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晚，重慶市突然宣布：“經過重慶市聯合調查組調查，確認重慶燃氣集團等燃氣企業存在部分市民反映的多計多收燃氣費等問題”。經查明存在“錯抄和違規估抄”、“燃氣計費周期混亂”、“價格政策執行不到位”、“換表工作組織無序”、“工作力量嚴重不足”（抄表員數量不足）、“燃氣企業內部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六大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對已經調查確認多收取的燃氣費，聯合調查組將責成燃氣企業進行全額退款。隨后，重慶燃氣集團官網發文，免去車德臣重慶燃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職務。
這個事件的處理看似告一段落了，但群眾真正關心的問題恐怕還是沒能得到解答，那就是：為何燃氣用戶普遍反映，在換新燃氣表之后，在沒有額外增加用量的情況下，自家的氣費上漲了？
在換表后的2023第四季度，重慶燃氣利潤同比暴增824%
聯合調查組調查出來的六個問題，后三個都是只跟燃氣企業內部相關的管理問題，都是主觀因素，并不直接造成氣費上漲的問題；而前三個問題也并不能解釋群眾普遍關心的“換表之后氣費上漲”的問題。
根據相關調查通報的表述，“燃氣計費周期混亂”、“價格政策執行不到位”都屬于特殊個例，例如前者用的是“渝北區龍山街道某用戶”這樣的表述、后者用的是“沙坪壩某公租房租賃戶”這樣的表述。
只有第一個問題“錯抄和違規估抄”數量更多，但也只是“沙坪壩分公司2024年1-4月”“手動錄入錯誤產生用氣量增高的1085筆”、“未入住估抄錯誤產生用氣量增高的106筆”、“長期未成功入戶抄表造成累計抄表數按更高階梯價格收費234筆”，加起來還不到1500筆，這跟沙坪壩區56萬戶的總家庭戶數比起來，同樣是不足0.3％的小概率事件。
重慶居民“換表之后氣費上漲”的感覺或者遭遇并非個例，全國多地的居民都曾反映過這個問題，很多地方的群眾都在地方的領導留言板或者問政平臺上反映過類似問題。
然而，現在的輿論趨勢令筆者很不舒服，比起媒體報道的那些因為特殊原因導致燃氣費暴漲了幾倍的極端個例，群眾反映的“換表之后燃氣費上漲”的普遍問題反而被掩蓋了，那些自媒體也往往津津樂道于更抓眼球的極端個例。
“換表之后燃氣費上漲”究竟是群眾普遍的錯覺還是普遍遭遇的事實，這跟恐怕才是真正該被調查和給群眾交代的問題。
筆者只能從“身邊統計學”出發，提供一點線索。
筆者在成都，小區的燃氣表是2021年11月燃氣公司統一置換的，換表之后半年多時間里，陸續有細心的鄰居出來吐槽氣費“上漲”了：
筆者當時在網絡上檢索了一下，發現很多地方的網友都在吐槽類似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都沒有到今天“重慶燃氣”的這個熱度，這些上漲的燃氣費也并非居民“不可承受”，最終“吐槽”也就不了了之。
重慶燃氣的事上了熱搜之后，才又有鄰居出來“報數”吐槽：
4月20日，成都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市民反映燃氣相關問題調查核實情況的通報，稱“尚未發現燃氣表計量和質量、燃氣質量、通過遠程操控改變燃氣表計量等問題”。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在回避“換表之后氣費上漲”的問題，例如：
南京市燃氣供應企業之一的南京中燃3月21日在其公眾號發表“用戶反映氣費增多？解答來了”的文章，稱“冬季用氣量增多、人工抄表誤差以及舊表零部件老化等原因，都有可能讓用戶感覺新表走得快”。
2022年2月，上海奉賢區很多居民反映換表之后氣費上漲的問題，上海海賢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經理回應稱：“現在用的都是物聯網表，計量方面更加精準，老表我們原來是用的IC卡屏幕表，它計量方面相對來說不夠精準”。
這些回應最終都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舊燃氣表“部件老化”或者“精度不高”，而新表“更加精準”，所以給燃氣用戶的感覺“氣費上漲”了。
這樣的解釋，反正很難說服筆者。
新燃氣表甭管精度是不是更高了，給很多群眾造成的一個印象就是“氣費上漲了”；而事實上，氣價也的確在上調，例如成都燃氣上月就宣布：“自2024年3月22日起成都市六城區內執行居民氣價的用戶氣價統一上調0.16元/立方米”。
回顧重慶燃氣登上熱搜事件，最開始的原因是重慶燃氣自報家門，在三月初發布2023年度業績快報公告，竟然把業績暴漲當作喜訊來發布。
盡管此舉是為了提振相關的能源股股票價格，但你一個服務基礎民生、本該“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卻津津樂道于去年利潤增加了多少，這跟那些私營醫院慶祝“手術室里全是錢”有什么區別呢？
其實，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毛主席那一輩革命家是怎么做的呢？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市的人民政府打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經濟金融阻擊戰”，大獲全勝。
在之后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新中國把“平衡收支，穩定物價”做為根本的財政經濟政策，保持了幾十年物價的總體穩定。即便在抗美援朝那樣需要大量用錢的特殊時期，毛主席對穩定物價的決心也絲毫沒有動搖，他提出的口號是“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在貫徹穩定物價這一大政方針過程中，人民政府常常用到的法寶就是“降低物價”。
1952年4月8日，毛主席致信鄧拓，建議將《光明日報》登載的《三千多種商品牌價為什么能夠降低?》在《人民日報》上轉載。這篇文章說：
“最近全國各地國營貿易部門和合作社陸續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價。這些商品牌價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約在百分之八左右。”
1962年8月2日，毛主席閱國務院副總理兼財貿辦公室主任李先念報送的關于高價商品情況的簡報，簡報說:
“從一九六一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國營商業部門在市場上掛牌高價出售的商品共有十種。一九六一年，這十種商品共回籠貨幣三十八億元，其中高價利潤二十六億元；今年上半年共回籠貨幣二十二億元，其中高價利潤十四億元。目前市場貨幣流通量減少了，集市貿易價格也有所下降，高價商品價格顯得過高。最近我們提出了一個降價方案，從八月五日開始執行。這次調整是否適合情況，還要在實踐過程中進行觀察，如果發現問題，準備再作調整。”
1965年2月21日，毛主席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委副主任薄一波匯報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當薄一波匯報到工業支援農業有個問題，工農業產品價差大，農村市場不活躍，農村用不起拖拉機等時，毛主席說:
“馬上降低拖拉機的使用費用，每畝降到一元以下，馬上降到一元以下。”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在對醫療衛生工作進行的一次談話中，他對醫院賺錢問題說：
“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隊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1965年8月2日，毛主席在接見衛生部領導時反復說“藥品應當降價”，他還說：
“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確定的會議議程之一是物價政策，指出：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要用二百億元人民幣調整物價，主要是降低有關農業的生產資料價格和一部分生活資料價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關于財貿工作，會議決定：
“穩定征購，三年一定，藏糧于民的指導方針，并決定在‘三五’期間，拿出二百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同意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一年物價調整方案的報告》的批語稿， 報告提出：
“為了鞏固工農聯盟，考慮財政收支平衡，今年對物價擬基本上不作大的調整，著重提高油料、糖料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降低化肥、農藥等支援農業產品和一些機械產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
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里，低物價是一個顯著的特征，尤其是涉及民生領域的、涉及農業生產資料領域的物品及服務，價格普遍一降再降，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例如對諸如抗生素、解熱鎮痛藥、維生素和地方病用藥等關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藥品都進行了多次大幅降價，降價幅度最高的達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價涉及1200多個品種，占全部經營品種70%以上。
1959年12月，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到社會主義法則問題時，毛主席曾經指出：
“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
“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毛主席的這些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認識，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和為人民服務，它不是以謀取利潤為目的的經濟，因此，當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威脅到經濟生產、社會保障以及人民的利益的時候，它能夠舍棄利潤，甚至不惜做巨大的虧本生意，來維護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本質要求。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曾評價說：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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