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有一則“呂蒙泣斬同鄉人”的小故事。這個故事頗令人深思。
故事說：吳軍都督呂蒙打敗關公，襲取了荊州后，為了約束隊伍，安撫百姓，便下了一道告示，曉諭吳兵：“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財物者，按軍法治之。”第二天，呂蒙親率一班人馬四處察看，忽見一士兵取民間箬笠來蓋鎧甲。捉來一問，原來是呂蒙的同鄉人。呂蒙說：“我平生是不殺同鄉同姓人的，但你現在違犯了號令，雖然是同鄉人，但這是私情；而今天的號令，卻是公事，怎么可以因私人感情而亂公家的法令呢？”這個士兵哭訴說：“我是怕雨水淋濕鎧甲而取箬笠來遮蓋的，并不是我私用。求將軍看在故鄉人的情分上饒了我吧！”呂蒙也哭泣道：“我也知道你是為了遮蓋鎧甲而取箬笠的，但畢竟不該索取百姓的財物違犯號令啊。”結果還是含著眼淚把這士兵殺了。對此，荊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感動，部隊更是大為震動。從此形成了社會秩序特別好，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這也大概是年紀輕輕的呂蒙便能當上吳軍的都督（也就是總司令），并打敗蜀軍“五虎猛將”之首——關公的原因吧。
我猜測，一個士兵因怕公家的兵器被雨水淋濕，取了群眾的箬笠來遮蓋了一下便被處死，這樣的法令，肯定要被當今一些特講“理性”“包容”的“好好先生”斥之為“極左”“沒人性”的。筆者本人也覺得動輒“殺人斬首”，甚至“夷其三族”的法令不值得效法。然而，我又認為這個故事對我們很有啟發。它至少告訴我們兩點：
其一，執行紀律或法令必須嚴格。制訂黨紀國法時，慎重一些，周密一些，這是必要的。但是，法紀一旦頒布出來之后，就必須嚴格執行。“號令已出，不能易也”。三國時代的呂蒙尚且如此執法如山倒，難道以“鐵的紀律”稱譽于世的我們，還不應該“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嗎?“鐵”者，“硬”也。“鐵的紀律”是“硬梆梆”的，它不是可以隨意拉長或縮短的“橡皮筋”。執行黨紀國法必須嚴格，該怎么辦就得怎么辦，犯了哪一條就得按哪一條處理，不能有什么“靈活掌握”的余地。執行黨紀國法搞“靈活”，弊病很多。從時間上說，今天“靈活”了，明天要不要“靈活”？明天“靈活”了，以后還要不要“靈活”？從對象上講，對張三“靈活”了，對李四要不要“靈活”？對李四也“靈活”了，對其他所有的人要不要“靈活”？如果都如此“靈活”下去，那不成了“紀不紀，法不法”了！可見，呂蒙那“號令已出，不能易也”的嚴肅執法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執行紀律或法令必須大公無私。“焉可以私己之盟而亂公法也？”呂蒙這話說得好。他不但這么說，也確實這么做了。他為了維護法令的嚴肅性，揮淚斬掉了頗有情誼的同鄉人。呂蒙的這種秉公執法的精神也是值得稱贊的。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執行紀律和法令更應該出以公心，鐵面無私。只能依律辦事，不能因人而易。如果執行紀律和法令時講私情，這個是親兒親女，犯了國法可以“網開一面”；那個是親朋好友，違了黨紀可以“從輕發落”；這個是老鄉，那個是同事，犯了事可以“包容包容”。總之一句話，凡事都要看在什么什么“情分”上給予“關照”，那黨紀國法都將成為一紙毫無意義的空文。所以說，呂蒙的“不以私己之盟而亂公法”的主張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提倡。
反觀我們當今的現實吧，也不知怎么搞的，原先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民群眾稱贊為“鐵的紀律”）稱著于世的我們這支隊伍，竟然變化了。在有些地方有些問題的處理上，“鐵的紀律”變成“銀樣臘槍頭”了。
有那么一些人，而且大多數是各界的“精英”，學會了當“好好先生”。他們一個個像“水晶球”，形象漂亮不過，特點是圓滑善滾。他們說起話來、辦起事來，不講黨性、沒有原則，而是講“人性”、講“人情”。哪怕是執行黨紀國法，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因人而易”，是自己的領導、同事，親人、朋友，或者是送了“好處費”的，那就該懲罰的也可“網開一面”、“從輕處置”、“包容包容”，不給處罰。
還有一種更惡劣的情形是，有的人不但自己當“好好先生”，不照章辦事，而且還要反對和攻擊堅持黨性、堅持原則的同志，把“不講人情”、“不會包容”、“極左思想”等惡語扣到別人頭上。你信不信，假若呂蒙生在當今，遇到了凡是對壞人壞事都大講“包容”“理性”的胡大主編，不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在其頭上戴上一大堆帽子才怪。講呂蒙是“極左分子”那是輕的，說不定會把“殺人惡魔”的帽子戴到其頭上都極有可能。
哎！扯遠了，胡先生會對我恨之入骨。我怕他給我戴大帽子，還是閉嘴算了，不再扯了，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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