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里，從來都是兩套規則，一套面上的，一套實際的。同樣一個規則，對于自己人和其他人，執行起來可是天差地別；同樣一個買賣，給熟人和陌生人的價格絕不一樣，要不怎么說中國人把陰陽玩得溜呢？
而這種“陰陽”文化，幾千年來從未斷絕，現在依然如此。
當下，諸多被過去長期經濟繁榮掩蓋的問題逐漸暴露，人們感嘆所謂的“階層固化”“寒門再難出貴子”，憤慨“蘿卜招聘”“好工作通過血液傳播”等現象。凡此種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掌握資源勝過拼命努力，潛規則勝過了明規則，“陰謀”代替了“陽謀”。
這樣的背景下，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學習毛澤東的公正觀念，看他用“陽謀”改造傳承幾千年的“陰謀”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01
中華文化的根在農業。農業社會里，人們靠天靠地吃飯，有播種、有耕耘才能有收獲，骨子里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對待公平公正這個問題上，儒家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適應了民眾的普遍心理，因此能夠做到一家獨大。
為了實現社會公平這個目標，儒家集大成者孔子以自己的方式四處奔走。這一走，就讓無數仁人志士在接下來的幾千年里前赴后繼、挑燈夜行。
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從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到“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李自成，再到洪秀全“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搞出理想主義式的“陽謀”，雖然最后都招到殘酷鎮壓，卻成為百姓心目中最偉大的英雄。
到了近代，毛澤東以另一種方式“奔走”。但他們的目標不同：孔子所要的是使人看起來像個人，毛澤東則追求人的解放，讓人成為真正的人。目標不同，手段自然區別更大：一個試圖恢復舊的秩序，一個只想打破舊的秩序。
毛澤東自幼就同情弱者、痛恨不公，仿佛這是與生俱來的品質。他聽說長沙饑民“搶米事件”，被逼無奈的無辜農民起來造反，卻被殘酷鎮壓、死傷無數，既為農民感到痛心，又對強權表示憤怒。在讀一些古典小說時，他發現了“遍身羅綺者”與“種田人”之間的矛盾，總是想著要為被遺忘在歷史角落的農民發聲，為窮苦人奪回話語權。
他有閱讀的好習慣，遇到想不通的問題總是手不釋卷，在書本里尋找答案。在省立圖書館自學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盧梭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經典著作，這些思想啟蒙者的著作加深了他對如何實現社會公平的認識，打開了從感性認知到理性思考的大門。
農民渴求的“平均主義”與資產階級主張的“民主主義”在現實中遭遇到困境，他開始把目光投向隔壁的俄國。在那里，馬克思一套關于社會公正的天才構想變成了現實，列寧建立起了代表大多數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消滅了剝削、壓迫、不平等。從此，批私、斗私成為他一生的主題。
他是光明磊落的奇男子，一生只下明棋、出明招、搞陽謀。
“十月革命”給他帶來的可不止蘇維埃這個“燈塔”，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法這些重要的思想工具。毛澤東用借助這些工具審視、思考、破解中國歷史，撕開了舊社會血淋淋的面具，找到了階級斗爭這個實現社會公正的武器。
這樣的思想很快就在實踐中顯示出強大的戰斗力，在中國革命的極度艱難條件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這些公平的分配思想和實踐，成為把隊伍凝成一股繩的強大保障。毛澤東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把公正思想落實到政治、經濟、國際交往等方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基礎。
02
毛澤東不屑于搞“陰”的東西。
他說，政治就是“要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這一多一少，打破自古以來少數人的權力專制，實現還權于民，公平思想自在其中。
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政權歸屬于工人、農民、士兵，每個階層都有權選代表來參與政權。
抗戰期間，邊區政府更有著名的“三三制”，讓全國各地的抗日志士愿意到延安來，愿意聽共產黨的話。新中國成立后，以政治制度的形式確立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并以組織和活動等方式確保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這樣一來，人民群眾自然就成為革命與建設的擁護者，成為共產黨真正的銅墻鐵壁。
在經濟方面，毛澤東的公正思想就體現得更加直接，收效也立竿見影。
他認為階級壓迫、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因此，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必須進行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從井岡山的《土地法》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范圍的“土改”，關于農村土地改革的探索從未停止，他關心的始終是億萬勞苦大眾的生計問題。在城市，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方式變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最終實現社會主義，達到生產資料和產品公平分配的目的。“三大改造”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礎。
在處理國際關系上，毛澤東的公正思想為中國取得大國應有地位打下了基礎。當時，中國在遭受百年欺辱以后，終于站了起來，但其他國家和地區遭受霸權欺凌的事實依然存在。他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相互之間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利互助的關系。后來，這一思想被周恩來概括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他說到做到，不遺余力地幫助其他同一陣線的國家，讓新中國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高度認同和普遍尊敬。
此外，毛澤東公正思想還體現在在男女平等、民主平等、城鄉平等、職業平等、公仆與人民平等等方面，這些徹底的思想和實踐，讓古老中國這艘等級森嚴的航船徹底轉向。
03
毛澤東認為，社會公平的政治保障，是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在探索人民監督的實現途徑上，他主張大民主和小民主兩種形式并用。
小民主是針對內部問題的，用整風的辦法，和風細雨地進行思想教育。他說，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這是陽謀！
大民主則用來針對階級敵人。
毛澤東高度評價大民主的新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他認為嚴重的官僚主義有可能和人民對立起來，走向反人民的道路，因此，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代表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者。
他希望通過發揮群眾的主動性、責任心，克服領導者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實現勞動者與群眾打成一片。他試圖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依靠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來避免黨變色、國變修的危險。
最難得的是，毛澤東的“陽謀”里只有公，沒有私。
且不說他的這些思想和實踐的最終成效，單論他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社會公平正義的“陽謀”，就如同太陽一樣光耀萬古，再也沒有人比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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