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09年10月19日國學版
一九四一年冬，陳寅恪打算赴英國接受劍橋大學之聘請，同時醫治目疾，結果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占香港、九龍，先生不得不困居九龍半年。……日軍占領香港后，先生典衣賣物，可以說到了“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境地。有一個叫松榮日本人作中日文化協進工作，送面粉給 陳 先生， 陳 先生 和 夫人力拒，寧愿餓死，不吃日本人的米面。后來日本人又拿出四十萬日 元強付 先生辦理東方文化學院，先生也予以回絕。后來多虧朱家驊營救，先生才于 1942年5月5日 才脫離虎口，結束一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滯留歲月，于6月18日輾轉到達桂林。這一段漂泊 陳 先生可謂備嘗艱辛。他自述道：“寅恪六月十八日抵桂林時，已兩月未脫鞋睡覺。”先生摯友吳宓聞陳寅恪脫險，有《答寅恪》一詩。其中有“喜聞辛苦賊中回，天為神州惜此才”的驚喜之句。先生在《夜讀<簡齋集>:自湘入桂詩感賦,六月十九日》一詩中也傾吐了自己的流離之苦和亡國之恨：“我行都在簡齋詩，今古相望轉自疑。只謂潭州燒小劫，豈知楊獠舞多姿。還家夢破懨懨病，去國魂銷故故遲。誰挽建炎新世局，昏燈掩卷不勝悲。”
先生本欲往四川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廣西大學當局聞訊，力加挽留，再加之先生摯友、時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長并兼任廣西大學教授的李四光也力薦先生去廣西大學任教，先生便留了下來，直至1943年12月底先生任教于從北平內遷來的燕京大學，此后再也沒有到過桂林。先生在桂林著述頗豐，撰有《朱延本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陳述遼史補注序》、《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序稿序》、《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等代表其學術水平的論著。在國破家亡、顛沛流離、家無隔夜之糧的窘迫狀況下， 陳寅恪 先生仍筆耕不輟，以筆墨曲吐傳統愛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先生“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后”（見《朱延半〈突厥通考〉序》，作序也是不嚴守原著，又無不與原著關合甚密。其所論犖犖大者，往往以小窺大，有四兩撥千斤之功力。 陳 先生一生共為他人作序十四篇，桂林時期即有五篇。或獎掖后學，或洞微知著，無不彰顯一代學術巨擘之風范。其大著《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認為玄學的“有無之辨”關乎士人名教與自然之選擇，而“才性四本”之論更與當時政治集團之歸屬向背緊密相關，絕非“僅作名士身份之裝飾品也”，三言兩語，撥云見日，令人嘆服。
先生其實和桂林有不解之緣，除了抗戰爆發時逃難曾路經桂林，先生的夫人唐筼曉瑩，祖籍廣西灌陽，所以唐筼稱“良豐”為故鄉，并云“故鄉亦短夢，他鄉何處尋。”唐筼之祖父唐景崧（1841—1903），字維卿，同治四年（1865）進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職。中法戰爭時慷慨請纓，出關援越抗法，因功為清廷擢升二品秩，加賞花翎。光緒十五年（1895），中日黃海大戰失敗，李鴻章同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臺灣民眾奮起抵抗，丘逢甲等愛國人士組織武裝抗日，并成立“臺灣民主國”，公推唐景崧為大總統，以蘭地黃虎為國旗，建元“永清”，表示永遠歸屬并忠于清朝。唐景崧致電清廷表示：“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雖為島國，永戴圣清。”有發表文告曰：“仍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后來清廷將臺灣交給日本，唐逃回廈門，后閑居桂林，光緒二十八年冬（1903）病逝于桂林。
先生時為“部聘教授”，在西林校園碧云湖水樓上，為法商學院政治系的學生講授“唐代政治史”。 陳 先生授課時，特別強調注重歷史研究的科學和實證性。他認為研究歷史，首先要將歷史資料一網打盡，用來佐證歷史史實，之后才可能得出正確的判斷；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也不拘于門戶，主張博取眾長，融匯百家。他的史學方法既非一元論，也非二元論，不屬唯心論，也非唯物論，可說是多元的史學方法；既吸收中國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又結合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等西方的語言文字考據方法，逐漸形成了“史詩互證”的史學方法與理論。如他講韋莊《秦婦吟》一詩的考證。說漢唐以來，由于關中地區開墾過度，森林植被被嚴重破壞，加上西北風沙造成沙漠逐步向東擴展，以致關中富庶之區，日漸衰落。當時漕運困難，長安缺糧，加以統治集團奢侈腐敗，天災人禍，使百姓餓死無數，由此引發黃巢之亂。隨著東南長江、珠江流域的經濟開發，遂使中國古代都城自漢唐以后，逐漸又長安向洛陽、開封、杭州、南京等地遷移。他從敦煌石窟發現的一首韋莊的佚詩中描繪了唐代的一副流亡圖，考證出中國歷代京都逐步東遷的原因，見微知著，通古今之變。（參見李堅的《陳寅恪二三事》）
在1951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中， 陳 先生提出了“史詩互證”的史學方法與理論。“開創了一種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個主流傳統，即知人論世、比興說詩的傳統在現代新的復蘇”（ 胡曉明語）。實際上，在桂林時期，先生這一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熟。先生治史，始終以自覺地去蔽求真為指導思想。他說：“夫考證之業，譬諸積薪，后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但必發見確實之證據，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史詩互證”取其兩意：一是以詩文論證史料或補證史書，相互引發，即“以詩證史”；第二是以史事解釋詩歌，以通解詩歌原意，即“以史釋詩”。 季羨林 先生認為：“寅恪先生繼承了清代樸學考證的傳統，但并沒有為考證所囿……但陳寅恪卻最注意探索規律，并不就事論事。他關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為證”（《紀念陳寅恪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序》）。“詩史互證”作為 陳 先生最有影響的史學研究方法，將文史結合，以小說、詩文證史，糾察正史之闕漏，或另備新說；又以史實來佐證小說詩文，探求所載之實，勾勒歷史跡象，開辟出一條史學研究的新路徑來。（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中文系、咸陽師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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