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貓黑貓”論

       “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稱為“白貓黑貓論”，本文中簡稱“貓論”。

       關于“貓論”爭辯許多年了，仍然沒有一個權威性的定論。一些專家將其解釋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是最質樸的真理，一派學者又認為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理論、經驗主義學說。顯然這兩種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是偏頗的，不正確的。“貓論”是一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戰爭環境條件下所形成的意識形態產物，是一種戰爭的思維與實踐；是暴力革命，武裝斗爭所使用的一個方法論。這種軍事戰場理論與實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局限性、歷史性和相對的獨立性。應用于戰爭領域，敵對行動中有其正當性的一方面，運用于國家治理的戰略指導，正確主張和科學發展，卻是錯誤的，悖離的。

        一、“貓論”是伴隨著階級的產生、分化，部落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戰爭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在特定條件、特殊環境中所形成的戰爭實踐產物。她是一個戰役，一場戰斗，一次戰術層面的預期和目標，是人類從漫長戰爭年代帶著硝煙和血腥一路撕殺走來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和實踐總結。用于戰爭指導，運用于具體的戰略，戰役、戰場、戰斗的各個具體過程，它是具有一定的正當性的。

        當代文學影視作品中的李云龍形象，就是我軍在戰爭領域，環境條件下的一個具有其正當性的代表人物形象。他不要你講什么大話空話，看不起政工干部，輕視文化人，也不守“規矩”。打罵下級、軍閥作風，違法違紀，惡強霸道的事他也沒有少干。是個膽大包天的指揮員，毛病不少，在領導眼中是“刺頭”一個，但他的確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一個英勇無畏的戰斗英雄，關鍵時刻還得用他才能完成攻艱克難的艱巨任務打勝仗。這個人物形象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也是我軍的戰斗英雄人物的真實寫照和戰斗精神的歷史印記。這些英雄人物大多沒有文化，讀書不多，識字很少，甚至是文盲，言談舉止粗魯，莽撞，不夠“文明”講究，但他們作戰勇敢，不怕吃苦，吃虧，不流血犧牲，忠誠坦蕩，光明磊落。他們就是欽佩敢擔當，有血性，打勝仗的英雄人物。進入戰場以后，不管你是誰？也不論你平時表現如何？“不管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只看結果，達到消滅敵人，取得勝利的目的。

        這種戰爭思維模式和行動法則，在今后的戰爭過程中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及正當合理性。當然，也是需要與時俱進，進一步很好研究，總結提高，將其完善、創新為一種更理性、更人性、更文明層次上的戰爭指導思想。

        二、“貓論”是正當的戰爭思維，卻是一種錯誤的治國理政主張。

        用于政治。容易走向“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權術政治、強權政治，不講原則、不講文明，沒有底線，沒有真理標準、是非準則，只講對自己是有用或無用，也不講國法黨紀的根本立場，也沒有國家民族的大局胸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玩弄陰謀詭計。

        用于發展經濟。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 不尊重客觀規律，只顧眼前利益，忽視長達利益，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只講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不重視社會基本矛盾，所有制、分配等要素的調整，一昧強調發展，大量巧取豪奪，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騙子經濟，江湖金融，利益集團經濟大量滋生蔓延。

        用于社會管理。只講利益，不講良知；只認關系，不守公德。各行各業，抱團結伙，權力謀私，權利濫用，誠信喪失、寡廉鮮恥，賄賂公行，信任危機，道德風尚敗壞等，所引發的后果都是十分嚴重的。

        因為“貓論”是一種極端功利，不講誠信原則的價值觀，對民族復興的偉業，對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都是有妨礙的，甚至是反動的。極端功利，不講誠信原則，將無法正確解讀歷史，傳承歷史；守正創新、不忘初心，深化改革也將無法正確實現。有些專家、教授就是聯系到一些現實的不良社會觀象、錯誤行為來詆毀馬克思主義正確理論的言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所以，這種“貓論”主張，用于國家治理，和平外交，用于民眾、朋友都是不可取的。作為共產黨人，即使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條件下使用這個主張時，也須十分審慎，嚴密組織施行，且是有前提條件限制的，即不能為達到目的，損害了人民大眾的生命財產和根本利益。對于這種“不相容的邏輯關系”發生時，一般都不運用，也不宜使用，否則，只會適得其反。如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黃河花園口掘堤”，“長沙大火”，雖取得了短期的軍事預期和政治目的，但因為太殘暴，太慘烈，因犧牲了上百萬民眾的生命為代價，讓其永久地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心，得到了眼前的小利，失卻了長久的根本，與其它腐敗、反人民的各種因素一起，最終注定了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土崩瓦解，灰飛煙滅。這個教訓，警示后人：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倡導這種方法時，都要十分慎重，不可亂用，更不能革率用于施政，治國安邦。

        三、“貓論”不是“最質樸的真理”，也不是荒腔走板的謬論。它是處于“感性認知”階段，運用于戰爭學說的概念，而不是社會學的應用概念，是一種形式邏輯層次上的表達，在遠沒有達到辯證思維邏輯的高度時，離開戰爭這個特殊環境，廣泛應用于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社科范疇，就會使其導向狹隘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拜金主義的邪路上去，從而產生一系列嚴重向題和深層次矛盾，背離了真理性原則

        使其變成了謬論。“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加以夸大，把它運用到實際所能應用的范圍以外去，便可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列寧在《左派幼稚病》這篇文章中批評的幼稚病現象，同樣適用于“貓論”概念的應用范圍。因此、“貓論”的焦點，不是真理的標準問題，道德意識方面的問題，也不是本身的自然屬性問題，而是一個概念、邏輯的適用性、方法論向題，是對這個概念應用范疇的正當性問題。真理最終都是具體的。任何真理都適用于一定的條件和范圍，超越一定的條件和范圍，那怕是多走一小步，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差之毫厘，謬之千里”這句成語，也是說明這個問題的。所以，只有站穩了辯證唯物主義立場，真正掌握了辯證邏輯思維的原理，才能正確運用這個概念，其后的判斷、推理才能是正確的、正當的，也才具有真理性。例如俄國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以為中國也應照此辦理，真理就變成了謬誤。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特點，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政政權的道路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叫真理，也才是真理。

        四、思路決定出路，出路決定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貓論”這種戰爭思維與實踐，一般而言是用來對付敵人的，適用的對象一定是敵人、敵國、戰場。一個階段的戰略企圖實現，一次戰役完成，一次戰斗結束，其效果隨之消失，不可持續長久。在社會生產實踐中，也是一種超短期的功利行為，用“貓論”指導發展必然是低層次，低質量的發展，與綠色環境保護，可持續性的科學發展理念是相悖的，也是達不到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所以，“貓論”不可用于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不能用于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也不可輕易使用這個概念于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各個方面。否則，就會產生諸多的誤判，誤導，愈努力愈出錯，扭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加大了錯誤行為的擴張、泛濫，導致亂象叢生，誤國殃民，對國家長治久安，繁榮富強都將十分有害，且后患無窮。

         發展是個大道理。科學、文明、全面的發展，尊重客觀規律，一切從實際出發，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而“貓論”的法則就是“叢林法則”的派生法則，是不適合作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發展指導方針的。人民的利益，國家、民族的利益，永這是大于一切、高于一切的。只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相一致的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的發展，與絕大多數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發展，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普遍聯系，變化運動規律的基本道理，也才是真正的大道理，硬道理。

        在一些經濟學者們看來，搞發展經濟，搞錢，國民黨政權更勝一籌。如果不是因為腐敗，不是因為抗戰勝利后貪官污吏的胡作非為，國民政府對發展經濟會更給力。山西的閆錫山、孔祥照，廣西的李崇仁、白崇禧，云南的龍云、盧漢，江浙、上海、天津的財閥，財團們，四川的劉氏家族，楊森等都是發展經濟圈錢的能吏、高手，這種論調也許是有依據的，但是他們治下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卻是烏煙瘴氣，百病叢生，危機四伏，極其混亂。財富為少數人所占有，廣大民眾的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是這種極不相容，嚴重背離社會發展規律正確方向的道路，才會使得如日中天，貌似強大無比的大陸國民黨政權，在短短的三年內歸于滅亡的。這個教訓，在加快社會主義發展建設的今天，也是我們共產黨人應當吸取和引以為戒的。

        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發展。發展的方式、形態、理念多種多樣，都有“道理”，也都是“道理”。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相協調，相一致的發展，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道理，這個大道理是管一切“道理”的，只有堅持這個總道理，懂得運用把握好這個總道理的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原則，社會主義中國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國家民族才能長治久安，繁榮富強，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