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仲大軍先生的《國學真面目》

淺議仲大軍先生的國學真面目

9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三味書屋茶座有幸聽仲大軍先生講演《揭開中國國學的真面目》一文，收益很大。以前我對墨家，管學等中國的一些非主流學派了解很少。聽到仲先生的講演，我才知道了我們中華文化還有這么好的思想文化，我們應該傳承下去。不過在我的思維中，我一直認為儒家孔孟學說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流。因此，愿斗膽與仲先生探討。

首先，我認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創立，發展、傳承乃至沒落，都有一定的因緣，條件和社會環境。當時代需要一種制度，生產力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一種理論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的時候，這些外部條件具備的時候，或張三，或李四就會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寵兒，天之驕子，來總結民族發展的經驗，去粗取精，著書立說，并身體力行來教化民眾。在我們中國的春秋時代，孔子，墨子和管仲等諸子百家先賢們，無疑都是發愿這樣來做的。

其次，我認為任何一種學說能夠流傳下來，都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絕不是某個皇帝或專制獨裁者想禁止就禁止的了的。或許一些皇帝可以修改或曲解一些先賢的理論文字，但是基本的教義和主體的思想，是無法抹殺和修改的。正如儒家思想理論，作為帝王他可以竭盡全力去夸大忠君愛國，三綱五常等一些他需要的東西，但是孔孟之道的根本“仁義禮智信”他是篡改不掉的。宗教也好，學說也好，有的時候統治者的鎮壓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基督教、佛教的發展，還有現代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都曾經被統治者鎮壓過，無一不是失敗。仲先生所鐘的墨家思想，盡管皇帝非常不喜歡，經過幾千年了，今天還是或多或少的流傳下來了。

任何一種學說思想都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我們不能對古人要求過高，即不能拿現在的社會背景去衡量古人的理論。反之，任何一種理論思想都不應僵化不前，隨著時代的發展，要推陳出新。一位朋友曾經對我戲說過“如果中國的儒家思想能夠去掉封建君主等級專制的內容，融入西方現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一定是一種最優秀的學說”。這說明儒家思想理論有很多東西已經不適應現代中國和現代的世界了，但是我們絕不能就此而埋怨孔老先生，因為他老人家沒有在21世紀生活過。

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我認為應該是主次分明的。就向一棵大樹，主干，支脈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如果春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們的所有學說都齊頭并進的話，那么我想中國絕對不會有現在這樣廣袤的國土，一種思想理論學說，代表一種生活方式，往往也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基礎。既然有諸子百家，那么有“諸君百國”也就很正常了，中國也就四分五裂了。所以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們從諸子百家的學說中選擇一種學說，能夠照顧各個階層利益，大家都比較認可的，作為全國上下奉行的圣典，而抑制其他學派的發展，是正確的。

諸子百家真的是有一百種思想，一百種互不相干的學說嗎？未必吧！看看仲先生所說的管學。“譬如儒家所宣揚的仁義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學影響。管子是最早宣揚“禮義廉恥”的人，齊國是最早講究禮義廉恥的國家。《管子》開篇的第二段這樣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這里的“四維”就是禮義廉恥，缺了一維，國家就傾斜；缺了兩維，國家就危險；缺了三維，國家就顛覆；缺了四維，國家就會滅亡。管子認為有了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范；有了義，就不會妄自求進；有了廉，就不會掩飾過錯；有了恥，就不會趨從壞人。有了“四維”，國家就有了秩序，邪亂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也就是說，儒家思想體系中包括了齊國管仲丞相的禮義廉恥。同理，如果我們熟讀了諸子百家的書之后，或許會發現，諸位先賢的見解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共同目標指引下，很多道理往往大同小異，或者是說法不同而已。例如，孔子身體力行的，“有教無類”也應該和墨家所提倡的尚賢和平等觀念差不多吧！所謂百家之說，真正追究起來，或許不過一，二十數左右。

我并沒有仔細讀過各家各派的經典，但是就以仲先生的所贊揚的墨家選天子學說來講，我認為并不適合歷史上的古代中國的。首先，墨子的處于萌芽狀態的民主理念，即“選天子”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仲先生也承認，墨子并沒有提出具體的天子應該如何選法，在那種農耕時代，信息傳播不暢的環境，任何一條未經證實的流言都會引發騷亂。而民主選舉，是一件復雜具體的工作，需要各個方面的協調配合，需要人們有一定的思維，文化水平。在那個時代，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選舉，也只限于貴族內部，平民的投票權和選舉權形同虛設。羅馬共和國雖然環繞地中海，土地廣袤，具有公民權的也只限于羅馬城中的居民。即使這樣，作為民主共和制源頭的羅馬共和國后期，仍然被專制獨裁所困擾。我們的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的中國，也不敢輕言立即實行憲政。在春秋時代的中國搞所謂的選天子，無疑于挑撥內亂，誘發戰爭。所以，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墨子的初步“選天子”思想，具有難得可貴的民主理念思想萌芽。但是處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社會背景，無異于大逆不道，是一種危險的異端學說。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主體，并不單單是維護了封建帝王的統治利益，最重要的是仁義禮智信，強調長幼尊卑有序。在諸侯紛爭的年代力圖給予社會一種安定，“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通過《春秋》一書的著述，孔夫子告訴人們那些是對的，那些行為不對，而對與不對，老先生并沒有直接說明，而是記述事情的本來面目和結果，讓人們自己得出結論。這一點，是其它學派的創始人所不及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提倡恢復的周禮，并強調禮儀的作用，正是一個民族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開始。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禮儀規范的民族，是不可能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化的。在人們日常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講究孝弟，長幼尊卑，倫理道德。我們每個中國人，都已經被這種思想深深的打入烙印。即使在偏僻的農村中，大字不識的農夫，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孔夫子的影子。這些，不能說是封建帝王推崇提倡的結果，應該是人民群眾自己的選擇。儒家思想提倡長幼尊卑等級有序，并不等于在竭力維護封建專制，而是希望這個國家政局穩定，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對于一個國土廣大，國民眾多的封建農耕國家來說，中央集權制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如果一些學者非要拿現代民主共和制度，甚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批駁儒家思想的話，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對于平民中的賢達人才，孔夫子也沒有表示過蔑視。同管仲一樣，儒家思想中同樣有對君主權利的限制，和對“不仁不義”的君主的批評。《孟子》中有“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言論。

司馬遷是一位歷史學家，記述的是帝王將相和有深刻歷史影響的事件和人物。從他的職業特點來看，墨家學派講究生活節儉，應該更適合做一個國家的財政官員。墨子和他的很多弟子發明的一些精巧的器具機械。不過等同于市井間的能工巧匠而已。除非墨子發明了類似蒸汽機等一些足以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東西。墨子的遏制帝王思想、反專制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愿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美好目標，是不適合當時的時代的。不可能實現的。或許，正是因為司馬遷了解歷史，通過對比孔子生前的時代，和孔子身后的時代，和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才得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的贊嘆。發出了“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可謂至圣矣”！整部《史記》中成了“至圣”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司馬遷把他推上了圣人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儒家思想，絕對是中華文化的主干，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多少志士仁人，帝王將相都是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也是主要以儒家的理念來成就事業的，如果我們想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必須認真對待儒家思想。在今天，我們的社會道德淪喪，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禮義廉恥，忠孝仁義，更是應該大力發揚宣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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