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的恥感精神

恢復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的恥感精神　　

人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呢？這是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家等都曾經思考和解答過的一個永恒命題，也是我們任何一個人所必須給出答案的一個問題。一個人如果不能明確定義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那他可能就會像動物一樣活著。　　

有人說“人會使用生產工具”——我在動物世界上看到過黑猩猩也會用石頭和木棒敲裂核桃，說明動物也會使用工具，當然沒有人使用的高級。　　

有人說“人是兩腳無毛會直立行走的動物”——可無毛雞也是這樣。　　

這個問題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為一家之言，我覺得人與動物的一個很重要的本質區別是人有恥感，而動物沒有。　　

人在進化的過程中，一個質變就是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動物是沒有“我”的概念的，動物不知道鏡子中的自己是“自我”——這可以自己去做實驗的，我是見到小猴子對鏡子中的自己進行攻擊，實體的影像的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更不用說抽象的思想的自己了。可人從有自我意識的那一刻開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恐怕就是用東西遮起自己的下體（從電視上看到非洲叢林的落后部落，無一例外都是這樣的，他們那里可是很熱的，可見衣服的主要功能并非是御寒），同樣一個小孩子，當他有抽象的“我”的概念的時候，在外人面前脫衣服他會變得害羞，害羞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一種恥感，從這一刻起他才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真的人。　　

這里可能有一種誤解出現，就是如果認為在外人面前對自我身體的羞恥感是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導出一個小孩子在媽媽面前，夫妻在對方面前暴露身體就是一種從人到動物的退化呢。　　

不能這樣理解，因為人有害羞感，是人“自我”意識覺醒的結果，他意識到“我”和“他”是兩個不同的人，“我”不能讓“他”看到“我”的一切。而一個小孩子開始和父母是不分你我的，他的“我”的概念中包含他自己和父母親人，后面隨著自我意識的更加覺醒，哪一天他發現“我”只包含他自己，而媽媽不再是“我”，而是媽媽，自己和“媽媽”是分離的，有區別的，對立的，這時候他就會自己穿內衣，不再和父母同床同屋睡，而動物是活到死都沒有這種害羞意識的。夫妻或情人為什么又可以在相互面前袒露自己的身體呢？他們可都是已經具有成熟的自我意識的人了啊。這是因為在愛情中的男女，他們認為自己和對方是同一的，也就是感情已經好到兩個“自我”變成了一個“我”，他或她已經融進了“我”，“我”在“我自己”面前暴露身體是不必害羞的。　　

上面所述，只是說明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后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避恥穿衣服，而這種行為表現出人的自我意識或精神中，認為恥是人與動物的一個本質性的區別。動物無恥感，所以不穿衣服，進而不可能出現倫理，也不可能創造出文化，而人卻因為有恥而具有了這些。一個人覺得一件事情為恥，就不會去做，這是他的道德底線，相反他會想盡一切辦法，改變這種狀況，這構成了人的能動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源泉。比方說一個以國家落后為恥的人，就會為國家的富強而終身奮斗，一個以父母受苦受難為恥的人，就會努力工作，改變生活條件，當然如果一個人以想“推坐”良家婦女而此女子誓死不從為恥的人，就會做出用錢砸別人的腦袋的舉動。所以可以說恥感，是一個人道德水平，也可以說一個人是人是獸的重要區別。　　

中國文化能夠源遠流長，民族能夠長時間強盛，并在屢次在亡國后復興，我覺得和中國文化中的優秀的恥感文化是有非常大關系的。以不合天道人心的諸種價值為恥，進而發展出支撐中國文化長盛不衰的正面的價值追求——潔、仁、俠、義、忠、信、孝、健、美、愛國、奉獻、團結、為人民服務等，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森林。　　

以污為恥，即為潔。潔的精神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史記》中記載的許由的故事就是中國潔精神的起源與代表。張承志先生《清潔的精神》中用現代文詳細講述了這個故事，在此借用過來——許由因帝堯要以王位相讓，便潛入箕山隱姓埋名。然而堯執意讓位，追許由不舍。于是，當堯再次尋見許由，求他當九州長時，許由不僅堅辭不從，而且以此為奇恥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聽臟了的雙耳。而一個老人聽說后卻怪他仍然沽名釣譽，洗臟了他飲牛的水，　　

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中一種高于世俗的，以世俗價值為污為恥的，而以與自然同諧，追求天道為人生價值的潔的精神。這種精神到后來被老子，特別是莊子繼承和發揚，并對中國后來的禪宗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中國人有了高于世俗的宗教精神方面的追求。　　

孔子以人與人之間永無休止的爭斗為恥，就有了中國仁的精神，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特別是天子（強勢實力的代表）對萬民的仁愛，這一精神支撐了中國封建王朝社會的長久的國泰民安。　　

以弱肉強食為恥，就出現了鋤強扶弱的墨家的俠義精神。為他人的利益，輕生赴死，急人所困，秉承正義，不計個人回報與享受。這一精神成為了中國底層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對反抗壓迫，維持天道公平可謂功不可沒。　　

以背叛知己、背叛誓言為恥，就形成了忠信的精神。孔子學生子路，衛國叛亂他本可逃生，可他認為自己當人家的家臣，就應該忠于職守，沒有怕死的道理，所以還是回返衛國，最后被亂箭殺死。同樣《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豫讓的故事也同樣讓我們贊佩。他為了踐行"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忠的理念，為了替曾經對自己視同”“國士”的、已慘死的主人報仇，他想盡各種辦法，用漆瘡爛身體，吞炭弄啞聲音，殘身苦形，幾次三番行刺怨主趙襄子，最后伏劍自殺。當然中國歷史上還有很多這樣可歌可泣的事情。　　

以未贍養父母之體、未竟父母之意為恥，形成了中國的孝的文化。孝構筑了中國倫理道德的基礎，形成了尊老愛幼的優秀文化傳統。花木蘭替父從軍等真實體現了中華兒女為父母親人，甘愿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　　

以不積極進取，甘于落后為恥，就形成了中國“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健的精神，它是中國人民世代堅韌頑強、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當然以丑陋，污濁為恥就形成了中國美的精神理念，并因而創作出了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瓷器，建筑等等各種美的藝術作品，形成了中國文化藝術的濫觴。　　

1840年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秋瑾、魯迅、毛澤東、周恩來、李大釗、狼牙山五壯士、黃繼光、羅盛教、王進喜等等，以中華民族陷入苦難為恥，前赴后繼，艱苦奮斗，在“以落后為恥，先進為榮，以賣國為恥，愛國光榮、以個人主義為恥，以團結集體主義為榮、以索取為恥，以無私奉獻為榮、以個人驕淫奢侈為恥，以為人民服務為榮等”新時代偉大中國革命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付付出了幾千萬革命烈士的生命，終于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初步復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以貧窮為恥，以富裕為榮，三十年來取得了較大的經濟成就，這是應該肯定的，可這個過程中由于忽視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即缺少了對中國優秀恥感文化的繼承與發揚，使得中國人的恥感徹底物質化。但這種恥感的物質化其實是與中國優秀精神文化中的恥感精神是相違背的，因為那種恥感精神本是一種超越物質和現實的，制約人徹底物質化、現實化、動物化的一種精神力量。恥感物質化其實本質上已經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無恥感——以無法獲得錢權作為人生最大的恥辱感的人，必然對那些優秀的恥感精神做徹底的否定。這直接導致了當下中國社會，特別是買辦漢奸、貪官污吏、無恥文人的道德墮落。所以出現“央視大褲衩”、“艷照門”、“三聚氰胺奶粉”、“范跑跑”、“俯臥撐”、“躲貓貓”、“樓脆脆”“鄧玉嬌案”、“林家祥欺幼女”、“公安局長兼任黑幫老大”等等一系列事件是不足為奇的。　　

喪失了優秀的恥感文化，人也就退化成了標準的動物，亦披著人皮的狼。只要能滿足自己的肉欲、物欲、金錢欲，何管別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環境是可以任意污染的，工人是可以隨意下崗的，別人的妻女是可以肆意蹂躪的，假冒偽劣哪怕是毒藥也是可以賺錢的，礦難是可以拉動GDP的……，什么天道人倫、仁、義、道德、奉獻、高尚統統是他媽是騙人的、虛幻的、否則他們怎么換不來金錢和權力，而只會得到被下崗、被毒害、被強暴、被礦埋。整個社會陷入了痛苦的迷茫和艱難的選擇——做欲望得到滿足的獸還是做住、病、學、老都得不到保障的人。　　

中國要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實現中國民族真正的復興（物質上的強大是復興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決不是最主要的和本質的），必須要恢復中國精神文化中優秀的恥感精神，使更多的青年頭腦充滿理想，而非物質和金錢。不然中國的強大，不禁不是中國人之福氣，亦非世界人民之福。　　

胡錦濤主席前幾年提出中國人民要踐行的“八榮八恥”——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可謂切中時弊，深諳中國社會之病理。可幾年下來，中國社會之風氣并沒有明顯好轉原因何在？　　

社會風氣之變化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文化、教育、輿論階層中有理想主義者的出現，亦即盧麒元先生所講的“執筆的墨者”——他們就是生活在老百姓中間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懷著對祖國與人民深沉的愛，他們有著高超的學識和技能，他們用筆來反抗壓迫和剝削，他們努力創建兼愛的和諧社會，他們默然而來默然而往，決不留戀功名利祿。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一群這樣的人，比如張宏良、張承志、牛刀、時寒冰、強國數學、孔慶東、漏斗子、盧麒元、恩道爾 、廖子光、韓毓海等，他們處于各個戰線、國內國外，大陸香港都有。他們就如同毛主席講的星星之火，給中國未來指明了方向，將來必可成燎原之勢。他們已經初步聚集到了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強國論壇等陣地，做著艱難的民眾啟蒙工作和理論實踐的探索工作，使中華民族優秀的恥感精神得到重新的發揚廣大。二是需要政治上打惡揚善。毛主席講“房子不掃是塵灰是不會去的，臉不洗是不會自動干凈”的。揚善必須要懲惡，要樹正的必須要鏟除邪惡的，要恢復中國人的優秀的恥感精神，必須對徹底物質化的和崇洋媚外的世俗文化進行堅決的斗爭和揭露，對危害社會公平、正義和優秀道德文化的勢力和個人實行嚴刑峻法。　　

過去幾年，可能中央以及其他正義力量在整體形勢上忌憚于買辦、漢奸和貪官污吏等既有利益階層的勢力，以上兩方面都沒有做的很好，對事關大是大非的問題保持沉默，不折騰。比方說“央視大褲衩事件”，是多么好的一個打擊買辦漢奸崇洋媚外的文化勢力的機會；“鄧玉嬌案件”又是一個多么好的，打擊腐敗官僚，扭轉社會風氣的機會；而“通鋼工潮”又是多么好的一個重新檢討國有企業改革，審查國企改革中的腐敗和賤賣事件，還工人階級以公平的機會，可惜所有這些機會都錯過了。　　

但我們應該堅信以胡錦濤主席為核心的中央，既然提出“八榮八恥”和建設和諧社會，從精神和實踐兩個層面試圖將社會的發展方向扭轉到正確的道路上來，我想他們一定也想抓住那些機會，可是基于雙方的勢力對比，所以投鼠忌器，暫時采取向反動、賣國勢力妥協退讓的緩兵之計。不過現在的重慶打黑和國慶前幾天突然增加毛主席宣傳方陣（這個事件具有政治方向標的作用，很多朋友可能對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特別是文革有重大的誤解，希望重新補一下這方面的真實的歷史知識，可參考何新先生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論述，我覺得比較深刻和符合事實），這兩件事情又讓人民看到了希望。　　

作為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民現在都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因為國家和民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并且國家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上，要不真正復興，要不走向動蕩和分裂，我們要多對不義之事發出自己的正義之聲，哪怕是在網上吶喊幾聲、覺醒周圍的幾個朋友都可以。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一定可以恢復中華民族的恥感精神，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