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普世，朱大可要推倒長城？

中國不普世，朱大可要推倒長城？
  

朱大可最近在《南都周刊》撰文《長城:一個虛構的神話》，朱在文末寫道：“為中國農夫閉關自守的心理屏障。這語義至今還在施展強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堅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體系”的緩慢進程中，長城敘事是最后的精神防線。”(詳見下文)。嘖嘖！看這架勢，因為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緩慢，為了消除長城敘事的阻隔，朱大可大有推倒長城之意。

秦始皇修筑長城，為了免遭外族的入侵，屹立千年的長城，現已漸漸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朱大可這次創造了長城神話說倒也算是新解，但我奇怪的是朱在表述長城時處處對長城的不屑，為何他對長城有如此深仇大恨，長城真的和中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嗎？

 循著朱大可這篇文章的話語敘事，從峰火臺到城墻上的刻字，我們看到長城的種種虛構語境，從西方學者到太空照片，種種論據為朱大可解構長城神話作準備。但車轱轆話繞了半天朱文最后歸結到這點，他說："這真是對長城的一種尖銳諷刺：它的初始語義，從防止、關閉、鎮壓到暴政，都是這四種普世價值的死敵。"看到這里我才算明白，原來朱在前面種種鋪墊，就是要說他的一套普世價值。不幸的是，長城這次成了推銷普世價值的替罪羊，因為中國沒有踐行西方的普世價值，在朱大可眼里，長城便成了中國專制極權黑暗的象征，到最后，連中國的歷史也被否定了。看看朱大可對中國的歷史人物是多么的深惡痛絕，因為中國沒有西方的那套民主體制，“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這兩個鐵血暴君，猶如一對跨越千年的孿生兄弟，他們聯袂出擊，將極權或專制文化基因植入墻體，令它的每一塊磚頭，都印刻著農民工的鮮血和苦難，比現今的山西黑磚窯更為黑暗和暴虐。”朱大可為何不翻翻西方是什么時候實現所謂民主的，西方不是有黑暗的中世紀嗎？況且羅馬也有長城，不知朱如何由此推導他們的長城是是如何“受虐”或“受辱”？再說朱提到的秦始皇，如果不是他統一漢字，我看朱也沒有閑功夫用漢字來罵他了。

像朱這類的學者，一遍遍地詛咒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只是因為中國不普世，于是順勢推導出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一片黑暗。我可以分析他們的這種心態，他們把普世價值信奉為絕對真理，絕對忠于“普世價值”的主人“西方世界”，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于是中國在他們眼里什么都不是，連長城都成了神話。他們完全是循著西方人的話語語境來看中國問題，在這種話語語境里，普世價值難免便會成為絕對真理，盡管這個真理對于包括我們在內的異族進行過暴力和專制的統治，但他們絲毫不懷疑，這是一種什么心態啊。在他們眼里：只要是中國的，從來就是落后的，只要是西方的，從來就是先進的，這是一種什么邏輯。

我想起劉仰的一段話：至少在中國宋代以前，如今發達的西方國家，大都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化會寫拉丁文的人也寥寥無幾。這就好比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每天忠實地記日記，記了好幾千年。然而，如今的西方國家，當年是個文盲，干盡壞事，壞得多。由于他們沒有文字，沒有會寫字的人，很少記載下來，于是，忠實記日記的中國人，反倒成為一貫的壞蛋；而真正的壞蛋，反而像現在的法庭一樣，因為沒有證據被釋放，變成了好人！這實在是天大的荒謬。而且，這個結果是對文化的惡意嘲弄。

為了推銷普世價值，這些文人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偏見已經深入到骨髓。朱大可這次借說長城，只不過是自己偏見的表現罷了，他把自己陰損歹毒的惡意暗示和引導，把全部矛頭指向我們民族的傳統、歷史，真正是到了掘根的地步。過去，無數的歷史事物成為他們佐證中國專制落后的工具，而這次長城只不過是被他無辜綁架的工具而已，即便如此，因為長城不向普世價值投降，它就比山西黑磚窯還要罪惡和暴虐。長城真夠冤，如此詮釋，文人還要擺出一幅救贖的心里，認為這是為中國好，沒看到朱說：“作為冷兵器防御體系的主體，長城是農業時代的馬其諾防線，卻從未阻止過北方牧人的大規模南下，反而成為中國農夫閉關自守的心理屏障。”

朱一個人說其實沒什么，只能說他的偏見程度已經超乎想象，但把這類文章堂而皇之地登在大眾媒體上，值得關注。

附朱文:

朱大可：長城:一個虛構的神話2009-10-30 11:00:34　來源: 南都周刊　瀏覽量: 7163　網友評論 3 條
民族主義神話的絕對性勝利，把長城敘事推向了歷史的最高潮。這語義至今還在施展強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堅守文化抵抗的心防。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學者、批評家和隨筆作家，同濟大學教授。著有《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歷》等，主持編撰了大型文化年鑒《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

　　跟柏林墻和耶路撒冷哭墻截然不同，這座由秦始皇建造的、起于山海關并終于嘉峪關、長達5000公里的“萬里長城”，是一個虛構的神話。它從未真正出現在中國歷史的場景里。在經過冗長而詳實的考據之后，亞瑟·沃爾德隆在《長城：從歷史到神話》中宣稱，它不過是一些破碎、凌亂、彼此斷開、錯位、平行并列、在時間上疊加的軍事建筑物的總稱而已。

　　連續綿亙的長墻（如八達嶺長城）、獨立的烽火臺（如新疆克孜爾尕哈唐代烽火臺）、用矩形墻體包圍起來的城堡或關隘（如山海關和嘉峪關），這是一些不同形態的土壤與硅酸鹽混合物，各自獨立，并分別擁有自己的名稱，如“關”、“塞”、“方城”、“城塹”、“邊墻”（邊垣）、“界壕”、“塞垣”（塞圍）等等。這些名詞不是關于一個事物的多重命名，而是不同事物的天然分界。盡管如此，這些建筑碎片還是被一條“地理想象線”戲劇性地銜接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叫做“長城”的事物，猶如絲線穿起了散珠。

　　中國歷史學家堅持認為，烽火臺或關隘（以下簡稱“烽臺”）之間本來是有墻體連接的，只是因為歷史久遠，墻體發生了坍塌和流失，而他們正是根據各個烽臺之間的距離，計算出了長城的長度。一種極端的算法宣稱，各朝長城的總長度竟然多達5萬公里（見“百度百科”）。但依據沃爾德隆的考證，大多數烽臺都是獨立建筑物，它們之間從未出現過彼此連接的墻體。這正是全部分歧的關鍵所在。對現存的許多古代烽臺的考察可以證實這點，它們是永恒孤寂的建筑物，需要被守望和被查看，卻無須冗長的墻體的拱衛。

　　秦代的長城，只是北方各國邊塞的總稱而已。嬴政組織起了大數量的民工，試圖銜接它們，材料和工藝都很粗陋。但這項工程開工不久，就被貴族（項羽）和農民（陳涉）的叛亂所打斷，隨后就湮滅在時間的河流里。能夠支撐現代人經驗的，只是明代長城的遺跡而已。它跟秦始皇的政績毫無干系。朱棣及其后裔重構了彼此孤立的烽臺，用墻體把它們銜接起來，形成包括城墻、敵樓、關城、墩堡、營城、衛所、鎮城和烽火臺等在內的防御工事體系。

　　根據《明實錄世宗》中記載，時任宣府、大同和山西轄區的總督翁萬達，在1547年給嘉靖皇帝的奏折中透露，作為防線的長城由三個段落拼湊而成的，其總長不超過1000公里，只有歷史學家宣稱的2%。但正是這500年前的建筑，建構了大墻的基本意象。它在廣袤的山巒上綿延不絕，猶如龍的化身，足以讓所有目擊者感到震撼。

　　明代城墻的存在，為向著秦代的歷史反推，提供了堅硬的根基，并成為墻體神話運動的依據。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神話并非起于中國本土，而是源于西方學者和傳教士的東方想象。北京的傳教士爬過八達嶺長城之后，開始大肆渲染它的存在，并在整個歐洲引發熱烈反響。

　　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在《哲學詞典》中贊美說：埃及金字塔跟長城相比，“只不過是稚氣十足、毫無用處的石堆而已。”英國馬戛爾尼爵士則推斷說，“在（長城）修筑的遙遠年代，中國是一個非常智慧善良的民族，或者至少具有這樣為子孫后代考慮的遠見卓識。”20世紀初葉，也即載人航天器上天的半個世紀以前，就已有歐洲人言之鑿鑿地宣稱，可以從月球或火星上看到長城。而人們普遍接受了這種想象性推論，把它當做一個不容置疑的地理學事實。

　　只有卡爾·馬克思把長城比喻為落后自閉的中國社會體系，一種“通向原始反動保守中心的門戶”。他甚至嘲笑說，歐洲革命者在逃亡到亞洲時，可能會在長城上讀到下列銘刻：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真是對長城的一種尖銳諷刺：它的初始語義，從防止、關閉、鎮壓到暴政，都是這四種普世價值的死敵。

　　馬克思的批判立場，在中國內部得到熱烈響應。聞一多寫于1925年的長詩《長城下之哀歌》，稱其為“舊中華的墓碑”，而自己則是“墓中的一個孤魂”，明確指明長城就是民族象征，同時也是民族衰亡的重大標記。詩人還宣稱自己和長城都是“贅疣”，因而應當把長城一頭“撞倒”。這蓄意顛覆的激進態度，完全符合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邏輯。它要悲慟地勾勒長城的負面鏡像。

　　盡管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經對長城給予高度評價，但長城造像的真正復興，完全取決于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左翼的中國電通影片公司拍攝抗戰電影《風云兒女》，主題曲就是聶耳譜寫的《義勇軍進行曲》。編劇田漢在歌詞里如此寫道: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新的長城。”長城再度被賦予抵抗者的崇高寓意。它不再是自我隔絕和封閉的象征，轉而成為正義抵抗的象征。這是建立在國際正義底線上的國族符號，并成為中國人展開民族抒情的母題。1949年9月成為“代國歌”后，長城神話借助跟新國家的語義關聯而獲得最終確立。

　　60年來，長城被重塑為國族的偉大象征，它被稱之為“民族脊梁”，有時則被形容為一條橫臥在中國北部的“蒼龍”，就連攀登者都能成為“好漢”。這些轉喻拓展了城墻的意象和語義，令長城敘事變得更加宏大華麗。

　　八達嶺長城每年要接待數千萬游客，乃是中國最大的旅游景點。人們在上面競相展開題寫運動，在每一塊磚石上銘刻自己的姓名，表達進入歷史的卑微渴望。題寫，就是企圖超越時間，讓自身的姓名跟長城一起永存。正是基于這種粗陋的題寫，長城的公共神話獲得了延伸，跟每個游客的私人夢想融為一體。

　　但這與其說是一種崇拜，不如說是一種解構，它最終消解了長城的至高無上性，令它成為可以任意闡釋的事物。而更深刻的解構則來自住在城墻腳下的民眾，他們熱衷于拆卸城磚，用以打造自己的臥室和豬圈。而地方官員對此無動于衷。他們對長城的膜拜，僅限于話語的層面。但這完全符合長城作為神話話語的特征。

　　在高唱長城的民族價值的同時，孟姜女的哭泣聲還在凄厲地流傳。一個貴族之妻的眼淚，原本用以抨擊齊國的戰亂，卻被移植到秦始皇身上，成為指證其政治暴行的首席證人，而死難者的身份也從大臣變為民工。這是從長城神話中派生出來的反面神話。這控訴如同贊美一樣，堅硬地附著在長城的巨大幻象之上。

　　一方面是民族的偉大象征，一方面是帝國的陰郁符號，長城神話的雙面性已經昭然若揭。北方烽臺曾經有過無數個營造者，但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這兩個鐵血暴君，猶如一對跨越千年的孿生兄弟，他們聯袂出擊，將極權或專制文化基因植入墻體，令它的每一塊磚頭，都印刻著農民工的鮮血和苦難，比現今的山西黑磚窯更為黑暗和暴虐。而那些歷史教科書和景點導游詞，卻一直企圖回避這個陰郁的真相。經過60年的洗刷，長城的反面神話幾乎蕩然無存。

　　作為冷兵器防御體系的主體，長城是農業時代的馬其諾防線，卻從未阻止過北方牧人的大規模南下，反而成為中國農夫閉關自守的心理屏障。這語義至今還在施展強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堅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體系”的緩慢進程中，長城敘事是最后的精神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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