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兩種預測的盛衰
從某種意義上講，各種哲理思想都有預測作用，但有的預測讓人一聽其理就明白其結局的必然性，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所預測到的抗日必勝的道理就是如此，這屬可知性預測。再一種預測，從方式方法到所得結論，都使人感到神秘，看不出其必然之理，因此只能用‘天數”“命運”等語進行搪塞，對這種預測，可稱之為神秘性預測。
說到神秘預測，人們都說來自《周易》，其實并非如此，為說清這個問題，這需從《周易》內容說起。
關于《周易》內容，傳統(tǒng)認為有三方面的內容所組成，即義理、卜筮、象數。而象數的產生，則是由卜筮發(fā)展而來，因此它實際是神秘性預測的產物。在預測中能令人相信，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用義理來加以說明。《梅花易數》就是搞神秘預測的書，它對這一點很重視，因此說：“數說當也，必以理論之而后備。”就這樣，義理、卜筮、象數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神秘而龐大又完整的術數預測的理論思想體系。
《周易》是在卜筮的基礎上成書的，但《周易》中卻只講義理，不再提怎樣進行卜筮的有關問題，也沒有神秘預測所用的任何圖案和數字，而現在看到的有關《周易》的卜筮方法和各種圖案與數字，并不是《周易》原有的內容，而是后人加進來的。這說明《周易》的最大特點，就是把義理從卜筮中分離出來而獨立成書。由此可知，說《周易》由義理、象數、卜筮三部分內容所組成，其實《周易》只有義理這一部分內容所組成，至于其他兩部分內容，那實際都是神秘預測家托《周易》之名來擴大自己影響而加上的。
正因為《周易》是講理的，所以用《周易》進行預測，這種預測就成了在事實基礎上用哲理進行推理和判斷的行為，一切都是可知的，不再神秘，實際《周易》成了可知性預測的開山祖。
至于《周易》成書后對后世的影響，這則是巨大的，因此被后人稱之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這和神秘預測的術數理論完全是兩回事，在這個問題上，《四庫全書》中早有說明。《四庫全書》中說，“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博以雜說耳，，，…中為數學一家，為《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余則百偽一真，遞相煽動，必謂古無是論，亦無是理。固儒者之迂談，必謂今之術士能得其傳，亦世俗惑志，徒以冀福畏禍，今古同情。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伙耳。然眾之所趨，雖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
這段論述說明： (1)術數學只能稱之為“《易》之支派”，“《易》外別傳”，不能當作對《周易》本傳內容的直接繼承和發(fā)展來看待； (2)它能流傳不息，是因為“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禍”，這才使的“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雖然“不切事而猶近理”，“百偽一真”，但則“遞相煽動”，從而就形成了“圣人有所弗能禁”之勢；(3)對待原則，也只有“通者存其理”，“不通者姑存其說可也”，實際沒有找到治理的辦法。
然而到底應該怎樣對待呢?這涉及到這兩種預測的興衰問題，下面就這個問題試談幾點看法：
(一)神秘預測的派系很多，其中積大成者，如西漢的京房和宋代的邵雍，現在神秘預測所用的納甲法，就是來自京房；所用的先天八卦圖和后天八卦圖等內容，就是來自邵雍。相傳邵雍總結前人經驗，還寫下了《梅花易數》。之后，經明、清到現在，還沒人能超過其水平而完成新的杰作。這《梅花易數》的最大特點，是起卦方便，它是根據有關人或事發(fā)生的時間(年月日時)地點(主要是指在規(guī)定的八卦方位的那一卦的位置或方向上)，再根據所配下的天干地支和規(guī)定下的八卦排列順序，從而使所測事物含有了數的內容，即完成了“物之于世，必有數”這個概念，然后再通過數，用規(guī)定的辦法，制出相應的卦象圖和變卦圖，以及互卦圖等等。再通過五行生克比和關系進行分析。同時也要結臺有關人和事的具體情況，用《梅花易數》中的話說，就是要做到“移易變通”和“相機而發(fā)”。說明在這個過程中，是不準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看問題，而是主張用變化發(fā)展的眼光看問題，主張從這一事物對他事物的互相之間的影響中看問題。以此來努力達到對具體問題做到具體分析。這些主張是正確的，所以很迷人。這大概就是《四庫全書》中所總結出的“近理”之處罷。
唯物辯證主義是可知性預測中的一個巨大學派。在預測中所用的辯證方法，和神秘預測中主張運用“移易變通”和相“機而發(fā)”的道理有不少相近之處。正因為如此，使的不少相信馬列主義的老者聽了之后，或看了神秘預測中所講出的道理之后，也會喊出 “有道理”， “很辯證”的贊語。但卻不知道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然而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是什么呢?
(1)研究的對象不同。唯物主義者是根據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各種各樣的人在各種不同的環(huán)境中所做出的各種各樣的事，以及通過對這不同環(huán)境中的有關的人和事的辯證分析所得結論來達到預測的目的。找的是事物在現實生活中受各種影響而形成的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神秘預測只是抓住事物發(fā)生或發(fā)展過程中的某一事態(tài)發(fā)生的時間和地點，甚至抓住名字的筆畫，或周圍環(huán)境的某些東西就要進行預測。找的不是事物在現實生活中因各種影響而產生出的事物自身發(fā)展的根本規(guī)律，而是找的在這事物出世時是怎樣就預先安排好的發(fā)展命運，即所謂“數有前定”。就是說，前者所研究的對象是事物在后天因環(huán)境不同而產生出的各自不同的發(fā)展規(guī)律。后者研究的對象則是在尋找事物先天是怎樣安排它在現實發(fā)展中的表現。這就是兩者的最本質的不同處。
(2)社會效果不同。就是說，可知性預測所得結論，即所找出的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主要是在告知人們怎樣做才正確，才會有好的結局，而怎樣做就不正確，就會遭失敗或挫折，同時也就告訴給人們，要想達到趨吉避兇的目的，就只有按照這規(guī)律，克服錯誤，堅持正確，并通過自己的艱苦卓絕的奮斗才能達到預期目的。這樣，就把人們引向戰(zhàn)天斗地的奮戰(zhàn)上。神秘預測所得結論，告知人們的是命運，不是是非，禍福的來源不是由現實生活行為的錯與對所造成，而是由命運所安排；要達到趨吉避兇目的，也不是通過正確行為的艱苦奮斗，而是把人引向信風水，信神，信鬼，從而使人變成委靡不振的幽靈一般。
再說，不管那種預測，都有不準的時候。神秘預測不準了，認為是沒有把有關事物及所涉卦象之間的五行生克比和關系變通所致。所以《梅花易數》中說， “占卜之道要變通。得變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然而怎樣解決這“心易之妙”呢?氣功大師們認為，要從氣功上修煉，有了真功夫，進行帶功預測，就一定能做到萬無一失，十分準確。再不準，說明功夫還沒到家。人們?yōu)榱藢W到真功夫，就應該脫離塵世，躲進僻靜之處，盡力擺脫人間一切煩惱，來進行修煉。信神者，一天起來燒香拜佛求之神靈的保佑，總之是把人引向了脫離現實生活斗爭的道路上了。可知性預測不準了，如唯物辯證家認為，主要是在現實生活與實踐中對感性材料掌握的不全不夠，包括經驗不足所造成。解決的辦法，也只有再投進有關的現實斗爭中去，這樣做，就把人們引向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戰(zhàn)天斗地的現實生活中。
而實踐也告訴人們，歷史上任何一個有成就的英雄，不管是什么人，他的成就都是在相信可知性預測所告訴的道理的指導下，經過自己的艱苦奮斗和磨煉才取得的。而不是相信神秘預測所得的結論在那里消極坐等時來運轉所實現的。古代史上的朱元璋和現代史上的許世友，雖為和尚出生，他們在人類史上所成就的千秋功業(yè)，同樣也是走的轟轟烈烈的正確的戰(zhàn)天斗地之路。正因為這樣，所以真正有知識的人，都會堅決反對神秘性的預測，這就決定了神秘性的預測最終不會得到興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3)兩種預測相比，顯然可知性預測的難度要大得多，這如毛澤東所說：“只有感性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的)和合于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才能指導實踐，達到預測的目的。這個過程，不僅工作量大，而且很復雜。而神秘預測就大不同了，它只要說出有關事物的出生時間地點或名字，甚至不說這些，只根據被預測者在預測時周圍環(huán)境的某些東西就可以組織卦象進行預測。因為這種辦法省事的多，所以人們也就很容易接受，即使測的不準，也愿試一試，玩一玩，一旦碰準了，便一傳十，十傳百，更加神化。這也就成了神秘預測產生誘惑力的一大力量。《四庫全書》稱之 “百偽一真，遞相煽動”。這也是造成神秘預測不能絕跡的又一原因。
(二)神秘預測起源很早，但在中國思想大發(fā)展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并沒有得到發(fā)展。為什么呢?因為春秋戰(zhàn)國的混戰(zhàn)，不管是那一國，要想取得勝利，實踐告訴他們，都不是靠神秘性預測的指導，而是要靠可知性預測的指導。在這一點上，《孫子兵法》中已經明確強調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也”。到秦漢之后，社會走向和平，明知神秘預測是欺世盜名之說，卻又不能再像戰(zhàn)爭年代那樣立刻在戰(zhàn)爭的實踐中得到驗證，于是神秘性預測開始抬頭，除了焦延壽及其弟子京房開始“舍人事而任鬼神”，著書立說（傳下來的有《焦氏易林》和《京氏易傳》）外，又出現了預言未來的文字圖錄，稱讖學，還出現了用儒家經典著作附會人事吉兇禍福的緯學。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在起兵時，也曾利用讖緯之學，致使讖緯之說大興，但同時，這種學說也有力地干擾了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像到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就利用這種學說，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讖語，并借此發(fā)動和組織起浩浩蕩蕩的農民革命大軍，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東漢的統(tǒng)治。所以到曹魏之時，就又開始下令禁止。中經南北朝，雖然各朝禁令不松，但累禁不止，到了隋朝，煬帝下了更大決心，派出專使，四出搜集與讖緯有關的書籍，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處死。從此，讖緯之說大衰。到宋代，又興起“河、洛”之說，以及與此有關的先天、后天八卦圖等，并用這些圖象來預測未來。
這些圖象是怎樣來的呢?根據一九七七年阜陽出土的西漢汝陰侯墓中的占盤圖象，其數字排列與方位均與“洛書”一致，這是否正是秦漢所興的文字圖象預言未來的讖學中的內容呢?值得研究。
從用圖象符號和人們生死命運發(fā)生關系的有關記載中看，最早見于《素問》。《素問》在“移精變氣論”中說：“古人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這里的祝由，就是指用祝禱和符咒給人治病的行為。這其中的符，就是由圖象所構成。秦漢之后興起的讖學，把圖象用在預言未來。到東漢末年，張道陵創(chuàng)立道教，又用符錄給人“治病”或“驅鬼”。到隋唐，讖緯之說遭到鎮(zhèn)壓，到了宋初，又有道人陳摶傳出圖象，后經朱熹等人廣泛收集，列出九種圖象，刊在他所編著的《周易本義》上，從此這種圖象之說，又借《周易》之名大興，形成了“河、洛”與各種卦象圖的結合之說，從此使術數學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了幾大步，構成了東方神秘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文化在民間雖然廣泛流傳，但始終沒被統(tǒng)治者公開給予重視，使的它的不少重要著作，如《梅花易數》，并不為正史所傳。這一切說明什么呢?舉例說罷，如歷史上的宋徽宗，國力不強，認為和自己的年號有關，因此只在改年號上下功夫，不在改正自己過失上作文章，結果成了亡國之君，成了異國他鄉(xiāng)之鬼，豈不悲哉！這歷史事實也就教訓了歷代的統(tǒng)治者，說明歷代統(tǒng)治者只要遵循可知性預測的道理辦事，政權就會得到鞏固和發(fā)展，違背就會走向衰敗，因此凡有政治頭腦的統(tǒng)治者都力主用可知性預測的理論來指導人們的行動，反對用神秘性預測來指導人們的行動。
雖然如此，但神秘預測也常能起到迷惑人心的作用，于是從實用的角度出發(fā)，有時也常被統(tǒng)治者所利用，如前文所說的劉秀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但等到這種迷信發(fā)展到一定時候，就像東漢末年張角對東漢的統(tǒng)治形成的威脅那樣，這時統(tǒng)治者就會反過頭來堅決加以鎮(zhèn)壓。
再比如，當人們面對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不公本是官場的腐敗所造成，是現行的社會制度所造成，因此治理這腐敗的辦法就應該從治理官場腐敗入手，從改革這不好的社會制度入手，若人們都這樣認識，都這樣要求，自然就會自覺地起來造當宮們的反，造社會的反，這對腐敗了的統(tǒng)治者來說，就形成了莫大的威脅。若把人們的這種注意力引向信神，信命，這威脅自然就會得到解除，或緩解。正因為這樣，所以歷代統(tǒng)治者打得天下走向腐敗之后，為了鞏固這腐敗的社會，所以往往又采取修廟請神的作法，從而加大了社會中的神秘氣氛，同時神秘預測也隨之會像雨后春筍迅速得到發(fā)展。但當人們真正都相信了命而不再相信人間還有什么真理的時候，人們對統(tǒng)治者的話也就更不愿聽了，反使的社會上出現的各種讖兆，成了能驅動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東西，甚至和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對立起來，同時也就成了統(tǒng)治者的最大而直接的危險。事情一旦發(fā)展到如此地步，統(tǒng)治者又同樣會反回頭來進行堅決地鎮(zhèn)壓和壓制，這又會使神秘預測轉入地下。
這一切說明，神秘預測，在中國的條件下，歸根是不會受到統(tǒng)治者的徹底歡迎，雖在統(tǒng)治者的利用期會一時得到發(fā)展，歸根又會遭到統(tǒng)治者的鎮(zhèn)壓而走上衰敗。
(三)為什么老百姓會相信神秘性預測呢?這從前面的內容中實際已經說明，就是因為嚴重的社會不公所造成，尤其當自己在遭受各種不幸之后，又得不到公正處理時，總希望扶正去邪的神能出來幫助自己或指點迷津，同時也會想到，為什么這不幸偏偏就落到自己頭上?這不是命運注定的是什么?結果社會越黑暗，人們也就越相信命，這一切就成了神秘預測的牢靠而堅實的社會基礎。
由此看來，只要社會不公嚴重存在，神秘預測就不可能被消滅。如果社會一清如洗，事事都能以理而行，這就會使人相信理而不再相信命，就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因為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能給人們帶來公正，所以當時對神秘預測的行為不用鎮(zhèn)壓也就自然走向消失。這時的人們只相信一條，就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從而可知性預測大興。
由此可知，神秘預測和可知性預測的盛衰是和整個社會治理的好壞緊緊相連在一起的，它不是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的東西。當神秘預測盛行時，有人說只要給人們講清道理，使人們知道了它的欺騙性和虛偽性，人們自然就不再相信它了，其實不然，因為它產生的根源是社會不公，只要社會不公嚴重存在，并得不到糾正，人們也就只能從神秘預測中求得安慰。這時再怎樣說那是虛偽的，是欺騙，但有一條卻不能說清，這就是產生這行為的真正原因是社會的不公，因為說清了就成了反現實的煽動者，正因為不能說清這一點，結果自己同樣成了制造虛偽和欺騙的人，只是制造的角度不同而已，歸根都成了加重這時代不清而走向黑暗的為非作歹者。
事實上，歷史上的任何一種學說，都不是憑嘴巴把對方駁倒的，而是借助政治力量，使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得到證實，才戰(zhàn)勝對方的。就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勝利，并不是單憑《新青年》上的文章，而是靠工農紅軍奪得了政權，并使廣大人民得到公正待遇，人們才相信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且相信了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的預測是正確的。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有神論在中國共產黨內，幾乎得到徹底消亡，人們也才不求助于神秘預測。所以說，解決神秘預測的問題，必須從治理整個社會入手。
(四)從學術角度方面講，如十七世紀德國著書數學家萊布尼茨看到“伏犧易圖”時說，他創(chuàng)立的二進制數學原理，中國人早他幾千年就有了。其實“伏犧易圖”原本是用以神秘預測的一種工具。這說明東方的神秘哲學對近代的科學也會起到某種啟示作用。
再以中國的中醫(yī)學為例，從思想體系上講，它實際也是中國神秘哲學的產物，和神秘預測同出一轍，但在實踐中，用五行生克進行配方和治療，經過長期實踐，還產生了不少千古名方，雖然用現代科學不少地方還講不透這其中的道理，但卻被人們公認為這是世界醫(yī)學中不可少有的寶貴財寶。
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東西，開始往往說不清楚，但不等于將來也說不清楚。如中醫(yī)中的經絡學說，因為神秘，一時又無法被現代科學證實，所以曾被人說成是不科學的東西，但又因為在實踐中行之有效，所以實際又否定不了，于是人們又繼續(xù)研究，從現在看，已經開始由神秘走向不神秘，因此，從學術上講，對有關神秘預測的理論，過早地采用行政手段徹底否定，往往也是有害的。至于這理論用在預測上給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應從治理社會的角度加以克服，這才是抓住了治本的根本所在。在這點上，《四庫全書》說的好，這就是“通者存其理”的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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