的喪失，在國際舞臺上任人宰割。近些年，跨國糧商通過掌控世界大豆價格，中國80％大豆壓榨能力為跨國糧食企業控制， 跨國企業已掌控中國植物油定價權，如果進一步取得糧食流通的控制權，將會給中國糧食宏觀調控和糧食安全造成極大影響。目前中國部分產品進口數量迅速擴大,而且年度進口量波動很大，對糧食穩定造成了威脅。中國糧食生產必須立足國內自給，必須更加重視糧食生產的基礎建設。應充分研究世界各國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糧食戰略，應當密切關注國際資本與跨國企業的動向，要在糧食加工流通領域培育足夠強大的龍頭企業，建立糧食加工流通的國家隊和大型企業集團。只有自己的企業強大了，才能夠與跨國糧商抗衡。[84]要建立應對國外農業高額補貼的應急機制，對那些受到補貼的國外農產品，實行進口限制政策，將發達國家增加農業補貼對中國的沖擊控制在最低程度。國家財政應該在支持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特別是在保證糧食安全、穩定糧價方面發揮作用。要牢牢掌控糧源，搞好糧食的托市收購，加強國家儲備，做到真正的手中有糧。

第三，改善農業國內外市場流通環境，發展壯大農民產業化組織，運用組織力量參與市場競爭。目前，中國農產品特別是大宗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及貿易環節條塊分割,造成大量政策協調成本和交易費用,增加了企業負擔,降低了產品競爭力。而且這種管理體制使農民難以充分享受農產品貿易的附加利益,挫傷了生產者的積極性。要組建專門的農產品國際貿易組織，集合國內外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團體和大型企業實體的專門人才，對農產品供銷人員進行教育培訓，改善農業信息網絡建立和覆蓋，及時反映國內外市場變化、各國政府農業政策、跨國企業集團投資與貿易動態，各國消費者的偏好等等，為政策提供依據。

    第四，發揮農業比較優勢，發展競爭力強的特色農業和勞動密集型農業，提高農產品的質量。中國農業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而土地資源卻相對貧乏，這種農業稟賦特色決定了在生產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方面具有優勢，而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方面不具有優勢。如蔬菜農產品屬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菜價約為國際市場的1/5到1/8，這使中國蔬菜出口具有極強的價格競爭力。其他如瓜果、養殖等特色農產品產業中國同樣具有較強的優勢，應是中國農業產業化重點發展的產業。同時應該看到，中國的出口農產品中，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占很大比例，其中相當一部分遭遇到進口國技術壁壘限制，造成重大損失。面對種種技術壁壘的壓力，要特別重視各國農產品貿易斗爭中各種手段及其對策的研究，要進一步強化國家標準化建設和管理，進一步加強有關農產品技術壁壘的信息、咨詢、培訓等公共服務，進一步完善出口農產品的預警機制。出口農產品企業要加快技術改造，完善經營管理，提高自身的技術和管理水平。要加大對農業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病蟲害防疫防治體系、質量檢測檢驗體系，提高中國農業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應注重提高出口中國農產品的技術含量，應強化環保執法，應在企業管理中納入國際環保規范的因素，主動向環境資源及全方位綠色管理模式轉變，大力推進環保農業，大力發展綠色、有機農業，提供符合進口國技術、環境標準的農產品，減少農產品出口遭遇技術壁壘的可能性[85]
　  2、強化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著力提高最低工資推動勞動力價格提高。政府應當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所作為，要增加勞動者第一次分配的收入，強化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只有改變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嚴重不平衡的現實，中國整個工資水平才會得以提高。勞動收入如果不能超過資本收入，中國將成為財富高度集中在國家和少數私人手中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將很難達到共同富裕和均衡發展。最低工資制度是國家干預勞動關系的必要手段，可以避免勞動者雖然提供了正常勞動，卻不能維持生產和再生產的問題。目前中國的最低工資是由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各地最低工資普遍太低，還沒有達到最低工資為現行平均工資40%-60%的國際標準，有的甚至只有平均工資的24%。提高工人最低工資水平應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措施，要大幅提高現行最低工資標準，重點要提高一線產業工人和農民工工資水平。政府應當直接干預民工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執行，通過立法和執法保證民工就業和獲取報酬的基本權利。[86]

　3、國家財政要加大對農民工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支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主要原因除普通勞動者工資低而外還有農民工和農村居民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和保險所構成的。人民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理應屬于政府的公共政策范圍。要通過強力的財政政策實現社會財富二次分配的公平和正義，彌補和緩解一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從財政支出看政府支出結構現在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如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大約有70％落在縣或縣以下財政的肩上。這不但使這些公共服務提供的情況很差，而且使各級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則財政收支就無法平衡。[87]因此，要從制度上消除城鄉二元經濟格局，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加大政府對社會事業的支持力度，切實改進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逐步縮小城鄉社會發展水平的差距，應當成為財政支農政策優先考慮的重點。支持農村的教育和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及社會保障的建立應該是下一步中國政府財政支農資金優先考慮的一個領域，如農村五保戶支出、農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農民醫療保險支出等。要在勞動保障、權益保障、養老、醫療等各方面給予民工和城市市民一樣的國民待遇。同時要繼續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村稅費改革步伐，推進基層政府的改革，減少吃“皇糧”的人。

4、建立勞工組織和勞資談判機制，增強勞動者自我保護能力。政府干預和提高工資是一個方面，而更為重要的是要依靠企業內部工人自己的力量同企業經理層或資方董事會進行談判爭取。勞資談判工資理論認為短期工資水平在一定程度時取決于勞動市場上資方和勞動者之間通過集體交涉所達成的條件。政策改革像任何制度變革一樣，是由制度需求方和制度供給方通過討價還價形成的均衡決定的。如果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的相對強弱不改變，游說激勵的相對強度就難以發生變化，那么偏向某些利益集團的政策傾向從而舊的利益格局也就不能被有效打破。[88]單個民工的微弱力量是無法與企業主進行平等的工資博弈的。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解決工資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由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工資談判。工會談判斗爭提高工人工資成為平衡勞動力因供過于求而低于勞動力價值的因素。因此，政府要保障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要使員工擁有組織力量以形成協商能力，保證他們在公正的契約條件下取得至少不低于市場均衡水平的工資。[89]應落實勞工的公民民主權利，應支持民工成立工會，發揮工會集體工資談判作用。同時，集體協商制度應包容本地與外來員工，長期與短期勞力，要減少各類員工因來源地區不同而造成的身份壁壘，使所有勞動者在企業都能獲得平等的協商地位，因為勞工利益是整體性的利益。同時要注重傳媒作用，加強輿論監督，對拖欠工資、降低和變相降低法定工資標準的企業和資方，要及時曝光并給予嚴厲制裁。

㈤提高農民收入要擴大內需，改變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內需需求，尤其是中國有近8億農民，農村市場需求潛力巨大。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消費將進入快速增長期。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2456美元。國內消費市場總體空間進一步擴大，中國已具備向以內需為主導的消費型國家過渡的基本條件。[90]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其內部就具有生產和消費良性循環的基本條件，因此，堅持擴大內需，重視內部生產與消費的均衡，應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方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的超常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國際化條件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設中國自己民族經濟的產業鏈，依靠自己力量創新技術、形成品牌和龍頭企業，占領上游和下游的制高點，把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從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轉變為水平型分工。當今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1994～2003年間，拉丁美洲、東亞(日本除外)、其它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分別為12.9%、14.7%和11.3%，全體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3.3%，而西方七國集團投資資本回報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國也不過9.9%。當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轉化為外匯儲備資產＋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內流”的組合結果本質上是中國用海外低收益資產替換了國內高收益資產，為此中國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而且也犧牲了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機會，而投資效率不高正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投資癥結。[91]今后要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只批準高質量外資入境，減少出口優惠，拒絕低質量外資入境，歡迎低質量的外資從中國境內遷出，克服一些地方為了GDP增長和利用外資來粉飾政績。[92]

擴大內需須從提高農民收入和整個社會收入及消費水平入手。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過低就會抑制消費，背離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會發展目標。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帶動力）在60%以上，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在50%以上，有的在60%以上。如果把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目前的11％左右，增加到歐洲的55%水平，中國的工資總額還能提高4-5倍。工資提高后，總需求增加，需求旺盛，企業的固定資產會得到升值，企業主還會添置更多的機器，致力于技術革新，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總需求提高后，市場活躍，經營風險降低，投資環境改善，對企業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待到中國國民工資收入接近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時，居民消費需求旺盛，以內需為主的國內市場形成，整個經濟將實現投資拉動型向消費需求性轉變、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向內需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那時中國將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到那時中國人民將過上富裕文明的生活。

參考文獻：

⑴(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⑶(美)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⑷(美)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2版），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⑸溫鐵軍《21世紀的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何帆訪談），2000年12月30日。見中國經濟信息網“50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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