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世紀初開始，政府有關部門開始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者的工資進行調控，以防止出現普通勞動者工資過低的現象，維護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實事求是說，就初衷而言也許無可厚非。但從這些年來的實踐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廣大的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偏低，是不爭的事實。社會上所謂“買不起房”、“養不起兒”、“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等流言四起，也不能說與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不高沒有關系。當然，這些說法或許有些夸張，把這些一些問題完全歸罪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頒布，似乎也有點過分。但是，筆者覺得，這些社會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也恰恰說明“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和頒布，事實上存在著導向上的錯誤，好像也不為錯。
古人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和頒布，可以說就屬于“取乎其下”，所起的積極作用不大，而客觀上所起的消極作用不小，把“最低工資標準”視為“標準工資”參照執行的企業并不少見，致使不少勞動者一直處于“低收入”的狀態。
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似乎不只是政府官員的意見，更有一些專家學者所提供的理論依據。因此，我們在質疑“最低工資標準”時，有必要看一看我們的專家學者是怎樣談論這個問題的。
曾任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惠斌先生，在其所著并于2006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企業勞動產權概論》一書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勞動者的工資問題。他說，“所謂按勞分配，就應該是勞動者按照自己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不但拿到用于保證他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部分，而且參與分割一定數額的、有他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這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與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的根本區別。”（參見李惠斌《企業勞動產權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頁）
李惠斌先生的這段話中關于對“按勞分配”的解讀，以及勞動者參與利潤分割的說法，筆者在“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2022-06-16 烏有之鄉網刊）一文中已經討論過，這里不再贅言，筆者現在要說的是，李惠斌先生所提到的勞動者的工資問題。
在李先生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得到的只是維持他們最低生存條件所必需的工資”（同上，第46頁）。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得到的也應當是“保證他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這兩種說法雖然字面稍有不同，但具體內容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得到的只是“維持他們最低生存條件所必需的工資”，這一點不難理解。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一文中就曾這樣說過：“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這種最低工資也和商品價格一般由生產費用決定一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所得，千百萬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但整
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范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馬
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1頁）很顯然，李惠斌先生所說的工人工資，甚至達不到馬克思定義的“最低工資”的水平，只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單個工人所得，千百萬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是只與“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范圍內”“最低額相等的”工資。
但在當今的社會主義社會，按照李惠斌先生的說法，勞動者得到的也只是“保證他（勞動者——引者注）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和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不也就“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了嗎！筆者覺得就很不理解了。
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的私人所有者為了實現資本投資收益的“最大化”，會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工人，從而使得“單個工人所得，千百萬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社會主義社會以公有制為基礎，在國有（公有）企業中不存在剝削勞動者的主客觀因素，勞動者獲得的不應當只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注：李惠斌先生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同等看待，原因就在于他認為，企業的利潤是被國家剝奪，還是被資本家剝奪，對勞動者來說是一樣的。這個問題筆者曾寫了一篇《利潤歸國家所有與被資本家剝奪一樣嗎？》<2022-06-13.烏有之鄉網刊>文章予以批評。）
筆者沒有根據說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肯定與李惠斌先生有直接關系，但筆者也毫不懷疑有的政府官員和一些專家學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弄清楚李惠斌先生的思想脈絡，我們也就可以了解“最低工資標準”的理論依據，并借助對李惠斌先生的言論的討論，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和頒布作出恰當的評價。
為什么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也只能拿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李惠斌先生借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話說，勞動者“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言下之意，就是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不多，因而只能拿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這顯然是偷梁換柱的謊言！馬克思從來就沒有工資只應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說法，更沒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少，就只該拿“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的論斷。
馬克思所說的，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那些“扣除”下來的全部生產資料和部分消費資料，歸生產（勞動）者組成的社會所有，由社會共同支配，而且“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服務”。（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同上，第10頁）因此，這種“扣除”的多與少，可以說純技術性的，沒有人為因素的干擾。也就是說，在對社會總產品進行“扣除”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人為了增加“扣除”量，而有意識地減少分配給生產（勞動）者個人的消費資料，使大家得到的都只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消費資料。所以，也就不存在勞動者只能得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消費資料的現象。
但是，在商品經濟時代情況不同了。資本和勞動的分離，決定了
作為生產勞動成果的商品（價值）只能歸資本所有，勞動者則一無所得，他們只有靠讓渡勞動力才能獲得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以維持 生計。而工資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本的所有者。資本所有者為了實現投資回報的“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往往會有意識最大限度地壓低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而導致勞動者（工人）所得只能是“維持最低生存條件所必需工資”，或者說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反過來說，如果勞動者拿到的只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那就無疑說明，資本所有者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剩余價值），實現資本的保值和增值。
一般說來，僅僅是資本的保值的話，并無需壓低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因為在企業核算利潤時，資本所有者為生產墊付的資本，包括主要用于購置廠房、機器設備、原輔材料、燃料動力等“不變資本”，以及支付工人工資的“可變資本”等，都已作為生產成本收回，這也就實現了資本的保值。企業營業收入減去生產成本后的余額，就是企業的利潤，企業有了利潤，就意味投入的資本增值了。如果壓低工人工資只是為了資本的保值的需要，那就說明企業實際上處于“內虧”狀態，是難以長期維持下去的。通過壓低工人工資使企業的利潤有所增加，資本因此也就增值更多。所以，故意壓低工人工資，讓工人只能拿到“維持最低生存條件的工資”的，只會是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的私人所有者。在公有制的條件下，是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的。
似乎是為了證明“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的合理性，李惠斌先生特地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關于消費資料在“個人分配之前”所作的“扣除”的論述相提并論。他說：“當然，除了上述的扣除以外，資本本身的保值和增值也是不應當忽略的，這是商品經濟時代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在商品經濟時代，不承認資本或資金的保值和增值，不承認資本的市場價值就等于取消了投資渠道。”（同上，第48頁）
“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對社會總產品所作的“扣除”，不會使生產（勞動）獲得的消費資料，只能“保證最低生活必需”，因而也不能成為商品經濟條件下，為了“資本的保值和增值”，而令勞動者（工人）只能拿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得理由。李惠斌先生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竟然把“資本的保值和增值”與有關“扣除”相提并論，試圖魚目混珠，混淆視聽，不能說沒有黔驢技窮之嫌！
其實，李惠斌先生想為私人資本站臺，幫私人資本說話，大可不必打出馬克思的旗號。當我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時候，實際上也就認可了私人資本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資本保值和增值”的有限合理性。我們不能容忍的是為了“資本的保值和增值”，就該讓勞動者只能拿“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的說法和做法。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是要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實現廣大勞動群眾的共同富裕，如果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就是要讓勞動者只能拿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顯然與我們建立公有制，實現社會主義的初衷不符了。
“最低工資標準”的確定，通常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按比重法，還有一種是按恩格爾系數法。按比重法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是根據城鎮居民家計調查資料，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統計出貧困戶的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個就業者的贍養系數，再加上一個調整數。而按恩格爾系數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則是根據國家營養學會提供的年度標準食物譜及標準食物攝取，結合標準食物的市場價格，計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標準，除以恩格爾系數，得出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乘以每一就業者的贍養系數后，再加上一個調整數。從中我們不難發現，這兩種辦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制定標準時所采用的基礎數據，都是最低水平的。比重法中依據的，主要是“最低人均收入為貧困戶”的“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恩格爾系數法則是依據“最低食物支出標準”得出的“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的。
既然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依據的基礎數據，是“貧困戶”的人均月生活費，是“最低生活費用標準”，那么不管再乘什么系數，還是再附加什么，其結果必然還是最低的。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數學道理，無須多說了。這也就意味，靠最低工資養家的勞動者，其家庭生活水平也只能是最低的，低水平家庭生活又反過來決定了勞動者因為勞動力的低價值而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資。就這樣，普通的勞動者將被困在“生活低水平——收入低工資，收入低工資——生活低水平”，這種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中，永遠定格在社會的最底層而無出頭之日！這也許是資本主義的愿景，但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標卻是格格不入的。
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形式，實際上也就是勞動者的勞動力得以維持所需耗費的消費資料的價值（價格）。如果勞動者獲得的工資報酬過低，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消耗的勞動力就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償。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和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額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假如勞動力的價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這樣一來，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第196頁）所以，筆者認為，勞動者只能拿到“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是極不妥當的，應當取消政府部門以貧困戶的收入為基礎，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的做法，同時改為制定和頒布《基本工資標準》，以加強國家對工資的宏觀管理，
保障和維護普通勞動者基本權益，促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能夠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穩定提高。
出于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的目標，政府部門制定和頒布的《基本工資標準》，應當以保證普通勞動者能夠獲得維持一般人正常生活水平的工資為準，而不是只“保證勞動者獲得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
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一文中強調：“工人除了維持自
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以外，還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來養育子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并且還要延續工人的種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同上，第180-181頁）馬克思還說，“此外，還需要花費一定數量的價值，使工人能夠發展自己的勞動力和獲得一定的技能”。（同上，第181頁）這些問題李惠斌先生好像沒有提到過。
因此，筆者建議政府部門在制定和頒布《基本工資標準》時，必須認真考慮馬克思所說的三個方面：（1）工人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的生活資料；（2）養育子女所需要的生活資料；（3）勞動者發展自己的勞動力和獲得一定技能所需要花費的價值。并且，不管是維持工人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還是養育子女所需的生活資料，都不應當按照貧困戶的水平確定的，而必須維持在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水平上。
至于具體做法，筆者覺得在制定《基本工資標準》時，當然不能以平均數為依據，因為平均數受極端值影響較大，平均數不等于大多數。而應按照統計學上所說的“眾數”原則，把工資收入差不多而人數最多組的工資數作為依據，來確定勞動者的基本工資標準。
工資作為勞動者讓渡勞動力的勞動報酬，它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
的功能，就是對勞動力的維持所需費用的補償，以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同時，勞動者獲得工資的多少，通常又是依據“按勞取酬”方式確定的，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因此，工資在其保障功能的基礎上，又兼有激勵功能的作用。三四十年前，我們只重視工資的保障功能，而無視工資的激勵功能。改革開放后，人們越來越看重工資的激勵功能，而對工資的保障功能似乎又變得熟視無睹起來。如今，我們應當在充分重視工資的保障功能的基礎上，積極利用工資的激勵
功能，最大限度的調動人民群眾參加生產勞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積極性。
因此，筆者建議，在制定和頒布《基本工資標準》時，還應該明確一個工資可以下浮的幅度，以激勵勞動者工作積極性。但是，也須明確規定，下浮后的實際工資不得低于勞動者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如果能做到這樣，筆者相信，就既能保證多數的勞動者擺脫“貧困戶”的“符咒”，過上正常的生活，又能較好得激勵勞動者爭取多作貢獻的勞動積極性。同時，這也是對有意壓低勞動者工資的私人資本所有者的法律約束和輿論壓力，有利于形成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者工作和勞動積極性的社會氛圍。
也許，按照《基本工資標準》及下浮限度，還會有不少普通勞動者只能拿到相當于以往《最低工資標準》確定的工。即便如此，筆者覺得，與制定和頒布《最低工資標準》相比，制定和頒布《基本工資標準》及下浮限度所顯示的立場，所代表的思想，所體現的導向，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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