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增訂版）
――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
龔 忠 武
目錄
破題
一、序言
二、前提示性假設
上篇：中原河洛勢衰，江南塞外代興
一、從河洛到江南
二、從鄂爾多斯到長山白水（白山黑水）（1）
1、草原生態，得天獨薄
2、從牧場到田園
中篇：文治當道，積弱挨打
一、郁郁乎文哉
1、何謂文治
2、文治當道
二、胡人也成了漢家天子
1、積弱挨打
2、胡人天下
下篇：筆桿子也會亡國
一、題旨
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得君行道，共治天下
2、胸懷天下，放眼宇宙
三、筆桿子性格的塑造
1、文風南移
2、寒門士人
3、從豪邁的士人到儒雅的文人
四、筆桿子的能耐（本事）
1、中國求善的教育宗旨
胡瑗的蘇湖教法
朱熹的白鹿洞學制
2、西方求真的教育宗旨
古希臘三哲求真的教育宗旨
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理性思辯教育
五、吃人、亡國、亡文明
1、愚字弄人
2、義字惑人
3、言善行偽
4、舞文弄墨
5、辣手著文章
六、結語：河洛文明走上窮途末路
1、亡得窩囊――靖康之難中的倫常浩劫
2、後提示性假設
一、序言
在〈尋根問祖――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以下簡稱〈尋根〉）一文（2）的結論中，曾經提到河洛文化渦漩運動之中衰是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并且假設性地提出了幾個導致其中衰的具有根本性的物質和精神因素。本文是其姐妹篇，將繼續根據其主旨，放在當時漢胡文明激烈的碰撞、較量、互融的框架下，進一步深入論述導致其中衰之衰變、裂變（3）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此外，還涉及同樣重要的唐宋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性變動和中國人的「近代心態」(modern mind)（4）的形成與定型。
這些因素的綜合歷史偉力或合力將源遠流長的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強力地推出了河洛地區。其中衰的標志性特征是，華夏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移出中原河洛地區，首先轉移至其鄰接的接替區關中平原。秦漢（西元前221－西元後220）、隋唐（581－907）的四個大帝國均在此開國建都，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因此就河洛文化本身的中衰過程而言，秦漢是一衰，中經魏晉（220－420）南北朝（420－581），到了隋唐是再衰。然后到了北宋時期（960—1127），中經五代十國（907－960），作為漢族政權的趙宋使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又回到河洛地區，是其短暫之中興；但縱令如此，都城不再是洛陽而是汴京（今開封）（5），這是不變中之小變。
毋庸置疑，宋代是一個多種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的互動、較量、激蕩、分裂、融合的大時代，以致其間三百多年的宋代歷史呈現兩極化的發展；一端是中國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文化思想和科學工藝，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展現出華夏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恢宏博大氣象，甚至走在世界和人類文明的前列。但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另一端卻是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卻自開國起一直是處于積弱不振、屈辱挨打的弱國地位，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富弱的典型范例。（6）北宋末葉，塞東的女真人攻滅北宋（960－1127），迫使一個華夏的朝代或政權――不是指中國傳統的政治中心――從中原河洛移至江南，史稱南宋（1127－1279），都于江南之浙江杭州（古稱臨安），是為三竭。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傳統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徘徊流連，尋找新的落腳點、根據地。（7）
此后近千年來，只有明代初年短暫地以江南的南京為首都，明成祖又遷往北方的北京，此後再也沒有回到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河洛地區。于是，河洛地區作為華夏文化渦漩運動中心的傳統地位至此成為歷史，其流輝余韻，只有載諸史冊，留待后人追憶惋嘆了。
所以，兩宋是中國史上另一個大的分水嶺，為其后的中國史開啟一個嶄新的局面；一個華夏民族的衰世，代之而興的是塞外草原文明的胡人游牧民族（遼、金、西夏、蒙古）的盛世，飲馬黃河、長江，逐鹿中原，進而入主中原河洛。（8）華夏歷史在這兩三百年期間，發生了相當于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動蕩、大調整，絕非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狂熱的中國史學界所稱的「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不前」，古代中國宛如一灘死水的情況（9）。兩宋既然在國史上起著這樣由盛而衰的關鍵性的分水嶺作用，所以我在《尋根》中主張將河洛文化的下限劃在北宋。(10)
那么，是什么樣的歷史偉力竟然大到支撐河洛地區成為數千年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的巨大物質和精神力量都無法抗拒的地步？
這實在是國史中許多謎團中的一個大謎團，本文試圖在《尋根》中所提出的
文化渦漩運動說的基礎上，輔之以本文提出的「塞外草原文明渦漩運動說」，來初步解答這個千古大謎團。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個大膽的嘗試，有待先進高明的確證或否證。
還有，這個問題為我們今天傳達了什么時代信息？北宋適處于西元第一個千年和第二個千年之交的過渡時期，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二個千年和第三個千年之交的過渡時期；鑒往知來，現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兩宋時期河洛文化總體上由盛轉衰的千年歷史循環大周期的軌跡，也許對在二十一世紀甚至在這一個千年內振興華夏文化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明，有所啟發，有所助益。
二、後提示性假設
為了破解這個千古之謎，本文特設定下列七點提示性的假設以便進行論述：
1、兩宋時期也即第一個千年和第二個千年之交的數百年間，在東亞歷史場景（或簡稱史場historical field） (11) 上存在著四大渦漩運動的中心地區：（12），漢人農業文明中的河洛渦漩運動中心和江南的渦漩運動中心；塞外胡人草原文明（13）中的鄂爾多斯（廣義的包括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渦漩運動中心和塞北的西遼河平原（14）與東北的松嫩平原（15）的渦漩運動中心。最後分析起來，主要由于東亞史場上這四股大力量這時日趨活躍和激烈的雙重和多重的互動、交融、撞擊、裂變與整合，最終導致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渦漩運動中衰的衰變、裂變，終至移出河洛中原地區。
這種東亞歷史結構上的革命性變化，好比天文學上從托勒密（Ptolemy,100-170)的地心說變成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說一樣，其對華夏民族的心理和歷史造成的沖擊和影響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不論怎么強調都不會言過其實。較其有過之無不及的，就是將近千年後西方海洋文明的沖擊了。
2、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由于其本身內在的衰變，其生態的質量和旱耕農業的生產力水平，自唐代中葉至宋代，不斷退化下降，無力再承受華夏帝國龐大的物質需求；這時南方的水耕農業應時而興，致使經濟重心和文化中心發生裂變，逐步南移至資源豐裕的長江中下游特別是江南，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間。
3、與此相應地，塞外草原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鄂爾多斯高原特別是其毛烏蘇沙地以南的橫山平原也發生衰變，其生態質量，自西元前二世紀的漢匈爭霸以來，中經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到了宋初時，已因天災人禍而嚴重退化。惡劣的生存條件迫使塞外胡人草原文明渦漩運動的方向或南移，（16）寇擾侵奪中原；或東移，將其政治和經濟中心東移至資源相對豐裕的西遼河平原、松遼平原一帶，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間。
4、漢胡生存空間的大開拓，激化漢胡文明內部的衰變裂變，特別是漢胡兩大文明之間的碰撞、矛盾、沖突；胡人鐵騎南下，逐鹿中原，猛烈沖擊河洛渦漩運動的核心，造成政治中心的裂變，以致趙宋政權――但不是中國的政治中心――被迫轉移流亡江南。
漢胡文明的碰撞是一種「力」的較量；（17）形象地說，就是草原馬背上（18)牧民的「鐵騎強弓」同中原牛背上（19）農民的「刀矛弓箭」的較量。宋代政治和軍事上的積弱不振，以及胡人漢化而融入中華民族，是這種歷史偉力產生的必然結果。此後，這種政治和經濟中心的裂變形成了北方為中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南方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格局，規范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的中國歷史的發展。值得特別突出的是，漢胡兩大文明交融所形成的新帝國的渦漩運動中心不可能再是中原河洛，而是兩者合力交匯之處，即幽燕地區，而其核心即當時的燕京今天的北京。（20）
5、兩宋時期在漢弱胡強的「天下」大勢之下兩者的外交關系，是在一種華夏儒家宗法化的朝貢制度下進行的；宋強夏弱，夏人稱臣納貢；宋弱遼金強，則宋人稱臣納貢。兩宋時期的漢人屈辱挨打是歷史的悲劇，但漢人卻未因此喪失文化和經濟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胡人仰慕中原文化，傾心漢化，也是他們的歷史悲劇，但也沒有因此自卑而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和民族意識，特別是對自己的「鐵騎強弓」的戰斗力充滿自豪和信心。總體來說，漢胡雖各有所失，但換來的卻是新的「文武合一」的中華民族文明，更大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大喜劇。
6、兩宋時期，漢弱胡強，外王已不可求，于是專注內圣；并且鑒于唐末五代的禮崩樂壞，藩鎮的武治當道，以及唐中葉以來儒生文士成為新興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乃順時應變，確立文治國策。文治國策固然促進了文化學術思想的創新、經濟貿易的繁榮，科技工藝的發達，但也啟動了文明內在衰變的伏因；具體而言，在胡人「鐵騎強弓」嚴峻的致命威脅下，武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卻反而大為低落，儒生文人主政帶兵，背離了漢唐文武合一、出將入相的優良政治傳統，從而強化了宋代國富兵弱、積弱不振的趨勢。（21）
7、帝王之學理學化，漢武帝「獨尊儒術」，宋理宗則「獨尊理學」。理學作為心防的思想和理論武器，外可以抗拒胡人的入侵而圖存，內可以排拒佛學和抵制因工商業蓬勃發展而流行的「全民皆商」的社會風氣（22）和重利輕義的功利主義思潮而自固。但是理學心性的空疏學風背離了河洛文化的經世務實精神，以及漢唐文治武功并重、儒法雜用的帝王之學的經世政治文化傳統，以致喪失了中原華夏民族剛健自強的尚武精神，無力衛家保國，嚴重削弱了支撐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精神思想力量。（23）因為理學化的帝王之學日趨空疏迂腐，脫離現實，顯然起了精神上喪失斗志甚至求生本能的內因作用。（24）
此外，理學的終極人倫關注，固然繼承并發揚了儒家思孟一系仁學求善的思想和精神，但也起到了強化儒家一貫忽視對客觀世界的知識和真理追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扼殺了發展出最終擊敗胡人「鐵騎強弓」的「堅甲利兵」的近代先進科學技術的可能性，所以根本開不出外王（民主的因素暫且撇開不談）。兩宋理學使帝王之學一脈相承的內圣外王之學嚴重失衡了，斷裂了。
下文將根據上述七點假設，論證河洛文化渦漩運動中衰的衰變裂變過程。
上篇：中原河洛勢衰，江南塞外代興
一、從河洛到江南
在拙文〈尋根〉中曾經詳細論述河洛地區之所以形成華夏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歸因于其豐裕的物質因素，「得天獨厚」的優越生態條件。所以其中衰也必然同這些基本的物質資源的退化有密切的關系。事實也正是如此。
先說水與植被吧，水是大河文明興起的物質基礎，是河洛文明渦漩運動中心形成的必要物質條件。黃河、洛水、伊水的水文情況，至北宋大致維持穩定狀態，沒有明顯的重大變化。比較重要的變化就是水患的增加和植被的嚴重惡化，而這兩者又互為因果，惡性循環。例如，就植被而言，西元前2700年前後，河南省境內的森林覆蓋率為63％，到了南北朝末年也即西元後五六世紀，則大幅度降低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到了北宋末期，僅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期內，河洛地區的豫北、豫中一帶的山林，由于人為的砍伐過度（日常家用、煉鐵和制陶）和長期的戰爭破壞而消失殆盡。(25) 至于作為河洛接替區的關中平原，唐宋時期幾乎已經看不見森林了，(26)可見砍伐之嚴重。
至于與本文密切相關的洛陽－開封軸心的開封（汴京），本有「北方水城」之稱，植被遍地，林木成蔭，（27)但是由于作為北宋首都，對木材的需求十分驚人，宮殿陵墓、皇室富商私宅、僧寺道觀，以至河防工程，在在都需要大量木材，到了宋仁宗時達到高峰，(28) 以致林木砍伐殆盡。于此可見，北宋對汴京的經營達到了城市資源利用的極限，生態環境因而急劇惡化。（29）
由于植被退化而嚴重地減弱了蓄水、保水的能力，以致水旱頻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經成為自然災害最頻繁的地區之一。到了621至741的一百多年間，河南道旱、澇、蝗災的發災率高達32次，居全國之首。（30）洛陽在唐代一共遭受水災22次，洛水共泛濫16次，均居全國之首。（31）還有一個不利于北方農業發展的人為因素是，北方統治者以農養兵，以農濟軍，因此竭盡全力生產馬料軍糧，不惜以破壞天然植被為代價。于此可見，這時河洛地區生態環境之惡化已經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
其次是土壤。拙文《尋根》中曾經提到黃土層有利于干旱農作物粟稷等的生
長，但是黃土層也有其弱點，就是表土易于遭受水土流失和風蝕，從而喪失養分。但是最嚴重的破壞來自黃河的頻繁泛濫改道，導致土壤鹽堿化、沙化，以致導致沈括所形容的「悉是斥鹵，不可種藝」，土壤已十分貧瘠。（32）
就拿關中平原為例吧，漢代關中由于擁有《禹貢》中被稱為全國最肥沃的黃壤，而以「陸海般」的富庶著稱于時，所以成為秦漢隋唐四個大帝國的政治中心。但是到了中唐以後，關中黃壤的土質肥力已經明顯下降，據史載同州、華州、陜州「地迫而貧」（33）、「土瘠民貧」（34）。到了北宋，水土流失進一步惡化，形成了今天隨處可見的溝壑縱橫的殘破情況。（35）。同時，由于數千百年的墾殖，草木根莖盡除，黃壤自然肥力必然隨時間而下降。其結果是，糧食單產下降，人民無法溫飽，日子越過越窮。（36）這是自然的衰變，還有戰爭造成的衰變，就是自安史之亂（755年）以來，關中、河西、豫西等地，也即廣義的大河洛地區，歷經藩鎮之亂，再經五代時期胡馬鐵蹄的蹂躪，殘破不堪，早已勝景不再。（37）
于此可見，河洛的水文植被、土壤，已經是不堪負荷了，關隴也是每況愈下，自顧不暇。華夏帝國的資源只有日益轉而依靠江南了（38）。事實正是如此。（39）
江南的水文植被之得天獨厚可謂甲于華夏。首先是水，長江中下游的水源要比河洛地帶豐富多了，除了中國的第一大河長江之外，長江中下游的湖泊、水澤遍地，尤其是長江下游蘇杭一帶以水鄉澤國聞名于世，太湖流域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利」（40），加上遠自春秋戰國以來就開始修鑿、後經隋（41）唐兩代大事擴修的蘇杭大運河，這那里是河洛一帶的水運條件可以相提并論的。
其次是氣候與農作物。江南地區一般要較江北氣候溫暖，雨水充沛，不但生長季節長，而且有利于多種作物生長，特別是主要農作物水稻的生長。江南水耕的稻米作物日益取代旱耕的粟麥成為帝國的主要經濟作物，供應北方帝國政治中心所所需的糧食。例如安史之亂後，北方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晚唐政府對江南經濟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唐初轉運東南之粟不過20萬石，開元天寶年間劇增至250萬石，至德宗時更是到了江南漕運已攸關帝國安危的地步了，成了帝國的生命線。（42)
到了宋代，江南地區的稻作農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農民已經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種的水稻。（43）除稻米之外，還可以生產麥、雜糧、茶等作物。所以宋朝就流行一句諺語「蘇湖（太湖）熟，天下足」、「蘇杭熟，天下足」，過去被貶為「沮枷下濕的澤國，而今成為大糧倉」。（44）于此可見，江南物產之豐饒已經超出中原地區了，而且潛力不可限量！
當然，如果縱令自然條件再怎么優厚，沒有人才技術也是空談。江南自漢代以來至宋這七八百年來，一直地廣人稀，資源豐腴，只是由于生產技術落后無法大規模開發，但是隨著北方動亂，經過永嘉之亂和安史之亂後，中原華族人口不斷大量南移，為江南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以及急需的熟練技術人才和勞動力，（45）因此開發江南的條件日益成熟，到了唐末宋初更趨成熟，致使江南經濟蓬勃發展。
綜上而論，一系列自然生態、土壤的變化，自唐中葉以後使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前中國的經濟中心一直在立足于北方黃河中下游的旱耕農業，此后則移至長江中下游，特別是長江下游的西湖、太湖的水耕農業。由于
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生產力的變動，于是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所需的資源也不得不被迫依靠江南了。
所以，帝國的經濟中心拓展到長江中下游，使華夏文明賴以存立發展的農業基礎，不但其范圍較在河洛地區廣大，其生產力也大為提高；(46)簡言之，移出河洛中原，轉移江南的中國農業經濟或小農經濟的基礎，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堅實了。所以，江南――再加上後來的嶺南――的優越生態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雄厚經濟基礎，對華夏農業文明的存續繁榮的重要性，不論怎么強調都不會言過其實的。
這就產生了兩個顯明彰著的長遠影響：一是華夏民族獲得了新的更廣闊、更為優越的生存空間，不必像西歐濱海的幾個小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一樣，為了生存發展，被迫向不可知的大海去找活路（當然因此卻發現和開拓了比其本國領土要大上好幾百倍的生存空間南北美洲，這是他們始料不到的）；其次同樣重要的是，儒家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兩宋以前，體現了干旱農業的意識形態，此後則體現了水耕農業的意識型態。由于江南豐饒的生態條件，儒家作為哲學思想和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為強化了。南宋時理學盛行江南一帶，不能不部分地歸因于這種豐厚的物質條件。
所以從近程來看，華夏農業文明是更加充實、更加發展了；但是從長遠來看，由于小農經濟的巨大慣性，卻不利于工商業的發展和海洋的遠略。
二、從鄂爾多斯到長山白水（白山黑水）
自然生態的物質條件是人類文明本身的存續和彼此之間的互動、碰撞、沖突、融合的最基本的、最具有決定性的物質條件，其變化直接攸關文明和政權的盛
衰消長，存亡絕續，對生態脆弱的草原上的文明和政權尤其是顯而易見。
由于要比較大河文明及其民族性同海洋文明及其民族性的源起和發展的生態條件，〈尋根〉一文中曾經將河洛農業文明的生態環境同希臘海洋文明的生態環境作了對比。現在再將其同中國邊陲胡人草原文明（47）的生態作一對比，因為在近代歐風美雨從東南沿海猛烈沖擊中華文明之前的中國對外歷史，幾乎全部是一部漢胡互動沖突的歷史；特別是自宋代以後，漢胡兩大文明的碰撞沖突，日益迫近中原河洛地區，從本來的肌膚之患變成了腹心之患，直接攸關華夏農業文明的興衰和中原政權的存亡絕續。所以，對于邊陲胡人草原文明賴以存立發展的草原生態的特點和變化，必須要有一個清晰的了解。
1、草原生態，得天獨薄
首先要界定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草原文明的渦漩運動。《尋根》中提出了渦漩運動的概念，并且明確指出，在華夏大地上，除了河洛大河文明的渦漩運動核心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地區文明的渦漩運動核心，河洛只不過是脫穎而出的一個核心而已。這種滿天星斗的文明發生現象也適用于塞外遼闊的草原文明。但是，主要的不同之點是，草原文明得天獨薄，其核心的生態基礎是依托冰川雪水或短促河流、湖泊的、面積狹小的沃洲或綠洲，不可能形成像河洛這樣依托大河的干流和無數支流而形成的盆地或平原式的核心。所以，其輻射和消納的能力，先天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絕不可能同河洛地區相提并論。
其次是，草原牧民，受干旱氣候和嚴酷生態條件的制約，逐水草而居，飄泊不定，先天就患了資源的饑渴癥；而河洛大河文明的農民，得天獨厚，得以世代定居務農，安土重遷。這兩大差異，決定了河洛文明的渦漩運動和草原文明的渦漩運動，遵循不同的自然規律運行，從而使草原文明和農業文明分道揚鑣，不斷碰撞、沖突。（48）
在這樣的意義之下，并且為了本文的目的，將集中論述兩宋時期對河洛文明的中衰造成影響的邊陲胡人文明，就是契丹人、女真人、黨項人等胡人文明，而他們的主要活動地區就是鄂爾多斯高原（49）、西遼河平原和東北的松嫩平原。而其中，在兩宋時代，鄂爾多斯高原成為宋、遼、金、夏、甚至後來的蒙古人爭霸角逐的主要戰場。所以戰爭直接或間接地對其「得天獨薄」的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本文論述的一個重點了。
狹義的鄂爾多斯高原南北介于榆林至陰山之間，北靠陰山，東有太行、呂梁山脈，右依賀蘭山脈，面積廣達9萬平方公里；三面環（黃）河，面向黃土高原上的萬里長城，遙望中原腹地，縱連大漠南北、橫跨草原東西；介於中原農耕漢人和漠北游牧胡人兩大民族之間，是中原通往大漠的一條寬廣的走廊，防止和控馭胡人的前哨，但也是胡人進犯中原的跳板和根據地。所以古代一直成為胡人草原文明和漢人農業文明長期頻繁對抗、膠著糾纏的沖要地帶。因此地略位置，極端重要。不過，本文所謂的鄂爾多斯草原，是廣義的，向西延伸至西夏賴以立國的糧倉河套平原（50）。因此，其地略位置在漢胡文明的盛衰消長的歷史中，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構成挑戰中原文明的雄厚物質基礎。（51）
再就漢胡文明的發展而言，如果說河洛地區是華夏文明的核心，那么鄂爾多斯高原似乎也可以稱之為胡人草原文明的主要核心之一；形象地說，鄂爾多斯是塞北草原馬背民族的故鄉，而河洛是中原牛背民族的故鄉。（52）河洛地區既形成了農業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同樣地，鄂爾多斯也形成了草原文明渦漩運動的核心。這只是便于論述的類比，兩者對漢胡兩大文明的磁吸和輻射作用和內涵當然并不完全一樣，不能等量齊觀。
其次就其自然生態來看，古代的鄂爾多斯，相對于戈壁荒漠而言，曾經是塊水
草豐美、林木繁茂、秀麗富饒的土地。（53）早在春秋時代，這里住的是游牧民族林胡人，林胡者就是樹林中的人（54），可見當時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還有，西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當衛青將匈奴人逐出漠南，因失掉陰山以南的肥美草原牧場，而流露出「過之未嘗不流淚也」的哀傷！（55）
到了公元後五世紀初葉，十六國中大夏國的締造者，赫連勃勃，對今天毛烏素沙地南緣紅柳河（蒙古人叫做薩拉烏蘇河，意思是黃色的河）一帶的景致盛贊道：「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還有六世紀初，東魏高歡的部下斛律金，有感於陰山南麓草原之肥美，即興作了一首流傳至今、人們還朗朗上口的優美、動聽的草原民歌〈敕勒歌〉：（56）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盧，籠罩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甚至數百年後到了十三世紀初，余韻猶在；當馬背天驕成吉思汗晚年，親率二十萬大軍，行至今天的伊金霍洛旗地方時，竟為那里迷人的山水草原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他戎馬一生，從沒有掉轉過馬頭，這次竟不自覺地掉轉馬頭，繞了一周。然後，在馬背上呆呆地發楞，竟然入神到把手上的馬鞭，掉落地上。身邊侍衛，正要伸手撿起地上的馬鞭時，他方如夢初醒，揮手傳諭道：（57）
此地非凡：土如黃金，水清如翠，牧草流油，馬壯羊肥；此地可頭枕黃河，身臥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蒼天，恰是葬身之地。
於是，他在馬背上感嘆地吟道：「太平之時，應在這里設金帳：故去以後，應在這里世代安葬…」（58）這兩句詩卻引出了兩個名字。他所看中的這個地方，蒙古人本來叫做「浩特格爾」，后來改稱 「伊金霍洛」，意思是 「圣主的陵園」。另一個是鄂爾多斯，蒙語的意思是「圣主的金帳」。秦漢以來，漢人一直將陰山至榆林這個廣闊地帶泛稱為漠南或河南（春秋時稱為胡地）的，沒有專稱，此后便稱之為「鄂爾多斯」了。
還有，內蒙的兩個大城，呼和浩特和包頭，都與源自古時當地的自然景觀有關；呼和浩特，蒙古語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頭，蒙古語的意思是盛產鹿的地方。
還有，陰山的主峰叫大青山，都表示這一帶曾經山青水秀，野獸成群。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足證古代的鄂爾多斯高原曾經是一塊神奇、美麗、富饒的寶地。麗質固然照人，但卻紅顏薄命，「得天獨薄」，其地質和生態條件先天就有致命的弱點：她大部分地區的地表物質，由灰綠色和紫紅色的砂巖和礫巖的水平巖層組成。這種地表物質，質地疏松，極易風化為沙地、沙漠。不幸的是這里多的是強勁的風源，而她正是地處溫帶半乾旱的季風區氣候帶，冬春雨季盛吹強勁寒冷的西北風，侵蝕脆弱的地表植被。（59）這種先天不良的荒漠化基因，一旦出現了有利於荒漠化的天災人禍，土地勢將迅速退化成沙地，進而惡化成生命禁區的荒漠。
由此可見，鄂爾多斯高原「得天獨薄」的生態條件較之「得天獨厚」河洛地區的生態條件，不逮遠甚。所以，在漢胡文明的長期較量中，由于生態惡劣，資源匱乏，后繼無力，胡人注定最終必然失敗，縱然在一段時期內是個勝利者。
這點可以從戰爭同自然生態的惡性循環中得到證明；戰爭對生態造成嚴重的、甚至致命性的破壞；生態惡化，迫使胡人向外掠奪侵略，如此惡性循環，周而復始。戰爭是草原文明渦漩運動向外輻射的一個主要形式，好戰、善戰的胡人，不僅是侵擾中原漢族，也經常彼此為爭奪資源、財富和土地而相互殺戮。早至秦漢的匈奴，晚至兩宋的西夏、遼、金，均在不斷寇擾侵犯中原之同時，彼此之間也進行著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戰爭。（60）戰爭、沖突、侵擾，對中原的農業文明而言是異態，但對邊陲的胡人來說，則是常態。
鄂爾多斯高原上殘存的趙長城和秦長城、直道、烽火臺的遺址，顯示兩、三千年來，這一帶長期成為漢胡之間無數次激烈斗爭的戰場，這些遺址就是中原和北方華夏民族為了防御胡人而對生態造成破壞的一種遺跡。（61）
下面將列舉三個頗具典型性的戰例，即漢匈之爭、北魏同赫連夏國之爭和宋蒙（西）夏三國之爭，作為證明。
首先是漢匈的爭霸戰。漢初，中國出了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匈奴也出了個雄才大略的冒頓單于。單于的王庭設在今五原縣境內，（62）也就是說，匈奴大帝國的政治中心和心臟地帶即在鄂爾多斯高原北邊同河套平原的結合地帶，也即當時以匈奴為代表的草原文明的渦漩運動的核心所在。
所以，當漢武帝決定放棄和親政策，北伐匈奴時，這里便成為主攻目標，雖然戰線從東至西，綿延數千公里，從今天的山西北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
漢匈爭霸戰，同遠古時期皇帝、炎帝和蚩尤逐鹿中原的典范戰爭一樣，是漢胡爭霸的典范戰爭，為此后的漢胡戰爭確立了基本模式。詳情容下篇中論述，這里只涉及戰爭對生態的影響。
漢朝名將衛青，於西元前127年率精銳騎兵，由東向西，穿過鄂爾多斯高原中西部，成功地壓迫匈奴右部放棄漠南，退回漠北。匈奴曾經霸占鄂爾多斯高原長達八十多年之久，儼然成為匈奴人的故鄉。從此「漠南無王庭」，首次成為漢家天下（秦朝非漢家，而是華夏）。這是漢匈兩大帝國爭霸戰的第一回合決戰，漢朝贏得了決定性的輝煌勝利。
但是，這只是個開頭，僅僅揭開了序幕，整個爭霸戰打了80年（西元前129――西元前53年）之久。其間，漢朝一共發動過九次大規摸的遠征，主要的戰場就是鄂爾多斯高原。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套地區又成為塞外胡人政權爭奪拼殺的戰場。
其次是五世紀初葉（ 401―430），北魏和赫連大夏在鄂爾多斯高原南部，展開長達二十多年的爭霸戰。當時，北魏出了個英明的君主太武帝，赫連大夏也出了個野心勃勃的赫連勃勃。赫連將都城設在毛烏素沙地南緣、今陜北橫山縣境內，并命名為統萬城，意思是他要以此為基地，征服天下，「統治萬邦」；可見其不自量力，真是一個名符其實、野心勃勃的統治者。兩國爭霸的結果是，最後赫連大夏被北魏消滅。（63）
最後一個史例是宋、夏、遼、金、蒙之間沒完沒了的混戰。先說宋夏的橫山之戰，自1042年一直打到1119年，歷時77年，算得上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64）位于鄂爾多斯南端的橫山平原，不僅生態條件優厚，而且戰略地位重要。其境內山岳綿亙，河流錯綜，如無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馬川等，故水利發達，宜農宜牧，糧產頗豐。西夏入侵宋朝的軍隊多就食于此，人民繁庶。此地羌人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夏人失去橫山，就失去東方之糧倉。宋朝則視橫山為阻止西夏入侵之門戶，不得不守，而且豐富之糧產可供駐軍所需，所以是宋夏兩國的必爭之地。（65）
再就是遼夏之間的戰爭同樣激烈頻繁，尤其是1044年，西夏李元昊在鄂爾多斯河曲之地（泛指河南地區），佯裝后撤三次百余里，每退30里，則放火縱燒沿途野草，堅壁清野，以使遼軍戰騎斷絕草料。（66）就是再豐美的草原也經不起這樣自殺性的人為破壞。
最後是蒙夏之戰。成吉思汗為了解除西面的牽制，而于1205、1207、1209三次討伐西夏。然后又于1218、1226兩次大舉進軍西夏，攻下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長驅直入。1227年春，進攻西夏首都興慶城，西夏軍民協力抵抗達半年之久，終于糧盡城破而亡。興慶陷落時，由于屢攻不下，蒙軍痛恨之極，乃屠城泄憤，以致白骨遍地，慘絕人寰。攻夏之時每破一城，必大肆劫掠財寶子女。（67）
上述自漢匈的爭霸戰至宋代漢胡之戰與胡人內部的混戰，斷斷續續地在鄂爾多斯的高原上打了一千多年；這些只是典型的戰例，如果再加上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戰爭沖突，可以想象，使山河變色的戰爭烽火不僅使「耕地荒蕪，居民窮守沙漠，衣食并竭，不能自存」，更使生態環境遭受多么嚴重的破壞。有詩為證，詩圣杜甫在《兵車行》里寫道：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元代大詩人元好問在〈癸已三月北渡三首〉里寫道：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似龍沙。
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
雖然兩位大詩人，一個是唐代人，一個是元代人，雖然詩中描述的不是直接發生在鄂爾多斯高原上的戰後慘象，但是他們詩中所刻畫的「邊庭流血成海水」、「禾生隴畝無東西」、「幾年桑梓似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的戰爭殘跡遺禍，完全可以反映宋代鄂爾多斯高原上漢胡戰爭和胡人混戰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生態殘破的景象。
像鄂爾多斯大地上這樣脆弱的草原植被，如何能夠這樣長年累月地承受敵我雙方，數十萬鐵騎大軍的縱橫奔馳，踐踏破壞？所以，這里戰後的殘破，一定要比杜甫和元好問所形容的嚴重得多得多。
此外，與戰爭烽火，以及同戰爭直接有關的軍屯、駐軍、大規模修筑防御工事，導致鄂爾多斯高原上本已脆弱的生態環境，進一步退化，以致沙化，最終成為一片片荒漠。一般來說，戰爭結束後，經過休養生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植被，會有所恢復。但為了維持邊陲龐大駐軍的給養，絕對無法單靠中原內地的供應，所以必須移民屯墾，開荒種地，就地給養。就拿秦朝來說，統一中原後，秦始皇派蒙恬率十萬大軍將匈奴逐出河套，遷徙３萬戶到那里戍邊，設云中、九原兩郡。西漢時（前127年）漢武帝派衛青出云中擊敗匈奴的樓煩、白羊二王，占領「河間」，即河套後，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議在河套筑城以屯田、養馬，作為防禦和進攻匈奴的基地。漢武帝接受這一建議，當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今包頭西）。（68）
根據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研究，漢朝為了防御匈奴，在陰山設有三道國防線：第一道是陰山北麓的峪口和更遠之處；第二道是陰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是黃河渡口和鄂爾多斯高原東北一帶。沿著這三條國防線建了許多城堡。當然，這些城堡，不是為了要發展商業貿易，而是為了囤積軍需物資。（69）
這麼多駐軍和后勤人員駐守在這里，需要吃飯穿衣，所以不得不移民墾荒，發展農業。（70）北京中國林業部的專家和蘭州沙漠研究斫的專家認為，這類與國防軍事有關的大規模農業生產活動，是造成這個地帶沙漠化的罪魁褐首，竟然超過了戰爭直接造成的損害。
上述三條國防線大致同今天庫布其沙漠由西而東、成帶狀的走向相同，看來并非巧合，而是有力地說明了，軍墾與荒漠化之間的因果關系。事實正是如此，有史為證，東漢建武22年（西元46年），河套以北地區「連年乾旱，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71）這樣大的旱災，固然同氣候的周期變化有關，但地表植被遭到人為的長期破壞，以致土壤沙化，顯然也是重要原因。（72）
沙化加劇了旱災，旱災又加劇了沙化過程。雖然東漢以後，鮮卑等游牧民族又進入鄂爾多斯高原，將大片荒蕪草原轉為牧場，使草原植被有所恢復，但沙漠的腫瘤已經出現。北魏年間（446年），從今鄂克托旗西部到杭錦旗北部，已經是「道多沙深，輕車來往，猶以為難，役車載谷，不過二十石，每深涉沙必致陷。」（73）這表明在五世紀時，在鄂爾多斯高原西部的黃河東岸，已經出現了積沙。這可能是庫布其沙漠的雛形。
到了唐代，同秦漢一樣，為了防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在鄂爾多斯高原實行民墾和軍墾，擴展農業。雖然因此取得了短期的經濟效益，但過度的農業開墾，超越了鄂爾多斯草原的承受能力，因而使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在其北部，也即今庫布其沙漠區域內，已陸續出現了叫做「普納沙」、「庫結沙」的沙丘地帶。（74）
這是鄂爾多斯高原北部的沙化情況。至於南部，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但這不是由於軍墾，而是由於大規模的土木工程營建，也會造成沙化。根據權威史地學家侯仁之教授的研究，北魏赫連夏時期（407－431年，版圖大致涵蓋鄂爾多斯高原全境和今天的陜北地區），其首領赫連勃勃好大喜功，413年時在僅有的六、七十萬人口中竟然調集十萬之眾，在今毛烏素沙地南緣的紅柳河（薩拉烏蘇河）北岸營造統萬城，因為這里是一片廣闊豐美的大草，有一條清澈的河水穿越，使他不禁發出「臨廣澤而帶清流」的贊嘆！（75）
統萬城「城高十仞，基層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於此可見，該城是多麼的宏偉！多麼的富麗堂皇！北魏太武帝攻陷統萬城後，見此豪華建筑，也不禁感嘆地說：「蕞爾小國，而用民力如此，曾欲不亡，其可得乎？」（76）
這樣規模的國家，顯然超出了這一帶自然資源的承受能力，無可避免地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嚴重破壞。也有史為證：六世紀初，北魏酈道元在其《水經注》中指出，最晚在北魏時，這里已經出現沙和沙丘的蹤跡。其中《水經·河水注》里說：「（奢延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奢延水由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黑水）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
其中提到的赤沙阜、沙溪、沙陵，都有一個「沙」字，而且它們都在夏州（北魏滅統萬城後所設）—帶，這正與今日的毛烏素沙地的腹地相吻合。這可能是今日毛烏素沙地的雛形。
唐宋時期，有關毛烏素沙地的記載越來越多。唐人沈亞之（781－832）記述當時的夏州（治所仍設於統萬城）說：「夏之屬土，廣幾千里，皆流沙。」（77）《新唐書》上說：「長慶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為堆，高及城堞。」（78）此外，唐人的邊塞詩中，凡描寫夏州的多以沙為吟詠對象，例如許棠的「茫茫沙漢廣，漸遠赫連城」；（79）李益的「無定河邊數株柳，風沙滿眼堪斷魂」；（80）姚合的「蒼茫塞上城，沙漠無宿雁」。（81）在在證明，唐末九世紀時，夏州已經陷入流動沙丘的包圍之中了。
一百多年後到了宋朝，為了防止鄂爾多斯高原上黨項的反抗，994年乃下令廢毀夏州城。這時，夏州已「深在沙漠」了。統萬城從此淪為廢墟，走入歷史。（82）
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1031－1095），曾親自前往毛烏素沙地進行考察，他在《夢溪筆談》中對毛烏素沙地有這樣生動的描寫：（83）
予嘗過無定河，渡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項項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
於此可見，這時鄂爾多斯高原上的毛烏素沙地的沙化現象是多麼嚴重了。到了元明時期，這里的荒漠化更形發展，向南延伸至陜北的榆林，使榆林也陷入沙漠之中了。於此可見，這時美麗的鄂爾多斯已經殘破不堪、面目全非了！
由上可見，到了兩宋，中原華夏的河洛地區和胡人的鄂爾多斯的生態環境都嚴重惡化，嚴重到必須尋找資源更豐厚的接替地區；于是，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核心衰變，裂變了，華夏帝國的經濟中心遂從河洛地區南移到長江中下游了，進而再擴至嶺南。
塞外草原文明的經濟和政治中心也發生類似的大變動，也從鄂爾多斯逐漸向東移至水草更為豐美的西遼河和遼河流域，再移至長山白水的松嫩平原、松遼平原了。于是，契丹人和女真人走到了歷史的前臺；于是，東亞史場的格局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更加宏偉壯麗了。然而，這幅宏偉壯麗的東亞歷史畫卷上卻涂抹了漢胡兩大民族無盡的鮮血和淚水！漢民族等待的未來命運卻是一頁頁「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深重苦難和無盡屈辱的悲情史篇！歷史的車輪就是這樣漠視漢民族的主觀愿望，殘酷無情地前進著！
2、從牧場到田園
東亞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如上所言，隨著鄂爾多斯地區生態環境的嚴重
退化，資源匱乏，胡人因而加緊寇擾侵犯中原；但是這時的胡人，不再僅滿足于掠
奪中原的資源、財富、人口，還進而要同華夏民族一道逐鹿中原，入主中國，成為華夏大帝國的統治者。南北朝時期的北魏首開其端，兩宋時期的遼、金、蒙古繼之，最後金人滅宋，迫使宋人逃出河洛地區，流亡江南，另建南宋；蒙古人又滅南宋，統一中國，首開非華夏族統一中國之始。
于此可見，河洛中原和鄂爾多斯的生態變化，同漢胡兩大文明的消長盛衰和命運的密切關系了，所以本文對鄂爾多斯的生態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和分析。當然，這種因果關系不能絕對化，因為還有其他同樣重要的力量，例如精神方面的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同時在發生作用。（84）待下編中再行詳論。
正如同華夏文明的歷史遵循自己的規律發展一樣，草原文明也有其自己內在的發展規律。秦漢隋唐時期，草原文明渦漩的核心因漢人的政治中心在關中平原的強大吸引力因而偏處于西部，集中于鄂爾多斯高原；此後特別是唐末以來，則隨華夏政治中心回歸河洛中原所產生的強大吸引力而逐漸東移。兩宋之交，草原東部的遼金政權先后崛起，就是這種歷史大潮流的體現。
遼金草原文明同匈奴、突厥草原文明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后者是純粹的草原游牧文明，而前者卻逐漸發展成為半牧半農的混合文明，既是馬背上的矯健騎士，也是牛背上淳樸的牛郎。這個重大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改變，不是取決于主觀的意愿，而是完全取決于自然生態條件。同河洛農業文明渦漩運動一樣，遼金半牧半農的草原文明渦漩運動核心的形成，也不外取決于水源、土壤、農作物和地理位置的四項基本自然地理因素。
先說水文和植被。契丹文明渦漩運動核心地區的水源較之廣義的鄂爾多斯大草原的，豐富多了，計有西拉木倫河（潢水）、西遼河、大凌河、老哈河、遼河、烏爾吉木倫河、西遼河、大凌河等；女真文明渦漩運動核心地區的水源有過之無不及，(85)計有烏裕爾河、呼蘭河、阿什河、遼河、松花江、嫩江、黑龍江等。(86)後來金滅遼後，當然兩者的水域就合而為一了。(87) 不但水源豐富，而且流域廣闊，西遼河流域就廣達9. 2平方公里，(88) 相當于塞北的渦漩運動核心狹義的鄂爾多斯高原的面積和塞西西夏國文明渦漩運動核心的河西走廊加上河套平原的面積了，也遠大于河洛渦漩運動核心地區河洛平原的面積。至于東北境內的女真草原文明渦漩運動的含蓋范圍，由于地曠人稀，那就更是遼闊了。（89）塞外胡人草原文明地域遼闊的特點在此顯露無遺！
土壤的條件也有利于半牧半農混合經濟型態的發展。以內蒙巴林左旗為核心的地帶是黃土分布范圍，黃土作為土壤母質，疏松多孔，草類植物根系可延伸到土層深處，植物殘體腐解後可與鈣質物質相結合，富集于空隙邊緣，故在此母質上發育的黑壚土有機質層較厚，且具有較好的透水性與保水性，適于耕作。所以遼代耕地多選擇在這中黃土層地帶，黃土覆蓋的河流階地上。(90)
女真的原居地，上京會寧府至第二松花江沿岸農墾區，北部的烏裕爾河流域（黑龍江省內陸河流，長426公里，位于松嫩平原北端）土壤主要是黑土，具有良好理化特性，自然肥力尤勝于黃土，宜于發展農業生產；主要作物，當然是粟、黍、稷等干旱作物。氣候屬溫帶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雨量雖少，冬季很長，但不致妨礙作物每年一熟的需要。（91）
但是，如果沒有善于耕稼的農民也無法發展農業。西遼河流域，3000年前到10世紀契丹人建立遼王朝的2000多年來，一直是馬背民族的世界，匈奴、鮮卑、烏桓、突厥、契丹、女真，相繼在這里活動，立國建邦。（92）活躍于這一帶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樣，自然也是世代游牧狩獵，不習農耕，如果要發展農業就必須拜漢人農民為師，向他們取經，傳授耕稼。幸好10世紀初，大量來自中原和渤海國的漢人農耕人口，或是俘虜（遼太祖、太宗在軍事行動時，掠獲大量中原人口），或是自愿移入西遼河流域，帶來了農耕技術和經驗，揭開了西遼河流域的農耕業序幕，將大片荒地開墾成為良田，變牧場為田園。
此外，中原農業人口，或為戰俘，或自愿移民，安置在以遼上京地區為核心的烏爾吉木倫河、西拉木倫河沿岸一帶各州縣。尤其是大凌河河谷（是契丹人南下與中原人交往的必經之路）早在秦漢時已設置郡縣，農業開發歷史悠久，是中原農業文明向東北非農耕區輻射的前沿基地。契丹人入居大凌河流域，便有機會接觸農業文明。移民也使上京成為核心的農業開墾地區。（93）
于是，漢農民將農耕文化帶到塞北落地生根，改草原為良田，變牧場為田園，化騎士為牛郎，使契丹民族的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成為半牧半農的草原民族。此外，森林茂盛，草原肥美，可漁可獵。農牧漁獵均可以謀生，
自然條件十分優厚，為契丹人從游牧走向定居提供了必要的溫飽物質條件。這只是相對草原西部而言，較之中原仍然存在著明顯的物質和文化差距，所以塞北胡人南進侵占中原是東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這就涉及到地略位置的因素了。誠如《尋根》文中所述，要成為渦漩運動的核心，除了生態因素之外，其地理位置必須適中，才能起到渦漩運動發揮強大的吸收和輻射的作用。在塞外草原文明中，具有優越生態條件的還有西夏的黨項民族，他們雖然也占有「塞外江南」之譽的河西走廊和「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擁有雄厚的物質資源。但是其地略位置偏西，遠離中原，充其量只能像其草原的前輩們匈奴、突厥一樣，侵擾中原邊陲，難以逐鹿中原。
然而塞北和塞東的遼金兩國正好相反，他們在地略上卻逼近中原，例如西遼河流域，地處大興安嶺東南麓和燕山北麓夾角地帶，這里是銜接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帶，同時也是中原農耕區與北方游牧區的交錯區域。就東亞和世界范圍而言，西遼河地區位于歐亞大陸草原通道南緣東端，瀕臨北太平洋西岸。這種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著古代的西遼河地區，處于連接中國南北和溝通世界東西的交通要沖，這是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和鄂爾多斯溝通大漠南北的地略位置，所無法比擬的。
尤其是936年遼國從後晉的石晉塘取得戰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轄地廣闊，約12萬平方公里，實際上囊括了當時中國東北部與北部地區（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圍的大部分土地）最重要的險關要塞幽州、大同與天然屏障，遂定幽州城為南京，1012年遼帝耶律德光改南京道為燕京，即今北京，作為經略中原的基地。于是，一個取代河洛中原的、成為未來漢胡聯合組成的新大帝國的政治中心，隱然成形，（94）此後的數百年便成為元、明、清大帝國的京城了。（95）華夏民族喪失這片戰略要地，致使契丹取得了北負山險、南窺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勢，整個中原地帶的北方門戶洞開，華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鐵蹄之下；遼金鐵騎在華北大平原上，再無險阻，縱橫奔馳，朝發夕至，來去自如。此後一直到明初為止的四百年內，漢族政權完全失去了軍事上的戰略主動地位。（96）
宋初及其后的幾個比較想在軍事上有所作為的皇帝，無一不是志在收復燕云十六州，但都是無功而返；而且宋太宗趙光義還為此丟掉了自己的生命。
于此可見，遼金的半牧半農，既有牧場又有田園的混合經濟，（97）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結合；半牧，使他們保存了固有的驍勇驃悍的游牧民族傳統；半農，使他們充實了衣食糧草的物資供應，彌補了以往純游牧經濟資源匱乏的嚴重弱點；從此，遼金兩國既足食又厲兵，大可以同正經歷著衰變和裂變的河洛中原政權逐鹿中原，一爭雄長了。
這是兩宋時期，宋之所以一直挨打，遼金一直咄咄逼人，最終入主中原的最根本的物質原因和地略原因。
從東亞文明的整體來看，胡人草原文明的這個接替生存空間從西遼河至長山白水，酷似華夏文明的接替生存空間長江中下游。這兩地的自然生態條件都比原先的更為優越，所以漢胡文明此後各自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宋以文盛，遼金以武雄，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歷史最後還是作出了公正的安排。這種經濟結構的革命性改變還加速了胡人漢化，漢人胡化的民族大融合的進程，使中華民族從漢胡二體多元走向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民族大融合。這個偉大的進程，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成于清朝滿洲，兩宋是這個進程的中繼階段。
注釋
（1）歷史上和一般都通用「白山黑水」來指女真、滿族的發祥地。例如《金史·世紀》上說，「生女之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後世也用于泛指中國東北地區。本文之所以使用「長山白水」，只是覺得順口而已。
（2）本文的前身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確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原本是在1993年「河洛文化國際學學術研討會」上的一篇報告。在這個會上，我前後分別提出了兩篇報告，一篇是〈尋根問祖――試論河洛文化的現實意義〉，該文以〈尋根問祖――試論河洛文化的渦漩運動〉為題，重新改寫後已于今年（2007）2月6日在烏有之鄉網站上張貼（隨后又被多家網站轉貼）；一篇就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確立和河洛文化之中衰〉。該文後來分別在《炎黃文化研究》（1994年增刊）和《河洛文化研究》中發表（并在多家網站上轉貼）。本文即根據此文以新的題名〈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重新改寫，以便接續〈尋根〉一文的主旨，繼續闡述河洛文化渦漩運動的中衰過程。我建議要閱讀本文的網友，最好先閱讀〈尋根〉一文。
（3）正如同〈尋根〉中「渦漩運動」的概念借自物理學一樣，這里的衰變、裂變的概念也是借自物理學，不過是借自核子物理學，而非借自重力場、電磁場、天文物理學或流體力學。原子核自動放射出其粒子及能量的過程稱為衰變(radioactive decay)。裂變(fission)是說，一個原子核經過中子的撞擊後分裂成幾個原子核的變化(nuclear fission)。
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原子核的這種衰變和裂變的現象，河洛文化就是最好的史例。因為其核心的中衰，是由于歷經天災人禍而導致內在自我的衰變，再經塞外胡人草原文明的猛烈撞擊，造成裂變，致使政治同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分裂脫離出去。這兩個核子物理學的概念，如果連同熱力學關于熵的概念（或簡稱為溫差律）的第二定律一道使用，則更具有說明力；該定律說，熱能總是自發地從高溫熱源向低溫熱源流動，而不是相反。那么引申到文化歷史領域，我們不妨推論說，文化或文明總是自發地或非自發地從先進文化源或文明源傳播到落后的文化源或文明源，而不是相反。宋代河洛的高文明源向塞外胡人低文明源傳播的歷史過程正是這樣的過程。這個溫差律也可應用到自然生態和資源的研究，即資源富集區和生態優厚區必然向資源匱乏區和生態惡劣區傳輸其能量，而不是相反。漢胡文明經濟中心分別南移和東移，完全符合這個規律。這些正是兩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軌跡。
由上看來，這些借自物理學上的概念對本文的論述極具啟發性。不過必須強調，本文只是借用引申這些概念，不可刻意求同。
（4）歐洲人的近代心態modern mind始于文藝復興時代，中國人的「近代心態」應始于中唐，成于兩宋（陳寅恪所謂的「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可以作為旁證。詳情見下注（6）），一直延續到1840西方人將他們普世化的「近代心態」強加給中國人為止。人類近代的歷史時間的主控權（只有在歐洲啟蒙運動時代，由于啟蒙運動大師伏爾泰、萊布尼茲等對儒家的孺慕而使中國人曾經短暫地握有過人類歷史時間的主控權），已經操在西方人的手里，所以「中國人的心態」被貶斥逼回到中世紀了；換言之，趙宋的「中國人心態」變成老古董了，遠遠被拋在西方海洋文明當道的時代的后頭了。這就是十五六世紀近代以來中西文明的時間差。這是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來審視時的情況。
然而，如果放在中國的歷史框架來看，甚至到今天，宋代中國人的心態仍然以傳統文化和思想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影響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和行為。誠如1920年初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所說的，「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學衡雜志》，第23期）
如果就更深刻的學術思想流變而言，更是如此。今天盛行于臺港海外的新儒學就是宋明儒學的延續和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馮友蘭稱其所創的學說為「新理學」，真是一語中的，更能正本清源。他說他所講的儒學直接「承接」宋明道學中的理學一派而來，也就是「接著」宋明以來的理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加以闡述發揚。（馮友蘭，《新理學》，1937年，商務印書館，緒論頁1）馮友蘭這樣做的確具有卓識，因為如果只是由于后代所講儒學不同于孔孟而稱之為新儒學的話，那么依此類推，不但漢代董仲舒所倡之儒學應稱之為新儒學，唐儒也應稱其所講儒學為新儒學，這就會對學術源流統緒造成混亂。準此，當代的新儒學其實都應一概稱之為新理學，因為都是像馮友蘭一樣，是承接宋明理學來講的。當然，西方學者由于翻譯上的困難，找不到適當對應的英文字來翻譯「理學」，因而將宋明的理學譯為Neo-Confucianism,這是他們的問題，我們不應將錯就錯，跟著他們亦步亦趨，喪失了自己學術源流的獨特性。當然，現在新儒學的用法早已約定俗成，無法更改了。
（5）宋太祖趙匡胤本來主張建都長安或洛陽，因為開封地形開闊，無險可守，不宜作為都城。然而其弟宋太宗趙光義（本為「匡義」，因避諱改為「光義」）卻認為王朝的盛衰存續在「德」不在「險」，力主建都開封。當然，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現實理由是，五代時期洛陽屢經胡馬鐵蹄蹂躪，殘破不堪，已無法再作為首都，五代中只有後唐一朝建都洛陽，其余都建都汴京（開封）就是有力的證明。（參見黎杰編著，《宋史》，香港學津書店，1979年。頁9）另參見中篇頁12和注52、54。
（6）中國史學界對宋代在中國歷史地位的評價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從政治、外交和軍事上來看，主張宋代是個積弱屈辱的漢族王朝，從未統一整個中國，版圖遠較漢唐狹小，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宋代既弱又貧(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頁1、15)；另一種是從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科技工藝、工商業和海外貿易方面來看，高度贊揚宋代為中國的另一個偉大的盛世。例如史學大家陳寅恪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先生文集》，上海，1980）。鄧廣銘、漆俠等學者也持相同看法。美國中國學大師費正清甚至高度贊揚宋代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時代，使中國在工藝發明、物質生產、政治哲學、政治制度和精英文化方面，均領先世界各國」（《中國
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原文頁88)。
（7）一個朝代或政權的首都，可以和政治中心合而為一，也可以不合一，尤其是當國家處于分裂狀態的時候，南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參見注（94、95）。關于漢胡聯合共建的大中華帝國的首都定于北京的原因，見中篇第二節胡人天下。
（8）與此相類似的時期就是南北朝時期的東西晉（265－420），晉也像宋一樣被 分割成兩個部分，西晉（265－316）都于洛陽，東晉（317－420）移都于江南建康（今南京）。戴逸認為，西晉以後五胡亂華時期，胡人雖然統治河洛幾近三百年（304－581）之久，但是「河洛文化還保持著興盛狀態」，并列舉了修建鞏縣石窟和龍門石窟為例。（顯然是針對拙文〈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確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而評論的，但他只是說「有學者」提出河洛文化中衰的三個原因，卻未點出這個學者姓甚名誰。請見戴逸，〈關于河洛文化的四個問題〉，《尋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說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河洛文化中衰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必須整體地來看其總的趨勢，這樣才能既見樹，又見林。而且單舉石窟佛教藝術這一個方面的成就并不能作為衡量河洛文化是否「興盛」的有力標準，應該還有其他更深刻、更具有創造性的成就的標準。更何況這還是在胡人北魏政權的主導下所獲的文化成就，記不到河洛華夏文明的帳上。總體而論，實質上建都洛陽的北魏，其孝文帝的漢化，不過是師法中原河洛文化和典章制度，根本談不上什么創造性的成就。似此，豈可以「興盛」稱之？何況我們也不可能期望一個外來的胡人政權會對華夏文明作出什么青出于藍與「興盛」二字相稱的重大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貢獻？
（9）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中國史學界盲目地、不加批判地照搬蘇聯史學界根據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將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分為上升階段和下行階段的兩階段論，認定宋代的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已進入下行階段，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張邦煒，〈瞻前顧后看宋代――宋代歷史地位的再認識〉，《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在中國史學界為這種主張定調的主要是史學大家范文瀾（參見范著，〈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載《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當然，范老的主張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例如恩格斯認為古代中國是「一個一千多年來一直抗拒任何發展和歷史運動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19）。于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和革命家而非學者的毛澤東，只好而且也只能隨著學術界的大流，提出同樣的看法了。（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二節，〈古代的封建社會〉，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于此可見，將秦漢以下的中國社會仍然稱之為「封建社會」，會對其后的中國歷史造成多么嚴重的誤導、誤讀、誤解。這是早期中國史學界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教條化的結果。同時更有力地證明，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史學觀，根據中國歷史本身的實際發展規律，加以中國化的迫切性了。毛澤東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
（10）我在《尋根》一文中主張劃在北宋，應為兩宋較妥。因為南宋政統上只是趙宋的延長，其次在立國的精神、學術思想、制度上，均一脈相承，實為一體；南宋不過是更進一步體現河洛文化中衰的大勢而已。
(11) 當我說「東亞史場」時，我對其理解，不止是來自書本上的死知識，還有來自個人親身的考察游歷。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至2004年的十多年里，作為美國紐約《僑報》的主筆，我曾有機會走訪考察黑龍江的北大荒、哈爾濱，內蒙古的呼倫貝爾大草原、科爾沁沙地、大半個鄂爾多斯高原，包括毛烏蘇沙地、河套平原、橫山平原，以及甘肅的河西走廊。也就是說，本文所論述的歷史上胡人的草原文明所在地，我幾乎都曾親身涉足游歷過了。還有，我的童年是在魚米之鄉的安徽滁縣度過的，所以對江南的優厚自然條件是有切身體會的。特別是1979年開放改革以來，我又經常以探親旅游名義，或借參加學術會議之便，游歷了東南沿海的上海、南京、杭州、廣東等地和江北的山東、天津、北京等地。所以對于大江南北的山水地貌，自然生態，也都有親身的體會。所以，這些經驗都對我寫這篇文章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感性經驗。
（12）這時廣義的東亞史場上的日本、朝鮮、越南等文明，仍然處于可以忽略的歷史冬眠狀態。
（13）草原文化的渦漩核心原型是西元前12至9世紀中亞的安特洛諾伏文化Andronovo (核心在東哈薩克斯坦，額爾濟斯河上游比鄰新疆準格爾盆地部分)，
依傍沃洲放牧為生。前1000年，游牧專門化，形成獨立完整的游牧經濟和游牧文化，其范圍西起南俄，東至蒙古高原的遼闊歐亞大陸草原地帶。西元前500年左右也即春秋時期，這個草原文明在歐亞大陸登上歷史舞臺，中國對當時在北亞細亞出現的游牧民族稱之為「胡」人，在此之前，從未見過。（姚大中， 《 古代西北中國》,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頁14－15。）
這種草原文明與河洛的農業文明，無論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政治社會組織，無不格格不入，可以說是河洛文明的反文明。所以東亞史場上這兩大異質文明的緊密糾纏、激烈的碰撞對抗，是必然的，是無可避免的。詳情見下文。
（14）西遼河流域自古是烏桓、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經歷了中國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的全程。詳情見下文。
（15）黑土平原的松嫩平原歷史上主要是女真人的天地。詳情見下文。
（16）根據臺灣邊疆史專家蕭啟慶對「游牧民族何以不時南侵」問題的研究，他總結出中西方學術界至今已提出的七種解釋：一是天性嗜利說；二是氣候變遷說（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氣候脈動說、英國學者湯恩培提出的氣候周期說）；三是人口膨脹論；四是貿易不暢論；五是掠奪本為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說（持此說者主要為日本學者）；六是征服擴張是游牧社會進步的催化劑說；七是不甘臣服中國說。（〈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載于《中國通史集論》，香港學風出版社，頁330）本文著重生態和經濟原因，不過蕭啟慶教授介紹的七種解釋也很有參考價值。
（17）所謂「力」的較量，其實質就是「速度」的較量。胡人騎兵的速度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例如南宋人徐霆形容蒙古鐵騎「來如天墜，去如電逝」（達林太，《蒙古兵學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108）；十五世紀的史學家克拉維戈說：「這該死的民族騎在馬上跑得那么快，要不是親眼目擊，任何人也不會相信。」（楊契維茨基，《成吉思汗》，頁227）
(18) 馬的出現與使用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馬使游牧經濟成為可能，脫離畜牧，進入游牧，是草原文化的一次巨大的飛躍。所以，馬的發明是古代人類文明的革命性大事，相當于機械發明是近代文明的革命性大事一樣。馬的快速，機動，靈便，馴順，草食，使草原文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也使古代的戰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對農業文明發起了致命性的嚴峻挑戰。西元前1500年，馬始以家畜姿態出現，中亞細亞已有馬的飼養。西元前800年，馬具的發明，進一步發揮馬的乘騎效用。馬在中國的出現和使用，應該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戎狄，總結遭到華夏族驅離的教訓，引進西方的騎馬、游牧技術，到了戰國末期的胡人，已是擅長騎射的胡人，不再是從前的戎狄了。（姚大中， 《 古代西北中國》,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頁14－21。）到了南北朝時期，馬鞍、馬鐙、馬韁、馬蹄鐵等馬具的發明和改良，使騎士在作戰時發揮驚人可怕的威力。到了遼金元時代，馬術更加精良（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載于《中國通史集論》，香港學風出版社，頁192〉，加上游牧民族的馬背習性，全民皆兵的軍事制度，鐵的紀律，和不斷進步的騎兵戰略、戰術（成吉思汗的兵法就是以騎兵為主的一套戰略戰術的典范，與華夏以步兵為主的《孫子兵法》有本質的差異。《毛澤東兵法》中的游擊戰突出快速、機動、集中兵力等思想，很可能受其影響，并綜合孫（子）成（成吉思汗）二家之長），中原農業文明的牛背民族從此只有挨打的份兒了。
（19）牛最初被用作運輸工具，牛耕始自春秋戰國，漢代以後，得到推廣和進一步發展。（曾雄生，〈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生物史與農業新探》）牛在中國古代，也曾被用作戰爭工具，早在皇帝時就曾驅逐牛群沖鋒陷陣，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火牛陣之說。
（20）幽燕一帶，相對于關隴河洛的中原帝國而言，自古以來一直是塊不重要的北方邊遠地區，是屯兵駐軍的國防前線，在整個帝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沒有起過什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中世紀的五代和宋朝，這塊地區越來越成為此後中華帝國的政治和軍事核心。這種變化，不僅中國學者注意到了，西方的中國中古史學者專家Herbert Franke和 Denis Twitchett也敏銳地注意到了，并且特別加以強調。(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6-1368, volume 6, 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1994. pp.16-18)。詳情另見注（94）
（21）自武則天崇尚文詞進士以後，翰林學士日益當道主政，于是文武將相分途，邊鎮將帥不得不起用內附驍勇善戰之胡人，而為唐末武治當道，蕃將亂政和宋代文治，埋下了伏因。（請參見，陳寅恪，〈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49）。詳情請見下篇。
（22）吳曉亮，〈試論宋代「全民經商」及經商群體構成變化的歷史價值〉，
《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年5月。
（23）戴逸認為，理學不是造成河洛文明中衰的主因，為此他列舉了河洛地區以外濂、關、閩三個地區的理學，以及江西的陸象山、浙江的王陽明、廣東的陳白沙、湖南的張棫等，以證明理學遍布全國，更為成熟。而且，理學通過楊時、蔡元定、朱熹，南移傳播到福建，造成福建文化之振興。所以理學沒有起到「束縛阻礙」思想的作用。(請見戴逸，〈關于河洛文化的四個問題〉，《尋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看法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實際的情況比較復雜，需要從理學本身作為一種統治的意識形態所起的政治和社會作用，以及從當時的時代需要、歷史任務，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才能比較正確地評估理學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例如當時的理學，由于過于強調心性內圣的追求，顯然與當時所處的內憂外患的嚴峻客觀形勢極不相稱，所以我說理學促成了河洛文化的中衰。
而且，這種因理學而引起的文化振興的表象，適足以反證中國思想的主流日
趨貧困化，僵化，教條化，走向春蠶自閉的悲情結局。當然戴逸的看法，也是很值得參看的。詳情請見下篇。
(24) 費正清也對宋代這種兩極化的矛盾現象，頗感困惑，他在《中國新史》中問道，「難道宋代的文化成就最終竟導致非華夏民族支配中國？」 他說這是一個大問題，但不易得到答案。理學在思想和精神上所起的消極作用，也許可以部分地解答他的困惑。
（25）鄭學夢，〈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中國經濟史論壇》，2005年。
（26）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頁261－279；頁1—33。唐時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市，其中單是大明宮一處就占地3.2平方公里，建筑之雄偉，令人嘆為觀止。試想，這需要砍伐多少森林才能滿足其所需的建材。（鄒逸麟，《千古黃河》，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64）
(27)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28）汴京的繁華，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顯然并不多見，其商業繁榮景象，幾乎成為古代城市經濟的一個神話。（郭媛，〈北宋開封環境資源的經營與利用――讀《唐宋開封生態環境研究》，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另可參見《東京夢華錄》和〈清明上河圖〉。
（29）木材浪費之巨，連歐陽修在〈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中都感嘆說，即使所有土地全部用來栽種樹木，也無法供應。可見林木資源的揮霍浪費到了多么驚人的地步。（熊燕軍，〈試論北宋林木破壞的歷史轉折〉，《農業考古》，2004年）另見郭媛，〈北宋開封環境資源的經營與利用――讀《唐宋開封生態環境研究》。郭文中并指出，開封生態逆轉的主要原因是黃河水患的加劇，包括人為的決河。
(30)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
(31)高俊文，《唐代水害史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2期。
(32)《夢溪筆談》，卷13。我曾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采訪河南的蘭考縣，深知鹽堿化、沙化危害黃泛區內農業之深。
（33）《新唐書·劉晏傳附盧征傳》，卷149。
（34）《新唐書·劉晏傳附盧征傳》卷149；《資治通鑒》卷244《太和五年》）。
（35）《宋史》，卷91，《河渠一》。
（36）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頁154、161頁；頁159—160）。
（37）黎杰編著，《宋史》，香港學津書店，1979年。頁9。
（38）所謂江南，泛指長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區，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則指太湖平原四周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太倉六個府縣。（yzucm，〈唐宋江 南經濟空前繁榮的歷史因素探究〉，《經濟史論壇》，2006年；徐茂明，〈江南經濟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史林》，2002年第3期）。
（39）參見拙文尋根〈五、渦漩運動的離心力：天災人禍〉節。
（40）施和金，〈唐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
（41）yzucm，〈唐宋江 南經濟空前繁榮的歷史因素探究〉，《經濟史論壇》，2006年。隋煬帝楊廣前後駐守江都二十年之久，即位後即開鑿大運河，將南北水系連為一體，對供應河洛物資需求，功莫大焉。
（42）同上。于此可見，江南物產之豐饒已經遠遠超出江北的中原地區了。
(43) 施和金，〈唐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
（44）yzucm，〈唐宋江 南經濟空前繁榮的歷史因素探究〉，《經濟史論壇》，2006年。
（45）四世紀初的這次大規模移民將北方前幾個世紀積累的生產知識和技術帶到江南，為江南地區在唐宋時期的蓬勃經濟發展奠定了人力基礎。（徐茂明，〈江南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史林》，2002年第3期）；施和金，〈唐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
（46）據Warren H. Chen 對近代中國人口與土地面積的比例所作的估計，長江下游的稻作區是1（平方英里）：554人，而中國北方的麥粟旱糧區是1（平方英里）：183人，也就是說，前者比后者每平方英里要多養活371人。（An Estim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XIX, Sessio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Tokio, 1930,Shanghai, 1930. ）于此可見，江南的農業條件要比北方的優越多了。
（47）一般而言，古代中國邊陲草原的范圍遼闊，從北方的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草原，中經西遼河平原、鄂爾多斯草原，一直到青藏高原上的草原，總面積達200萬平方公里（不包括荒漠），占國土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李博、雍世鵬、李瑤、劉永江，《中國的草原》，科學出版社，1990，前言，頁vi。）
（48）請參見注（12），詳情見下編。
（49）就胡人草原文明而言，廣義的鄂爾多斯相當于他們的中原河洛地區。
（50）一般是指內蒙古高原中部黃河沿岸的平原，西到賀蘭山，東至呼和浩特市以東，北到狼山、大青山、南界鄂爾多斯高原，又稱河套地區。可分為銀川（寧夏）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又稱土默特平原）三個部分。一般稱河套平原僅包括前套和后套平原，面積約2.6萬平方公里。平原為黃河及其支流沖積而成，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早在秦漢時期就開始開渠引水，渠道縱橫，引黃河水自流灌溉，農田遍布，盛產小麥、玉米、高粱、被譽為「塞上谷倉」、「塞上江南」
（51）清初輿地學家顧祖禹謂：西夏得涼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擾中原，大為宋患。（《讀史方輿紀要》，卷326，元豐5年3月條。）但是，廣義的鄂爾多斯高原的腹地之廣之豐厚，不及遼金的腹地西遼河流域和松嫩平原，所以其為患中原的程度，限于其有限物力，遠不及后者之大。
（52）編委會，《可愛的鄂爾多斯》（續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
（53）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頁3、9、121－121。
（54）同上，頁5。
（55）《漢書·匈奴傳》。
（56）《魏書·世祖紀上》，卷4；敕勒川位于呼和浩特和喇嘛灣之間的土默川平原上。
（57）蘇赫巴魯，《鐵木真》，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3。頁266。
（58）同上。
（59）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頁118。
（60）陳寅恪對此有權威的論述，請參見其所著，〈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128。
（61）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頁8－13。
（62）同上，頁7。
（63）寶斯爾、楊勇、托婭，《鄂爾多斯的歷史與文化》，1989年，頁37。
（64）李蔚，《西夏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48。
（65）同上。陜北的橫山，是黃土高原北部的大山，其北不遠處就是鄂爾多斯高原。夏國南境與宋朝以橫山為界，東西綿延二百余公里，位于鄂爾多斯高原與黃土高原的連接處。橫山為波狀起伏的黃土丘陵地形，被許多小河流切割，源于橫山的無定河全長四百四十二公里，境內河谷、小平原宜耕宜牧、水草豐美。此外位于西安州（今寧夏海原境）境內的天都山，自然環境良好，「多樹種竹，豹、虎、鹿、獐居，云霧不退。谷間泉水，山下灌耕也。」
（66）同上，頁151、161。
（67）《蒙古族簡史》，人民出版社，1985，頁52；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1963年，第13冊，頁4432。
（68）侯仁之，《燕園問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02。最早想出屯田辦法的是漢文帝時的晁錯，漢武帝時就實行大規模屯田。除了前127年的屯田措施外，前119年，漢武帝在衛青、霍去病大敗匈奴之後，由于漠南空虛，于是在朔方至令居（今甘肅永登）之間屯田五、六萬人。（《漢書·武帝紀》，卷6，《食貨志下》，卷24）
（69）翦伯贊，〈內蒙訪古〉。
（70）同上，翦伯贊明確指出，這些城堡不能稱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種駐扎軍隊和囤積軍需物資的營壘；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頁8－13。
（71）《後漢書·南匈奴傳》。
（72）文渙然，《秦漢時代黃河中下游氣候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頁63。
（73）《魏書·習雍列傳》，卷38。
（74）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頁124。
（75）侯仁之，《燕園問學集》，頁200；史念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
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載陜西師范大學《社會科學論文集》，第3輯。
（76）《魏書·鐵弗劉虎傳》。
（77）《全唐文·夏平》，卷737。
（78）《新唐書·五行志二》，卷36。
（79）許棠，〈夏州道中〉，《全唐詩》，卷903。
（80）李益，〈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全唐詩》，卷282。
（81）姚合，〈送李侍御過夏州〉，《全唐詩》，卷496。
（82）陳育宇，《鄂爾多斯――河套歷史概述》，頁126。
（83）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卷3，第52條，頁128。
（84）參見注（12）和（15）。
(85) 韓茂莉，〈從牧場到田園――遼前期農業人口移民草原與上京地區農牧業空 間分布〉，《草原與田園：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牧業與環境》，第2章。
（86）韓茂莉，〈金代東北地區的農業生產與地區開發〉，《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5期。
（87）同上。
（88）韓茂莉，〈從牧場到田園――遼前期農業人口移民草原與上京地區農牧業空 間分布〉。
（89）同上。
（90）同上。
（91）同上。
（92）陳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94－98。
(93) 韓茂莉，〈從牧場到田園――遼前期農業人口移民草原與上京地區農牧業空 間分布〉；張正明，《契丹史略》，北京海中華書局，1979，頁56－57。
（94）契丹占據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它的統治疆域大大擴展，而且新占領的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饒，自然條件優越，經濟文化和生產發展水平遠遠高于契丹族原來活動的北方草原地區。因此，為了加強對新占領地區的統治和掠取更多的財富，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為遼在華北的政治中心。（參見黎杰編著，《宋史》，香港學津書局，1979年。頁32；中國古都學會，《中國古都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81）其后金人繼之而興，先后攻滅遼和北宋，金朝的勢力范圍隨即擴大到淮水沿岸，于是金朝的統治者便把首都從遠在松花江上的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白城子），遷移到燕京來了，燕京便頁也為金人在華北的政治中心。
（95）要成為漢胡融合的中華大帝國的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首要的條件是地理形勢。從這個因素考慮，幽燕地帶顯然要比河洛地帶更為適合。以燕京為核心的幽燕地區，「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南接河北大平原、西臨黃土高原、北接內蒙高原，正處于三級地勢階梯交接處」，又由于「北京灣北有天險可守，南有水陸交通之便」，真是龍盤虎踞、形勢雄偉。所以古人說它「形勝甲天下，有金湯之固……誠萬古帝王之都」，又有「天府」、「神京」之稱。所以，面對從華夏帝國走向中華帝國的形勢，河洛地區必然要被幽燕地區所取代而成為新的渦漩運動的中心，是勢所必至了。
然而卻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利因素，就是四周的地面河流，如永定河，經常泛濫，因此都城供水不得不依賴地下水源。另一個不利的自然因素就是氣溫偏低，年降雨量過于集中，往往造成旱澇災害。但是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均被其介于漢胡兩大文明之間的優越中介地理位置所抵銷。（中國古都學會，《中國古都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4－205）華夏文明源起于大河兩岸，而中華文明的發展卻依山傍海，形勢更加恢宏博大。
（96）張正明，《契丹史略》，頁34。
（97）大約在遼代中期，半農半牧已成為契丹社會中比較普遍的經濟類型。例如遼西北路招討使轄區內有的契丹部落，既治公田，又有牧地，分明已經是半農半牧了。這還是邊疆部落，內地部落的農業發展水平，那就更是不用說了。（張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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