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中國觀評析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出身官僚家庭，少年時代表現平庸，但后來卻展現出過人的哲學才華。大學畢業后，當了八年家庭教師，后來才以編外講師的資格走上耶拿大學的講壇。他的思想在他生命的最后時期終于獲得廣泛傳播，不僅占據德國大學講壇的主要地位，而且成為普魯士國家的“官方哲學”。
黑格爾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以及由后人整理出版的《歷史哲學講演錄》、《美學講演錄》、《哲學史講演錄》、《宗教哲學講演錄》等。
黑格爾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要。他代表歐洲理性主義的顛峰，引領了西方從哲學時代到科學時代的轉變。黑格爾是“西方中心論”者。他對中國文化有很多的涉獵，但對中國文化評價很低。雖然如此，卻也并不表示他的思想沒有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１、對中國的涉獵
黑格爾很注意中國，讀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書。他閱讀過１３大本被稱為中國皇帝的通覽――《通鑒綱目》，又讀過耶穌會士所搜集的《中國通史》和《中國叢刊》，讀了法國學者亞培·累蒙薩和圣·馬丁關于中國文學的研究，讀了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出訪中國的記錄，甚至19世紀前期才在歐洲出現英譯本的中國小說《玉嬌梨》等也在他的涉獵范圍內。他很熟悉馬可·波羅的游記，而對此之前的中西交流史也有涉獵，比如景教的東漸。除此之外，對于中國文化經典《周易》、《論語》、《老子》及全部的朱注《四書》和《五經》，他都閱讀并研究過。這一點，我們從他的《歷史哲學》和《哲學史講演錄》中也能發覺到。有學者說：“黑格爾借著這種種巨量的參考材料，自己感覺有了不少的知識上的培育，我們現在確實已十分認識中國了。我們已有了中國文學和它的全部生活，以至它的歷史之深切的知識。”（３４６頁，轉引自《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
２、黑格爾偏頗的中國觀
總體來說，黑格爾對中國文化本著貶低的態度。他認為，跟別的文化相比，中國文化處于最低的層次。他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開端。這當然不是一句很肯定的評論，而是認為中國的歷史沒有發展性，是一種停滯的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是幼年文化，而更為發達的依次是中亞文化（少年），希臘文化（青年），羅馬文化（壯年）、日耳曼世界的文化（老年），他認為日耳曼文化是全世界最高級的文化。他形容中國的停滯，說中國“可以稱為僅僅屬于空間的國家—成為非歷史的歷史”。他從世界哲學史的角度評論中國，認為中國哲學連正式的地位也沒有。對歐洲許多哲學家所贊同的孔子，他也持否定態度：“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他的學說“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
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評論，無疑只能看作他的一家之言。雖然他對中國文化有不少涉獵，但至于是否完全把握了中國文化的實質，很成問題。如果真正熟悉中國文化的話，不會如此簡單地來判斷一個博大又悠久的文明的本質。
黑格爾說中國文化是停滯的文化，就沒有看到中國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沒有看到中國文化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種生生不息的特質。他說中國文化是低層次的文化，也就難以解釋，為什么中華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續了幾千年而不斷絕的文明，為什么在這種文化指導下的中國在過去數千年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是領先世界的文明。如果本質上是如同黑格爾認為的是傾向停滯的文明，那是否早已就歸于消亡了呢？因為，歷史是無情的，對于沒有生命力的事物，終究是要遭到淘汰的。
黑格爾之所以會誤解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以及中國文化是一種停滯的文化，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本質并非哲學，所以也根本無法以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來對等地衡量。誠如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所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
中國文化的精髓是“道”。儒釋道文化的實質，都在尋求這種“道”。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無處不在，卻難以用語言表達，難以用思維揣測，是一種“心物一如”的體悟。禪文化形容這種“道”的特點：“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窮諸玄辯，似一毫擲于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入巨壑”。這種難以言說的“道”，不僅不能用哲學來衡量，哲學思維反倒是認識這種“道”的阻礙。另外一方面，“道在日用平常處”。“道”難以言詮，但是卻在日用平常中隨處體現著，所謂“挑柴擔水，無非妙道”，“平常心是道”。這樣難以言詮卻又平常的道，如果硬是以哲學和思辯來衡量，中國文化自然也容易被理解成為“幼年文化”，而孔子的思想也必然被認為是沒有思辯的哲學和“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從本質上來說，是完全不同特點的文化，不能用各自的標準來衡量對方。
3、“絕對理性”中的中國因素
尤其是有學者考證，黑格爾的理性思想受到了中國文化思想、主要是宋儒理學思想的影響。朱謙之先生提到，黑格爾認為理性支配世界可想起兩種形式，一是希臘哲學家之‘Nous’支配宇宙說，一是宗教家對于神意的信仰說，但他反對這兩種形式，以為兩者都不是“哲學的理性觀”，把它推翻了。而理性之“變化的范疇”，黑格爾以為“這就是東方人所抱的一種思想，或許就是他們的最偉大的思想，他們的形而上學之最高的理想”。他又說：“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為理性—叫做道；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
另外有事實是，黑格爾在青年時期，專門鉆研過亞當·斯密的學說，從而也受到重農學派的理性思維的影響。而我們已經知道，重農學派的思想根源處，跟中國文化難以割裂。
而如果觀察他的哲學體系的根本之處--“絕對理性”，就容易發現這跟宋代大儒朱熹的“理”沒有什么兩樣。朱熹說：“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者，理也；陰陽，氣也。氣之所以能動靜者，理為之宰也。”“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朱子語類》，卷一）從這里可以看出，朱熹的“理”，跟黑格爾的“絕對理性”并無區別。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西方哲學史上從來沒有“絕對理性“這個思想，它跟柏拉圖的“理念”不是一回事。
朱謙之先生還證明，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揭示的辯證法，跟《大學》的思想暗合，并認為《精神現象學》的理論體系實際是模仿了《大學》的三綱八目。筆者認為，也言之成理。（參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
黑格爾的理性思想與宋儒理學思想的關系，也可以從理學思想對整個歐洲理性哲學體系建設的影響中來觀察。因為耶酥會士的介紹，理學被傳播到了歐洲，影響了許多的歐洲啟蒙哲學家。那些以孔子名義出版的各類關于中國的書籍，由于時代的原因，幾乎都打上了宋儒理學尤其是朱熹理學的烙印。除朱注《四書》之外，一部影響最大的關于中國的著作是比利時神父柏應理寫的《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是一本系統向歐洲介紹儒家文化的讀物，其中介紹了朱熹的理學思想。可以說，當時在歐洲傳播的所謂孔子學說，實際上更多是朱熹理學。這在歐洲啟蒙哲學家那里，就是他們所認定的理性。歐洲哲學家反對基督教，倡導理性，這個思想革命的過程就借鑒了中國文化的無神論和他們認為的理性精神。而歐洲啟蒙哲學家的理性精神，跟宋儒理學最為貼近。而宋儒的理性思想，也隨著啟蒙哲學家的借鑒，而影響了后來歐洲理性思想的建立。黑格爾也在其中。
李約瑟看來，朱熹思想作為一種有機主義（就是辯證唯物論思想）的哲學，對萊布尼茨產生了影響，而成為西方有機主義形成的重要材料，而這也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懷特海的有機主義與朱熹理學有著密切聯系。李約瑟先生還大膽斷言，辯證唯物主義淵源于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改造后，又回到了中國。
當然，黑格爾認為“中國人的基本原則為理性――叫做‘道’”，這種理解只可以被看作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誤解。“道”跟“理性”并不是一回事。理性正是哲學思維的體現，而“道”是要擯棄思維后的心靈體證。宋儒理學是“道”開始僵化時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看來，“理學”思想跟“理性”似乎更接近。而著名學者李約瑟就認為，歐洲理性主義的產生，可以從中國理學思想上看到其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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