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糟踏名人蔚為一種時髦。現代歷史名人郭沫若確有政治上、學術上與個性上的軟肋可以攻擊，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歪曲事實，有的甚至采取了輕薄的態度，這種風氣給青年人帶來某些惡劣的影響。
正如一些嚴肅的歷史專家指出的，郭沫若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20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說他是個蓋世奇才恐不為過。對郭沫若的評價要像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要著重揭示本質和主流。如果顛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無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謾罵，那還有什么評價歷史人物應有的準則可言！
臧丕人物，見仁見智，這很正常。可讓我想不通的是，為什么有的人評價歷史名人要采取雙重標準呢？
海外那個頗有名氣的學者余英時，他貶損郭沫若的學識與學術道德，指責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錢穆著作《先秦諸子系年》，稱郭沫若犯了“嚴重的抄襲罪”。這就讓我等胡涂了。后人的攀登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你怎么不說你的老師錢穆也“攘竊”了前賢的研究成果呢？你怎么不把錢穆的論著和先前研究諸子的論著加以“互校”，看看有哪些史料相同或論點相似，以此排 查你的 老師有無“抄襲罪”的嫌疑呢？前人有詩曰：“太平覽記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如果真是郭沫若抄襲錢穆，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五四人物怎會對此視而不見，一直保持緘默呢？還專等你來平地起一聲驚雷不成！
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這些學者，被認為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精英分子，政治立場、價值取向顯然與郭沫若不相同，在學術上或者有過爭論。可事實上，橋歸橋、路歸路，他們幾位都對郭沫若的史學成就與地位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并不受政治偏見所左右，學者風度還是有的。
40年代中期，顧頡剛寫《當代中國史學》，其中有這樣的評價：“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他推崇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后，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顧頡剛還認為，在甲骨文以及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上，王國維之后，能夠繼承王國維并有開創性貢獻的是郭沫若。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最初人文組候選人提名有55人，經過5輪選舉，在最后當選的28位院士中始終有郭沫若。胡適日記中記下了他所提的候選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據說傅斯年也力爭郭沫若當選。即便是在臺灣的學人中，郭沫若有關古代史研究的著作也還是必讀書。
再說那位具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吧。老年蘇東坡的詩句“村邊古道三岔口，獨立斜陽數過人”，也可算是陳寅恪的寫照。有如此嶙峋的傲骨、孤獨和頑強的陳寅恪，他最佩服的兩個人，是有名的“四堂”中的“二堂”，這“二堂”是誰呢？就是王觀堂和郭鼎堂。王觀堂即王國維；郭鼎堂即郭沫若。陳寅恪佩服郭沫若對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是郭沫若把中國歷史真正推到商，把它破譯了。1961年3月和11月，郭沫若在廣州兩度造訪陳寅恪，吟詩作對，相談甚歡，成就一副流傳至今引為美談的對聯：“壬水庚金龍虎斗，郭聾陳瞽馬牛風。” 這一“聾”一“瞽”，對清代女作家陳端生《再生緣》的高度評價高度一致，兩位大師由此結下學緣。而對于某些無中生有的閑言碎語，他們所取的態度一如陸游的名句：“耳邊閑事有何極，正可付之風馬牛。”郭沫若離去后，陳寅恪曾向助教談起郭的著述，評價說∶“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銅時代》。”郭沫若則鼓勵新一代學子要在材料的占有上超越陳寅恪。陳寅恪與郭沫若在政治觀點和學術理念上是一對“龍虎斗”，但兩人都肯定并尊重對方的學術地位。
郭沫若的學術貢獻與地位，更突出表現在他是新中國人文學科體系的創始人。從中國社會變遷角度敘述中國的歷史，用社會史的方法來把中國歷史串起來，這個發明人是誰？誰是開蒙第一人？是郭沫若。在國際上也獨此一人。郭沫若之前有德國馬克斯•韋伯的儒教倫理觀，講儒教就是教人當官，道教就是巫術，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科學思想，認為這種在精神上的差異便是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方繁榮、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這個論斷被郭沫若推翻了。郭沫若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在不斷發展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學是“政治學”；到了董仲舒時代就變成“天人合一”思想；到明朝的時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變化，這變化主要體現在王陽明的身上。
郭沫若在“歧路的仿惶”中向往“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王陽明心學的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性”，就是內在的認識，人的良知、良心認識到了，就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就會藐視權貴，憑自己的真心去獲得自由。王陽明認為，只有療救人心，才能拯救社會。這不是很了不起的自由思想、啟蒙思想么？按郭沫若的看法，這樣的自由平等的啟蒙思想就體現在李巖這樣的人物身上，“而李巖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種“水滸”式的平等思想，也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塊分金銀，這就導致了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后，繼續搜刮金銀去了。明朝為何亡國？中國的出路與前途何在？進城以后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擺脫“周期律”的宿命？郭沫若上下求索的這些問題，怎么就成了“逢場作戲”呢？這不正是中國真正要面對的歷史課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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