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是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

　　農村集體所有制建立以來，鄉村建設的確創造了許多奇跡，但是，有一個突出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治，因而導致許多事情不盡人意，甚至導致鄉村整體工作陷入被動的局面。這個問題概括為四個字，就是官僚主義。

　　一、人民公社的問題實質是官僚主義問題

　　公有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人民群眾如果不能參與管理，而只是處在一種被領導被管理的狀態，就不但使官僚主義得不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經濟上的公有制基礎也難以得到保證。

　　事實上，人民公社的問題就是管理問題。如：高指標、浮夸風問題，一平二調的問題，命令作風瞎指揮的問題，農業學大寨教條化的問題，以及農業生產統得過死、農民活動管得過緊、基本建設耗費過多、勞動時間過長等。這勢必挫傷農民的積極性，甚至導致一些地方的農民產生抵觸情緒。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因素是管理體制和機制上的不足，突出體現在公社領導成員幾乎都是國家干部，并且都是上級組織提名任免。這樣的體制和機制分明是政府管治，而不是鄉村自治。政府管治突出體現政府的決策及官員的意志，因而不利于充分體現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容易滋生官僚主義。

　　從許多資料可以看出毛主席最早發現了人民公社的官僚主義問題。如：1960年3月23日下午，毛主席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等人談到人民公社問題時說：“官僚主義者，就是不同群眾商量，還有打人、罵人、強迫命令。”（《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356-357頁。）同日，毛主席在審批一份文件時寫到：“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為此，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共10章60條。草案規定：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以生產大隊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三級所有，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規模不宜過大，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草案還對人民公社內部的組織機構、黨政關系、經濟關系、生產組織和管理、分配都進行了規定。在毛主席的重視下，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根據各地的反饋意見對草案進行了修改，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取消供給制，是否辦食堂由社員決定。1962年，中央再次發出指示信，確定以生產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據那些經歷過人民公社時代的基層干部回憶，“農業六十條”的制定和實施，為解決官僚主義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起了積極作用。盡管如此，毛主席對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探索依然沒有停止，他對人民公社后期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高度重視，如農業學大寨教條化的問題，盲目決策勞民傷財的問題。他經常通過身邊工作人員回家探親的機會，了解基層工作存在的問題。1975年，毛主席和周總理提名農民身份的陳永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大家都不理解，現在理解這一做法的人越來越多。可以斷定，主席和總理當時已意識到公社及公社一級以上官僚體制固有的官僚主義問題，并嘗試根治這一問題。

　　顯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勢在必行，但改革對象應該主要是管理體制和機制，而絕非放棄集體所有制。眾所周知，人民公社依靠集體所有制創造的奇跡，既是以往私有制時代中國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經營條件下無法做到的。

　　二、分田到戶一刀切分明是官僚主義推動的結果

　　直到今天，體制內許多人仍然沒有認識到人民公社的官僚主義問題，誤認為集體化就是大鍋飯，甚至有人把改革前三十年說得一無是處。而民間的真實反映并非如此。當年那些親身經歷集體化時代的多數村干部至今公認集體化的優越性，認為集體經營不僅土地矛盾少，而且具有集中土地和人力資源、實施統籌調度的有利條件，因而便于推廣新技術和實現農業機械化，有利于壯大集體經濟和發展集體事業、激發農民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利于實施全民皆兵戰略和增強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等。在他們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公社干部管得太緊，農民缺乏自由。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導致所謂雙層經營體制的農村改革變成只有“分”沒有“統”，甚至集體化在中國大地上幾乎一夜之間終止的呢？以山西省代縣為例，當時實行土地下戶時，全縣300多個村只有三分之一的村積極響應，多數村內部意見不一致，有部分村表示反對。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最終在各級領導的督促下全部實行了土地下戶，只是那些不愿意分田到戶的有46個村晚了一年，有一個村晚了二年才實行。可見，千篇一律的家庭承包制是在對集體化的優越性和人民公社的官僚主義問題缺乏正確認識的背景下，由小崗村提出，由部分農村積極響應，由各級黨委政府強力推動的結果。這一推動既沒有考慮到多數村內部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也沒有顧及部分村極力反對的事實。所以，當時廣泛流傳著一句話，“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顯然，分田到戶一刀切的做法是官僚主義推動的結果，并非廣大農民的強烈愿望。

　　三、三農問題實質是官僚主義長期誤導所致

　　家庭承包制之所以當時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就在于家庭承包制突出體現了家庭的自主權，實質確立了家庭自治的權利。但是，家庭自治的積極性僅僅體現在承包的土地上，卻沒有體現在集體的事業上，結果短短幾年時間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普遍瓦解，出現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現象。

　　鑒于這一現象，南街村分田到戶三年后又放棄家庭承包制，回歸集體化道路。在南街人看來，家庭承包制意味著不要黨支部的領導，是體現農村黨組織無能的辦法，是沒辦法的辦法。當時，許多鄉鎮干部雖然意識到家庭承包制的弊端，但局限于私下議論，對上匯報都不敢講出來，而是把問題歸結于村干部的工作，歸結于家庭承包制不夠完善。于是，在官僚主義的誤導下，農村改革賦予村干部的責任越來越多，賦予村干部的權利越來越少，賦予農戶的自由越來越多，賦予農戶的義務越來越少，進而導致嚴重的三農問題。下面兩點足以說明。

　　1、農村改革先后提出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不變的做法，剝奪了農村集體組織的管理權。政府強調家庭承包制的政策不變不等于土地承包期不變。其一，土地承包首先要考慮承包戶的實際情況。每個家庭的勞動力是變化的，勞動力增加時，可以增加承包地，勞動力減少時，不免減少承包地，喪失勞動力時，勢必放棄承包地。其二，承包戶應接受集體組織的管理。當承包戶違約用地時，集體組織有相應的處置權。如出現土地撂荒的問題，集體組織可以收回撂荒的承包地。顯然，政府統一規定土地承包期或延長承包期的做法，無疑剝奪了集體組織的管理權，不僅導致違約用地的情況普遍存在，而且導致“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矛盾日益凸顯。

　　2、政府統一取消集體的承包費進一步割斷了村集體和承包戶的關系，導致集體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嚴重弱化。取消承包費不同于取消農業稅，取消農業稅是政府的權利，對農民來說是一件好事，而取消承包費，等于取消集體經濟，剝奪了村集體的權利。因此，當我們后來意識到集體經濟的重要時，無奈提出集體經濟破零的要求。

　　四、新型集體化村發展壯大的成功經驗

　　農村改革后出現了一個令人驚喜的現象，個別農村組織農民開創新型集體化道路，不僅不存在三農問題，而且在實現就地發展壯大的同時，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多項免費的分配制度。這一免費分配制度，不僅美國的鄉村做不到，國內有實力的國有企業也做不到。顯然，當家庭經營下的廣大農村普遍陷入困境時，這些新型集體化村出現了令人向往的景象。這一現象不僅打破了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書中的斷言，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對新型集體化村產生濃厚的興趣。就連小崗村也曾三次派人到南街村參觀，并在留言簿上寫道：

　　“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

　　但是，這并非意味著鄉村治理退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時代。改革后仍然堅持集體化經營的農村之所以將官僚主義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變為可能，不僅在于堅持集體所有制，還在于鄉村治理模式由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體所有制走向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即鄉村管理不再是以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而是村社一體化的管理體制。這標志著新型集體經濟的確立，即新型集體經濟不再是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體經濟，而是鄉村自治下的集體經濟。以周家莊鄉為例，便可進一步說明。

　　其一，名稱不同。1983年3月24日，周家莊人民公社改為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現在叫周家莊鄉經濟合作社。

　　其二，管理體制不同。以往的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公社領導幾乎都是國家干部，并且所有成員都是上級組織提名任免。如今周家莊政社分開，合作社的領導成員完全來自集體所有制內部，由合作社社員民主推選。

　　其三，黨組織設置不同。以往人民公社的村黨支部建在村上，而今周家莊的村黨支部建在生產隊。小村，一村為一個生產隊；大村，一個村劃為幾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1000人左右，大體相當。

　　其四，金融設置不同。人民公社時期農村信用社屬于國家事業機構，所有工作人員都來自集體所有制外部。如今周家莊合作社設立的農村資金互助社，則是合作社的內置金融，所有工作人員都來自合作社內部。目前，周家莊農村資金互助社存款近8億元，其中集體公積金7個億。周家莊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完全依靠合作社的內置金融，沒有一分錢的國家貸款。

　　其五，生產計劃不同。以往人民公社的生產計劃都是按照上級政府逐級下達的指標確定的。如今周家莊合作社的生產計劃則完全由合作社自定，政府不加干預。

　　其六，生產購銷不同。以往人民公社的主要生產資料及產品實行政府統購統銷。如今周家莊合作社實行集體統購統銷。并且做到了產前有計劃，產后有市場。

　　以上對比不難看出，鄉村自治優于政府管治，具體概括如下：

　　一是政府管治突出體現了政府決策及官員意志，容易滋生官僚主義；鄉村自治突出體現鄉村集體組織的決策及村民的意愿，有利于體現農村黨組織的領導及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

　　二是政府管治注重上面的檢查督促，容易出現形式主義；鄉村自治注重滿足村民的需求，具有明顯的務實性。

　　三是政府管治注重上面的政策，容易出現一刀切的問題；鄉村自治注重本地實際，有利于體現因地制宜。

　　四是政府管治注重長官意志，發現失誤難以及時糾正，甚至長期不能糾正，導致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復雜的問題尖銳（如改革以來政府長期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做法引發群體沖突）；鄉村自治注重群眾實踐，發現失誤能及時糾正，不僅可以避免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而且可以破解復雜的難題（如鄉村自治下的周家莊根本不存在三農問題）。

　　顯然，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不僅避免了家庭經營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問題，而且根治了官僚主義。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功績，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

　　五、新型集體經濟未能大面積推廣的癥結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街村的先進事跡被媒體報道后，在廣大農村引起很大反響，當時家庭經營下的農村集體經濟已基本瓦解，農村發展明顯陷入困境，此時應組織農民走新型集體化道路。然而，由于官僚主義長期推崇西方國家的發展思維，慣用西方思維解釋中國現象，套用西方模式解決中國問題，因而體制內不斷有人對新型集體化村提出各種非議，認為南街村是大鍋飯、是農村的另類，甚至斷言這些村隨著領頭人的離去，就會解散集體經濟。然而，事情的發展并非如此。目前，新型集體化村的領頭人多數已離去，有的村已換了三任領導，結果不僅沒有看到他們解散集體經濟，而且又有個別村放棄家庭承包制，加入新型集體化村的行列。如：山東省的代村，四川省的戰旗村，河南省的土古洞村，山西省的振興村。其中，代村黨委書記王傳喜用不到20年的時間印證了他在南街村留言簿寫下的豪言壯語——“南街村的今天，就是代村的明天”。這充分說明我們機關干部的認識已落后農村實踐。也就是這樣的背景下，2016年，浙江省縉云縣18位鄉村干部聯名發出倡議，要求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村、滕頭村開創的道路。這一舉動也是鄉村干部對十八大提出共同富裕目標的積極回應。這本來是一件好事，遺憾的是由于官僚主義慣性思維的束縛，18位鄉村干部的呼吁不僅沒有得到體制內的積極回應，而且發現一個怪現象，就在兩年前，一位上任不久的組織部長發現他工作的地域有人發微信轉發18位鄉村干部的倡議，竟然追查微信轉發來自何人。作為牽頭主抓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部長，出現這樣的舉動，實在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總結以上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對官僚主義害死人的說法有更深刻的體會，意識到官僚主義是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集體所有制，才能體現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只有鄉村自治，才能體現鄉村的自主權，賦予集體組織應有的權利。集體所有制讓農民擁有當家作主的地位，卻不一定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利。以往人民公社政府管治下的集體所有制，就未能充分體現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家庭承包制雖然體現了農戶的自主權，卻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圍，最終喪失集體經濟導致農戶失去更多的權利。只有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才能充分體現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確保黨的集體所有制和民主集中制發揮作用，從而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進一步調動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因此，根治官僚主義，單靠各級領導開會強調、下發文件、處理干部是不行的，必須解放思想，打破現有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引導廣大農村由家庭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走向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

　　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政策走向必須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多數村民的意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省小崗村視察時所指出：“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和引導，但不能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即：對于愿意步入新型集體化道路的村，應允許這些村廢除家庭承包制及相關做法，徹底清除前進路上的障礙；對于愿意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村，則允許這些村繼續實行家庭承包制。這一政策走向應盡早確立，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們要接受人口政策的教訓，假如前20年將生育一胎的政策改為二胎，今天就不存在人口負增長的擔憂。農村繼續停留在現有的狀態，恐怕用不了幾年，農村人口所剩無幾，那時我們后悔晚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