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擺著一本研究國有企業問題的書一一《何去何從一一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這是由金碚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寫作的專著。
這本書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由劉吉先生所作的序言,一開始就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開頭的一段具體化的論述:
“戰爭的規律一一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一一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一一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在這里,劉吉先生是運用毛澤東的思維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分析和解決我國改革問題的邏輯框架。
運用毛澤東的思維原理和基本方法,我們需要考慮的是:
企業制度,必須體現企業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要求;因此,每個建立或經營企業的人都必須研究企業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要求;
國有企業制度,必須體現國有企業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要求;因此,每個建立或經營國有企業的人都必須研究國有企業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要求;
中國的國有企業制度,必須體現中國國有企業的特點與發展要求;因此,凡是建立和經營中國國有企業的人都必須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特點和發展要求。
人所共知,毛主席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于中國實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找出適應我國特點的革命戰略和對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本著作中,毛主席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規律”,“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戰爭的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71、173頁)。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本書第一篇,在“制度的邏輯”題目下的第一篇文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意味深長》的文章中,競然談到“可以說,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于中國企業改革的思路是一次‘哲學性’的革命:即我們不再謀求建立某種現代史上不曾出現過的企業制度,而是要選擇已被世界現代經濟發展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企業制度,作為我國企業改革的方向,至于哪種具體的企業制度更有效,則可以探索,‘現代企業制度’的籠統含義正好給探索改革的具體道路以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它沒有限定我們必須模仿哪一國家的哪種具體的企業組織形式”(金培 著《何去何從一一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11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在這里,金培先生揭示了我國國企改革在邏輯上所發生的“革命性”的轉變,那就是我國的企業改革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開始,就不再根據企業特點尋找、建立與這種企業特性相適應的企業制度,不是根據一般的企業原理運用于特殊企業而去做作業,而是采用不管企業特點的抄作業的方式!
這種改革邏輯與以上的毛澤東的思想路線和方法是根本相對立的。
由何志勇主編的《股份制創新》一書,介紹了厲以寧的股份制改革理論。這位厲股份認為所有制改革不是將公有制改變為私有制,而可以通過股份制的方式把傳統公有制轉變為新型公有制。其理由是“厲以寧認為:股份制企業是一種財產經營、組織形式,它本身不具有什么社會性質。股份制的性質處決于投資者的性質”(《股份制創新》第94-95頁,何志勇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股份制企業的確是一種財產經營、組織形式,但它同時也是典型的、資產者當家做主和按資分配的企業。難道這資產者當家做主和按資分配體現的不是社會性質?難道因為參股的是國有資產或集體資產,這股份制就會由資產者當家做主變成勞動者當家做主?按資分配就變成了按勞分配?這顯然是很荒唐的事情。
股份制引用了,于是便有了“社會主義股份制”、“社會主義股份制理論”;股份制引用了,當然資本也自然而然地也變成了“社會主義資本”,于是就有了“國有資本”、“公有資本”、“集體資本”……。于是,西方的一套做法,便一一推行起來。
但是,國有企業,只要所有制不變,它沒有人格化的資產者,只有人格化的勞動者;不存在資產所有權的利益要求,只存在勞動所有權的利益要求;不能作為獨立的資產實體存在和發展,只能作為獨立的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這三大基本特點并不因為我們的經濟學家抄作業而發生變化,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不僅不能改變原來國營企業的主要弊病,恰恰相反,反而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國有企業所以要專家、學者出謀劃策,進行改革,是因為存在許多弊病。但是,專家學者們卻不是去用適合國企特點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體現勞動所有權的、適合企業作為勞動實體的制度去取代原有的產權制度,反而是用另一種產權制度取代原有的產權制度。這種以錯糾錯、錯上加錯的做法,反而導致了國企更多或更嚴重的弊端。
而最最要命的是,殺人的庸醫并不覺得自己是庸醫殺了人,反而覺得這人本來就不應該活在世上,因而不如乘早結束其生命。因此,主導產權改革的人是有兩類的,一類是就是以錯糾錯的股改派,一派是私有化派。很顯然,這兩種人都是促使國企走向困境或走向滅亡的劊子手。
我們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不過用了七年時間,但從1978年至今,國企改革卻用了45年時間還沒有成功,還沒有完成,以致于有人覺得國企改革永遠都在路上。是不是國企改革太難了?當然不是。如果我們從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就不難了解國企區別于其它企業的三大特點,從而不難知道適合國企的改革思路。
但為什么國企改革卻總是走不上適合國企特點的改革路線呢?
因為我們缺少有中國頭腦的專家和學者。許多人雖然吃的是中國人的飯,但他們頭腦里裝的卻是西化的貨色。國有企業明明站著可以作為生產主體的勞動所有者,但他們的頭腦中卻只有資產主體的觀念;國有企業明明存在著勞動所有權的利益要求,但他們卻鉆在產權的套子里出不來;國有企業明明可以作為獨立的勞動實體自主經營、自我發展,但他們的頭腦中卻只存在資產實體的概念!
在中國,缺乏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武裝,缺少社會主義的基本觀念,對中國近代歷史和共產黨歷史缺乏了解,那就像一個瞎子。你讓一個瞎子引領國企改革的道路,國企改革能不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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