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一句話我認為放在開頭非常合適。
我們常常解釋人能弘道，往往關注點會在一個人弘道的意愿、弘道的實際行動，而忽略了弘道過程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影響因素——弘道人的思維水平。
讀了《論語》能成為孔子嗎？讀了《道德經》能成為老子嗎？讀了《周易》能成為周公嘛？我相信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往往在鼓吹一本書的偉大的同時，卻常常忽略了讀書人的思維水平和認知能力！
我們無論學習怎么樣的知識，尤其是與人類社會有關的哲學知識的時候，我們的第一步難道不是用心的觀察世界，去體悟人情世故（此處人情世故非中國狹義的人情世故，指的是與人類有關的一切生活行為）、掌握萬事萬物的規律嘛！
一個人思想無論多么偉大，當這種思想變成一本書的時候，對不起，書上的那是文字，而非思想。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有很多善于翻譯文言文的“國學大師”，而沒有幾個能治國理政的張良蕭何！
那么多大師在講《周易》、《道德經》、《論語》，為什么不見這些人根據當今國情和世界格局，提出幾條有用的治國建議呢？究竟是《周易》已經不適合這個時代了，還是講《周易》的這群人，脫離了時代與社會呢？
有些人“半部論語治天下”，有些人讀了一輩子四書五經卻是腐儒一個，難道大家讀的是不同的四書五經嗎？可見很多時候，不是讀書沒有用，只是讀書的人沒有用而已。
我們接著再來談，思維的形成。
很多人用“天分”來形容一個人的對事物的學習能力與認知能力，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分”，“天分”的“天”是什么。
我認為這個“天”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天生”，有些人對很多事就是與生俱來對某項技能、某種事情，血脈里就有感應。或者這個人天生就聰明，學什么都是一點就通。這一種是大家比較容易見到，比較容易發現的。
還有一種我認為是常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天養”。何為“天養”，就是一個人不可復制的經歷。這里我們要清楚，中國人哲學上的天，絕對不是單獨講天，而是同時講天、地、人三者。
天是萬物規律，地是人情社會倫理關系，人是個人的遭遇和經歷，其實每個人他的出生、他的遭遇、他所學的知識、他所見到的世界，都會影響到他的思想的形成，這就是“天養”，所以一個人的思想是具有獨立性，像他的人生一樣不能被每一個人復制。
所以說很多時候我們缺的并不是學問，而書本也并沒有什么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缺乏的是思維。
如果一個人缺乏足夠的思維去理解一本書，那么他得到的只能是文字，從具體事實上來看，也就是教條主義的產生。我們常常會反復的說哪個人說了哪句話，卻往往忽視了說這句話的背景、環境以及一些相關的因素，導致了一些類似于“水稻田里種小麥”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現狀的產生。
那么假設把一個人比作一個國家，不同國家之間也有不同的文化習俗、人文思想。如果將別國的治國思想，照搬到中國，枉顧兩個國家的現狀差異，同樣也是一種社會治理上的教條主義。
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現在那么多人熱衷于西化。因為很多時候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路走不通，而是以這些人的認知和水平走不通。自己沒辦法走出一條新的路，當然天天幻想著走人家走過的老路——抄襲比創造簡單（可笑的是，改革開放的某些情況，證明罔顧國情實際情況，抄作業也會抄錯）。其實歷史本身發展本身充滿了不確定，相反其中具有轉折性、變化性，沒有走不通的路，只是缺少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的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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