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乘坐專列抵達武昌火車站，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陪其在月臺散步。鄧小平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理論橫空出世，該理論有三條核心：
一是“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二是“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我看，發展才是硬道理。還得再加上一條，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
三是“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會開得好，穩定了農村基本政策。到農村去搞什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姓資姓社的爭論，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這要作為一條制度!”
“不爭論”，把國人從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中喚醒，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并邁上快車道。
“不爭論”是有嚴格的條件和特定的適用范圍：無關緊要的、不觸及原則的事情，無謂的爭執、不觸及底線的問題，不觸及根本的、雞毛蒜皮的、家長里短的、追名逐利的、爭權奪位的事情，顯而易見的具體事例和情境等等。
“不爭論”，并非是閉口不談，而是要摒棄“空想清談式”爭論，而是在正確的方向、路線、方針確定以后，杜絕紙上談兵，擼起袖子、腳踏實地的奮斗、扎扎實實的工作。
“燈不撥不亮，理不辯不明”，“真理越辯越明，道理越講越清”。對于涉及原則和底線的問題上，不能“不爭論”；涉及法律和道德問題，不能“不爭論”；涉及個人責、權、利界定的，不能“不爭論”；涉及公共利益和集體利益時，不能“不爭論”；涉及科學真理和事實問題時，不能“不爭論”；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綜合安全，以及企圖改旗易幟、走邪路時，不能“不爭論”；涉及私有制泛濫、化公為私、國有資產和國家控制權嚴重流失問題，不能“不爭論”；涉及舉旗定向、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控制權喪失問題，不能“不爭論”；涉及國家統一與分裂、國際關系和國家核心利益時，不能“不爭論”。
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以“不爭論”取締憲法曾經賦予公民的“四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隱患很嚴重：“聯想”事件、“毒教材、毒插畫”事件、“莫言事件”、公知鼓吹“執政黨告別革命、全面私有化”等重大事件中，廣大人民群眾人言微輕、抗爭無力無效無果。
“不爭論”，不能成為明知道自己無知，卻又極力掩飾的借口；不能成為唯我獨尊、金口玉言、搞“雙標”——有利于自己的就允許爭論，不利于自己的就不允許爭論的借口；不能成為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借口；不能成為鞏固自己權力、排除異己的借口；更不能成為壓制民主、不許妄議、、禁言封嘴、搞“一言堂”的借口。
1978年7月22日，鄧小平在談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時，指出“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來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別忘了老祖宗“磨刀不誤砍柴功”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古訓，我黨我軍一直就有開“諸葛亮會”的好傳統。方向搞錯了，還“不爭論”，越積極越努力越勤奮就越背離正確目標，就越容易蹈盲人騎下馬--夜半臨深池的顛覆性災難。
把“不爭論”歸結為“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你說不清楚，不等于誰都說不清楚?!站在權力之巔，這些重大問題都說不清楚，還“不爭論”，很容易亡黨亡國，東歐巨變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轟然倒塌就是個慘痛的教訓。對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公有制、私有制，這些重大問題都搞不清楚，又談何對改革開放進行總體設計？又如何能保證設計出來的東西不走偏、走歪、走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真正的社會主義成分和人民性究竟有幾許？
誰最怕爭議和被質疑？！一是過去做了壞事，怕人提及；二是正在做壞事，怕人們批評；三是準備干壞事，怕人揭露。
一代偉人諄諄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不爭論”，又怎么能對“任何事情”問個為什么？“不爭論”，又怎么會得出“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的結論？
自信，就不會害怕爭論！害怕爭論，又如何能做到“四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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