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晚期，中國版圖廣大、山河壯麗、土肥物豐，然舉目四望，紀綱廢弛、內憂外患，以致生靈涂炭、滿目悲涼。統治者大夢未醒，老百姓惶惶不知終日，帝國艱難前行，如同老牛拉著裝滿稻草的破舊大車。鴉片戰爭剛剛打輸，又鬧了太平天國，破車上的稻草也越發沉重。
這一切都讓湖南人曾國藩撞上了。他滿懷家族期望，好不容易進了翰林院，卻遇到朝廷衰危，夢想破滅；他立志探尋圣學本源，卻不得不經世致用，將圣學用于家國事業；他身為一介書生，卻不得創辦團練、提領湘勇，剿匪安邦、倡率天下。湖南從此人才輩出，“以一縣之人遍征十八行省。”近百年后，中國共產黨在湖南人毛澤東的帶領下，終于將遭罹大難的中華民族從深重的苦難中解脫出來。
一、曾國藩的功業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了。與一般的匪亂不同，太平天國目標明確、組織嚴密、人才輩出，其首領洪秀全暗合歷代英雄之模型，造反初期也曾受到民眾一定程度的歡迎，因此迅速占據了大半個帝國。清政府呢，在大亂爆發之初無暇顧及，把洪秀全等人當作一般的流寇看待；等賊匪已成氣候，大禍釀成，又驚慌失措，雖殺賊有心卻治兵無術，以至于掩耳盜鈴、剜肉補瘡；見大勢難以挽回，朝廷終于頭腦清醒了一次，迅速拋棄倚重旗人的傳統思路，轉而依靠漢族地主。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毅然以天下自任，將死生禍福置之度外。他以義聲倡導鄉人，將治學功夫用于行軍治戎，打磨出大清勁旅——湘軍，為后來平定太平軍、捻匪、回亂打下了堅實基礎。
面對種種困苦難堪，文人治軍，若缺少倔強之氣，則一定不能辦成。朝廷不撥錢不發糧，一分一毫都要自己苦心經營；新建的部隊沒有戰斗力，一兵一卒都要自己苦口訓誡。漢人辦武裝是個新事物，靠不靠得住？會不會影響到江山的歸屬？朝廷上下群言混淆，市井小人屢加詬侮，唾沫都能淹死一個大活人。在議論紛紛面前，曾國藩克己省身，立三軍不奪之志，樹枕戈臥薪之誠，以忠誠堅韌感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他明白長期積弱而士氣不振，以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選拔英才俊杰，為國家而用人才。網羅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諸多英才，為國家培養元氣。
國家貧困不是最大的憂患，民心渙散才是一切禍事的根源。面對輿情非議，曾國藩再次發揮了祖傳的倔強之氣，以務實作為檢驗優劣的唯一標準，以實效重拾信心。他開設新式學校，向歐美派遣青年才俊，艱難地向人家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他以實際行動開辦洋務，銖積寸累只為中華自強。即使在軍營中，曾國藩在清厘文卷、接見幕僚之余，也不忘閱覽經史，數十年如一日，不論困苦危險之時，還是功成名遂之際，都沒有改變，古圣賢的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用崇高的理想、高潔的品性、光明的胸襟成為后世的楷模，功業文章道德，樣樣不朽。
一國以一人而興，曾國藩的功業和精神，不但影響了眾多湖南同鄉，成為湖南人在近代崛起的先行者，還成為全體中國人的精神，激勵著四萬萬同胞為獨立、自由不懈奮斗。
二、 毛澤東的選擇
毛澤東年輕時就繼承了周敦頤、王船山開創的湘湖文化傳統，他不斷讀書、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尋求真理的道路。
從1910年離鄉求學，到1921年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他的思想不斷演化，從圣賢救世的“心之力”到知行合一的“經世主義”，嚴酷的現實下，種種幻想都被拋棄，俄國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又傳來了聯合民眾進行暴力革命的新的聲音。在各種主義、學說中，他選擇了崇尚斗爭、注重實踐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若無倔強的精神底色，難以堅持到底。
在1928年的《井岡山的斗爭》中，他說“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后，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么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前景雖然光明，道路的反復曲折卻考驗著每個人的決心和耐力。
在艱難竭蹶中，在黑暗看不到頭的時候，毛澤東選擇了蓬蓬勃勃的倔強之氣。他敢啃硬骨頭，堅持自立自強，能在絕境中看到希望。他找到了反動統治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是能夠繼續的。”他看到了敵人看似堅固的外殼下，有著極其虛弱的本質“雖以數倍于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之發展。”永遠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把紅軍改造成為有理想有組織有戰斗力的軍事組織，“紅軍像一個熔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融化了。”“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
心懷天下是中國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特點，在湘湖文化中，則為這種精神添加上了“倔強之氣”。王船山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于研究歷代國家興亡治亂之道，為民族振興孜孜不倦。曾國藩“以士大夫之精神，挽艱難之氣數”，誅滅強暴時殘忍嚴酷，不惜背上“曾剃頭”“曾屠夫”的罵名。毛澤東年輕時追求“內圣外王”的圣賢之道，在經歷絕望與見到曙光之后，投身到馬克思主義，并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結合，努力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站上了時代的潮頭。
三、以倔強為天下倡
曾國藩說自己“亂世而當大任，為人生之不幸”，但朝廷和民眾卻說他是“國之大幸”。他把天下安危作為己任，以文弱之身毅然擔負軍國重任，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在戰火與動亂中成就了理想人格。毛澤東選擇了一條充滿荊棘與坎坷的革命道路，坦然面對革命過程中的失利與挫折，在艱難的環境中始終保持昂揚的斗爭和蓬勃的朝氣，從絕望中找到希望，最終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曾國藩為什么必須倔強呢？一個漢人官員，在倚重旗人的朝廷里，沒有明君英主的支持；民心乖離，百姓失望透頂，恢復信心成為第一難事；朝廷大員無能無為，如木偶泥人，貪安一隅，粉飾太平，不顧國家前途，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卻沒有權力。曾國藩歷任吏部、兵部等侍郎，仍未能找到施展抱負的舞臺，他卻以天下為心，一言一行始終寫滿“天下蒼生”，即便對朝廷失望透頂，也要堅持忠誠，只為天下倡。
同樣“行天下至難之事，挽天下積重之勢”的還有毛澤東。抗戰時期，許多人看見日軍的凌厲攻勢、國民政府的一潰千里，產生了日本強大的亡國論和幻想歐美援助的速勝論想法。毛澤東對影響抗日戰爭的國內外各種因素進行全面總結，并斷定“亡國論者看著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的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完成了光輝著作——《論持久戰》，為中華民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贏得民族獨立解放提供了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指引。
打持久戰是毛澤東倔強之氣的外化，讓他在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戰勝了幾乎所有的敵人。這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自立自強生生不息的精神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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