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講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主席首先指出，一般地說，中國共產黨從它的路線、工作、經驗、覺悟程度、同群眾的聯系來說，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如果拿完全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說，那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接下來，毛主席就逐條進行講解。第一條，斯大林的原話是：黨的中央集權化:要求黨的組織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權化，黨的中央應當充分掌握地方組織的權力，以維護黨的集中統一。
毛主席說，斯大林的第一條講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這一條，就要領導一元化，承認中央的九一決定。（九一決定是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
斯大林的第二條是，實踐檢驗主義：必須堅持實踐檢驗主義的原則（在這里，實踐檢驗主義就是實踐檢驗理論的意思，主義代表思想或者理論），黨的領導干部必須緊密聯系工作實踐,積極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毛主席說，這一條是講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必須完全精通與革命實踐密切聯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主席說，十年內戰時期，有馬列主義與非馬列主義的斗爭。遵義會議以后，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比較正確的。但黨內還有很大的缺點，黨內產生了一種自由主義壞傾向。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在黨內關系問題上，主要偏向是過火的斗爭。遵義會議以后，黨內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而不是過火的斗爭。現在我們黨內的自由主義相當濃厚，我們應該反對自由主義。
1937年，毛主席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反對自由主義》。其中列舉了自由主義行為的十一條。這次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的會議上，再提反對自由主義。其中主要是指有些地方的黨的組織，特別是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對中央提出嚴格的統一領導和紀律約束表達過一些不滿，甚至是不同意見。在發表一些言論時，不負責任，與中央不能保持同調。這對加強黨的團結，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是不利的。
在毛主席說到遵義會議前與遵義會議后的區別，提到了兩個問題。遵義會議前，黨內存在著過火的斗爭；在遵義會議之后，黨內出現了自由主義的傾向。我感覺，這里似乎有一種歷史的相似。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搞過“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就很類似于遵義會議之前的過火斗爭。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一些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潮開始泛濫，這就類似于遵義會議之后出現的黨內自由主義。過火的斗爭是極“左”的表現，自由主義是偏右的表現。同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極“左”的表現，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則是偏右的表現。
準確地說，我們糾正極“左”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效率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對于反對黨內存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思潮，遇到的阻力就比較大。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極“左”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主要問題是出在國內和黨內，在這個問題上，國際敵對勢力基本沒有參與進來。所以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這個錯誤的傾向，總的難度就并不很大。
相比于遵義會議之前的過火斗爭，糾正起來就有較大的困難，因為這種過火斗爭的背后，存在著共產國際某些人錯誤地支持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黨內對這種錯誤路線的斗爭，不可能不受到共產國際某些人錯誤的干擾。而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后來還是要靠延安整風的方式來解決。對延安整風運動，共產國際沒有過多地干預。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對于克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難度就不是一般地大。因為在這個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的敵對勢力是直接干預進來的。在我們的對外開放中，國際敵對勢力總是千方百計要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滲透到我們國內和黨內中來。他們甚至出錢出人，直接策劃鼓吹和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大力實施和平演變的圖謀。而在我們的黨內，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也是相當嚴重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當時黨內存在的某種極“左”錯誤，背后是有著共產國際所犯某些錯誤的背景。所以在黨內，與極“左”錯誤進行斗爭也是要克服很大困難的。1943年，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后，共產國際原來的一些錯誤對中國共產黨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基本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中國共產黨解決自己黨內的問題所需要克服的阻力也就不再那么大了。然而，對于今天中國共產黨要克服和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包括所謂新自由主義，所遇到的困難還是不小的。我們還是需要集中很大的精力，要克服很大的困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解決的。
我們黨內存在的嚴重的腐敗現象，也與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新自由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新自由主義，鼓吹極端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這樣的理論非常符合那些腐敗分子的口味。他們雖然在表面上還要裝腔作勢，嘴上講一套，心里想的卻是另一套。但在他們內心深處，這種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都是符合他們內心的自私心態的。
中央也一再強調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從另一個方面和角度來加強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從中央的高度、從政治上的高度來打擊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對黨內的侵蝕。
我們宣傳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也包括著從意識形態方面來對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猖狂進攻。不過，只是做到這些，顯然還是不夠的。我們確實需要從正面，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對于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今天的影響和危害進行堅決地和必要的清算。若干年前公知們的囂張，是在今天中國發展的大好局面下被遏制住的。但是他們的錯誤和流毒并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這會留下很大的危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正面進攻和打擊是絕對必要的。
在黨的建設上，在全面從嚴治黨的進程中，我們必須要保持一定的張力，對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堅決地打擊和限制。當然，有的時候，在具體情況下，所使用的張力也不宜過大，但絕對不能有任何絕對的松弛。張弛有度就是說，張力的度與松弛的度都是相對的，在任何方面的過度與過火都會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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