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上看到一個視頻，很有感慨。我不會轉視頻，就用文字敘述。
這位律師第一次代理被告出庭。原告沒有律師，自己講的條理清晰言辭懇切，一看就是法律上常見的那種不懂收集、組織證據，不會打官司的老實人。被告律師就利用這一條，幫原告告打贏了官司。原告感激涕零稱律師為精英。這一點很有意義： 1 法律一般規定誰主張誰舉證，多數法官機械理解這一條，只認“證據”不認陳述，甚至連被告訴前承認了的事實都不認定。其實，陳述在法律上也被視為證據的一種。
一、回顧我訴指南針公司炒股軟件欺詐案，真是苦不堪言，從2017年至今，經一、二、再審，申訴還在北京市高院壓著。 我從2000年就用指南針不同版本軟件，至起訴時還用著兩個。從2016年4季度開始，我對指南針公司軟件數據錯誤，幾十次口頭、電話向他們反映，他們既不改正也不回復。向信箱發文也不回復（證據9）。我想，平時也許數據零碎不好回復，2017 年5月7日，在一 報公布完之際，我就把一季末幾個板塊的數據集中發給他們，仍得不到回復。于是我就在新浪網上發表了《指南針公司要把欺詐進行到底》的博文，他們還是不理。當知道我要向法院告他們時，客服王平主動與我聯系。出于對年輕人的愛護，我不僅把登我文章的網址告訴她，還讓她先找82516868VIP客服、祝艷麗客服和研究所信箱了解一下，然后再向公司領導匯報（領導最嫌下屬碎搗鼓）。你們只有把這個過程查清楚了，才能弄清楚你們是得了“腸梗阻”、“心梗阻”還是“腦梗阻”，才能有的放矢改進管理。她說好辦，通話、帖子、信函后臺都保留著。她經過核對，確認我說的都是實情并向公司領導匯報后電告我，領導不僅感謝我，還贊我的文筆好。公司副總經理田浩主動到我家承認錯誤，提出要與我院外和解，不僅退了我買軟件的錢，還聘我為“榮譽網員”，授予我私享家版軟件的永久免費使用權（無極版我原來就有永久免費使用權）。幾經周折最后在商量給我寫道歉信還是感謝信的節骨眼，（其實我并不在乎形式，只要承認他們有錯誤就行）我發現我的上述博文被刪除了。新浪網說指南針公司舉報我文章內容不實，并把舉報經手人姓名電話告訴了我。經手人說他的職責是凡是對公司的負面信息就想辦法統統封殺，只是說不出我文章不實的依據；公關王平說，是在封殺一批“水軍”時“誤'傷了我，不是針對我，是“誤會"；田浩副總則說，對我“只有感激之情，絕無冒犯之意”。王平還說，我雖是公司員工但還有做人的原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會促使問題盡快解決。但卻石沉大海，不得已才向法院訴訟。訴訟還有侵犯名譽權和廣告欺詐，最后被競合為產品欺詐。其實案子很簡單，說到底就是被該基礎板塊數據統計的準不準、有沒有錯誤，卻被人為搞復雜了。 被告律師陳馨、鄒曉東，首先，不承認我的訴訟資格，說軟件已經退給我了。我說是退錢不是退軟件，我既有該軟件的永久使用權，還有另一個軟件的永久使用權，法官承認了我的訴訟資格。其次，說給我退錢、給我永久使用權，是因為看我年紀老了，怕我受刺激。我說，你們有恤老愛老情懷，當時比起訴前我老了兩歲，現在老了7歲，已經90歲了，你就不怕我受刺激？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第三，是說，軟件數據是可以篡改的，而歷史數據無法查證。我說我在同齡人用軟件一是勉為其難了，你們是軟件公司請指出我是如何篡改軟件數據的，從2017年5月到訴訟才幾個月就成了歷史數據，那任何訴訟都不能成立，法院也就不必要了，因為訴訟都是之前的事實。第四，說制作板塊數據是軟件公司的產品主權。我說任何產品都是企業主動制造的，但必須符合社會需要的標準。制造劣質產品甚至毒品也是企業產品主權嗎？第五，說我訴訟前的投訴是發給公司科研所和講課老師的，不是投訴部門，無法查證。我說，客服王平說通話、帖子、信函后臺都保留著。她經過核對，確認我說的都是實情并向公司領導匯報后電告我，領導不僅感謝我，還贊我的文筆好。第六，對爭議的具體板塊，律師更是不顧事實、不講邏輯、無視社會公理，強行狡辯 ......
之后，我還請過幾位有影響律師幫助，特別是一位與我有交往，我曾向他提出中國律師敢不敢為刑事犯做無罪辯護的問題，都不愿幫助。
中國自古就有“師爺"、”刀筆“等訟棍，現在對律師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說，律師就是”拿人錢財，為人消災“，有的說，律師”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被告鼓腰包“，反對律師制度。主流認為 ，律師作為法律工作者，只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為當事人辯護，是可以防范司法不公，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我的經歷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至于陳有西為個子一米五幾的不法商販殺死兩個身高一米八幾的工商管理人員做正當自衛辯護，則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我對此有批判。
上面視頻里那位被告律師，能以#律師#人性#初心#良知，幫原告用陳述打贏了官司。他感悟，作為職業，在保障的同時可能造成傷害。難能可貴啊！這樣的律師不是鳳毛麟角，也不多見。
二、要實現司法公平正義，主要還得靠法官。對我案子里的一、二、再審法官和法律監督的檢察官，真不敢恭維。
本案經濟標的不大，但爭論的是軟件板塊數據準不準、錯不錯的問題，范圍廣、時間長、節點多，不仔細閱讀深入分析，很難抓住問題的實質和關鍵。可惜法官和檢察官都缺乏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一審法官問我對被告的證據7有何看法，我怎末也找不到，法官表現很輕蔑，書記員從法官手里拿來遞給我一看，原來是證據1；一審法官把我的證據都歸結錯了，甚至連日期都寫錯了。二審不到一小時便草草收場，我補交的兩份新證據判決書也未提及。再審更絕，對我提交的33份證據裁定書只字未提。檢察官嫌申請書內容太多重點不突出。硬要我把52頁二審時提的33份證據，按她手里拿的給檢察院證據改成40份；抗訴證據1，狗仔隊提的QFII 增倉名單，左上角是“2018年年報QFII（外資）增倉股票名單”，右邊是“截止：4月9日數據”。檢察官批評我：為什么不在二審時提供？其實，2018年年報是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才有的數據，2019年才能看到；右邊是看到的2018年年報QFII（外資）增倉股票名單的截止日期2019年4月9日，與二審毫無關系。之后我專門寫信給檢察官說明，不知她弄清沒弄清。不認真、不仔細、大而化之，能判清案子嗎？
2018年3月27日庭審結束后，一審法官提示我撤訴，我當時還以為法官好心，事后看法官的“心證”是很明確的。再開庭法官對雙方的態度，不說冰火兩重天，起碼是冷暖不一般。我年老耳背，被告說話聲音很小，第一次說她感冒了；再次開庭，被告說話聲音仍很小，我請他大聲點，法官厲聲呵斥我“不能再大了”！這還引起我的代理人與法官的爭執。
除了工作粗糙、作風浮躁外，要害在于法官歪曲的“周期”、杜撰的“不可比”理念和荒唐的“截圖證據無效”謬論。被告當然竭力否認、歪曲事實，掩蓋錯誤，百般狡辯；但我覺得，我好像不是跟被告打官司，而是跟法官打官司。
總之， 本案其實很簡單，被人為地復雜化了。被告故意把水攪渾，以便逃避責任；法官檢察官如果不是不懂炒股軟件，就是有意偏袒被告，必然在思想上違反了唯物辯證法。原告一審、二審時都指出，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論的精髓，全面地、聯系地、歷史地、發展地看問題，通過現象看本質，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要求。就審判過程來說，法官也有片面強調程序正義忽視實質正義的傾向，如對電腦截圖證據形式的否定，對判決后證明判決前就存在的錯誤事實的證據的排斥，對證明連續發生錯誤事實的證據不認可，質證走過場等等。這不僅危害了實質正義，也戕害了程序正義，甚至是對程序正義規定的直接違反。法官檢察官片面機械強調“國家和行業相關股票的整理加工方面尚無統一的標準”，而忽視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實際已有，沒有具體法規而對互聯網案子作出判決的例子。法官檢察官在這些方面都是偏頗的，甚至對被告自相矛盾根本違背自己標準、定義的行為包庇縱容。特別是無視被告“陳述于己不利的事實”：承認它的“數據具有滯后性”，“可能存在于實際情況不一致”。按照法律，原告不需提供證據，就可判被告輸了。而法官對原告的108份縱橫交錯完整的證據鏈，雞蛋里挑骨頭，妄加判決。奈何？！
判決文書簡單、籠統，沒有起到明理、釋法的作用，不符合最高法的要求。
這個案子我已用《司法不公，親身感受》發表在新浪微博客和烏有之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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