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樣態發生了從簡單到復雜的轉變，社會治理在價值、主體、空間、資源、工具和效果等不同維度都呈現出高度復雜而矛盾的趨向。
思想理論上我們積極倡導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并武裝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行動上卻總想標新立異、摒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和運行規律，積極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既想走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又離不開官僚資本操控，既要利用資本發展經濟，又想依法監管資本，但又怕過分得罪資本，擔心其大量抽逃；國際事務上既想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霸，又怕得罪美國霸權，被其綜合制裁、極限打壓和瘋狂圍堵，既想反抗剝削壓迫，又想妥協退讓茍安；既想為弱國小國主持正義，又不敢在國際舞臺上公開為他們仗義執言；既想和平統一祖國，卻又對一代又一代“臺獨”領軍人物和骨干分子無計可施，既想武力解放臺灣，又怕美日西方反華勢力武裝干涉，更擔心久攻不克，中國經濟全面崩潰和倒退，14億人又成為一盤散沙；既想發展新質生產力，又擺脫不了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經濟的深度依賴，既想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贏得底層老百姓的人心，又要千方百計掏空“六個錢包”并提前榨取他們未來30多年的勞動價值；既想共同富裕卻又改變不了兩極分化，既想讓“人民富豪”們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和義務，通過第三次分配讓“基尼斯系數”好看一點，又擋不住富人把錢存往華旗和瑞士銀行的勢頭以及蜂擁而上“潤出去”的狂潮；既想通過自我革命進行偉大斗爭，實現政風清廉，又不敢帶頭公開個人財產，更不敢拿所有億元以上巨貪們的人頭祭旗；既想希望全國各族人民高度團結統一，又無力改變全民共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禮崩樂壞、一盤散沙、醉生夢死的現狀；既想解決意識形態陣地失守的難題，又怕草根階層覺醒起來紛紛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斗爭如火如荼，更無力扭轉精英階層向往并竭力全盤西化的趨勢；既想凈化網絡生態環境，又不敢下大氣力整治某些大咖毒化文學、藝術領域，網絡“大V ”恣意胡咬亂攀的現實問題，既想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又無力搬掉壓在人民頭上的生育、入學、就業、醫療、養老等重重大山，更不能解決年輕人二胎和三胎生養的后顧之憂；既想破解全社會就業難題，又無法解決地方財政赤字高企人工費用開支難問題，既要延遲退休，又無力改變35歲以上群體就業歧視問題；既想刺激居民消費暢通并加速國內大循環，卻又剎不住生活消費品全面漲價的狂潮，更無法醫治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巨大、寅吃卯糧、拆東墻補西墻通病…
種種矛盾，種種問題，可謂是內外交困，上下掣肘，左右為難，進退維谷、前后矛盾，茫茫然不知所措，只能說一些連自己都不能相信的空話來自欺欺人，整一些新詞、裝出一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架式，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竭力地維持著現有的擊鼓傳花秩序和節奏。
社會治理心態決定治理方式，而治理方式與復雜問題的任何微小不匹配都會導致與預期截然不同的社會治理效果，任何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單一方法都很難洞悉復雜的社會構造，任何單一治理機制和工具都無法應對不斷增長和擴張的公民合理合法多元多樣性訴求，因而必須樹立起科學、系統、全面、復合的社會治理觀，并遵循事物固有的運動規律。
復合不是雜亂的，復合治理絕不是治理要素無規則的自我組合，否則只能導致不同治理要素的雜合重疊，造成治理資源的無謂浪費，使復合治理異化為“雜亂的治理”。要對治理要素有序、彈性地組合，以復合治理匹配矛盾的復雜性。
社會矛盾是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依據，也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社會治理的成敗取決于能否科學地認知、把握、調和、解決各種社會尖銳矛盾。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社會綜合治理能力，科學施策，并及時合理調整，積極發揮社會各界的正向能動性，共同促進社會矛盾的化解，才能實現社會穩定、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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