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省城女兒家小住，晨起到公園鍛煉，看到幾位同齡的老人在一塊嘮嗑罵街。先從罵許家印開始，接著罵現在的官員腐敗和不作為，罵部門辦事難和吃拿卡要，罵醫院的醫生像屠夫一樣無情，罵到處的假冒偽劣偷蒙拐騙......接著有一位說道：“毛主席手上，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就保證了新中國幾十年的官場清廉，現在貪污受賄即使上了幾十億，一個也舍不得槍斃，要不貪官會越來越多......”
因為在場的所有人筆者沒一個認識的，因此也不便插話。但作為長期工作在紀檢監察戰線且長期致力于反腐倡廉理論政策思考的一名老兵，筆者卻認為，毛主席的反腐敗，絕不僅僅是對腐敗分子一斃了之那樣簡單，而是有一套完善的機制體制制度，來防止腐敗的產生和發展。以筆者拙見，最少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應該予以高度總結。
一、公有制基礎上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使全社會充滿了正氣和正義，讓腐敗失去了生存環境
認識來源于實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有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形態。毛澤東時代，公有制經濟基礎必然形成“天下為公”的社會心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而忘私”、“無私奉獻”等，在那個年代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
筆者插隊期間曾經遇到過的兩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一是筆者插隊的村有一個用生產隊的毛驢車為隊里各家各戶拉煤的人，在拉上煤后爬了進村的一道大坡，走到村頭平處后，把驢栓到樹上讓休息一會，結果驢把樹皮給啃掉了。有幾個放學后的小學生看到，一邊上前把驢頭拉住，一邊叫醒休息時已經睡過頭的趕車人，怒斥“你怎么這樣不負責任，讓驢啃樹是破壞集體財產......”后來這幾個小學生還把問題反映到大隊，這位趕車人在社員大會上做了檢查，并補栽了10棵樹才把事情了結。可見在那個年代，即使是小學生也是公私分明、有監督意識的。
另一件是某公社修了一個小水庫，在“合攏口”時，適遇上游下了一股“過云雨”，水一下子大了起來，為合攏口準備的裝著石頭和土的草袋，甩下去就被水沖走。此時，民兵連長叫了一聲：“跳，搭人墻”，自己便第一個跳下去，接著其他人也接二連三地跳下去，手拉手用脊背搭成一堵人墻，才擋住上面丟下的草袋，合住了龍口。待大家上來時，不少人的脊背都滲出了血。當時，筆者在另外一個公社放映隊當放映員，這個公社自己沒有放映隊，為了慶祝合攏口并慰勞大家，筆者的放映隊被請去給放電影，為現場親眼所見。
這兩件事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但至今還歷歷在目。
請問，在全社會都是這樣充滿正能量的氛圍下，腐敗分子還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嗎？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社會主義高尚價值觀的喪失則帶有必然性。“無私奉獻”價值觀的核心是為了黨和國家及其人民利益，“不計報酬”“不講代價”“不求回報”。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觀卻是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等價交換”與“無私奉獻”，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價值理念。要讓生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絕大多數人，不受所生活的整體社會環境影響，去踐行“無私奉獻”的價值觀，猶如想養育一個健康的嬰兒，卻讓他每天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環境中那樣天方夜譚。這種價值觀的倒置，絕不僅僅是一般民眾，更包括高級干部在內的各級干部和廣大黨員。在一定程度上講，只有高層的淪陷，才有底層的淪陷。而全社會淪陷后，腐敗就更加肆無忌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很難有效治理。
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決定了人民群眾對干部有一種天然的監督意識及監督的不妥協性
毛澤東時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公仆。這一社會定位，決定了人民必然對干部有一種自覺監督的意識，也決定了監督的不妥協性。試想，有多少主人面對強盜拿走自己的東西時會無動于衷，一聲不吭？因此，那個年代，只要有人敢于向國家財產和人民財產伸手，即使并未涉及到自己的個人利益，也會有許多人去維護正義，出面阻止或向上級反映。當絕大多數人都成為黨和國家及其人民利益的維護者時，即使一些人想貪污受賄，也要顧忌鋪天蓋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監督的眼睛，掂量其腐敗的后果。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有賊心也不敢有賊膽”。
但毛主席逝世以后，情況就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在剛取消人民公社體制時，筆者曾聽過一位農村好友發牢騷：“過去我們叫社員，自己也感到是社會的一員，對社會有一種責任感和義務感。現在叫成‘村民’了，既然你是‘民’，就得規規矩矩地服‘官’管，至于社會的事，就更不用你去操心了。”盡管這位朋友的理解并不一定準確，但卻暴露出一種民間心態。事實也確實如此，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這種責任感和義務感以及對自身利益的捍衛權，最終都被各級官員堂而皇之地“代表”了。至于被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先是被改革為‘合同制身份’，成為雇傭勞動者，隨后又完全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在這種社會定位下，要讓毫無社會地位的人民起來監督黨和政府、監督官員，無異于癡人夢話。因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必然逐漸變為“天下興亡，與我何干？”
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雙向制約”機制，既對官員產生巨大約束力，也同時加強了基層組織的戰斗力和號召力
在毛澤東時代，老百姓對官員之所以形成巨大約束，就是因為法律賦予了老百姓維護自己權益和黨和國家利益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后來飽受一些人詬病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筆者在這里不便評價這一武器的功過是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由于老百姓手中有這一武器，不少官員就得夾起尾巴來做人，不敢對老百姓扯高氣揚，頤指氣使，更不敢胡作非為，去貪污腐敗。
筆者在插隊期間，曾親自見過一位老農對縣委書記的反駁。其緣由是縣委書記帶人下鄉檢查農田基本建設，指責村里的安排有問題，這時村貧協主任站出來說：“x書記。你說的不對，如果按照你說得那樣干，不僅會形成窩工，而且會帶來許多隱患......”接著老農仔細分析會出現窩工和后患的緣由。縣委書記聽了無話可說，最后臨走時還專門過來特意和老農握了一下手。試想，這樣的場景，在后來還可能再現嗎？
但是，當時的環境下，在賦予群眾巨大監督權利的同時，也并不是說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而為、無法無天。只要領導說得對，指揮得對，作為下屬，必須服從，不服從就有相應的制約手段。當時，農村的生產隊小隊長，工廠的工段長安排工作，社員和工人都得服從，否則，農村生產小隊長可以左右對你工分多少的評價（當時大多數農村記工為社員集體評價，工分聯系著年終分紅和工分糧），工段長對不服從安排的工人也有相應的制裁措施。筆者把這種群眾和領導可以互相制約的機制，稱之為“雙向制約機制。”
二十多年前，在高層召開的以“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為主題的一次研討會上，某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筆者在發言中曾提出：“加強黨的領導，無疑需要高度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權威，但也更需要加強各級組織包括基層組織的戰斗力和號召力，否則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就成為空中樓閣”。同時呼吁“必須在基層運作機制上，建立這種‘雙向制約’機制。沒有群眾對干部的制約，一些官員就會肆無忌憚。而官員一旦自身有問題，腰桿就硬不起來，就不敢理直氣壯地去管人管事，即使想管老百姓也不買賬。而基層組織的堡壘作用一旦失去，大量的社會穩定壓力就會逐層上傳，最后直至傳導到中央......”而幾十年的事實已經證明，現實還是不幸被筆者所言準了。筆者也不知道對此該喜還是該憂！
當然，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保證幾十年的清正廉潔，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如普遍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領袖身體力行下的各級領導干部和黨員模范帶頭等等，在這方面有關學者已經研究探討不少，筆者在這里就不贅述。
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反腐永遠在路上”，這一論斷深刻表明了中央對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的認識。但我們反腐敗的路，總不應該是越走越艱難，越反腐敗分子越多，越查腐敗涉案金額越大。否則，無以向人民交代，更無以向歷史交代。因此，要想反腐敗斗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就不能老是圍著糞坑打蒼蠅，必須徹底地進行機制體制制度改革，要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應有權利，使人民群眾不僅對官員的升遷去留擁有話語權，同時要賦予對權力天羅地網式監督的相應手段。否則，產生蒼蠅的糞坑永遠難以鏟除，而最近被炒得火熱的類似“馬樹山案”的現象，也就永遠難以禁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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