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堅持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所謂“自由派”的每一分“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數十倍的擴大。從這個意義上看，與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產階級全力圍堵造成的結果一樣，今天中國排山倒海般的“毛澤東熱”也是這些“自由派”催生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的。可以預見，中國絕對市場化“改革”失敗的速度將比他們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為什么呢，毛澤東說“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1]
時至今天，中國這些經歷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應當是：右不能極右，極右會逼出“極左”。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
1965年5月，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告訴隨行的同志說：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3]
5月25，在回應汪東興“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的話時，毛澤東說：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的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4]
毛澤東這時關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結果。毛澤東將農民的組織化而不是分散化作為檢驗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標準。在當時組織農民只有社會主義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針對國內外關于“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的質疑，毛澤東說：
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5]
那么，什么是中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呢？這就是中國的國情。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對來訪的外國友人總結中國為什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經驗，他說：
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戶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土地不在農民手里。這是個落后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是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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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2]［美］尼克松著，董樂山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4]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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