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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蒼茫》第27集：張國燾無端指責毛澤東的學生蔣先云，到了驕橫跋扈地步，毛澤東拍案而起，義正辭嚴予以駁斥，接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令不可一世的張國燾不得不坐下。
從維護中華民族利益出發，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只不過他們都沒有徹底解決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列強欺辱的問題，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只是到了毛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后，才走上了一條通向解放的康莊大道。
毛主席領導的黨、軍隊、國家和人民，經過了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刮目相看。
在1969年以勃涅日列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已經把蘇聯變成了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明目張膽侵略我國的珍寶島，被我國軍民打敗。事實證明，社會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
在黨內斗爭中，不管是“左”傾機會主義，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都不是毛主席的對手，因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代表真理這一方。
可謂是：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就優點優勢而言，毛主席個人的很多特質，經過毛主席的引導首先在黨內像羅榮桓、任弼時、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那里得到認同，進而得到全黨全軍認同的。
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以后，出現了像雷鋒、王進喜、陳永貴、錢學森這樣的杰出勞動模范，他們身上反映出毛主席的很多特質。
這是毛澤東文化的奇妙現象。
毛主席實際上是全黨全軍全各族人民學習的榜樣，人們讀毛選來悟道，學英雄見行動。
那些英雄模范，實際上就是學習毛主席的先進模范，然后這些模范就在普通人身邊，他們向毛主席一樣，始終不脫離群眾。
所以，群眾感覺毛主席距離自己不遠。
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那是精神的存在。
立志做毛主席學生的人，取得成績時，會想起毛主席的教導，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心態；遇到困難和挫折時，身邊的同志會用毛主席的話來激勵、幫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當我們在現代企業里有了企業文化概念，對企業文化有了感性認識以后，回過頭來想，毛主席當年領導的新中國不就是一個超大型企業嗎？那座無與倫比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里，不就是毛澤東文化嗎？這那樣的文化氛圍里，是不是有壓倒一切敵人及錯誤思潮的氣勢呢？
經過走“五·七”道路的訓練，中小學生在道層面，在精神上，在思想意志品質上，已經開始有解放軍戰士的那種味道了：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見識過。
本文原題《會上張國燾驕橫跋扈，毛主席拍案而起：一番高屋建瓴的話勢如破竹，令對方不得不坐下》，寫于2024年1月9日，今日修改。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繼續看下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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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張國燾、王明面對面交鋒
沙窩會議上毛主席靠真理的力量鎮住張國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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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頌》第34集：面對王明叫板，毛主席微笑著說“奉陪到底”。
毛主席在解決思想問題上，常常是退避三舍的。也就是給問題，給錯誤一個充分展開或者叫暴露的時間。一直到了1941年9月召開著名的“九月會議”，主席實際上還是在等待王明能夠自己有所覺悟。
毛主席對張國燾、王明，都是仁至義盡了的。
至于那些連張國燾、王明都不如的人，還想跟毛主席叫板的人，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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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功能與真理的作用
功能與作用，既有聯系，也有區別。
就拿機床而言，機床的功能是機床固有的能力——加工能力。
如果機床廠生產的機床，不具有這樣的加工能力，那么該機床就不合格。
但是，機床的功能不會自動發揮作用，那還得靠機床的操作者進行必要的運作，才能達到加工的目的——機床才能正常發揮作用。
這說明：功能是潛在的，作用是顯現的。
理解功能，需要想象需要悟道，而作用無疑是直觀的生動形象的。
由此聯系真理，其功能是潛在的，真理是否發揮作用，與使用真理的人有著直接關系。
同樣的真理，在不同人手上，會有不同的作用（效果）。
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現象，同樣的一個道理，不同的人說出來，效果會不一樣。
為什么有的人的說法會格外深刻，格外能夠啟發人呢？
從毛主席那里，就能得出答案來。
毛主席讀馬列的書，一直到延安時期才讀的比較多，這是戰爭年代的條件受到的限制所致。
但是，毛主席讀的經典著作，此前有不少同志都讀過，可他們偏偏就沒有毛主席認識的那么深刻。
這里最重要的一點是，毛主席在理論聯系實際上做得最好。
唯有這樣的理論聯系，才能有那樣的悟道效果。
什么樣的效果呢？
由器而道，從實際出發，從中國革命的現實情況出發，在實踐中探索真理；與此同時，由道而器，有了自己的認識，依然堅持在實際的工作、學習、生活中，保持實踐的狀態——主觀見之于客觀，這樣經過一個或者幾個回合的由器而道，有道而起的過程，那么，真理性的認識就會比較清晰明了。
毛主席在《實踐論》里作了生動深刻的描述：
【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復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里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于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在真理的探索、認識、學習、運用上，毛主席有獨特優勢，不僅他自己能夠技高一籌，而且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哲學方法論上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說法做法，那是可以啟迪智慧的。
毛主席啟迪了多少人的智慧？這恐怕是個無窮量，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讀毛主席的書，將來究竟有多少人從毛主席那里得到智慧的啟迪，是不是無限的呢？
毛主席是不是依然處在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呢？
雷鋒、王進喜、陳永貴，在讀毛主席著作之前，讀書并不多，可為什么一讀毛主席的書，就變得那么聰明了？
錢學森是鉆研過馬列原著的科學家，他讀了毛主席哲學著作以后，同樣也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又是為什么呢？
雷鋒、王進喜、陳永貴、錢學森，以及千千萬萬個活學活用毛主席的人，都是結合自己的實際在學習領悟毛主席的思想。
當然，那個時候還有個有利條件，毛主席正在帶領大家一起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那是大家共同的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實踐，在其中悟道，相對來說也有優勢。
因此，那個時候真理性的認識，相對來說會更多一些。
這說明什么？
要否定那個年代更難。
在進一步思考，毛主席在領導我們走出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難道是偶然的嗎？
難道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嗎？
毛主席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的一整套想法說法做法，為什么會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
那是怎樣的道器變通？
想到此，就能理解毛主席為何有壓倒一切的氣勢，任何敵人，任何錯誤思潮都不在話下。
李克勤后記：毛主席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道器變通，那是一種事業——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事業。
從參加革命之初的情形看，毛主席不是為了個人目的而革命的，他的初心本來就是解放全國勞苦大眾，進而解放全人類的。他針對一切敵人及錯誤思潮，有著壓到一切的革命氣勢，這的確有他個人的特色。后來他成為黨和紅軍的領袖以后，這種氣勢變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毛澤東文化——集中體現在遇強不弱，遇弱不強上。
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抗美援朝，我們以“鋼少氣多”戰勝了“鋼多氣少”的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這個時候，新中國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如虹，可謂勢如破竹。
到了19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后，我們的鋼，我們的物質也越來越多了，為此毛主席做出了一個不被人所理解的決策，這個決策是干什么的呢？
那是防止我們過去的“鋼少氣多”，也變成“鋼多氣少”。
因為蘇聯的教訓就在眼前，只不過那個時候還不是那么明顯。
在組織上，毛主席采取了一個極富戰略遠見的舉措——讓工農兵優秀代表進入黨和國家、政府，在制度上，在實踐上推進人民當家作主。
1969年王進喜、陳永貴、孫玉國、錢學森等進入中央委員會。
1975年四屆人大工農兵代表占到72，工農代表超過全部代表的一半。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一批來自各條戰線基層的勞動模范，同時具有較高覺悟的先進人物，成為包括副總理、副委員長這個級別的領導人，同時他們的工資待遇依然在原單位拿，每年還要回到原單位工作一個時期（大約占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這都是制度性的規定，這些新提拔的干部在各級人民政府都有，大家習以為常。
這是怎樣的探索實踐呢？
這是不是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強有力保障呢？
為了更清楚理解何謂事業，不妨再回顧一下《易經·系辭上》的這段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位置事業。”
前面四句話末尾四個字，我稱之為“道器變通”。
其道器變通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那是道器變通之根；
其道器變通之器——形而下者謂之器，那是道器變通之基；
其道器變通之變——化而裁之謂之變，那是道器變通之源；
其道器變通之通——推而行之謂之通，那是道器變通之魂。
請注意，為何要把變視作道器變通之源，這是有根基（根與基）的源，唯如此之變才能持續，為保障這樣的持續之變，就得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通為道器變通之魂。
老人家的想法說法做法，不可能在一個階段就讓所有人想得通，否則也就沒有老人家比我們“至少早看50年”的說法了。
從想不通，到想得通也是一個道器變通之變的過程。
如果以前想不通，后來想通了，那未來該如何呢？
這里要特別指出一點：變為道器變通之源。如果沒有變，那就無所謂新。中國古代的改革通常說法叫做變法。到了近代的變法，逐漸就接近于革命了。
阻礙變法者，往往是守舊者。
可是為何從秦朝以后，中國為何這么多朝代會消失掉？如果一個朝代善于變法，會不會消失呢？
守舊者的意識形態是什么呢？
為何這個意識形態如此頑固呢？
這么一思考，這么一對比，就可以明白毛主席和他領導的黨、軍隊、國家和人民的氣勢為何要那么大才行？
毛主席為何能夠具有壓倒一切敵人和錯誤思潮的氣勢？
這些都可以在毛澤東文化這個框架里，找到系統解釋的想法說法做法，事實證明那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因為毛主席領導了一個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那是舉世無雙的道器變通。
因為有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完整過程，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就立得住，站得穩，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其道器變通之根是靠譜的，其道器變通之基是牢靠的，其道器變通之變，是怎樣的呢？
不想變的人對此變會怎樣想呢？他們的說法會是怎樣的呢？他們做法又會是怎樣的呢？
這就不言而喻了。
當毛主席離開了我們之后，會怎樣呢？
再以后又會怎樣呢？
這都是既有意思，也有意義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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